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 48
2.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建筑物的朝向, 一般指建筑物正对着的方向[1](P154)。西汉11位皇帝, 除汉文帝霸陵、汉宣帝杜陵位于长安东南外, 其余9位皇帝都相对集中地埋葬在渭河北部的咸阳塬上。西汉帝陵研究, 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汉陵的朝向及其相关问题，是受关注的一个方面。
一、引言学术界对西汉帝陵朝向的认识,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即坐西面东与南北向二说。
(一) "坐西面东"说20世纪80年代, 石兴邦对长陵进行了调查，他认为长陵"其正门可能向东"[2]；杨宽亦认为"西汉帝陵的寝殿所以都设在帝陵城墙的东南, 或北方, 或西北, 因为诸陵的面向都是朝东的, 而且是以东门作为主要通道"[3](P20)；叶文宽也认为"受汉承秦制的影响, 西汉帝陵亦与秦始皇陵一样面朝东方"[4]。
王丕中等学者对汉景帝阳陵调查后认为"阳陵南、西两阙门保存较好, 南门现存宽14米, 西门现存宽12.7米, 东门已破坏, 残宽19米, 东阙门中间原有1米多宽的河卵石路面, 直达陵冢, 说明东门比南、西两门宽大"[5]; 刘庆柱、李毓芳认为"西汉帝陵以东司马门为正门且其前有司马道, 陪葬墓均位于司马道旁侧, 因而西汉帝陵是东向的, 这一点可能既与未央宫以东门为正门有关, 也有可能是受到了秦始皇陵的影响"[6](P1-16)。雷依群认为"汉代帝陵的陪葬墓基本上都位于帝陵以东司马门道两侧, 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帝陵坐西面东的布局, 则受到秦始皇陵的影响"[7]。沈睿文则认为"古人把墓地安排在城市西北方位大概是源于自然界日月升落的启示。西汉帝陵分布在咸阳西北、北山山脉之南的黄土塬上, 正好符合北山之南的条件, 其墓道朝向为东西向, 也正好符合宫羽姓葬法以'西为前, 东为后'的要求"[8]。
(二) "南北"向说秦建明、姜宝莲认为"西汉帝陵是有南北向中轴线的。从其所处地形来看, 只能是面南, 这样的设计也使汉陵正面从塬下看上去显得特别高大雄伟。汉承秦制, 受秦墓的影响, 在陵墓建筑上表现出面东的某些特征, 但这并不能改变汉陵南向的性质, 渭水南岸的二陵, 按照昭穆制度则以面北为是"[9]。也有学者认为, "如果从帝陵寝园的位置来看, 位于长安城北部咸阳塬上的9座西汉帝陵应该是朝南的, 建于长安城南部的霸陵和杜陵是朝北的。例如杜陵的寝园位于杜陵陵园外南部的东南角, 而咸阳塬上的西汉帝、后陵寝园基本位于帝陵陵园的西北角, 这说明陵墓的总体规划是以汉长安城为中心作对称布局, 面向都城的"[10](P82)。
(三) 西汉帝陵朝向的判断标准从研究现状来看, 学界争论的实质并不是帝陵具体的朝向, 而是帝陵朝向的判断标准以及所谓影响帝陵朝向的因素。大多学者认为西汉帝陵是坐西面东的，判断依据是帝陵门址的位置和规模、墓道长度、陪葬墓分析等因素；持西汉帝陵南北向的观点者, 前提是认可西汉帝陵存在昭穆制度。此前, 限于西汉帝陵考古工作, 学界对汉陵朝向的研究大多仅仅集中在陵墓朝向上, 并没有"外陵园"的概念, 相关的深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了。
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 加之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的清晰, 我们认为，此时探讨西汉帝陵的朝向, 不单指陵墓的朝向, 应该还包括了新发现的外陵园朝向, 陵园内陪葬墓的朝向。西汉帝陵外陵园朝向的判断标准, 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 西汉帝陵的主体外陵园的规模, 即东西、南北的长宽; 第二, 西汉帝陵外陵园四个方向司马门道的长宽; 第三, 西汉帝陵外陵园内四座司马门(阙)的形制与规模; 第四, 外陵园之外陪葬墓群的分布位置。需要说明的是, 限于考古工作的进度, 现阶段外陵园朝向的判断依据，来源于外陵园的长宽规模和陵园外陪葬墓的分布位置; 帝后陵墓、外垣内陪葬墓的墓向, 则依据上述墓葬的墓道长度。
二、文献所见先秦两汉时期的墓向与方位观礼仪重向位, 所以别尊卑。建筑物的方位、礼仪的站位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人们的一些尊卑等级理念。西汉帝陵朝向的选择蕴含了当时最高统治阶层的方位观、等级观念, 并影响到了西汉帝陵的设计和规划。因此, 在探索帝陵朝向问题之前, 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先秦两汉时期的墓葬朝向和方位观。
(一) 先秦时期的墓向与尊位观有关先秦时期墓葬方向, 在《礼记》《仪礼》等儒家经典多有涉及。
据《仪礼·既夕》载: "至于圹。陈器于(墓)道东西, 北上。茵先入。属引。主人袒。众主人西面, 北上。妇人东面。皆不哭。乃窆。"[11](P1156)虽然该文献没有明确指出墓葬朝向, 但通过人们的站位来看, 墓葬应该是南北向的。《礼记·檀弓下》的记载更明确: "葬于北方, 北首, 三代之达礼也, 之幽之故也。"[12](P1302)
概言之, 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墓葬的方向当为南北向。先秦时期墓向的选择, 似乎有一定的统一性, 墓葬"坐北面南"并非随意安排的。先秦时期以南为尊的现象在文献中有所反映, 据《礼记·明堂位》载:"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 天子负斧依, 南向而立。"[12](P1487)《史记·鲁周公世家》也载:"周公之代成王治, 南面倍依以朝诸侯。"[13](P1838)
在考古资料方面, 虽然西周王陵还未发现, 但从周室同姓诸侯王或高等级贵族的墓葬来看，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的墓葬方向基本为坐北面南[14](P7-8)。近年来发现的周公庙遗址等西周墓葬方向也多为南北向[15](P273-324)，此与《仪礼》《礼记》中记载的葬制基本吻合。
(二) 秦汉时期的墓向与尊位观秦汉时期, 明确陵墓朝向的记载并不多见, 不过有一些文献值得我们推敲。据《汉书·游侠传》载:"武帝时, 京兆尹曹氏葬茂陵, 民谓其道为京兆仟。涉慕之, 乃买地开道, 立表署曰南阳仟。"[16](P2516)《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也说道:"(鲍)永行县到霸陵, 路经更始墓, 引车入陌。"[17](P1020)
以上文献中提到的阡、陌, 分别指墓园中南北向、东西向的道路。可知当时通往墓葬的道路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 从祭祀的角度看, 墓葬的朝向或许与道路朝向一致。
从站位上看, 在秦末汉初时期, 依然能够发现东向为尊的情况。据《史记》载，鸿门宴的坐位排序为"项王、项伯东向坐, 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 张良西向侍"[13](P399)。《史记》又载，汉初周勃"不好文学, 每召诸生说士, 东乡坐而责之"[13](P2516)。汉武帝的舅舅田蚡更是"自坐东向, 皆自居尊位也"[18](P247)。
除了东向之外, 西汉时仍有以南为尊位的情况。据《史记》载，当时南越王觐见吕后时的站位:"使者皆东乡, 太后南乡, 王北向, 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13](P3599)汉武帝曾发兵攻打闽粤,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谏武帝"南面而听断, 号令天下, 四海之内莫不响应"[16](P2785)，董仲舒也赞同"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 莫不以教化为大务"[16](P2503)的尊位观念。
三、西汉帝陵外陵园的朝向陵园是陵墓的主要组成部分, 起到划分陵区的重要作用。在此之前, 田野考古发现西汉帝陵"只有一重墙垣"。2003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阳陵钻探首次发现了西汉帝陵的外陵园[19]①，此后又在除霸陵之外的西汉诸陵均发现了外陵园的遗迹, 诸陵外陵园的规模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脉络。
① 过去人们把西汉帝陵中帝、后各自陵墓封土之外的围墙称为陵园；新的考古资料表明，所谓陵园应该是指在帝、后各自陵园之外，范围更大的、由垣墙和壕沟组成的结构，我们称之为外陵园、外垣或外城。为了便于表述，本文中的"外垣"均指西汉帝陵的外陵园，"汉陵"特指西汉帝陵。
(一) 陵园考古材料西汉初期, 西汉帝陵是一重陵园的模式, 帝后陵墓共用一座陵园。汉高祖长陵陵园, 平面略呈方形, 东西810米、南北960米; 考古钻探共发现陵园门址4处; 汉惠帝安陵外陵园呈东西向长方形, 东西967米、南北840米。西汉中期以后, 随着国力的增长, 帝陵陵园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自汉景帝始, 帝后各自设置陵园, 汉景帝阳陵的外陵园, 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 东西2 300米、南北1 900米, 园墙由黄土夯筑而成, 四面各设一门; 此后茂陵、渭陵、义陵3座帝陵的外陵园形制基本与景帝阳陵保持一致, 外陵园的长宽, 大致在东西1 700—2 000米、南北1 400—1 500米之间(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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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汉帝陵外陵园规模、陪葬墓、朝向情况一览表① |
① 表中长陵、安陵数据材料, 源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出版的《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平陵数据材料源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官方网站:http://www.shxkgy.cn/contents/38/1887.html.
(二) 陵园朝向变化的特点根据表 1材料, 笔者对陵园朝向变化大致有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 西汉高祖、惠帝时代, 西汉帝陵外陵园的朝向经历了一个确立发展期，长陵、安陵的陵园朝向并不明确。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 但他本人对礼乐制度并不熟悉, 加之国力尚弱，所以一些制度承袭秦朝, 陵墓的建设也概莫能外。如果考虑陵若都邑思想的影响, 那么在汉初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 陵园朝向的不明确有可能与汉长安城并未完工, 特别是城墙并未修建完毕致使都城方向不明有关。随着这一工程在汉惠帝时期的顺利完工, 城址的东向开始变得清晰, 到了文景时, 陵园的朝向也基本确定。
第二, 西汉中期之后, 除文帝霸陵、平帝康陵外, 西汉其余诸陵园基本上都遵循祖制, 呈东西向长方形。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垣墙东西向与南北向的长度差在逐渐增大, 至武、昭时期, 陵园的东西、南北长宽比大致为20: 14;陵区陪葬墓大多位于陵园之外东司马门道的南北两侧, 以阳陵、茂陵、杜陵最为明显; 陵园朝向与汉长安城朝向保持着一致(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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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汉武帝茂陵陵区遗迹分布图 |
第三, 西汉帝陵朝向在西汉晚期出现了一些变化。以汉元帝渭陵为例, 西汉中期的阳陵、茂陵, 其陵园均为东西向长方形, 而渭陵的外垣长宽比已从20: 14变为18: 16, 几近方形; 此外, 渭陵的四条司马门道中, 南司马门道最长, 约2千米, 陪葬墓也大多分布于该区域附近, 汉哀帝义陵外垣长宽比亦类似于渭陵外垣的形态。正如调查者所指出"这些差异应非偶然, 可能预示着西汉晚期帝陵形制的某种变化"[2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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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汉元帝渭陵陵园遗迹分布图 |
第四, 西汉末年, 帝陵外陵园的南向化最终确立。考古资料表明, 汉平帝康陵虽然仍沿用西汉中期以来的双重陵园制度, 但外陵园却由东西向长方形变为南北向长方形, 而且仅在康陵陵园南侧正中开有一门, "显示其陵园似乎由原来的坐西面东变为坐北面南"[2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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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汉平帝康陵陵园遗迹分布图 |
墓葬朝向的选择, 在任何时期、任何族群都是非常重要的。埋葬制度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 埋葬方向也体现着这种观念。墓葬朝向之所以不同, 应归因于不同的文化信仰及传统的差异。除了陵园朝向, 西汉帝陵也包括了帝后陵墓和外垣内陪葬墓, 这些墓葬的朝向, 组成了西汉帝陵的墓葬朝向。
(一) 帝、后陵墓朝向在西汉帝陵中, 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工作最多, 结构也最清楚。帝陵平面均为亚字形, 四侧各有一条墓道, 其中帝陵东墓道长69米、南墓道长17米、西墓道长21米、北墓道长23米; 后陵形制与帝陵基本相同, 在四条墓道中, 后陵东墓道也是最长、最宽。经过考古调查勘探, 汉宣帝杜陵的东墓道也是主墓道, 其余汉陵也有了一定的相关田野工作, 基本上可以得出西汉帝、后陵均为亚字形, 坐西面东, 四条墓道以东墓道为主墓道的结论[23](P289-303)。
(二) 外垣内陪葬墓的朝向西汉帝陵陪葬墓区的设置在继承秦始皇陵的基础上有所变革, 其陪葬墓区的设置在规划整个陵园时已经进行前期规划，有一定的规制[24]。能够陪葬于帝陵陵园内、外墓区的人, 一般都是属于统治阶层内的上层人物, 身份却不尽相同。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现来看, 西汉帝陵陵园外司马门道两侧呈对称分布状的墓葬应该属于一些开国元勋、大臣和皇亲国戚①；近来发现外垣内的陪葬墓园, 墓主应该不同于另外的皇亲贵族, 只有皇帝的眷属方能葬入陵园。汉武帝茂陵外垣内除"配食"与帝陵的李夫人墓葬之外, 在陵园东北角还发现排列有序、呈甲字形的南向墓葬9座; 汉元帝渭陵几乎在同样的位置发现了规划有序的独立墓园, 其中有大、中型墓葬计5排甲字形南向墓葬共计32座。这样排列有序、墓向统一的陪葬墓园在义陵[21]中也有所发现。上述出现在外陵园内的陪葬墓区, 墓主可能是皇帝的高级嫔妃。
① 受到考古材料所限, 陵园外帝陵陪葬墓的具体时代、墓主属性并不清楚, 有待考古工作进展后再作讨论。
综上，笔者认为，西汉帝陵陵墓的朝向以东向为主, 随着陪葬墓区的出现, 西汉中期以后的陵园内墓葬的朝向也呈现出了东向(帝陵朝向)、南向(陵园内陪葬墓朝向)杂糅的格局。
五、影响汉陵朝向变化的因素此前有学者认为, 关于先秦两汉陵墓墓向的源流, 存在着"家族传承"和"例随前朝"两种模式[25]; 还有学者从地形、交通位置、先祖葬俗等角度认为秦始皇陵"东向说论述的核心是陵墓方向, 从陵园内建筑的布局来看, 坐南面北应为陵园的整体方向", 认为秦始皇陵是"墓向与陵向二元结构的完美统一"[26]。汉承秦制, 对西汉帝陵而言, 笔者认为陵园、墓葬方向的选择与变化, 与地形、汉长安城、传统尊卑方位观这几大因素密切相关。
(一) 地形的限制自新石器时代以来, 墓葬一般都会选择在地势高亢、土厚水深的平坦地带, 西汉11座帝陵的选址亦概莫能外。以咸阳塬上的9座帝陵为例，咸阳塬位于西汉长安城以北, 东西长32.7千米、南北宽约10千米, 海拔420—510米, 地势广袤, 土厚水深, 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 使得汉陵陵园呈坐西朝东、陪葬墓也呈东西向排列分布; 霸陵、杜陵所在的白鹿原、少陵塬东西宽阔高亢的地貌环境, 也影响了陵园的整体朝向。
(二) 汉长安城的朝向在此前的研究中, 学界提到了秦始皇陵对西汉帝陵的影响, 学者认为"汉承秦制"在帝王陵制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汉时期的11个帝陵的规划与建设大多是继承发展了秦的制度, 以都城长安作为规划的范本[24]。按照古人事死如生的传统, 帝陵是仿造生前居所来规划和建设的, 也就是说, 帝陵的朝向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帝王生前居住都城的朝向。对于都城"崇东"的现象, 刘瑞认为, "不仅秦人崇尚东方, 关东地区来的方士也持有这一尚东思想, 而汉长安城的设计和建设过程在中, 无论是作为开国之君刘邦和萧何、阳城延都是来自东方。而陵园和墓葬崇东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了都城方向的影响。其实这一现象, 并非汉代人的创造, 秦人一直就有这个传统, 并一直延续至西汉"[27](P29-30)。
西汉帝陵陵园的南向化在平帝康陵得以实现, 绝非偶然。南向的康陵陵园相对于阳陵、茂陵陵园"整体布局宏大、设施齐备、功能完善"而言, 很明显进入了衰落期。然而, 在南墙开设门阙、陵园南北长度大于东西长度的平面形态、陵墓朝向与陵园面南的现象, 是西汉晚期帝陵构成要素中新的变化点, 这与汉长安城朝向的转变和西汉晚期一系列的政治、社会变革密切相关。
西汉末年, 王莽与刘歆等一批儒学之士, 依据先秦经典对《周礼》进行了重新的整理、改编, 其中包括了一套形成于元始五年(5)的南北郊祭祀制度, 并先后在长安城南郊修建了明堂辟雍、九庙等礼制建筑。可以说, 南北郊祀制度的确立, 是汉长安城朝向发生本质转变的开始。与此同时, 王莽在其女儿、也就是平帝的皇后出现"子孙瑞"的征兆下, 开通子午道。所谓子午, 在表示方向时, 子为北, 午为南; 表时间时, 子为夜半, 午为正午。随着王莽"通子午道", 此时子午地位可与"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 定制度"相提并论，正南北的方位不仅仅是方向或时间的概念, 而是具有哲学和政治学上正统的意味, 更是自然选择和政治需求的完美结合。
考古发现已证实汉长安城确实存在一条南北向的轴线。该轴线出秦岭子午谷外, 穿过汉长安城的安门大街, 再向北穿过长陵陵园, 一直延伸到三原县北天井岸村的"天齐祠"遗址, 总长约74千米[28]。随着这条轴线的确立, 先秦儒学典籍中"以南为尊"南向理念也成为了王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 并为王莽建立新朝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 形成了《周礼·考工记》所载的"左宗右社, 前朝后市, 市朝一夫"都城规划原则, 至此, 汉长安城最终完成了东向至南向的转变。
西汉帝陵的建设都是历代皇帝在位时的大事之一, 虽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康陵的建设时间, 但必然与王莽有关。在西汉晚期皇权旁落、外戚当政的政治背景下, 一个崇尚周礼、复古改制的国家重臣, 应当参与到了康陵的规划、建设当中。康陵陵园方向发生由东向南变化与汉长安城轴线变化几乎同步。因此, 无论是秉承"陵若都邑"的规划思想, 还是儒家经典所倡导的相关礼仪制度, 汉长汉城朝向的转变以及面南为王的方位观, 势必会对康陵规划和建设产生重要影响[29], 这也说明了西汉晚期的儒学改造运动也波及陵墓制度[30]。
(三) 尊卑有序、三纲五常的儒学观念据《汉旧仪》载:"天子即位, 明年, 将作大匠营陵地……已营陵, 余地为西园后陵, 余地为婕妤以下, 次赐亲属功臣。"[31](P106))可见不仅西汉帝、后陵墓位置有安排之外, 夫人陵墓位置也是有详细规划的。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 茂陵陵园内"二号墓园与其东侧的8座墓葬墓主, 可能皆为汉武帝的高级嫔妃墓葬"[32]。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汉昭帝平陵陵园东北部发现了8座甲字形的陪葬墓, 均无封土, 墓葬区域外围发现壕沟[33]。从《汉旧仪》记载的规划来看, 这些墓葬应当属于昭帝的嫔妃墓。茂陵、平陵、渭陵外垣内出现的南向陪葬墓(园), 不仅是西汉帝陵设施逐渐完善的标志, 更是西汉中晚期以来"三纲五常"的尊卑观以及"阴阳南北"方位观影响下的产物。
汉武帝时期, 由于国力增强, 帝王个人奢侈欲也不断增大, 后宫宫女随着他修建离宫别苑不断增多。据《三辅黄图》载:"武帝求仙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者随补之。"[34](P184)由于后宫人员庞杂、名号混乱, 难以管理, 因此, 又增加了等而下之的"婕妤、俓娥、傛华、充依"等名号。至汉元帝时，又增加了昭仪, 形成了十四等级的妻妾名号, 其地位和俸禄的编排, 参照了相对应外朝官员的情况。从元帝开始, 外陵园内的陪葬墓以"独立成园"的形式开始出现, 这些陪葬墓园, 除了有垣墙环绕之外, 还有壕沟, 从属于帝、后陵园。陪葬墓的形制、方向基本保持一致, 排列整齐有序, 规模各异的同时也体现出了等级的高低。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 汉代在陵墓制度的发展历程上具有相对的继承性与开创性，体现着社会思想的发展与定型过程, 尤其表现为儒家学说对社会世俗生活全面影响地位的确立[35]。汉武帝时, 以董仲舒为"群儒之首"的一批才学之士, 提出了"教民化俗"的移风易俗思想, 系统地讲述了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 认为强调教化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根本。他们用阴阳学说和天人感应的理论, 解释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伦理尊卑关系, 在这一历程中, 夫妻合葬，乃至帝王与诸多配偶的合葬逐渐成为了埋葬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
随着以德治国作为西汉后期的主要社会治理模式, 儒家学说的社会化, 儒家教化理念不断地向社会渗透, "教民化俗"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治国理念[36](P53-54)。儒家学者希望统治阶级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 以等级关系森严的伦理规范来限制约束民众的行为, 从而形成一套"事君忠、事亲孝"的文化价值和行为取向。董仲舒认为"阴者阳之合, 妻者夫之合, 子者父之合, 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皆取诸阴阳之道"[37](P464)。"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 夫为阳、妻为阴"[37](P464), 从阴阳五行方位来讲, 阴, 一般指北方, 阳, 指南面。值得注意的是, 西汉中后期帝陵外陵园内, 陪葬墓园均位于帝陵的北侧, 因此这种特殊的布局模式不排除阴阳方位观念的影响, 加之"夫为妻纲""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观念, 陵园内的陪葬墓均选择朝向帝陵的方位，明确了与帝陵的从属和等级关系。
| [1]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 [2] |
石兴邦, 马建熙, 孙德润. 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查记存[J]. 考古与文物, 1984(2). |
| [3] |
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 [4] |
叶文宪. 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相关问题[J]. 文博, 1988(4). |
| [5] |
王丕忠, 张子波, 孙德润. 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0. |
| [6] |
刘庆柱, 李毓芳. 西汉诸陵调查和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 [7] |
雷依群. 论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J]. 考古与文物, 1998(6). |
| [8] |
沈睿文. 西汉帝陵陵地秩序[J]. 文博, 2001(3). |
| [9] |
秦建明, 姜宝莲. 西汉帝陵的昭穆与陵位探[J]. 文博, 2002(2). |
| [10] |
咸阳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勘探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
| [11] |
郑玄, 贾公彦. 仪礼注疏[M]//阮元.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 [12] |
郑玄, 孔颖达. 礼记正义[M]//阮元.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 [13] |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 [14]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5.
|
| [15] |
凤凰山(周公庙)考古队. 2004年夏凤凰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M]//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古代文明.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 [16] |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 [17] |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 [18] |
袁宏. 后汉纪校注[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
| [19] |
焦南峰. 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的分析与推定[J]. 考古与文物, 2013(5). |
| [20]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元帝渭陵考古勘探、调查简报[J]. 考古, 2013(11). |
| [21]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哀帝义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2(5). |
| [22]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 文物, 2014(6). |
| [23] |
焦南峰. 西汉帝陵的考古发掘的历史与收获[M]//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西部考古(第一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
| [24] |
徐卫民. 秦汉帝陵与当时社会[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5). |
| [25] |
丁岩. 先秦两汉帝陵墓墓向问题初探[J]. 文博, 2014(1). |
| [26] |
孙伟刚, 曹龙. 再议秦始皇帝陵墓方向与陵园方晦——墓向与陵向二元结构并存的秦始皇帝陵园[J]. 考古与文物, 2012(5). |
| [27] |
刘瑞. 汉长安城的朝向与南郊礼制建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 [28] |
秦建明, 张在明, 杨政. 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J]. 文物, 1995(3). |
| [29] |
马永嬴. 汉平帝康陵布局试析[J]. 文物, 2014(6). |
| [30] |
段清波. 汉长安城轴线变化与南向理念的确立——考古学上所见汉文化之一[J]. 中原文化研究, 2017(2). |
| [31] |
孙星衍, 等. 汉官六种[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 [32] |
马永嬴. 汉武帝茂陵陵园布局的几点认识[J]. 考古与文物, 2011(2). |
| [33]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J]. 考古与文物, 2014(3). |
| [34] |
何清谷. 三辅黄图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 [35] |
赵钧陶. 秦汉时期的"独别葬"问题[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4.
|
| [36] |
贺科伟. 移风易俗与秦汉社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 [37] |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