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4年的"强制阐释论"公诸学界之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为中国文艺界的学术研究与发展, 再次贡献了"公共阐释"(《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这一理论命题。该命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 针对当下中国学界批评的现实和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过度化的个体阐释等不良现象, 着力倡导构建中国当代"公共阐释"理论, 这一主张有助于摆脱西方解释学、解构主义等流派研究的窠臼与弊病, 亦利于推进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

"公共阐释"这一理论命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从哲学与社会学等层面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加以阐释, 充分肯定了二者关系的辩证统一, 不可分割。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501)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群体性与公共性, 个体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 个体的显现离不开人对"社会性"或类本质的确认, 个体要得到发展, 需要将其个人的力量视为社会或群体的力量, 须认识到个体的力量只有置于人类共同体中才能发挥价值和效能。因为在马克思看来, "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 就是社会"^[1](P3)。正是在具有社会性的公共集合体中, 人自身才得以存在、发展。恩格斯继承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 并将其在文学实践中的表现加以分析、论证。他从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出发, 对文学阐释或批评的公共性与社会性, 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具体而不失精准的阐释。在分析、对比巴尔扎克、左拉等作家作品之后, 恩格斯以"真实"和"典型"等创作原则对当时的文学实践进行总结, 概括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除细节的真实外, 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P462), 为现实主义文学文论中的"真实性""典型性"等"公共阐释"话语建构奠定了基础, 有力地推动了之后各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而后, 列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反映论来阐释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及其作品, 提出"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3](P651)"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4](P369)等文艺主张, 主张文学要反映革命的某些本质, 服务于广大群众, 服务于党的路线与意识形态。尽管存在着将文学归结为意识形态的政治革命倾向,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 列宁恰恰提出了一种对文学批评的"公共阐释"要求——"把文学艺术的价值同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连接起来, 特别是要求现代文学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5](P15)。

立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艺思想的坚实根基之上, 通过统览并精析巴尔扎克、左拉、歌德、海涅、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作品, 卢卡奇指出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肩负其伟大的社会使命, 并易于为社会找到正确的道路, 在这里揭示出新问题的人与社会、心灵与道德的基础"^[6](P320)。在卢卡奇看来, 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实现了这一任务, 而自然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派文学则不利于、甚至会阻碍这一任务的实现。鉴于此, 卢卡奇要求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应有自己鲜明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民立场, 要写真实, 进而主张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在文学领域中运用唯物辩证法, 帮助揭示出和解释清楚那些最符合阶级斗争问题的……创作方法, 并使它们的文学效果得以实现。在这里, 文学批评绝不应该满足于专注批评我们的作家实际创作出来的作品, 它更要努力借助开拓我们的全部遗产, 如果必要的话, 还应为实现这些发展倾向去同作家已有的实践进行斗争"^[7](P668)。卢卡奇的这些理论思想, 从"社会使命"、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学的任务""文学批评的任务"等层面思考, 要求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文学阐释与创作实践, 揭示出作家与批评家文艺实践的复杂性、现实性和社会性, 丰富并发展了以"真实性、典型性、人民性和倾向性"^[8]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 还是列宁、卢卡奇等理论家, 尽管均未直接提出"公共阐释"概念、特征及相关系列问题, 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要求文学批评与阐释必须立足于人类实践,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出发, 探索人类认知的真理性, 研究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方向, 客观上强化了人类对理性的公共性与普遍性的认知, 使人类的认知范式得到不断的提升与发展。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美学思想的基础上, 张江教授提出"公共阐释"这一理论命题, 立足于中国文论发展中的现实和实际问题,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论的重构。他认为:"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 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 重归中国文学实践; 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 回到中国语境, 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 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 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9] 19世纪中叶以前, 中国古典文学之封建士大夫特征以及儒道释互为补充的基本结构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到了近代, 中国传统文学的结构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呈现复杂的景象。"^[10](P1) 19世纪40年代以后, 随着西方列强用资本主义枪炮和商品打开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大门, 国外资本开始不断输入, 外国商品大量涌入, 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出现解体, 传统家庭手工业经济遭到巨大冲击。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 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逐渐由沿海波及至内陆地区。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 伴随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封建经济解体进一步加剧,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涌入中国, 对中国农村自然经济造成了毁灭性冲击的同时, 亦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某些有利条件。社会政治经济的剧变必然激发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 面对西方发达的科技与先进的政治制度, 一些有识之士先后提出"睁眼看世界""以夷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观点, 主张学习西方, 改革中国, 革除弊病, 实现中国富裕强大之梦。思想文化观念的巨变作用于文学领域, 继而引发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及其创作观念和理论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各种新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观念应运而生, 出现了以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这些先知先觉者们开始意识到封建制度存在的某些缺陷, 并提出一些经济文化方面的改良主张, 将传统的"经世致用"观点进一步社会化, 形成了鲜明的"今文派"经学思想。表现在文学方面:主张挣脱以往文学观念的羁绊, 反对文学创作中的无病呻吟, 提倡作实际有用之文。由于所处历史阶段和生活环境不同, 早期改良主义者各自的思想存在着诸多差异, 然而, 他们无不力主突破陈旧文风, 强调文学创作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密切联系。无论是龚自珍、魏源的诗文还是冯桂芬、王韬的散文, 明显带有这方面的创作印记和时代色彩。

这种具有民主色彩和较为开阔眼界的思想, 为之后迅速形成更大范围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大环境之下,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夏曾佑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 既"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的‘今文派’经学的思想传统, 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的影响"^[10](P2)。他们企图通过建立君主立宪制, 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 以延续封建帝制。尽管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且改良最终失败, 但其在中国所掀起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却意义深远。出于改良的需要, 改良派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思潮及观念形态引入中国。"他们普遍从事文艺活动, 把它作为宣传武器, 扩大影响, 争取群众, 因而注意到了文学的样式与形式的问题。"^[11](P164)他们在文艺领域的倡导与努力, 最终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萌生——主要体现在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领域。为了加大政治宣传的力度与范围, 资产阶级改良派借用西方文学的样式与体例, 极为重视文体改革。他们反对文言, 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之源, 白话为维新改良之本, 主张废文言崇白话。之后便形成了以直捷明快为特征的"新民体"。改良派不仅致力于文体方面的改良与探索, 而且力图在诗歌、小说、戏剧方面有所突破。他们举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的旗帜, 倡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创作追求, 提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新小说"等理论主张, 以更好宣传西方的新思想、新理念, 从而开启民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率先在新诗、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可喜功绩, 其理论对新诗、小说创作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他们秉持对中国当时落后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精神追求, 开启民智、变革社会已经成为其思想的主旋律, 西方民主、自由与科学的思想观念亦对其有所渗透。

不难发现, 当时文学观念的变革, 与"诗界革命""小说界改良""戏剧改良"有着紧密联系, 二者可谓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但究其根源, 现代文学观念的萌生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兴起、近代商业都市勃兴的产物。社会的剧变催生了文学观念的演变。不论"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 还是"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 无不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改良者们力求通过借鉴西方文学的"概念"、语言范式和思想内容等, 以西方的现代性取替落后的封建文化, 从而促进新的知识与文化产生, 最终实现新国新民、强国富民的梦想。回望中国近代历史, 自19世纪中叶始, "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显得甚为突出。在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内容的进程中, 西方俨然成为楷模, 而中国文化则逐渐被西方"文明"所遮蔽。自己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优越性渐趋丧失, 在西方的各种先进技术与"文明"遮掩之下, 甚至显现出遭遇消弭的颓势。在此大势所趋之下, 中国的文论也在通过不断移植西方话语的建构中阔步奔赴"现代化"。久而久之, 中国传统文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声音, 为强大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同化"。进入新时期以后, 这种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西方各种文艺思想与理论流派不断涌入中国, 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话语弥漫于中国文艺理论界, 为中国文艺实践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 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一些学者将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概念、范畴或方法机械性地套用于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 如审视女性形象, 往往倾向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研究; 涉及东西双方问题, 便时常拿后殖民主义理论展开探讨; 一看到自然环境描写, 不加区分地运用生态批评理论加以分析。这些不良现象不仅易导致文学研究的模式化与僵硬化, 无益于文学与艺术理论的系统建设, 而且更难谈得上推动中国文论的本土话语构建。因此, 在短暂地沉浸于西方各色文艺思想和流派为中国学界注入的新鲜与活力的同时, 不少学者开始反思, 意识到实现中国文论的重建, 离不开富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理论话语。无论是张江教授首度提出的"强制阐释论", 还是其时隔两年后倡导的"公共阐释", 均是为实现中国文论重建这一目标所作出的更进一步努力和尝试。

张江教授的"公共阐释"命题, 既是针对中国文论重建提出宏观构想和发展方向, 又是具体针对当下文艺理论研究"个体阐释"中存在的不良倾向而提出的。"公共阐释"与"个体阐释"相对应, 针对当下文艺理论界出现"个体阐释"极端私人化, 仅停留于个人化的情感与想象, 难以为他人所理解或接受, 忽视阐释的公共性问题, 最终沦为纯粹私人阐释的现象, 对"个体阐释"提出公共约束——因为脱离社会和群体的个体是不可能存在, 个体应承担起社会和群体所赋予的责任与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 "公共阐释"是对文学批评工作者提出的研究准则与学术要求。"公共阐释"要求批评者们要摆脱西方根深蒂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极端个人主义的不良阐释倾向, 绝不能"走上一条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道路"^[12], 必须坚持理性与非理性并重的科学阐释与研究方法。因此, 对于"公共阐释"张江教授较为明确地给出了一个方向性的定义——"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 以文本为意义对象, 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 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12]。为了实现其阐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张江教授进一步提出并分析了"公共阐释"的六大特征——"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超越性"和"反思性", 这六个特征亦可视为阐释者文艺研究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学术要求。

一是公共阐释的"理性"原则, 要求阐释者必须以"理性"为根据和主导, 将阐释对象经由最初的精神性体验与情感意志作用之后, 通过理性予以筛选、提纯、建构, 最终形成人类共通性认知的逻辑呈现, 实现研究的逻辑性与科学性。理性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 "理性思维领域是思想领域"^[13](P263)。文艺理论研究是以文本及与之相关的要素为对象, 进行关于文艺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方法或概念等方面的研究, 从文本中获取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宝贵思想财富, 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对柏拉图而言, 现实本质上是理性的, 缺乏理性, 人将无法获得知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通过理性, 人可以占有真理, 获取知识; 到了笛卡尔那里, 理性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它不仅是人所具有的普遍性工具, 为人类提供最牢靠的方法和标准来裁判知识的内容, 而且被视为人的主观性和意识的核心。自古以来, 许多理论家强调理性的地位与作用, 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 通过理性才可能实现, 唯有经过被理性予以筛选、加工之后的具有了逻辑性与科学性知识, 才可能为他人所理解、接受, 进而才会成为人类共通性的认知。

二是公共阐释的"澄明性"原则, 是针对人文学科研究出现的令公众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文本晦涩现象而提出的。它要求阐释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 不仅仅将阐释的语言作为个人表达的工具, 更应实现交流的开放与澄明, 从而有助于公众的理解与接受。将西方文艺理论译介至中国, 其目的之一是要为中国文艺界在研究方法、概念及范式、理念等方面带来新鲜的活力, 革新中国的文艺研究。然而, 在现实的学习与借鉴过程中, 学界有部分学者身上出现了纯粹为概念而进行概念的剖析, 为纯粹理论而进行理论研究的不良倾向, 其研究甚至陷入文字或理论的游戏之中, 缺乏问题意识与时代精神, 致使本该清晰易懂的理论变得深奥艰涩, 使理论无法回到生活层面, 难以为大众所理解、认知。"澄明性"原则就是针对这些问题, 强调研究者应将理论通俗化, 深入浅出, 以清晰易懂的语言揭示文艺的道理、真理, 促进文艺的学术研究回归生活, 便于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 促进理论在大众之间的理解、接受与传播。

三是公共阐释的"公度性"原则, 是针对阐释者的阐释内容而言。要求阐释内容必须"具有广泛共识的公共理解"。"公度性"中的"公"指的是公共的、共同的、大众认可之意, "度"意为准则。阐释的"公度性"即指理论阐释的内容应达到能为公共大众理解和接受的准则所应具备的特性。阐释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释对象本身, 揭示真理, 获取知识。欲实现该目的, 离不开阐释的内容获得社会认可这一先决条件, 而要获得社会认可就不能不经受公共大众的检验, 不能获取公共广泛认可的阐释, 其价值与意义是难以实现的。因此, 阐释者应遵守阐释的"公度性"原则, 围绕研究内容进行客观的、多维度的且具有广泛共识性的有效阐释。

四是公共阐释的"建构性"原则, 要求阐释者的阐释内容、观点不仅要富有创新性, 而且能提升并建构公众理解, 具有教化与实践意义。学术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一种, 科学研究的一大内容是要求发现新的问题, 寻找解决的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建立一系列本专业领域的工具、原理、规则、技巧、方法、概念……进而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缺乏创新, 没有新发现的研究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文艺研究亦是如此。学术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不可故步自封, 须善于提出新问题, 获得新的认知, 始终保持创新活力, 方能真正推动本专业领域的科研发展。与此同时, 致力于促进公共大众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理解、认知, 亦可对公共文化素养提升的实践价值及现实意义的彰显有所贡献。

五是公共阐释的"超越性"原则, 要求阐释属于阐释者个体的同时, 更要实现阐释者个体自身的扬弃和超越, 成为公共性的; 既属于特定时代的, 又能够超越特定的时代, 显现出永恒性和普遍意义。"超越性"原则是建立在公共阐释的"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基础之上的, 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原则。它要求阐释本身必须以文本为意义对象, 在兼顾阐释的科学性与逻辑性("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的同时, 能够超越纯粹的研究对象, 进行生发和提升, 思考并探索世界的本真、世界存在的原因及人在世界中的价值与意义等哲理。其中诸多问题仅靠自然科学是无法回答的, 出色的阐释研究应既立足于问题本身, 又超越问题的局限, 其阐释必须具有哲思特性。

六是公共阐释的"反思性"原则, 要求阐释者自身的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展开对话交流, 在此过程中不断反思甚至质疑、批判, 提升个体阐释, 进而丰富公共阐释。"反思性是自我指涉功能。因此, 一种反思性的文化理论会将理论自身的立场和构建当成文化制品来考虑。"^[13](P269)《论语·学而》中言道"吾日三省吾身", 强调一个人要时常反省自己, 对于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者更应如此。他不仅要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研究的个体阐释本身, 观照其相应的学科体系并延展至相关学科领域, 不断寻求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更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现实与问题, 反思已有研究成果的贡献及弊端, 着力于民族文化的未来建设与长远发展, 从而为实现本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发展的科学性、多样化提供科学的理论阐释与策略参考。

面对张江教授提出的"公共阐释"这一新命题, 首先应该肯定它为助力中国文论重构, 解决当下文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实践方向, 同时亦不可忽视阐释的多维度、复杂性与现实性。

张江教授对"公共阐释"所作的界定为学界理解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 其中部分内涵的指向亦不妨进一步展开深入探讨, 比如何谓"普遍的历史前提"问题。"普遍的历史前提", 在张江教授看来, 指的是"阐释的规范先于阐释而养成, 阐释的起点由传统和认知的前见所决定"^[12], 其中, "阐释的规范"是什么, "传统和认知的前见"指涉的内容具体为何, 可渐进探讨从而明确丰富。就"阐释的规范"而言, 对"阐释"的内涵, 不同理论家的理解不尽相同。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将"阐释"视为一个循环过程, 因为文本中每个部分的意义都取决于整体, 反之亦然; 在海德格尔看来, "阐释"关乎的是"此在"及其自身存在的问题, 阐释性理解是一个短暂结构, 忙于解释性活动, 意义与解释对于此在的"在"是异乎寻常的重要; 伽达默尔则认为, 阐释建立在"先有""先见""先概念"的基础之上, 并非依据自由与理性的标准展开, 而是以"偏见"的形成为前提, 通过阐释来改变以往对文本的"偏见", 产生新的"偏见", 无限发展下去, 因此, 阐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等等。同样, "规范"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也是非常繁杂的, 既包含法律、道德、审美、习俗、礼仪等方面的规则, 亦指涉理想层面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目标等, 涵盖社会内部的惯常行为以及理想的或规定的行为方式等诸多内容。

除了对"阐释"理解的不确定性外, "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中的"阐释者"与"历史前提"及其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厘清、明确。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客观的, 然而每个阐释者自身成长发展的历史却不尽相同, 携带着个体独特经历的印记, 经历的差异往往会导致不同个体间情感、思想与观念差异的形成, 而不同个体从自身情感倾向、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出发, 审视文本并进行阐释, 得到的阐释结果时常会存在较大差别, 如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文学创作及其对文学的阐释。不可否认, "阐释本身是一种公共行为"^[12], 却不仅仅是一种公共行为, 亦具有个体行为的属性, 首先是作为个体行为而存在的。阐释个体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个体阐释的差异, 这种差异与多样化, 在丰富"公共阐释"的同时, 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阻碍"公共阐释"的形成或提升, 因此, 学界应该注意到并允许个体阐释的差异与多样化的存在, 这是各国文艺批评中普遍存在且业已认可的事实。当然, 阐释者的任务是将这种个体行为努力提升为"一种公共行为", 以"公共行为"为目标来要求、鞭策自己。当代中国, 文艺批评家或阐释者的具体任务离不开重建中国文论这一核心目标, 构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系统的文论话语, 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阐释"。此外,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要参加大众的文化解放这项事业", 同时, "我们需要牢记我们的这个任务", 如牢记"公共阐释"对阐释者本身所提出的任务一样, "思考批评家的任务是批评家们在面临任务到来时不会缴械投降的一种方法"^[14](P289)。这些主张和见解或许对于全面深入理解"公共阐释",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不无裨益。

再者, 公共阐释的阐释对象是文本及其意义。首先, 阐释是一种阐明并解释的行为, 具有个体的主观性和情感色彩, 并且由阐释所产生的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 这种结构本身有权利存在, 而且不依附于它所讨论的艺术, 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15](P6)。批判和阐释有一套自身的逻辑及科学话语系统, 这一话语系统虽为公共性社会群体所创造、运用, 但其一旦产生, 便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因此, "批评家拥有自身的活动领域, 并在该领域中享有自主权……批评是按照一定特定的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的"^[15](P8), 若丧失自主性和独立性, 文艺批评和阐释则有可能会背离甚至迷失其自身的价值和属性。因此, 阐释或批评本身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若以公共的外部批评视角予以约束或干预, 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人文学科阐释的科学性、独立性、自主性和多样性。其次, 阐释应该从阐释文本的客观出发。文本由作家个体创造, 在特定的社会与时代语境中产生, 其一旦产生便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其语言、结构、文化特色与思想意蕴等内在因素便不依赖于创造它的作家和社会时代, 这样看来, 文本是含有不同标准的若干层面的体系^[16](P170)。"公共阐释"既是一个描述性概念, 同时又是一个规范性概念。若阐释单纯从"公共"的视角加以限制(这也仅是外部视角的一个维度), 以公共理性予以要求, 便会影响甚至有损文本自身的审美想象、情感内容、价值倾向、伦理取向、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等。

张江教授的《公共阐释论纲》对阐释是公共行为还是私人行为, 阐释内容的公共认证等层面作了深入论证, 更多的从阐释的外部对阐释者(文艺研究工作者)以及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文论的丰富发展, 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这一功在当代利泽后世的工程又添柱石。此外, 对于阐释本身的主观性、多元化与科学性, 阐释者的主体个性、能动性以及阐释文本及意义的论述诸层面的问题, 仍可渐进展开深入探讨, 予以充实和丰富, 立足于"公共阐释"业已铺就的理论高阶, 并为其坚实宽广继续添砖加瓦, 从而将学界的理论瞭望与理论建构引向更为辽阔而崭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