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我国经济进入以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任务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任务既包括经济发展, 也涵盖政治、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维目标, 其实现过程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性工程, 在本质上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保障。首先, 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 这就需要政府从总量和结构层面对经济运行予以调控, 满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诉求。其次, 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遵循两步走的战略, 只有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经济在长期一以贯之地按照既定方针运行。再次, 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往往伴随着两极分化、城市拥挤、农村凋敝、环境污染等现代病的产生。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完全效仿西方的现代化过程, 一开始就要防止和克服这些现代化病^[1]。我国经济发展能否规避西方现代化历程的弯路, 关键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的顶层设计加以预防。最后, 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需要改变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以直接干预为调控原则以及以需求管理为主要调控方式的传统宏观调控, 建立与新时代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和新规律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高层次的历史方位。同时，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

(一) 经济增长减速

1978—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 678.7亿元攀升至489 300.6亿元, 剔除价格因素后年均增速达9.9%。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由2011年9.5%下探到7.9%, 自2000年以来首次低于8%。2016年经济增速进一步降至6.7%, 虽然2017年GDP已达827 121.7亿元，同比增长6.9%, 经济呈现复苏态势, 但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预期增速目标为6.5%。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在于, 国内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 高速增长缺乏支撑。我国经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积累, 物质资本由稀缺变为相对丰裕, 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下降。在劳动力供给方面,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加之人口老龄化, 使得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缩减。此外, 改革开放40年的增长使得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一定满足, 经济也不必要维持高速增长。在经济减速时期, 培育新动能替代旧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替代高速增长的社会矛盾相对较低。并且新时代背景下,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9%以上高速增长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巨大, 稳中求进地保持6%—7%的中高速增长不仅符合实际, 更能满足宏观层面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 经济结构变迁

宏观经济运行在降速的同时, 我国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从产业结构来看, 第三产业占比由2012年的44.2%攀升至2017年的51.6%, 第二产业占比则从45.3%降到39.8%。就三大需求对经济贡献的结构而言, 2012—2016年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由43.3%和1.7%降为42.2%和-6.8%, 而消费的贡献则由54.9%升至64.6%。与此同时,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在快速发展, 以城镇人口衡量的城市化率由2012年的52.6%增至2016年的57.4%。因此, 从经济总量、增速和结构来看,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要构筑现代经济体系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之相匹配, 需要在大力发展服务业、做强第三产业的同时, 助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防止产业空心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凸显, 面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总体趋势, 需要不断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附加值^[2], 吸引外溢的消费回流国内。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要进一步激发城市经济的潜能和效率。以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为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规模化发展提供空间, 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在中观层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三) 经济增长动力转化

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在逐渐转化。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等要素驱动, 2009年4万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更高达8.1个百分点。然而政府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 由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以及投资乘数的双刃剑效应, 2012年之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弱化。创新将是我国通过两步走战略,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核心动力。统计数据显示, 近年来我国研发支出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2012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 2016年高达1.57万亿元。2012年专利申请受理数突破200万项, 2016年已增至346.48万项。随着中国高铁、大飞机、核电、空间探索等领域的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创新驱动已现成效。按照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理论, 新的创新会替代已有技术, 并能带动新一波的经济周期。我国多项技术已走向全球科技前沿, 需要进一步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引领科技浪潮, 落实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中国要加快建设创新国家, 基础在于微观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 而企业创新能力又决定着微观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已显现出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创新驱动等新的趋势和规律。传统宏观调控体系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 然而理论的缺陷导致了调控体系的不足, 并且难以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首先, 凯恩斯理论没有界定政府的行为边界, 导致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调控; 其次, 凯恩斯理论的短期性特征造成宏观调控为追求GDP攀升而牺牲长期的技术进步; 最后, 凯恩斯理论强调需求管理政策, 尤其是投资刺激政策, 具有较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相应的, 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质量发展, 就需要形成调控有度、引领创新和政策成本可控的高质量调控体系, 支撑起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目标的转型

传统的宏观调控是以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 这一目标体系相对易于评价和考核, 但却遗漏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环境治理、风险防控和精准脱贫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是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宗旨, 以高质量发展为要求, 相应地就应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转型, 以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特征。

(一) 以质量型发展为导向

传统宏观调控体系通过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 能够在生产力相对较低的状态下提供足够的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 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改变。但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6年GDP为113 916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GDP的61.4%, 以人均GDP衡量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产力水平不高的阶段, 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实现了“富”。而从“富”到“强”的转变则需要推进质量型发展。通过进一步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 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平衡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充分提升，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属于结构性减速, 是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产能的结构性调整的结果。加快发展现代经济体系是抵消经济减速不利影响的必然选择。这需要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相融合建设制造业强国, 加快发展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的现代服务业, 最终通过产业优化升级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指出的是, 追求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一方面, 高速和低速增长都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和深化改革^[3]。另一方面, 中国已有的增长红利趋于弱化, 维持传统高速增长的条件难以满足, 以创新驱动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核心的质量型发展将会为未来长期稳健的经济增长创造新红利和新动能。

(二) 以充分就业为先导

保证劳动者的充分就业, 一方面使劳动这种创造财富的最能动的要素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充分发展生产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在四方面协同中劳动者居于核心地位。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熟练的产业工人, 科技创新和现代金融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撑。因此, 只有实现充分就业才能够最广泛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 也只有充分就业才能够有效地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经验, 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 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另一方面, 充分就业保障了劳动者的权利, 是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基础^[4]。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有制, 每个劳动者要搜寻到期望的工作岗位, 进而保障自身的决策权、选择权和发展权必然是通过充分就业实现的。二是就业就是民生, 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才能使得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使经济增长的红利充分外溢到每一位劳动者。充分就业能够最大化地保障劳动者的个人收入, 最广泛地实现个体和家庭的全面发展以及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宗旨。三是新时代的充分就业还有一项重要功能, 要与精准脱贫紧密结合。充分就业是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必要条件。只有实现充分就业才能最广泛地保证劳动者在工作中提升经验和技术水平, 从劳动者自身发展的角度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及预防返贫。

(三) 以物价稳定为基础

物价波动是价格、货币和经济变动的综合体现。物价水平保持稳定, 即温和的通货膨胀, 是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条件。保持物价稳定, 首先应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和超级通货膨胀。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分析过通货膨胀, 但在《资本论》中探讨了货币流通公式, 涉及物价和货币的相关问题。马克思指出, 货币的总量应等于商品的价格总额与同名铸币的流通次数的比值。换言之, “商品的价格总额”在数值上等于待销售的商品量和商品的价格水平的乘积, 而通货膨胀则可以定义为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 进而通过影响公众预期, 导致金融体系遭遇信用危机, 最终冲击实体经济。

其次, 通货紧缩也是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郭克莎和汪红驹认为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 通胀水平回落较快, 因此宏观调控应由主要防控通货膨胀转变为主要防控通货紧缩^[5]。目前的经济增速结构性下滑、高杠杆率、资产价格波动、产能过剩、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长期颓势等均会导致通货紧缩^[6]。通货紧缩会导致企业利润下滑, 诱发悲观预期, 同样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健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保持物价稳定, 需要既控制通货膨胀率, 也要预防通货紧缩, 通过保持适度通货膨胀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

(四) 以化解重大风险为核心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经济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动力转化, 都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如何化解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风险也将影响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 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 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 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 出手及时有力, 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 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 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 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 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 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新常态背景下, 我国宏观经济潜藏的重大风险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制造业。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 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不通过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难以使制造业攀升到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进一步将阻碍质量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建设, 诱发产业空洞化的风险。二是金融业。近年来地产过热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和不良贷款、地方政府债务违约、人民币贬值压力以及互联网金融违约频发, 金融系统流动性的压力增大, 金融风险爆发概率增加。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制造也凭借低成本奠定了全球竞争优势。然而低成本也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不高、品牌溢价较低, 长期来看此类风险将侵蚀新时代中国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基础。不仅如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商业、政治和生态环境风险也在逐渐增大。这就要求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共识的基础上, 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化解国际风险。

(五) 以污染防治为根本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粗放型增长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 中国也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邓小平指出“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有三个层次的内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环境和生态本身就是财富,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理念相一致。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7]。进一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马克思主义认为, 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 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合乎生态规律,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 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8]。

因此, 无论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产力的视角, 还是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全面发展的角度而言, 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必须保护和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 污染防治也必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的新原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系, 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相应地为实现经济质量型发展、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的目标转变, 宏观调控就应遵循间接引导、固定规则和存量调控的新原则, 避免过度调控和干预成本过高, 引导公众的理性预期, 最终提升宏观调控的长期政策效果。

(一) 间接引导为主、直接干预为辅

传统宏观调控多以直接干预为主, 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行政垄断, 诱发了资源配置扭曲、政策实施成本过高、寻租行为等后遗症, 导致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滞后甚至是政策失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需要遵循间接引导为主、直接干预为辅的原则, 减少和化解不必要的政策实施成本与扭曲效应。马克思在分析价值规律时提出, 价值规律是通过竞争即同供求关系相适应的价格的波动而实现的, 换言之，以供求关系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因此, 间接引导的核心在于完善市场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制度、生态资源环境补偿机制以及自动稳定器制度。通过制度建设自发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充分调动各类经济主体活力的基础上, 激发新动能、优化经济结构、助力高质量发展。间接引导的基础在于体制改革, 即改革和完善激励机制、容错机制、监督机制和退出机制, 以激励机制鼓励创新, 以容错机制加快改革, 以监督机制防止投机性行为, 以退出机制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最终以改革的办法促进要素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 通过市场和制度的力量自发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最大化节约调控政策成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以直接干预为辅, 即以微刺激替代强刺激辅助经济平稳运行。微刺激政策体系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 又尽可能地促进结构调整^[9]。一方面, 通过货币政策调控使得通货膨胀率保持爬行和温和状态, 既防止通货膨胀率过高, 也防止通货紧缩的风险, 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另一方面, 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教育、医疗和环保等方面的公共投入, 充分释放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 提升经济发展的公平性。与此同时减少对落后产能的财政补贴, 促进经济结构升级。

(二) 固定规则为主、相机抉择为辅

固定规则和相机决策是围绕宏观调控争论最多的两个问题。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宏观调控更多的是相机决策, 根据宏观经济波动状况, 灵活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机抉择虽然在表面看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特征, 但却不利于树立政府公信力, 难以引导公众的理性预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应以固定规则为主、相机决策为辅。固定规则主要体现在, 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是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一目标不会因为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一是坚持质量第一, 效率优先, 绝不因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而采取以降低发展质量为代价的保增长政策。二是坚决推动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和绿色发展理念, 以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美丽中国为导向, 杜绝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三是各级政府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管理, 坚决遏制政府债务规模膨胀。四是货币政策以物价稳定、经济稳定为核心, 坚持宏观审慎政策维持金融稳定, 慎用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扩张型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的相机决策主要用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无论是金融风险还是国际风险, 都是由不确定性所引发, 化解重大风险需要非常规的政策手段,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依据各类风险爆发的源头, 灵活制定应对策略。固定规则为主、相机抉择为辅的调控原则能够界定宏观调控的适用范围和界限, 其目的也在于确立调控有度的宏观调控。

(三) 存量调控为主、流量调控为辅

凯恩斯理论强调短期分析, 侧重调控流量如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等, 从而对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干预效果。流量调控的优点在于政策目标明确, 政策工具易于掌控, 政策的短期效果明显, 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较少。但是, 流量调控在长期难以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积极影响。首先, 流量具有时效性, 只能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对宏观经济产生单一的作用, 使得流量调控政策也无法形成累计叠加的调控效果。其次, 针对不同流量的调控政策存在内部冲突, 如刺激投资的调控政策会导致利率和物价水平的攀升，进而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最后, 流量调控政策实质上属于消耗性政策, 而新时代宏观经济需要通过知识、技术和经验的积累推动创新驱动型发展。消耗性的流量调控无法与强调积累性的高质量发展相协调, 难以支撑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应以存量调控为主、流量调控为辅。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作为经济最主要的存量, 对创新驱动具有重要影响。刘易斯认为随着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增加, 传统观念的束缚将趋于弱化, 新产品的知识逐步扩散, 进而驱动了技术进步和知识广泛外溢。创新驱动型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立足长期强化存量调控, 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生态资本等各类财富的积累, 引导经济自发运转到高质量发展的平衡增长路径。在具体的调控内容上包括:一是确立合理的国家财富观, 重视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的积累, 促进国家财富观和个人财富观的协调统一, 将投资由过剩的制造业引导至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10]。二是在国家税收体系中调整向流量征税和向存量征税的比例关系, 即将税基的重点由收入和消费等流量调整到资产和财富等存量, 通过抑制财富分化防止国家创新动力衰减^[11]。三是加大对生态资源的保护, 强化“青山绿水”作为生态资本同样具有财富价值和生产力的功能, 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协调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的目标体系和长期性原则与传统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以及短期直接刺激经济的原则有实质性的差异, 并主要体现为数量型发展与质量型发展理念的冲突。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就需要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促进创新驱动为导向, 在调控方式上进行必要的转型, 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

(一) 数量调控转向质量调控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 我国的宏观调控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服务GDP倍增计划, 淡化甚至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效率的改进。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 传统数量型宏观调控通过刺激要素投入, 推动经济在短期内的快速增长, 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数量型攀升。然而数量型的宏观调控牺牲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以及生态环境质量。数量型宏观调控虽然能在短期有效刺激经济, 但无法在长期优化经济结构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新时代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生产力水平较改革开放之初已有了显著的提高, 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应当实施质量型的宏观调控方式。质量型的宏观调控不仅服务经济增长数量, 更是一种综合型的调控方式, 并主要体现在:第一, 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长动力的强劲性、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以及经济的开放性的维度进行调控,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构筑稳定的发展基础。第二, 优化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投入, 以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培育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利益诉求。通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增加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果。第三, 防治和减少气体污染、液体污染和固体污染, 提升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效率。通过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增加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果。

(二) 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

传统的宏观调控重点关注对经济总量的调控。生产力水平较低时，总量问题解决，则民生和就业问题便得到保障, 宏观经济就具有稳定发展的环境。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不是总量性矛盾, 不是周期性矛盾, 也不是短期需求矛盾, 而是长期结构性矛盾^[12]。《资本论》中系统论述了要使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 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均衡关系, 即经济结构的平衡性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宏观经济的长期结构性矛盾是传统宏观调控的后遗症, 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一是需求结构不平衡, 投资需求过于旺盛, 而消费需求无法充分释放, 尤其是中国人均收入迈向1万美元的背景下居民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二是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服务业发展较快, 工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发展速度不快, 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支撑不足。三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总收入中资本要素报酬占比远高于劳动要素报酬占比。

总量调控是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而结构调控则是要进一步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应更注重结构性调控。第一, 逐渐减少政府导向的投资, 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加快对落后产能的淘汰和僵尸企业的断血, 将经济社会资源投向创新能力更强、经营品质更高的企业, 提升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第二, 加大对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在加大税收和信贷支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技术进步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防范和化解产业空洞化风险和企业对内和对外投资的低质量风险。第三, 矫正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由垄断势力造成的各类扭曲, 完善要素分配的体制和机制以及加强金融市场监管, 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综合利用财税工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报酬、调节过高收入。

(三) 需求调控转向综合调控

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宏观调控在实质上是逆经济周期的需求管理, 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 实现干预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然而, 以需求管理的方式来进行宏观调控只适合于短期, 长期调控会造成政策成本较高以及与公众预期相关的政策失灵问题。供给管理是从生产方的因素入手进行宏观调控, 供给管理的因素变量包括制度、经济结构、要素禀赋等, 供给管理的本质是长期管理^[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要服务于到本世纪中叶的现代化强国建设, 既需要关注短期经济波动，更需着眼长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整体上综合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的需求管理与凯恩斯理论的需求管理有所区别。首先, 财政政策侧重于平衡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结构。增加科技和教育支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升文化支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提高医疗卫生支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支出建设美丽中国。其次, 完善自动稳定器制度, 优化累进制所得税和失业救济, 在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保障民生的同时, 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的供给管理, 是以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一是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 从生产领域增加高质量供给。提高供给体系的适应性和创新性, 优化供给结构, 优化存量资源配置, 扩大优质增量供给, 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二是优化生产领域的供给, 以供给侧的产业结构优化保障高质量供给。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共享经济产业、绿色低碳经济产业和生产者服务业, 加快构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三是增加激励创新的制度供给, 以制度引领创新、以创新支撑高质量供给。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强化对侵权行为的监督和惩处, 保证创新企业能够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报酬, 激发创新行为。增加对高质量创新的补贴、信贷和资格认证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将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 激励知识和创新在各区域和各领域的充分外溢。四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保证高质量供给能够在微观经济层面落实。营造保护企业家财产权、自主经营权、创新权益的法治环境, 更要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 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 健全企业家诚信经营激励约束机制, 持续提高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简约性^[14]。

(四) “强刺激”政策搭配调控转向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我国政府采用了凯恩斯理论的“强刺激”政策, 以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但也间接诱发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资产价格泡沫和不良贷款等经济金融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在政策搭配上, 应从“强刺激”转向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在有效调控经济的同时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实施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的经济环境。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并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 通过抑制杠杆过度扩张, 进而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最终避免或减少由于金融不稳定造成的宏观经济成本。换言之, 在宏观经济稳定领域, 货币政策是服务宏观经济目标的最主要调控手段、宏观审慎政策有条件的补充。在金融稳定领域应当以宏观审慎政策为主, 货币政策有条件地对它进行协助。两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考虑它们对另一项政策主要目标的影响, 并根据具体的经济环境进行权衡和调整^[15]。

搭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的重点在于:一是处理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关系。明确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 抑制货币政策调节可能产生的顺周期效应, 减缓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频率^[16]。确立合理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优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二是加强数据搜集和处理, 尤其是经济金融大数据, 通过模型化分析有效识别系统性风险。三是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 建立起涵盖风险计量、财务报告、资本监管、风险集中度限制以及保险机制等一整套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

综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宏观调控应当与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和规律相协调, 以质量型发展、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为目标, 遵循“间接引导为主、直接干预为辅”“固定规则为主、相机抉择为辅”和“存量调控为主、流量调控为辅”的调控理念, 实施由数量调控转向质量调控、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由需求调控转向综合调控、由“强刺激”政策搭配调控转向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最终围绕高质量发展, 建立起调控有度、引领创新和政策成本可控的宏观调控体系, 服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