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精准扶贫方略全面落地生效，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目前，持续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保障。

随着精准扶贫方略的深入推进，对已完成的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进行及时、有效的评价，不仅能及时总结实施过程中的典型经验和存在问题，而且可以促使决胜阶段的脱贫攻坚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从而保证扶贫工作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对此，鉴于“十三五”期间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面临的新挑战，有必要对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进行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与考察。然而，国内外学术研究以及国内扶贫政策中鲜有针对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的权威评价体系。因此，为了更加全面、准确、科学、客观地评价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我们首先需要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遵照国内扶贫相关政策的要求，并结合我国易地移民搬迁的现实情况，对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评价进行理论研究。

二、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依据

关于精准扶贫的效益，广义的解释是指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所产生的作用或取得的结果，狭义的解释是指精准扶贫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产生或取得的效果和利益，即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的具体表现。而易地移民搬迁不仅涉及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核心问题，而且关系到迁入、迁出地区的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中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主要是指，在搬迁前后或搬迁过程中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所产生或取得的作用、利益与效果。由此可见，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评价体系涉及多个层面和多个维度，不仅包括对静态结果的审查，而且也涵盖对动态过程的考核，应按照科学合理、全面客观的原则进行构建，并能体现出针对性强、可行性高的特点。对此，我们基于国内外关于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生态移民效益评价、工程移民效益评价以及扶贫搬迁效益评价等已有的理论研究，并结合我国扶贫相关政策的具体要求，同时考虑到国内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和搬迁贫困户的现实状况，从而得出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 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理论依据

国内关于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的评价尚未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而针对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理论研究也是寥寥无几。鉴于此，我们就要从生态移民效益评价、避灾移民效益评价、工程移民效益评价以及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等相关文献入手，并结合国内扶贫相关政策的要求，总结关于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理论依据。

国内外关于生态移民、避灾移民和工程移民的效益研究相对较多，众多学者均认为移民搬迁是一项繁杂艰巨的过程，其效益必然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Arango(2001)指出，移民搬迁是极复杂的事情，这体现在它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上，具体表现在它的形式、类别、过程、主体以及动机上^[1]。白南生等(2000)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内容来评价移民开发政策的综合效果，即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政治方面以及缓解贫困方面^[2]。邢成举(2016)同样认为，搬迁移民扶贫的本质是要实现对贫困人口生计空间的再造和空间资本的重塑，而这种再造与重塑理应包含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层面^[3]。可见，移民搬迁虽然具有众多方式，但均会产生不同层面、不同维度的综合效益，国内关于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无论是从宏观扶贫、扶贫参与主体的视角来看，还是从某项扶贫工程、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口视角来看，精准扶贫的效益评价主要涉及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扶贫政策落实度等一系列问题，它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靶向性”保障，是对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等一系列关键环节的有效反馈。陈升等(2016)认为，扶贫对象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等因素是精准扶贫绩效评估的主要内容^[4]。杜永红(2018)认为，精准扶贫效益的评估既要考虑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的效率性，还要有贫困户实际需求的指标，并将最能反映贫困户需求的指标完成情况作为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重要依据^[5]。王立剑等(2018)基于精准识别视角，从经济状况、生活水准、精神依赖三个维度评价产业扶贫的效果^[6]。通过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关于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研究大多受实证方法与微观调研数据的限制，并不能完全体现出移民搬迁效益多层面、多维度的特点。因此，精准扶贫效益的评价不仅涉及经济、政治、生态等宏观层面，而且更要关注社会、文化等微观层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坚持和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也证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时刻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每个方面。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必然是我国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因此，为实现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贫困人口持续脱贫，就必须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保持一致，高度重视贫困人口或地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对此，我们应以“五位一体”的视角来评价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

(二) 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现实依据

为深入探索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依据，我们应从易地移民搬迁的历史入手，总结以往的实践经验，并依照现阶段扶贫相关政策的实际要求，结合新时代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现实情况，从而得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央大规模扶贫开发的稳步开展，易地移民搬迁在我国贫困治理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中“五个一批”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加大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投入力度，累计搬迁贫困人口394万人，是2001—2010年的1.37倍。这一期间，搬迁的贫困人口有效地发展了现代农业和劳务经济，实现收入大幅度增加，致富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国家为各地安置区新建了一大批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从而大幅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还有效地抑制了迁出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实现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与生态保护的“双赢”目标。“十三五”期间，我国主要瞄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中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进一步大力推进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要求，即到2020年实现约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安置，应紧密围绕搬迁对象脱贫目标，使搬迁群体有稳定的收入渠道，全部实现稳定脱贫，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精准集聚易地扶贫搬迁的各项政策和各项资金，优先保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和后续脱贫；切实做好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使搬迁群体进一步享有便利可及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持续大力改善迁出区的生态环境。

通过上述历史回顾，不难发现，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已经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益，并且这种效益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多维性。同时，鉴于现阶段国内扶贫相关政策也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我们认为与理论依据分析结果一致，应基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维度来综合评价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

三、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指标的构成与关系

基于对已有学术研究、政策文件的梳理与分析，为科学、准确、客观地评价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评价指标各主维度的具体内容，同时有必要明晰主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不仅更符合评价主体的现实情况，而且有助于评价指标进一步具体化。

(一) 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指标的构成

通过上述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的分析，我们提出应从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五大维度综合考查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如表 1所示)。为深入探究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体系的构成，我们需要对每个主维度的内涵与表现展开深入剖析，并提取出分维度的具体内容。

1. 经济效益

精准扶贫方略是我国新时代反贫困政策的主要措施，所谓反贫困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是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问题^[7]。而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首先会直接体现在贫困人口收入变化情况，因而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也主要由搬迁的贫困人口收入变化情况而反映出。同时，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明确要求，为有效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有效机制，就必须保障贫困人口在安置后产业的接续性，而后续产业的有效保障可以直接表现为搬迁贫困人口收入结构的变化，因此收入结构的改变情况也是经济效益的重要体现之一。由此可见，我们在考查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精准扶贫经济效益时，应重点关注搬迁贫困人口的收入变化情况和收入结构的变化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搬迁安置后很多贫困家庭要依赖市场化手段获取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这导致他们维持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有所增加，意味着生活成本提高。邢成举(2016)认为，在总收入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部分移民户的可支配收入会不断缩减，其生计水平也可能会不断下降^[5]。贾耀锋(2016)则指出，经济效益评估的视角大多集中在对移民搬迁家庭收入在移民前后的纵向考察，而对因移民搬迁产生的生产、生活成本变化关注较少^[8]。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评价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时，我们还应该关注贫困人口搬迁前后消费支出的变化，注意其生产、生活成本的变化。

综合上述分析，基于前文的理论与现实分析，并考虑到易地移民搬迁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即从搬迁贫困人口的收入变化情况、收入结构变化情况以及消费支出变化情况三个分维度来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精准扶贫的经济效益。

2. 政治效益

政治效益主要是指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实施后，移民搬迁的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即民心的变化；同时还包括舆论、媒体等外界的评价，即舆情的变化及国际社会的反响。政治效益是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精准扶贫综合效益的微观体现之一，它可以直接由搬迁贫困人口的主观评价而反映出来。

王佳宁等(2017)认为，精准扶贫绩效考核需要加入主观自评指标，这样不仅意味着考核数据更加真实，而且能让贫困群体在绩效考核中拥有发言权^[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应加强对扶贫工作绩效的社会监督，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扶贫成效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之，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政治效益在短期内并不能由外界评价直接反映出来，而是主要体现在搬迁对象的主观感受之中。由此可见，搬迁贫困人口对政策的主观感受才是对精准扶贫的政治效益最真实、最公正、最直接的评判方式。鉴于此，我们认为应从政策的满意度和落实度两个分维度来评价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政治效益。

我国的贫困户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度不高，扶贫工作常成为看似单向度的政府行为，这就导致扶贫项目的适应性和扶贫效果降低，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了逆福利现象。然而，精准扶贫就是要求对识别出的贫困人口进行赋权，根据其自身意愿和贫困原因找到符合其特点的扶贫手段，体现参与式扶贫的要求^[10]。因而，在设计评价维度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加入搬迁贫困人口的政治参与度来审视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精准扶贫的政治效益。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应基于微观视角，从政策满意度、政策落实度和政治参与度三个分维度来考查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政治效益较为合理，也更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3.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指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实施后，移民搬迁贫困人口融入迁入地以及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的综合情况。社会效益是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精准扶贫综合效益的重要体现之一，它可以直接反映每个搬迁贫困家庭在安置前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直接体现了这些家庭搬迁后的融入情况，而且能间接反映出他们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变化。

马德峰(2002)认为，外迁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毁灭性地破坏了一种现存的社会秩序，打破了人文和自然生态的平衡，造成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网络、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解体^[11]。可见，搬迁的贫困户如何去适应新社区、参与新社区组织重建等方面的情况是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社会效益的重要体现之一。因此，从搬迁贫困人口的社会适应和融入程度去反映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较为符合实际，但考虑到可观测性，我们认为融入度是评价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的重点维度之一。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既要精心做好安置住房、配套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做好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马德峰(2002)认为，生活环境对移民社区安置效果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具体包含土地、住房、社区整合等影响因素^[11]。史靖塬(2015)在考查生态移民效果时指出，可以通过移民户的生活条件和能源利用等指标来衡量当地的居住环境^[12]。由此可见，迁入区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搬迁贫困人口的住房条件，也是评价社会效益需要重点考查的对象之一。

周华坤等(2010)指出，移民搬迁工程的效果不仅体现在搬迁对象收入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医疗、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善，要使移民搬迁后所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尽快达到甚至超越搬迁前的水平，并赶上安置区所在县市的平均水平^[13]。《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明确指出，对于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应重点做好安置区水、电、路、基础电信网络及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应在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服务设施的基础上，同步规划、建设一大批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可见，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不仅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重点强调的方面，而且也是实现搬迁群体“稳得住”“能致富”的基础性保障。因此，安置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社会效益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与经济效益、政治效益不同，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不仅表现在以搬迁贫困群体为主的微观层面，而且体现以迁入、迁出区为主的宏观层面。对此，结合国内扶贫政策与规划的具体要求，考虑到实地调研的可行性，我们设立融入度、居住条件、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社保情况五个分维度来反映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

4. 文化效益

文化效益主要是指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实施后，搬迁安置区的文化建设和搬迁的贫困群体文化适应等情况，它是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精准扶贫政策在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体现。

移民搬迁不仅仅是人口迁移和生存环境的变化，更是一种社会和生活文化的变迁和适应过程。丁凤琴等(2015)指出，时间是影响移民地域文化适应和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变量^[14]。可见，文化效益的体现受时间因素影响。在移民搬迁初期，文化效益并不能完全体现在搬迁个体上，而是主要表现在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文化宣传、文化建设等方面。随着在迁入地区的长期居住生活，搬迁的贫困人口才能逐渐适应和融入当地文化，其文化水平、认知水平以及可行能力也随之不断提高，此时精准扶贫的文化效益在搬迁个体上的体现便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体现在文化适应、社会关系网络、观念认知以及心理等方面。此外，金莲等(2012)指出，移民工程的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迁入地的文化配套设施的建设情况^[15]。因而，考虑到现阶段搬迁对象大多都是来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现实情况，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文化建设情况主要表现在移民安置区文化配套设施的建设和文化事业活动的发展两个方面。

综上分析，鉴于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工程仍在持续推进，与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的表现不同，在短期内文化效益更多地体现在宏观层面。对此，我们认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文化效益主要由文化建设情况所体现，应从开展文化活动情况和文化设施建设情况两个分维度入手进行文化效益的评价。

5. 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指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实施后，相关地域(迁出地或迁入地)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它是评价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精准扶贫综合效益过程中应重点考查的方面。生态效益不仅涉及迁入区(迁出区)在搬迁前后生态环境改善状况，而且体现了迁入区和迁出区生态环境的对比情况。

移民搬迁工程的生态效益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尤其是生态移民、避灾移民和工程移民。张茂林(1996)认为，移民搬迁工程应提倡移民、扶贫与环境资源开发的结合^[16]。刘慧等(2013)指出，生态脆弱性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特点，脆弱的生态环境不仅造成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而且使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低下，因而生态因素是我国西部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17]。加之，多数搬迁的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的西部地区，因而迁入区的生态环境改善是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生态效益的必然体现之一。生态效益同样也是国内扶贫相关政策与规划关注的重点之一。《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明确指出，对于迁出区而言，应加快对迁出区25度以上坡耕地实施退耕，积极采取石漠化治理、水土保持、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措施，对迁出区进行保护修复，纳入相关规划；对于迁入区而言，应规避滑坡、泥石流、地质断裂带等自然灾害隐患点，选择地势相对平坦开阔的地带，满足环境承载力的要求。由此可见，搬迁安置区的生态环境改善问题和迁出区的恢复问题是评价生态效益应该重点考查的两方面内容。此外，随着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的全面开展，适宜搬迁安置的水土资源匹配条件、选址空间却日益受限，新增建设用地也日益紧张，因而面对生态环境压力的不断加大，我们在评价生态效益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安置地区的生态承载问题。

综上分析，与文化效益相同，生态效益也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对此，鉴于搬迁贫困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我们提出从迁出地生态恢复情况、迁入地生态环境改善情况以及迁入地生态承载力三个分维度来考查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精准扶贫的生态效益较为准确合理。

(二) 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维度的逻辑关系

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是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综合效益，它既表现在以迁入、迁出区为主的宏观层面，也表现在以搬迁贫困人口为主的微观个体层面。为全面客观、科学合理地评价这种综合效益，我们不仅要明确主维度的内涵、表现以及具体内容，而且有必要明晰各个主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此，结合前文针对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的理论与现实分析，我们得出经济效益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核心效益；社会效益是实现其他效益的基础保障，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基础效益；而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则是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延续，它们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延伸效益(如图 1所示)。

1. 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核心效益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实现搬迁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致富是易地移民搬迁工程解决的核心问题。然而，移民搬迁对于大多数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来说，很可能完全阻断了他们原有的收入来源，加之这些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本就非常单一，因此他们最注重搬迁后是否能获得相应的帮扶而产生新的收入来源。如果搬迁的贫困人口在安置后未实现预期的脱贫致富，即经济效益没有显著体现，那么这些群体便会因持续贫困而忧心忡忡，甚至对后续的帮扶政策产生抵触情绪，进而影响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其他效应的实现。为此，国家及各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贫困人口提供资金救助和后续产业保障，“输血”的同时培养其“造血”的能力，从而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由此可见，脱贫致富不仅是搬迁贫困人口的现实需求，而且也是精准扶贫方略的核心体现。因此，经济效益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核心效益，只有首先实现经济效益，政治、文化、生态方面的效益才能得到有效延伸。

2. 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基础效益

“两不愁，三保障”作为我国反贫困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除了基本生活需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也是精准扶贫方略所关注的重点方面。易地移民搬迁作为精准扶贫方略的重要实践途径之一，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善搬迁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问题，这自然就包括了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基础性服务。而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社会效益正是由安置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公共服务水平而体现的。因此，社会效益起到了基础性保障作用。

阿玛蒂亚·森在“可行能力”理论中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人的能力、自由和选择度也应随之加深和拓宽。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反贫困不应该只重视收入的提高，还要关注人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帮助人们获取更有质量的生活和自身的发展能力，让贫困人口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以及就业机会等多个方面享有平等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才能使贫困人口持续摆脱贫困。由此可见，易地移民搬迁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贫困人口脱贫的问题，而为了实现持续致富、防止返贫，就必须在安置区提供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基础性保障。此外，社会效益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搬迁贫困人口的融入问题，易地移民搬迁的融入情况不仅决定了安置群体能否长期在此安居乐业，而且为贫困人口持续的脱贫致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只有充分实现搬迁贫困人口“好融入”的机制，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现实目标。综上可知，改善搬迁贫困人口生活条件是易地移民搬迁工程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而以安置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为主的安置区生活条件主要是由社会效益而反映出来的，因此社会效益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基础效益。

3. 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延伸效益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开发的著名理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为解决搬迁的贫困人口在安置以后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我们必须持续关注这些群体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环境以及迁入或迁出地区的政策、制度、生态环境。而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主要是由搬迁的贫困人口在安置后生活、生产以及迁入或迁出区的生态环境、政策实施等多个方面综合反映出来，这些方面正是可持续生计分析所涉及的主要因素。可见，可持续分析理论所关注的重点就是搬迁群体实现有效的脱贫致富之后维持生计的延伸性问题，这种延伸性与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经济效益的延伸“不谋而合”，不仅符合理论逻辑，而且体现了搬迁群体真实的生计情况。只有从根本上实现了搬迁群体的脱贫致富以及生活条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显著改善，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才会随之而表现出来，这种延伸不仅是由经济与社会问题到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由点到面铺开，而且是多个方面、多个维度的深度与广度拓展。因此，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延续，它们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延伸效益。

四、结语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新一轮易地移民搬迁工程已到攻坚克难的时期。为夯实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的理论根基，本文从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入手，分析得出应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视角来评价易地移民搬迁的精准扶贫效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的学术研究与国内扶贫相关政策，进一步探讨了评价维度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并明晰了评价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社会效益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基础效益，经济效益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核心效益，而政治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则是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延伸效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并未给出分维度指标的具体测量方法，主要是因为易地移民搬迁是一项形式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分维度指标的衡量方法需要充分结合具体工程、搬迁群体的实际情况以及实地调研的数据可获得性，同时考虑到学术研究与政策文件中尚未有关于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的权威评价体系，因而本文对此只作出了基础的理论研究，旨在促使评价体系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从而为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