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事业不断兴盛的新时代, 如何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诸多领域的中国化研究推向纵深发展已成为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有学者提出在史料与方法上都应采取多元化的视角，注重从思想史角度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P145-149)}。联想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封建论的思想合法性就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和外部的质疑, 围绕“封建社会”和“封建主义”的争论此起彼伏, 这多少反映出我们仍有必要深度开显鲜明的时代意识与清醒的方法论自觉。对此, 应当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视域中, 重新审视中国封建主义话语^①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①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指称的“中国封建主义话语”，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封建”概念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范式与革命叙事, 及其在日常话语体系中的各种运用。

一、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内涵及争论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现如今常常被认为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密切相关, 前者甚至可以看成是对后者的协同配合。可细究起来,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显然并不是简单地挪用西方“封建”概念来反注中国历史, 也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在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概念方格内排列组合中国自己的历史资料。中国封建主义话语从诞生之日起, 就是一种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对中国道路发展问题的思考, 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理论生产过程, 最终实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神州大地的落地生根。时人运用唯物史观, 把“封建主义”作为核心概念之一, 重新命名与解释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既使止步不前的“新史学”经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洗礼而焕然新生, 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科学基础, 同时也体现出凝聚共识、教育人民的文化领导权特征, 可谓是集科学、革命与启蒙三重性质于一身的奇壮画卷。

限于篇幅, 我们无法全景式地再现中国传统政治理想主义色彩且与“郡县”二元对峙的“封建”概念, 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语境中的“封建主义”概念过渡, 并最终转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封建概念的历史过程, 但可以确定的是, 用“封建主义”概述或命名中国的社会历史是20世纪初自东瀛借鉴而来, 传统“封建”概念转化为时代的历史叙事则是要到20世纪20年代末方才开始。著名美国学者德里克(A.Dirlik)就认为封建主义问题在30年代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中心话语^[2](P232)。葛兆光教授则进一步指出, 中国历史学界在1929年发生了方向性的转折, 促使人们从西方的理论资源中, “另外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 开始重新理解和叙述中国历史”^[3](P97)。何怀宏教授则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的“回到书斋”, 使得“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得以在1929年被首先提出^[4](P36-37)。基于这些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肇始于1929年, 其最终成型则在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及其正统地位初步确立的30年代末期。

平心而论,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理论线索并不复杂, 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切入中国封建问题的研究也不胜枚举, 不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各种研究表现出于梳理时间线索不够深入细致、于论证话语创新方面不够融通紧凑的总体特征。在很多赞成论者或是反对论者的相关论著中, 我们似乎很难不认为一些论者其实是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重新叙述中国封建主义问题, 以至于海外有学者不客气地批评国内学者往往“是在没有搞清封建究竟为何物的情况下来讨论中国有没有封建制度; 再在没有搞清中国有没有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究竟起于何时。结果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讨论了七十多年还没有共识”^[5](P34)。近年来, 也有学者直接指出人们熟知的以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封建思想、封建脑瓜、封建大家庭、封建包办婚姻等为代表的“封建”词语群皆为误解和滥用“封建”概念所导致的不中(不符合中国的封建古义)、不西(不符合西语的封建本义)、不马(不符合马克思的封建原义)的第四种“封建”——“中国式”封建, 认为应当寻求替代性的新概念^{[6](P343-344)}；冯天瑜教授在《“封建”考论》中则明确提出要为“封建”正名, 并用“宗法地主专制”取代泛化“封建”^[7]。有学者则明确反对上述观点, 并再度重申了中国封建论的学术地位与历史意义^[8]。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由上述研究所引发的学术对话与争鸣往往给人以词句语词之争的历史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之感^[9]，面对再度复兴后的实证主义的冲击, 我们应当承认实证主义思维主导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范式的否定性研究已超过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层面对现代化史学、后殖民话语的批判性研究这一现状。

与国内研究情形相仿, 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封建主义问题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分歧, 撮其要者, 大概有三种观点。

一是基本否定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合法性。美国著名学者列文森(J.R.Levenson)曾婉转地批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不足之处, 在于“培育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是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吻合”^[10](P305)；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P.Anderson)把此种现象的成因, 归结于封建主义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普遍推而广之”到非欧洲大陆的历史解释中, 从而变成了“一个涤罪大海, 任何社会都可以在其中受到洗礼”^{[11](P131-132)}；费正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封建”作为西方术语对于研究中国历史而言价值很小, 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没有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的体制^[12](P32-33)，集西方汉学之大成的剑桥中国史也持同样的观点。

二是明确站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肯定封建主义话语的理论价值。代表论著是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1919—1937》。作者从“对于历史的兴趣是革命分析的产物”^[13](P91)的独特视角出发, 充分肯定了中国封建论的史学价值与革命贡献。2010年5月, 德里克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纪念讲座”做系列演讲时, 更加以一种近乎于危言耸听的方式, 提醒中国的研究者要正视“曾经阻碍了现代性发展的‘封建’文化以复仇之势卷土重来的”现实, 再度重申应当把反思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与教条化错误, 同深度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严格区分开来^[14](P93-98)。

三是从后现代、后殖民视角打造另类的封建主义话语。美籍印度裔学者杜赞奇((P.Duara)明确表示反对“那种把封建制作为现代化的主要‘他者’的线性的历史叙述结构”, 认为“封建”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中的自治资源, “新的和旧的市民社会的团体在军阀混战时期相当出色地管理了乡村和城市, 曾使掏粪工以自己的职业为荣”, 但扩张的国家机器最终湮灭了“封建”的叙述结构。他尤其批评“通过把诸如‘封建’之类的词语及其所代表的世界抛入历史的垃圾箱”而“截断了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历史脐带”的做法^[15](P168)。显而易见, 杜赞奇的“多歧历史”不免使人联想起沟口雄三赋予“封建”以自生近代化功能的日本中国学^{[16](P112-113)}，这种神来之笔般的拯救“封建”只不过是“西方中心本位”与“东方中心本位”的一出一进, 说到底都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悬设。

以上观点角度立场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牾, 但或多或少提醒我们有必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重申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当代合法性问题。本文想要强调指出的是, 我们再度研究中国封建主义话语, 重要的不是研究中国封建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所谓的“封建主义”概念原义, 更不能堕入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地方性想象; 重要的是理解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问题的实际解决, 也就是要说明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把中国问题纳入具有民族地区特色与历史普遍发展的宏观视野, 使中国道路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得以辩证结合, 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历史理论基础。

二、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思想谱系

我们知道, “feudalism”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西欧封建历史同步的产物, 而是欧洲封建主义行将结束的时候才被总结与叙述出来。而以鸦片战争开启的西学东渐(以及甲午战争后的东学西渐)为界, 此前的人们重在争论“封建”究竟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还是一种暂时的政治创制; 之后, 人们则重在思考中国是否能通过“封建”与西方分享共同的社会进化规律。这种前后明显不同的重大变化, 使得讨论封建问题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 中国何以是封建的命题被放置在了重新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上。

关于近代中国唯科学主义与进化论思潮的研究表明, 清季学术的演变呈现出一种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共同作用的景观, 越往后则外缘影响的作用越明显, 这就开启了引入西方思想资源改造本土文化之滥觞。由于西方资源的严重异质性, 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不仅没能大踏步“创新”, 反而陷入了一种“文化夹心状态”, 起先这种夹心状态是被动的、不自觉的, 传统知识分子仍试图以“托古改制”方式寻找出路, 周予同就认为没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便不会有日后的新史学派, 或者说中国史学的转变路线也不会如后人看到的那样^[17](P4-5)。戊戌变法的失败清零了康氏的历史叙述编码, 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梁启超为发轫的试图寻求历史公理与公例的“新史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1901年9月3日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中国史叙论》与次年2月8日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里。从流行的“词频”分析角度看, 《中国史叙论》中仅出现过两次“封建”且几乎与诸侯“割据”同义, 而《新史学》中则压根就没出现过“封建”的字眼,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中国封建社会的问题在那时并未开启。但德里克则认为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就已经暗示了引入欧洲历史分期论的方法将导致对“封建”(fengjian)新的理解, “封建”也由此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中, 迎面而来的问题不再是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 也不再是回到封建的政治秩序几许可能, 而是转换为中国的“封建”(fengjian)与欧洲的“封建主义”(feudalism)究竟有没有可比性、又有多少相似性^[2](P231)。我们认为, 梁启超的意义不在于让“封建”一词重新走到台前, 而是在于开启了以“封建”重新叙述中国历史的可能。继梁启超之后, 严复1904年出版的译著《社会通诠》中, 一改原先把“feudal”音译成“拂特”的做法, 把《社会通诠》中的feudalism意译为“封建之制”, 一举把“封建”的含义改造为表征社会制度、历史时段的新名词, 他同时指出, “封建者, 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 “由唐、虞以迄于周, 中间二千余年, 皆封建之时代, 而所谓宗法, 亦于此时最备”。^{[18](P92;“严序”P1)}

在梁、严之后的十几年里, “封建”作为历史名词频频见诸于国人论议之中, 有时指殷周政治制度, 有时则指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代的政治制度^{[7](P189-190)}。但吊诡的是, 尽管“封建”概念高频出场, 但很少有人用“封建”或“封建主义”来表征或命名周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人们虽然意识到历史叙述与民族意识建构之间的重大关系, 但都没能在理论高度上思考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封建”概念重新叙述中国历史, 直至20年代, 人们还是在反割据、反专制、反宗法等启蒙的意义上传播“反封建”的流行话语。

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国人第一次遭遇了如何从“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的问题。由于共产国际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任务之一是反对封建残余, 国共两党对此都非常清楚, 所以当大革命以始料未及的国共分裂为代价而失败后,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封建性质的论断便同时受到托洛茨基派和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语)的攻击。托洛茨基等人批评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在于斯大林误判中国是封建社会, 他们针锋相对地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 而且资本主义很长时间以来就已是中国决定性的社会结构; 国民党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实行反封建的革命是误入歧途, 因为封建主义(feudalism)早在千年前就已终结。这些都逼迫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认真对待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问题。于是, 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便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起。

在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封建社会的争论中, 西周封建与欧洲封建具有相似性、周代封建是封建主义的典型形态的观点取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而指出中国历史在展现其独特性的同时, 仍然遵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 封建主义是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而随着讨论的深入, 人们逐渐发现, 在历史学内部并不足以建构一种能够囊括传统社会诸多非资本主义特征的封建主义话语, 还应当打破实证思维, 突破学科界限, 以总体性的视角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层面思考中国封建主义问题, 并最终指认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

1939年12月, 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完成了作为干部教材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①。这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著作, 其受重视程度远不及《新民主主义论》, 但1940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未几就刊登此文, 足见当时人们对其的重视程度, 后人也公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这篇著作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阐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性质, 科学地说明了中国的国情, 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阐述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基本问题, 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也对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封建”概念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19]。

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原定计划写三章，但只完成了前两章，全文分别在1940年下半年与50年代初有过两次修改，1940年的修订本于当年11月发表在党建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的《党建论文集》，是时标题已改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鉴于已有专门研究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不同版本及其毛泽东修改时的考虑(见王涣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学位论文)，笔者倾向于认为文本的最初状态更能历史地说明问题，故本文采用的是当时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4期、第5期连载的版本，这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文后公开发表最早的版本，发表时没有署名，而是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编辑委员会的名义刊登了“编委启事”。另外需要说明的，《党建论文集》中的修订版比《共产党人》刊登的增加了大量内容，已与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版本基本一致。参见曹雁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论述》，载《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辑部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我们认为,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前途的科学说明, 正是建立在当时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研究的成果之上。文中所出现的种种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叙述, 既以通俗的方式强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适性, 并创造性地区分了中国历史上两种不同类型的封建国家——“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又用明快的语调定义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性质及矛盾与当前阶段的社会性质及矛盾, 并清楚指明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20](P2-10;P14)}。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正是在这部著作中,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娴熟运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工具, 把对中国社会封建性质认识导向了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理论建构, 形成了以矛盾辩证法为鲜明特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一是运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辩证法说明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特征, 指出正是帝国主义的世界扩张, 决定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必然要脱离单一民族国家的空间局限, 而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洪流相汇合。二是运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空间辩证法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 指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不断内化为中国社会内部的尖锐冲突与深刻危机, 城市权力中心与农村穷乡僻壤的二元对峙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平衡发展的最显著特征, 中国革命就必然要立足于农村落后生产关系的实际, 在城市中心控制相对较弱的边缘地区长期建设根据地,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式革命道路。三是运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不平衡发展辩证法说明了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的辩证关系, 指出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系列不平衡发展现象, 导致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必然是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殊死搏斗中孕育和锻炼出的具有极强战斗性和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 革命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也必然是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广大农民。四是运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辩证法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文化启蒙内涵, 指出不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革命与启蒙, 不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尤其是长期封建主义环境中所形成的种种落后意识, 就不可能进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以此为标志, 中国数千年都是封建社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观念逐渐流传开来并深入人心, 最终形塑了后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知框架。毋庸置疑, 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并不能直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者苏俄人那里找到出处, 因而可以看成是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中推衍出来的独特理解, 但我们其实也不难发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共性。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二三十年代人们逐渐接受的一个世界历史知识就是, 封建主义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 封建社会系从奴隶社会中孕育而生, 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从封建主义的母体中而来。这个常识性说法背后的深意就是, 同样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现代化转型, 也必然从封建主义发展而来, 因而是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与超越。从文本角度看, 马克思确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明确提到,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种颇似英国19世纪进步主义历史观的理论表述, 结构清楚, 简明易懂, 因而流传极广、影响巨大, 仅以中国为例, 自从1919年初出现《序言》的中文选译, 到1925年就已有了不下数十种译文^[21](P1)。

列宁的封建主义概念与马克思的并没有实质性差异, 但他的创造性在于显著扩大了封建主义的含义与范围, 不再局限于西欧采邑制和农奴制等特征, 而是强调大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者对小农的地租剥削, 最后只要是地主占有土地并以地租为主要剥削方式, 列宁都一并概括为封建制度。他一方面指称俄国的农奴制生产方式为“封建的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社会历史上且当时仍不同程度存在的压迫和剥削就是“封建制度”^[22](P293)。这种封建论对以中国为主的东方国家而言无疑有着高度的亲和力。因此, 无论是共产国际二大强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第一步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还是1922年1月, 列宁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接见中国代表时所强调的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从字面意思接收了过来, 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公开宣传了出来。中共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日后也被总结为党的“最低纲领”或“民主革命基本纲领”。

1938年12月, 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亲自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由博古翻译后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题作为单行本在国内出版。斯大林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浓缩为了五个阶段, 其之所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 除了苏联及苏共的地位影响, 还在于他在理论层面把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做了一定程度的综合。一方面,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所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的”^[23](P446)的表述几乎就是《序言》叙述方式的重复; 另一方面, “在封建制度下, 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 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 但是可以买卖农奴”,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 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23](P447)则明显源自列宁的封建主义理论。显而易见, 斯大林的封建主义理论既在必然性上确定了封建社会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序列, 也在现实性上规定了封建制度的具体内容及阶级斗争在其中的地位, 因而更加适应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理论需要,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形塑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作用与意义确实不容小觑。

不过, 通观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各种论述, 我们就不难发现他的五阶段论严重遮蔽了他对中国社会封建性的种种游移甚至矛盾的观点^①。换句话说, 在1938年以前, 斯大林(包括斯大林的理论对手托洛茨基在内)并没能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清楚的界定与阐释, 而只是泛泛地强调封建残余是革命的对象^[13](P58)，至于中国社会究竟是资产阶级化了还是仍然保留着封建的社会结构这个难题历史性地交给了中国人自己。

① 斯大林一方面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国目前正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认为当时中国的统治势力是“和商业资本的势力独特地结合着的封建残余的势力，地主的势力，军事与非军事的地主官僚的势力”，“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因而土地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中国的大小封建主”。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据张静庐的研究显示，此文经由张崧年翻译并刊登在1927年武汉《中央日报》的《副刊》上；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载《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01页；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载《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0页；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载《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15页。

与自然科学史上的革命相类似,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重估与重释传统社会历史的新范式, 其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与运用, 而且是在与不同思想的竞争和博弈中, 实现了从史学范式的学术话语向革命实践的理论话语、从资产阶级革命话语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话语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的三重转变和创新, 是一种具有创新整合功能的话语逻辑, 并最终从时代流行话语上升为领导权话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构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列宁对帝国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构成列宁主义的基础一样, 没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深入结合, 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矛盾不平衡辩证法创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革命话语, 便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封建主义话语, 也不可能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既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满足近代中国需要的程度, 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学和思想史基础。

三、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当代启示

反思与批判中国封建主义话语, 一度成为学界尤其是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以批判的态度重新审视历史, 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我们并不否认, 在特定历史阶段(1929—1939)建构起来的中国封建主义话语, 确实存在历史进步观、线性时间概念、宏大叙事话语甚至欧洲中心主义等需要反思和批判的方面, 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国统区思想界就已出现“没有了中国”的集体性焦虑^{[24](P104-122)}。但是, 机械地、静态地固守在传统封建概念或欧洲封建主义概念, 并以之为原点指摘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种种缺陷与不足, 何以见得就不是专业之狭隘性、问题意识之闭塞性、方法论之过于技术化的另一种“教条主义”?

无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 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创新品质。因此,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 绝不能想当然地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出发, 直至滑向以猎奇或颠覆为兴趣的历史虚无主义, 而是应当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和负责任的精神, 整体历史性地把握历史镜像背后或者历史尘封之中的真相与价值。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 我们大致可以发现,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可以被逻辑化如下三个层次与命题。

(一) 中国问题的创新话语:中国封建主义话语与中国历史学新范式

“中国问题”是一个大概念, 不同的学者对此有过不同的表述。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中国问题”, 则可以表述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该向何处去?换句话说, 当面对形式与内容都异质于中华文明的西方文明时, 中国人该怎么认识自己?外族入侵、主权沦丧、政权分裂, 这些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新东西”, 也是导致中原王朝盛衰交替、治乱更迭之“循环”现象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被黑格尔嘲讽为没有“历史”的时空里, “循环”机制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强大的自我修复、自我包容和反向扩张的能力。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异族”入侵, 虽然总是破坏中原王朝的生产力和社会秩序, 但由于文明程度上远远低于中原王朝, 就不可能在根基上颠覆中原王朝的根本制度和运转机制, 结果要么就是铩羽而归(如历史上的“五胡”), 要么就是把政权建立在对中原文明的大幅度认同与低程度改造上(如元、清两朝)，走不出历史循环的自然周期也就在情理之中。

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与以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 其既是一个充分表现血腥暴力、资本逻辑强制的过程, 也是一个充分展示西方文明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制度形象的过程。这种二重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危机。中华文明传统的包容和扩张能力不再有效, 而且还得在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强化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根本性否定和批判。整个清季, 从官僚士大夫到草根知识分子, 不论立场和观点如何对立, 实际上都得共同面对为中华文明寻找新道路和新发展这个难题。

晚清肇始的史学革命正是对于中国问题的一种回答。以后世的眼光看, 梁启超等先贤所开创的新史学, 内在的理路不过是一种注定要被淘汰的进化史观, 但他们毕竟迈出了把中国历史纳入西方文明框架内以寻求世界性尺度与价值的第一步。梁启超等人虽然不能理解历史的线性叙事实际上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必然产物, 但他们从建设民族国家的角度体会到了史学的现代性启蒙价值, 主张“没有线性历史的人民是无法成为民族的”^[15](P34)。所以, 新史学从一开始就尝试建立一种能够与西方历史叙事对话甚至比肩的新的历史编纂体系, 即讲述一个“世界的中国”。这种历史叙事借助“封建”概念, 在一定意义上帮助国人确立了世界的视野和进化的意识, 但粗放的文化决定论、中体西用的“天下”情结, 都使得这一时期的新史学无法实现其所致力于追求的思想有效性与现实针对性, 结果不得不经历科学化、专业化的转向。

然而, 历史学科学化、专业化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进一步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过程。重视史料考证和追求客观事实的史学方法, 虽然有助于总体提升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学术品质和与西方史学研究对话的能力, 却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社会时代问题, 甚至还面临瓦解原有民族观念和历史想象的质疑与批评。在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不断尖锐的情况下, 中国社会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焦虑, 反封建话语的流行、反封建运动的高涨就是这种激情和焦虑的现实反映。因此, 外在的时代危机与内在的思想危机, 都要求中国历史学必须寻求新的理论资源与概念工具, 通过总体把握传统的社会历史脉络, 回答中国未来走向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道路的关系问题。换言之, 现实需要一种能够从复杂的特殊的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中透视出表现某种普遍性意义的新的史学范式。

由此, 人们纷纷从笼统的政治、文化或道德视角走将出来, 转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尝试把经济作为所有社会问题的首要因素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以建构一种旨在证明中国历史并不会因为自身的特殊性而外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新的历史叙事。现在看来, 把封建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前阶, 用“封建”来命名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历史性质, 用“封建”来表征中国社会的落后程度, 用“封建”来说明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 无论是在叙述框架还是在话语策略上, 都更接近于时代所能达到的对中国历史本质的认识高度, 更有助于科学分析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 也更加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从学术有效性和历史合理性两个层面, 解决了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自在之物”的难题, 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现代化发展道路,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革命话语在当时就获得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理性共振与思想共鸣, 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赢得了实际上的思想文化领导权。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 没有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成功建构, 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合法性就无以在学理上得到确证, 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乃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也就不会那样兴旺炽烈。

(二) 中国经验的历史价值:中国封建主义话语与唯物史观理解史

在肯定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 我们仍需认真面对德里克的诘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对于历史普遍模式的专注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信誉。”^[13](P185)对于这个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立场出发的简单否定, 或者从实证主义视角出发的简单肯定, 都是一种理论上的“懒惰”, 因为两者在实质和思想方法上都是源于对20世纪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经验”的不正确理解方式, 即要么认为唯物史观作为前提已经根本决定了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共同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大同小异), 要么认为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理论无以说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中国自秦始就已经束了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两种理解方式的共同偏差就在于, 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与现实(化中国)的过程, 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与现实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我们知道, 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人们也普遍接受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广义”与“狭义”的理解。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是, 历史唯物主义在原初经典中的面貌并不十分清楚, 广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法, 与其说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广义与狭义之分所造成的, 不如说反映了马克思在创立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的两种叙述方法^[25](P39-46)。而正是因为马克思出于为同时代人所理解的需要, 不得以而采用19世纪流行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和语言风格来叙述自己的思想, 所以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苏俄马克思主义, 都把《序言》看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纯粹典型形式”^[26](P3)。

作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 其中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以“纯粹典型形式”面貌出现的唯物史观, 并迅即与其他社会思潮发生了正面交锋。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历史唯物主义催生了国人现代化的问题意识; 通过20世纪初的“科玄论战”和“东西文化论战”, 唯物史观初步显示出在同诸多现代性话语进行理论竞争的出色能力, 初步展现了其在解决中国现实难题方面的强大优势。正是在这个诸子百家争鸣的理论竞争中, 唯物史观的中国特色日趋明显, 时人普遍把唯物史观看成是运用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以及中国未来道路走向的方法与工具, 这就内在地促使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当中国革命走到“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 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27](P11)，这个“革命”与“历史”关系现代性重构的十字路口时, 唯物史观的中国之旅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肩负救亡与启蒙双重任务的“中国经验”。

从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生成脉络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唯物史观在中国语境中的两个特征:其一, 唯物史观把以史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其二, 唯物史观的普世性与真理性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本土资源中得到了具体确证。正是通过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中国历史学从过于理想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信古”与“疑古”传统, 变成了具有在理论与学术两个层面与西方对话能力的现代性的“释古”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从来就不是亭子间里的纸面文章, 而是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历史科学, 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革命”。唯物史观也正是在与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的互动对话中, 逐步形塑了国人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认知与问题意识, 并初步介入了中国式启蒙祛魅、立人和改制的三大主题, 即反思和批判传统的现代性取向, 适应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际的话语生产, 以及建设新社会的意识形态^[28](P125)。从这个意义说, 中国化语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中华民族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殖民化中国, 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思想源泉与根本方法, 对中国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 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民族理论、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 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以中国封建主义话语为代表的唯物史观“中国经验”, 当然不仅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其现实指向与价值旨趣还在于要透彻说明, 中国必须经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征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仁不让地迈开了从史学革命走向革命叙事的关键性一步。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极为特殊的性质, 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完全同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特殊性质的深刻揭示, 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意义上指认了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都改变不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 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引导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富强民主的康庄大道。

从哲学意义上看,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革命话语, 是第一次理论化、系统化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历史观, 把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问题放在具有本民族特色层面和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趋势的世界历史宏观视野中加以认识和叙述。以其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个重要的贡献就在于, 结束了近代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富强过程中种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和片面抽象的文化决定论思维, 实现了从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的方向性转折, 使中国革命的辩证法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科学回答了如何既借鉴现代社会的发展成果, 同时又不陷入资本主义社会魔咒这个现实性难题。从实践意义来说,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革命话语,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从“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再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根本转向, 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开辟了现实的路径。

总而言之, 20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之旅可以看成是一整套概念范畴、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哲学基础的全面转换过程, 种种试图绕开乃至瓦解唯物史观话语的“中国史观”理想, 纵然五彩斑斓甚至喧嚣尘上, 最终都将因踩空而从云间跌落。我们当然不能再走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具有科学根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老路, 但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中汲取思想养分, 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把自身的创新发展建立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之上, 仍然是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创新留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三) 中国话语的历史经验:中国封建主义话语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

近年来, 学术界掀起了中国话语研究的热潮, 这对于在资本逻辑全球化布展的语境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有着深刻的意义。有论者形象地说, 建构与中国崛起、中国道路相匹配的中国话语, 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有人信”^[29](P24-25)。我们认为, 暂时撇开中国话语的内涵、实质、原则、策略等复杂问题不谈, 这种表面的诙谐背后折射出的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在当代的困境, 中国正在世界舞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文化尊严与政治自信却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和危机。对于中国封建主义话语的质疑甚至否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然而, 即便是在历史学领域, 人们至少也承认, 贸然营造所谓新的“共同记忆”, 有悖于历史学尽力求真的基本操作^[30](P.xi)。一个可以预料到的情境就是, 没有了熟知的封建主义话语, 人们连简单的日常交流都将变得失语和困难。从这个意义上看, 一部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创新史就是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史。

我们知道, 葛兰西(A.Gramsci)从意大利革命的失败中发现了掌握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指出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夺取政权前就已经把表征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话语概念不断传递到农民、手工业者等社会集团那里, 并以此为基础取得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而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不能取得胜利, 主要问题就出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文化领导权。

犹如是与葛兰西的跨时空对话, 中国共产党人在历经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 也深刻认识到文化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 开始关注之前无暇顾及的文化工作, 致力于组织思想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 在国统区开展长期、半合法的斗争, 即毛泽东日后所说的在国统区发动文化革命。中国封建主义话语虽然不像“左翼文化运动”那样从一开始就由党直接领导和推动, 但唯物史观的底色决定了其必然要以追求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导权上的胜利为旨趣。正是在这个不断竞争和创新的理论生产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引导”、民主的方式, 在农村根据地和国统区两个革命空间里建构起了具有凝聚思想共识、塑造民族主体功能的新历史话语, 中国封建主义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性的历史知识, 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逐渐成为大多数人认同的革命道路。尤其是在国统区, 共产党人是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 建立起了最广泛的政治文化统一战线, 取得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制胜权。中国共产党人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不仅在于军事上的决战决胜, 同时也在于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赢得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与认同。注重革命理论和话语的创新生产, 正是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创新之于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历史经验。

时代与现实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不断生产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 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深化发展、中国话语的特色生产, 并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 要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建构。这里, 我们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 要加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研究。通过对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建构的历史回顾, 我们不难发现, 研究经典作家的思想, 不仅要回到文本当中理解他们的思想情境, 还要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背景中透视思想与历史的内在关系, 探求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创始人们是如何超越同时代的其他思想, 又是在何种意义上通过分有其他思想的主题开显出创造性的内容以及新的问题。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历史性原则。

第二, 要注重在与时代思潮的对话研究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封建主义话语是在与同时代思潮的竞争对话中建构起来的, 其生动体现了吸收当代思潮与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关系。面对后帝国主义的语境和新传统主义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只有充分吸收时代思潮的最新成果, 并透过这些成果反思现有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在认识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形成新的思想与方法, 从而为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 要始终面向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中国封建主义话语创新最可贵的理论勇气就是始终直面现实的中国问题。要始终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自我反思、批判、重建为前提, 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经验, 真正提炼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既破除狭隘文化民族主义的后殖民迷雾, 又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普遍主义神话, 从哲学形而上的高度建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话语, 确立引领时代需要的文化领导权。

总而言之, 只有坚决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两个必然性”论断, 才能在根基上坚守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义; 只有始终继承并不断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革命话语, 才能真正保卫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与道德合理性, 从而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科学牢靠的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