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在各个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人文重心的江浙, 留学生的影响不仅限于本省, 还扩展到全国, 乃至对整个东亚的局势产生作用。留学生之于近代中国, 其影响并不单纯是积极的, 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负面效应。除了各种外史的小说家言嬉笑怒骂, 也不乏严肃的批评意见, 先后留学过日本、欧美的陈寅恪就将派送留美官费生与袁世凯北洋练兵并列为近代两大误国^[1](P4), 与如今几乎一面倒地赞扬适成对照。关于留学日本, 陈寅恪同样有些不以为然, 至少在史学领域, 他曾告诫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 神州士夫羞欲死”^[1](P36), 不仅为本国的史学不振而忿, 也为青年的盲目取向而忧。

不过, 陈寅恪所指的时代, 适逢西学、东学压倒中学, 乾坤颠倒。20世纪40年代, 胡适嘲笑《思想与时代》杂志的编者是未能出国的苦读者^{[2](P539-540)}, 其实除钱穆、张其昀外, 冯友兰、张荫麟、贺麟等几位都是留学生中的高才, 至少留学时专业方面的表现好过胡适。而傅斯年也说, 修史非留学生不可^[3](P227), 可见不留学连修中国史的资格也没有。

大体而言, 近代中国的留学分为留欧、留日、留美前后三期, 除早期外, 留欧学生程度较深。居中的留日学生虽然后来被留美热潮所超越, 但是影响持续作用, 至今许多方面仍然相当程度在其笼罩之下。随着中国权力中心的转移, 浙籍人士的人脉也从人文扩张到政治领域, 使得浙籍留日学生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例如，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党领导层虽然总体上转由英美派占主导, 可是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 还是留日士官生, 且是浙江人。关于近代中国留学生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其留学期间的活动, 至于归国之后, 由于材料分散, 个案不足以覆盖, 统计则难以见异, 因而很少深入系统的耙梳探究。本文以几个实例勾连相关史事, 管中窥豹, 看浙籍留日学生之于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作用。

一、浙江留日学生发端

清季浙江是较早派遣赴日留学的省份。除了原来个别华侨子女的留日和驻日公使馆附读东文学生外, 1897年，广东人罗普留学日本, 是目前可知最早因为向日本学习而留东的中国人。而浙江派遣留日学生, 也在1897年。是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 汪康年愤于朝廷“弭患无术, 善后无方”^[4], 和曾广铨一道以考察报务为名东渡, 先后游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等地, 并就中日同盟问题与日本朝野各方商讨, 希冀结合两国民间势力, 以期挽救危局。1898年1月, 汪康年由孙中山专程陪同至大阪, 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淦(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人共同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当时汪有龄、嵇侃正在家住大阪的山本宪所开汉文家塾“梅清处塾”中学习日语^[5]。

山本宪(1852—1928), 字永弼, 号梅崖, 小字繁太郎, 是日本汉学家, 曾任电信技师、新闻记者、报纸主笔, 后加入自由党, 因参与该党政治活动, 鼓吹朝鲜自主, 以“外患罪”被捕入狱, 出狱后主要经营家塾。1897年来华游历, 与汪康年、罗振玉、梁启超、张謇等人有所交游。1898年大阪日清协合会成立, 他是会员之一^①。

① 有关山本宪个人的情况, 参见《梅崖先生年谱》, 大阪, 松村末吉昭和六年印刷发行(非卖品); 吕顺长《康有仪与其塾师山本宪》,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近代中国留学史上, 1898年是关键年, 由于取法日本变革图存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加上清廷有意推进, 各省不甘人后, 陆续派人赴日留学。政变后虽然进度放缓, 并未中止。新政复行, 速度大幅加快。而在此之前, 1897年派赴日本留学的, 除了零星的自费生, 官费公费生仅浙江一省。就此而论, 汪有龄等人的赴日留学, 可谓据有先行者的地位。从明治三十年(1897)12月起, 汪有龄和嵇侃在“梅清处塾”仅仅学习了三四个月, 就“语学大进”“操语甚熟”, 为进入专门学校学习奠定良好基础^[6]。与之同时入门的还有广东人康同文。后者为广东南海人, 是康有为的同宗子侄, 也是康的门生。据康有为从兄康有仪致山本宪函, 其时“从弟长素之门生来贵邦游学者十余人”, 可见罗普等人的赴日留学, 并非个人行为, 而是康有为革新事业的整体布局。1898年，康有仪进入“梅清处塾”, 也是由于康同文的介绍^[6]。

据《浙江潮》第三期所载《分校分府现在人数统计表》, 学习蚕业的浙江官费生汪有龄和嵇伟(疑为嵇侃)为丁酉(1897)到东, 嵇伟以病早归, 汪有龄辛丑(1901)夏卒业^[7]。而据蒋絅裳所编《浙江高等学堂年谱》, 汪有龄原为浙江蚕学馆所派, 稍后回国要求改习法政, 1898年又随浙江首批官费留日学生再次东渡^[8]。庚子(1900)汪有龄担任过中国议会书记。他认为:“得死君国, 不失为忠; 委屈求济, 不失为智; 稍有建树, 不失为勇; 扶顺抑逆, 不失为义。左之右之, 惟其是而已。否则事不阅历, 跬步荆棘, 一腔热血, 无处施展, 岂不惜哉。”又说:“大局日非, 伏莽将起, 我辈愿为大局效力, 必须联络人才, 以厚其势……即有事起, 各竭其力。”^{[9](P1058-1059)}汪有龄后来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 历任《商务官报》主编, 京师大学堂教习, 南京临时政府法律局参事, 陆征祥内阁司法次长, 法律编查会副会长, 参议院参议, 《公言报》主编, 北京朝阳大学校长等职, 在近代司法界颇有建树。

山本宪一生关注中国的动向, 可是文化上不以一味趋新为然, 五四时期, 中国的新青年提倡新文学, 主张改文言为白话, 山本宪对此提出批评, 其所著《中国文字之将来》认为, 中国文字通达意思, 明确无误, 简洁而不冗长, 必遍宇内。而西文则字、形、典、音、笔画等皆不便。言文一致是无谓之说。且日文用汉字功效显然。废止论较节减论尤谬, 文字迫于需要而增加, 若强减之则是薄其观念, 实导人于野蛮之行为。后来成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当时正在学校教书, 对此引为同调, 特意在日记中抄录山本宪文章的主要论点, 作为自己不赞成改文言为白话意见的支撑^[10](P5)。

二、太炎门生

浙江留学生最富盛名的, 当属太炎门生。不过, 太炎弟子以地域论不限于浙江, 以时间论不限于晚清。只不过最负时名的, 还是晚清留日学生中的浙籍人士, 尤其是系统听过太炎讲国学的几位高足。

清季民国, 章太炎曾经几度开讲国学, 东京是首次。听众主要是中国留学生, 以师范班和法政班居多, 日本人也间有来听者。章太炎自己说先后有百数十人。关于此次国学讲习会的来龙去脉, 前人论述已多^{[11](P167-172)}, 但是参合新出材料, 可以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仍然不小。

最早在东京发起请太炎讲学的, 其实并非浙江人, 而是四川籍留学生。据《钱玄同日记》载, 1908年3月22日，他与龚宝铨前往太炎处, “意欲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 炎首肯。惟以近日有蜀人亦请其教, 言当与蜀人接洽云”。25日，再到太炎处, “味生昨言四川人那边已去接洽过。知太炎系令人看段注《说文》云。因与太炎讲及最好编讲义, 用誊写板印之, 太炎似首肯。太炎言程度较高者可看段注, 次即看《系传》, 一无所知者止可看《文字蒙求》矣”。29日, “午后至太炎处, 询讲小学事。言昨日四川人业已拟定, 场所:帝国教育会; 日期:水、土曜; 时间:二时至四时。先讲小学, 继文学。此事告成, 欢忭无量。浙人凡五:1.余; 2.逖; 3.大; 4.复生; 5.未生”。五位浙人除钱玄同外, 还有朱希祖、朱宗莱、沈复生、龚宝铨。这些记述, 较朱希祖日记更加详尽^{[12](P123-124)}。

由于听受者众, 而相当一些人程度不足, 有的只能从入门学起, 所以太炎分别教授。综合钱玄同和朱希祖日记所记, 1908年4月4日，章太炎开讲国学的地点为清风亭, 当天议定以后每周三、六下午在帝国教育会演讲, 周三两小时, 周六三小时, 每周共五小时。因为帝国教育会场所租金太贵, 每月需25圆, 仅仅于4月8日在此讲过一次《说文》序, 4月9日，章太炎即因准备迁居大塚町, 楼上有11叠的大间, 可供讲习之用, 打算改变场所。经钱玄同与川籍的董修武联系, 后者租定神田大成中学校屋, 每月赁金仅10圆, 而章太炎此时无钱, 迁居事不果, 于是从4月11日起改在大成中学讲学。

董修武此时负责安排国学讲习的相关事宜。钱玄同周三的世界语训练课与国学讲习冲突, 曾找董商议可否改期。后者表示暂时只能照旧, 以后再与同人商议改期之事。钱玄同觉得“此次请太炎讲小学、文学, 大非易事, 以后难再, 真是时哉不可失”。权衡再三, 只好舍去刘师培等人的世界语课。

从4月初到7月初, 章太炎的国学讲习地点主要是在大成中学, 主要承办人是川籍留学生, 浙籍听讲者最初只有5人, 且沈复生不久即离去。直到7月初, 情况出现变化。7月2日钱玄同记:“有许季弗、周……等, 要趁暑假在民报社另班开讲听讲。余与龚、逖二人拟再去听。”^[12](P134)关于此事, 许寿裳称自己与周氏兄弟(树人、作人)“亦愿听讲, 然苦与校课时间冲突, 因托龚宝铨(先生的长婿)转达, 希望另设一班, 蒙先生慨然允许。地点就在先生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11](P168)。7月11日上午8时, 这一特别开设的暑期班开始上课, 朱希祖记:“八时起, 至太炎先生处听讲音韵之学, 同学者七人, 先讲三十六字母及二十二部古音大略。先生云:音韵之繁简递嬗, 其现象颇背于进化之理, 古音大略有二十二部, 至汉则仅有六七部, 至隋唐则忽多至二百六部, 唐以后, 变为七百部, 至今韵亦如之, 而方音仅与古音相类, 不过二十余部。又北方纽正, 南方韵正, 汉口等处则当十八省之中枢, 故其纽韵皆正。”^[13](P77)

由此可见, 在民报社开讲的国学讲习, 本来不过是应部分由于课程冲突无法来听的学生要求而设, 开始的设想只是利用暑期进行补习。所以在民报社开讲的同时, 大成中学的国学讲习依然继续。7月11日下午, 朱希祖就到大成中学聆讲《说文》。以后大体是不定期上午到章太炎处听讲, 下午到大成中学听讲。两边课程的日期间隔都不固定, 偶尔民报社的讲习也会放在下午。许寿裳、周作人回忆民报社的讲习为每周日, 至少7月内的都不在周日举行。从8月1日起, 因天气炎热, 大成中学的课改到每周四上午进行。民报社的课则一般在周二、周五进行。直到1908年下半年和1909年上半年, 《说文》班才逐渐定于周日举行。

9月11日, 因各校开学, 国学讲习与各校课程多有冲突, 民报社的《说文》课停上, 后续如何, “容再议之”^[12](P140)。不过, 民报社的国学讲习并未因开学而停止。尽管大成中学的讲习更为正式且人数众多, 可是本来是补习班性质的民报社讲习反而效果更佳, 因而吸引了一批真正有志于学的留学生。民报社开讲之时, 共有学生8人, 即朱希祖、朱宗莱、龚宝铨、许寿裳、钱玄同, 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后来陆续加入者有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张传琨等^①。

① 张传琨(1887—1961), 字卓身, 号子石, 笔名葡萄仙子, 清末秀才。清末公费留学日本, 入东京高等学校。师从章太炎。1909年3月22日, 钱玄同借取朱希祖、龚宝铨、张传琨、沈兼士以及自己的五本《文心雕龙》札记, 草录一通。详见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 第151页。1933年1月2日, 钱玄同从魏建功手中看到他人所编章门弟子名录, 对其缺漏甚多, “连龚未生、范古农、张卓身、张敬铭也不在内。甚至景梅九、景大昭也不在内”, 感到大惑不解。详见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 第896页。

演讲内容, 两边看似无异, 大成中学所讲为《说文》《尔雅》、音韵、《庄子》《楚辞》, 民报社为音韵、《说文》《汉书》《文心雕龙》《诗经》《文史通义》等。另外，周日在民报社还专设《说文》班。不过, 大成中学的听众程度驳杂, 向学之心不强, 章太炎偶尔迟到, 竟都散去。钱玄同与董修武等人因刻印讲学笔记事意见不合, 连课也懒得去听。坚持到1908年11月, 基本就停止了。民报社的讲学则一直持续到1909年4月中旬。此后虽然章太炎不再讲学, 弟子们却经常聚集在他的居处, 请教问学。正是由于两边讲学的效果有所不同, 以至于亲历其事的朱希祖后来回忆道: “与钱玄同、马幼渔、沈兼士、周豫才、周启明、许季黻等受业于本师, 常至民报社, 别在大成学校请本师讲授经子及音韵训诂之学, 常至师寓请益。”^[11](P168)

由于材料的缺失和当事人记忆的偏差, 后来的研究者受此误导, 将民报社的讲习认作是章太炎首次演讲国学的正体, 与本体大成中学的讲学相混淆。在大成中学听讲的听众, 多数其实不过看热闹而已, 并未能得到太炎的真传, 章门弟子编辑名录, 并未将他们统统列入。后来有的自称太炎门生, 也为太炎所首肯, 只是所编写的语言学教材, 与太炎音韵训诂的小学取法相去甚远, 很可能是将日本教授借鉴德国的比较语言学教科书翻译编排、改头换面而成。他们在东京时虽然听过太炎的讲课, 却未能听懂, 甚至根本不知所云。因为听过课, 所以不妨算是门生；因为听不懂, 所以算不上传人。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学术史上相当普遍, 不少弟子传述师尊的学问, 开口就是外行话。根据弟子后人的记述回忆进行研究取证, 务必相互比勘, 慎之又慎。

程度较好的几位浙籍学生坚持时间较长, 后来成就较高。清代江浙为人文重心, 清季浙学三大师俞樾、黄以周、孙诒让, 可以代表。由于文风较盛, 人才自然出得较多。不仅科考榜上有名者众, 民国时期, 北京大学里浙籍师生的比重也相当高。北大和教育部, 更是长期由浙人掌控主导。太炎门生在赶走桐城派之后占据首席国立大学的要津, 蔡元培长校期间, 他们借势影响甚至左右北大各种规制和决策的制定。鲁迅所谓“某籍某系”, 虽然把自己撇在外, 只是说在这个小圈子里面较为边缘, 其实也是沾了不少光的。尤其是太炎的浙籍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结盟, 提倡新思潮, 被指为“新文化派”, 一时间声势如日中天。这样的业缘、地缘关系, 无疑是他们成名得势的重要依靠凭借。

不过, 浙籍弟子虽然总体程度较其他省份的高, 学问的根底仍然有限。所谓太炎门生中的四大天王, 无论怎样列名, 湖北的黄侃和安徽的吴承仕都在其中。而这两位与浙籍同门的关系都相当紧张。另一位或在其列的江苏人汪东, 与浙籍弟子的关系也比较疏离。民国时期, 这几位老革命党对于浙籍同门一味趋新的言行颇不以为然, 这样说并非贬低浙籍弟子的学术水准, 平心而论, 浙籍弟子的水准固然明显高于川籍人士, 也只是用学生的标准衡量相对而言。从钱玄同等人的日记看, 今日常见的许多书他们尚未读过, 甚至尚未见过。有不少是当了教授之后才陆续阅读。有的一生教学多年, 无一著述。有的虽然文字不少, 却不免当时人的通病, 即下过功夫读过书的问题不敢下笔写, 写出来的大都道听途说的横通之论(如傅斯年出国前只读过一些有心理学的书, 不敢写, 其余都放言无忌)。那些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高论, 其实不少是门外文谈。当时的刊物多为同仁创办, 又以中西新旧的大帽子压倒老旧, 自然打遍天下无敌手。等到新生代成长起来, 才遇到强硬对手, 被更新的新青年所取代。

新新青年用来对付他们的, 大概也是当年他们对付老辈的办法。这一次让他们感到这种办法简单粗暴的切肤之痛, 于是多少有些后悔当初对人不够厚道。他们这一代尚能坚守的部分旧学真义, 就此断了香火。其实章门的老师太炎先生早年也趋新, 主张用社会学治中国史, 不过较早觉悟到研治中国学问不能完全模仿域外, 必须发自本心。晚年弟子为其结集, 特意叮嘱将其中关于佛学的部分删去。而近代佛教复兴, 好谈佛学者不在少数, 包括革命党在内, 修炼人格, 坚定意志, 各取所需。太炎狱中即教邹容学佛, 后来又与苏曼殊谈佛。此举或悔其少作, 或回归正途。太炎晚年培育弟子, 重返故道旧轨, 而浙省日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心, 所以浙人已经不占多数。

三、“五四”三国贼

五四运动中被指为卖国贼的曹汝霖(1877年生于上海, 字润田, 祖籍浙江。1900年入早稻田专门学校, 后转入东京法学院即现在的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陆宗舆(1876年生, 字润生, 浙江海宁盐官人。1899年自费赴日留学, 入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章宗祥(浙江省吴兴人, 字仲和, 1879年生于今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1898年, 为南洋公学首批派赴日本留学, 同期赴日的有杨廷栋、富士英、杨荫杭、胡礽泰、雷奋, 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 获明治大学法学士)三位, 都是浙籍留学生。清季他们是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清廷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设置了许许多多的主持机构, 其中具体办事并真正发挥作用的, 则是在各衙门均担任“行走”的几位能员。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曹汝霖四人, 被时人目为“四大金刚”。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称:我与汪衮父(荣宝)、章仲和、陆闰生四人, 每逢新政, 无役不从, 议论最多^[14](P59)。

“四大金刚”留日法科出身, 具备一定的法政知识, 因应朝廷以日为师的变政改制, 在举朝臣僚中为屈指可数的知日法理专家。故而尽管汪荣宝四人权位不高, 却能参与机要, 大肆议论。仅举一例, 清季国体政体的分别与联系, 与后来的权威认定大相径庭, 令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大为头痛, 高明者也难以厘清。其实, 国体政体的分别虽然始于欧洲的政治学说, 但是欧洲历史上国体与政体大致一致, 不必特别加以区分, 所分主要是在学理层面。国体政体完全分离, 主要是由于明治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而近代中国人陷入国体政体的困扰, 也是由于明治日本的国家学说。其中最重要的著述, 就是1902年由译书汇编社出版的章宗祥译、岸崎昌、中村孝著《国法学》。

该书作为《政法丛书》第1编的重头戏, 将此前相当混淆的国体政体概念清晰划界, 并据以区分各种类型的国体政体。据此, 国体分类法主要有二：一是“国体分为三种, 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君民同治国体是也。主权在君, 名曰君主国体; 主权在民, 名曰民主国体; 主权在君与民, 名曰君民同治国体”。二是“分为二种, 曰君主国体、共和国体是也。所谓共和国体者, 指主权之全部或一部存乎人民, 合民主与君民同治而为一类者也”。《国法学》以第二种分类法立说, 国体为国家组织之名, “国家之如何组织, 此国家成立之时, 基于国民之观念沿革上之问题也”。政体则为统治方法之名, “与国体不相关系, 而自然区别者也”。

按照这样的标准, “今之欧洲国家, 皆由部落国家而发达者, 本乎主权在团体而君主治团体之观念组织而成者也, 故其国体皆共和国体, 即有称王称帝者, 不过政治上之尊号而已, 就法理上而言, 其地位与称大统领无以异也”。而“日本国体异是, 国家组织之法基于家族制度, 同国人种, 统一于同一始祖威力之下。据历史所载, 皇统为国民先祖之代表, 故皇位之于国民, 代祖先而统治之也。皇位与统治权合为一体, 此日本国体之特质也。故同曰君主, 全与欧洲不同, 君主者, 非机关之谓, 而统治之主体也。欧洲诸国及其他各国, 皆共和国体, 纯然之君主国体, 地球上惟日本一国也”。译者于此特加按语:“此说不过一家之言, 日本学者反对者甚多, 读者不可执一而论也。”

尽管如此, 清季国体政体之分的确因此而起, 日本皇统的特殊性对于国体政体的分别问题可谓大有关系。“欧洲诸学者不言国体之区别者, 单就欧洲之组织而言。盖欧洲各国, 君主与大统领均为国家团体之一机关, 其主权常在团体, 而国家为统治之主体, 故其国体皆共和国体也。虽然, 国法学者, 非以欧洲为限, 世界各国通行之国法学也。欧洲国体之外, 别有所谓君主国体者, 于是国体之区别与政体之区别, 不得不分言之矣。”照此说法, 原来欧洲的国家学说并不强调国体政体的分别, 区分国体与政体, 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国体与政体相分离, 与欧洲各国的国体政体基本一致的情形全然不同, 导致国体政体必须加以区分。

至于政体与国体的联系及分别, 大体为:“政体区别之名目, 往往与国体相符合, 然国体自国体, 政体自政体, 二者各有独立之观念也。故有同一政体而国体异者, 有同一国体而政体异者, 此皆事实之所有, 而与理论不相妨者也。”例如日本、英国、普鲁士, 均是立宪独任君主政体, “其为君主, 日本与其他二国均无以异也。英、普之王, 均是国家之元首, 以元首一人为君主, 故曰君主政体, 统治之主体在国家, 故曰共和国体, 所谓共和国体而君主政体也。反之, 日本之天皇, 为国家之元首, 又为统治之主体, 以元首一人为君主, 故曰君主政体, 而统治之主体亦在君主, 故曰君主国体, 所谓君主国体而君主政体也。由是观之, 国体、政体观念之区别, 可以知之矣”。由于各国政治的实情有别, “欧洲国法学者, 言政体而不及国体者, 由彼等所见国家之组织, 同为共和国体故也。故辨国体之异同者, 自日本始”^{[15](P23-999)}。

国体政体的学理分别因缘明治日本国体与政体相分离的事实, 对于解开长期困扰国人的纠结至关重要。《国法学》的这一套概念理论, 详尽而系统, 对于迫切希望了解认识国体政体问题的国人很有吸引力, 自1902年3月初版, 7月即脱销再版。虽然引起不少争议, 却影响近代中国的国体政体观念相当深远。当时全社会各种政治势力几乎都在思考选择取舍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适宜形式, 这一套国体政体理论, 为各自带来各取所需的理据以及不小的解释空间, 因而取向各异甚至相对的朝野革保各方, 差不多都依据这一理论, 而做出有利于己的申说, 并据以制订变革的蓝图。

此外, 曹汝霖等人所具备的日语能力与法政知识, 还能在当轴诸公与朝廷所聘请的日本顾问之间沟通联络, 由此使其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各部改制, 那些对于相关事宜一知半解、无法言说、甚至束手无策的堂官司员, 也都希望“四大金刚”出谋划策, 鼎力相助。其实, 自1904年修订法律馆始, 曹汝霖四人即已厕身新政筹办, 此后相继在考察政治馆、宪政编查馆以及官制编制馆等新设机构中充当要角。

由于中日之间后来长期交恶, 曹汝霖等人又成为臭名昭著的卖国贼, 国共两党亦不认可清季的新政改制, 种种因素导致相关史事乏人问津, 相关史料也未及收集整理。学界仅有点到即止的论述, 有待追究之事不在少数。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日本在华的影响益形巨大。与日方联系紧密者自然牵连其中。而“四大金刚”中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很快坐到了风口浪尖之上。江苏籍的汪荣宝和张一麟却能置身事外, 全身而退。本来五四运动鼓动者的矛头所向, 是实际掌控中央政权, 并且极力扩张势力范围的安福系及其后台段祺瑞。由于安福系势大, 成为众矢之的, 直系和南方不约而同地展开反对“北洋军阀”的舆论宣传, 锋芒直指段祺瑞和安福系, 尤其是段麾下的两员大将靳云鹏和徐树铮, 一时间为千夫所指。影响巴黎合约的中日密约, 虽由曹、陆、章三人经手, 主持者还是段祺瑞。许宝衡五四当天记:“各学堂学生聚集天安门外, 约二三千人, 手执白旗, 书‘还我青岛’‘灭尽倭奴’‘抵制日货’‘杀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靳云鹏、徐树铮’等等字样, 游行入东交民巷请谒英美公使, 被拒不见, 围集于赵家楼曹宅, 焚毁曹宅, 润田匿于浴室, 幸免于难, 仲和适在润田处, 越窗而出, 为学生攒殴, 幸有日人中江力救至日华同仁医院, 负伤甚重, 总监闻信赶到当场, 逮捕三十余人, 众学生始解散。”^{[16](P668-669)}而据白坚武记, 5月7日, 上海召开15 000余人的国民大会, 决议向正在议和的南北代表提出三项要求：①力拒亡国条约不签字; ②电京释放被捕学生; ③惩办卖国党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17](P194)。

由于安福系势力过大, 一时间难以撼动, 曹汝霖等人成了替罪羊。五四当天, 余绍宋在家中开画会, 次日早起读报, 知昨日各校学生因山东问题交涉失败, 聚众天安门前, 有惩创卖国贼之举, “于是章仲和负伤, 曹汝霖住宅被毁, 惟陆宗舆毫不受损害。三人中最狡猾阴险者惟陆, 曹则毫无良心, 悍然不顾而已, 若仲和则仅为曹陆之机关”, 这在余绍宋看来, “偏使负巨创, 亦不平之事也”。袁世凯时期任国务院参议、总统府秘书的曾叔度则“大为曹润田不平, 谓曹是道德最高之人, 中国人殆无如曹之爱国者”。只是这番言论令人将信将疑, 余绍宋也说:“近日晤人甚多, 未闻有发此论者。”稍后听梁敬锌详谈此番外交失败之事, “历举种种经过, 而太息痛恨于曹、陆之误国, 语语有根据, 绝非谩骂之谈”^{[18](P576-584)}。7日晚, 被捕的学生交保释放。曹汝霖“见关于处分学生命令甚愤愤, 因叙述当日情事不符也”^{[16](P668-669)}。这样的处置, 总统徐世昌当然心知肚明, 1919年6月17日, 已被罢官的曹汝霖来久谈。7月24日和9月8日, 与章宗祥久谈。9月14日, 还与曹汝霖、陆宗舆等在北海画舫斋游览宴集。徐世昌如此作法, 无非是想安抚一下三人。因为三人虽然罪有应得, 毕竟多少还是代人受过。

遗憾的是, 抗战期间, 三人当中只有曹汝霖没有真的被拖下水, 后迫于压力, 才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 其余两位则相继附逆, 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值得一提的是, 火烧赵家楼的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是浙江永嘉人, 抗战期间历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捕, 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四、抗战留平的浙江人

日本占领北平期间, 一些文化人因为种种拖累, 继续滞留北平, 有的人后来落水成了汉奸, 有的则坚守到底, 甚至成为地下抵抗组织的领袖。其中就有几位曾经留学日本的著名浙籍人士。

浙籍文化汉奸的典型, 可以周作人、汤尔和和钱稻孙为代表。虽然周作人的名气后来更大, 论资历地位, 其实远不如汤尔和。汤尔和(1878—1940), 浙江杭县人, 曾就读于杭州养正书塾, 师从陈黻宸, 与马叙伦为同窗。1902年因退学风潮到上海共同创办《新世界学报》, 随即留学日本。1903年, 汤尔和在拒俄运动中被推为义勇队临时议长, 并加入同盟会。从金泽医专毕业后, 他又赴德, 在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 汤尔和回国出任浙江高等学堂教务长兼校医, 并当选浙江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中, 代表浙江出席各省都督代表会议, 被选为临时议长。进入民国后, 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佥事。1911年10月, 汤尔和受命创建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 并两度出任校长。1915年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 任会长。在北洋政府中, 汤尔和先后担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五四运动前后, 汤尔和在北京学界可谓呼风唤雨, 先是介入北京大学的人事和风潮, 与民国政府教育部明争暗斗, 后来又卷入所谓一校与八校的纠葛, 试图操控北京教育界。1935年, 胡适借阅了汤尔和的日记, 认为是重要史料。国民政府统一后, 汤尔和历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九一八事变前后, 为缓和矛盾, 汤尔和代表张学良与日本朝野疏通。1933年, 他又担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参加与日本谈判并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被日本指定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沦为汉奸。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汤尔和卖身投敌, 出任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与教育部总长。1938年8月, 日本动员了代表该国现代文化的30余名一流人士组成代表团来到北平, 8月30日, 在中海怀仁堂举行所谓“东亚文化协议会”成立典礼及第一次大会, 汤尔和与王克敏等领衔中方出席者的名单。该会宣言号称要中日两国人士“以传统之明伦亲仁为本, 撷西学之萃以资利用厚生, 庶几蔚为更进一层之新东亚文化”, 其规定又以中日文化提携振兴东亚文教为目的, 实则得到日本军部的一致支持, 目的显然在于建立和稳固军事殖民统治^{[19](P229-237)}。

三个月后的1938年12月1日, “东亚文化协议会”又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举行第二次大会,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率21名协议员前往参加, 会议除增加评议员、理事、正副部长等职员外, 还设立总务、文学、法经学、医学、农学、理工学等部, 决议两国学术机关密切联络提携, 予以适当的组织形式; 协同调查研究中国教育机关的创设扩充; 恢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 设立北京自然科学研究所等。这次会议的背景, 是日本急于恢复占领区的治安, 以配合广东、武汉的战事, 并将对中国的态度由单纯破坏的“长期膺惩”转变为“长期建设”, 以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19](P247-255)}。文教工作自然成为重点。

汪伪政府成立后, 北平的伪“临时政府”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汤尔和于该委员会担任常委, 并兼任教育总署督办。只是由于其身患肺癌无法视事, 故相关工作均由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1940年11月8日, 汤尔和因肺癌病死于北平。

周作人的确是受北大校长蒋梦麟之托, 代为照看校产, 他也部分尽到责任, 所以后来蒋还为之作证, 因为只有后来回忆的电话委托, 没有原始的书面证据, 未被采信。不过, 周作人的所作所为, 虽然有不得已的苦衷, 仍然缺少应有的风骨气节。在同一座城市里, 还有他的另外三位同乡同门, 即马裕藻、钱玄同和沈兼士。前两位因病无法离京, 沦陷期间坚守不出, 直至终老。任教于辅仁大学的沈兼士, 则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务, 滞留北平, 与英千里、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 成为平津地区文教界地下抗日组织华北文教协会的领导, 一直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直接指导下, 秘密坚持开展抗日活动。直到1942年底, 被日本当局发现, 在敌宪实施逮捕的前夕, 才紧急逃出, 潜赴重庆。抗战胜利后, 沈兼士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 担负接收敌伪文化教育机关的工作^[20]。

留日学生之于近代中国的作用, 终其一生, 才能盖棺论定。有的在留学期间已经崭露头角, 有的则到归国之后才大放异彩, 有人一生明亮光辉, 有人则忽明忽暗, 闪烁不定。浙籍留日学生姿态各异的表现, 背后不无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制约。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 历史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联系, 近代以来, 尤为利害相牵。一般而言, 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可谓爱恨交加, 卷入漩涡的留日学生更是五味杂陈, 如此这般的纠结, 反映了中日两国间恩怨情仇的错杂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