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是合作, 合作的关键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联互通。实现“五通”的基础是语言互通。“语言在服务互联互通、会通中外思想、超越文化藩篱、推动文明创新、促进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愈发凸显。”^[1]然而,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能力面临挑战, 应对这一挑战的语言规划必须先行, 而语言规划的价值则体现在语言服务。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能力面临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约65个国家, 占全球224个国家和地区的29%。作为一个开放体系, 其总数并不限于此。在这个广泛的区域中, 不仅存在着在世界范围或跨区域或区域内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多种国际、跨区域通用语, 更复杂的是“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包含了60多种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以及数以千计的非官方地区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2]。同时, 作为世界上陆地邻国最多的国家以及多民族国家的特点, 我国还存在着数十种跨境语言。然而，根据相关研究及资料统计, 我国是一个语言能力相对不足的国家, 特别是外语语种数量、语种结构及语种布局等相对贫乏、失衡。由上可知, “一带一路”沿线及其国家周边语言生态极为复杂, 而我们应对的语言能力又相对不足,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严峻的语言能力挑战。

(一) 语言能力相对不足、外语资源的拥有能力相对匮乏

新中国成立以来, 政府一直对语言能力建设给予高度重视, 先后出台了多种政策措施, 极大提高了国民的语言能力。但是也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俄语从盛极一时到迅速衰落的现象^[3]。而此后发生的“文革”, 不仅大大降低了国民整体语言能力和通用语言能力, 国民的外语能力也出现严重的倒退。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全面拨乱反正, 但又出现了外语语种及其结构、布局极度失衡的现象。国家语言委员会原副主任李宇明指出, 我国的“语种人才分布不合理, 除英语外, 所有语种人才都不足”^[4]。目前, 我国不仅语种不足, 语种结构性矛盾突出, 而且语言教育也十分薄弱。当今世界有超过6 000种语言, 我国有所了解的语种仅100多种, 列入教育部本科目录的不足70种, 其中很多语种的专业只有一所高校可以开设。虽然“全国人民学外语”, 但几乎99%的人学习的是英语, 在教育系统中甚至出现了英语唯一化的局面。由此造成了语言人才奇缺, 人才结构极度不合理, 进而导致语言服务能力严重不足, 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局面。这一情形不仅减缓中国迈向世界的步伐, 同样与当前中国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型的新形势不契合, 更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以及以语言为基础的互联互通。目前,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的50多个国家通用语即小语种的语言人才储备不足, 甚至是极度短缺，能够掌握或了解沿线区域数以千计的地方民族语言以及土话方言等人才更是极度稀缺。

(二) 语言能力的国际比较

国际上部分国家的语言资源拥有能力特别是外语资源的拥有能力与我国形成了较明显的对照, 他们的政策措施对我国有借鉴之处。如美国国家安全局语料库具有处理500个语种的能力^[5]。美国的大学甚至可以开设276种非通用语言, 仅哈佛大学就可以开设90门外语课程^[6]。美国政府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注语言问题, 1958年出台《国防教育法》, 其目的是培养包括非通用语言在内的语言人才。1985年美国教育部颁布169种关键语言目录, 高校应开设非通用语言课程。1988年的《国防教育法》修正案进一步强调了外语对国家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7]。通过对“九一一”事件的反思, 2006年美国正式颁布《国家安全语言计划》, 明确制定了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 并逐步启动了包括“国家旗舰语言启动项目”等一系列“国家安全教育项目”, 旨在培养更多高级骨干外语人才和相关教师^[8]。此外, 俄罗斯政府在国防部的协调下确定了关键外语的语种, 并在高校中保留了145种外语专业, 涵盖9个主要语系, 覆盖了世界主要语言的各个地区^[9]。即便是一贯不重视外语的英国也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21世纪初，英国政府出台“国家语言战略”, 推出“国家语言标准”。英国外交事务服务语言中心提供84种语言培训,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中心每年开设52次语言课程培训。日本也出台了“培养能使用英语的日本人”的政策规划。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出台了“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教育”政策等^[5]。

一个国家语言资源的拥有能力, 尤其是外语的数量和质量, 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国获取信息的能力、信息资源的储备和利用能力、国际空间的拓展能力、财富的创造能力以及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一带一路”建设以经济为主导, 促进沿线各国政治互信、文明互鉴、经济共同繁荣^[5]。它涉及广泛的国家间政治、经济、法律、商贸、文化、教育, 乃至民族、宗教、历史、科技、信息, 抑或国际法、国际组织等不同性质、领域广泛的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的共同物质载体是语言, “一带一路”建设必将带来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多领域的语言需求。因此, “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以语言为基础^[10], 语言规划为先导。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语言规划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高度重视语言规划。语言规划是指在一定群体和时空范围内, 为了充分发挥语言的作用, 人们有意对语言的形式、功能、相关因素及其关系进行前瞻性的调整^[11]。正如李宇明所言, 我国除英语外, 所有语种人才都不足。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语言人才也非常缺乏, “一带一路”建设目前正面临语言能力尤其是外语语言和语种资源短缺的挑战, 应对这一挑战的首要问题就是语言规划。

(一)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规划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先后推出多项重大语言政策, 极大地提升了国民语言文字能力、丰富了国家的语言生活内容, 整体上改进了国家的语言生态环境，同时还采取各种举措扩大外语语种, 改善了语种结构, 外语语言能力明显提升。如外语语种由20世纪上半叶的7种增至1964年的36种、2009年的54种^[3]。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外语语种及外语教育方面也存在语言能力流失、外语及语种结构单一等突出问题。当今中国日益走向国际化, 当非英语国家在我国对外政策、对外关系及经贸交往中的地位及重要性日益上升时, 外语语种失衡问题就凸显出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及愿景的不断推进, 语言人才不足的困扰日益严峻。因此,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前景及其整体布局出发, 由国家主导完成顶层设计并实施统一化管理, 在做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 适时调整、优化和完善国家的整体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规划, 进而全面增强国家的语言拥有能力。

(二)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功能、语种及语言教育规划

首先, “一带一路”沿线强势语言(即官方语言或国语)有数十种之多, 而少数民族部族语言亦或是方言土话甚至多达2 000余种^[2]。这要求在对沿线国家各类语言使用现状、分布、活力等状况做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在准确无误的数据前提下, 进行全面周详的科学研究, 进而确定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心的关键语言、通用语言、跨境语言规划, 明确与沿线主要国家及区域间的语言互联互通的内容。其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国际通用语及跨区域通用语普遍而广泛。国际通用语英语也是所有沿线国家的通用语。即使在俄语居主导地位的中亚国家，近些年英语的重要性也不断凸显。在西亚、北非、阿拉伯语世界，英语也有重要地位。俄语在中亚、法语在北非、阿拉伯语在西亚北非作为跨区域通用语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现行外语教学政策规划研究认为, 当下需要改善以往不合理的外语语种结构, 调整专业布局, 增加语种数量^[5]。也有研究表明, 鉴于缺乏“一带一路”沿线语言人才, 应设立小语种强化基地, 专设“一带一路”语言类基金, 改革招生制度和培养目标与体系, 培养复合型语言技能人才^[6]、精通多种语言的“复语型”人才以及精通国际地区及国别的“研究型”人才^[1]。另有学者提出建立国家“丝绸之路”关键语言国家外语能力行动方案, 建议确定24种语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语言, 改变“英语独大”的局面; 培养更多具有专业背景的高水平关键语言人才; 建好关键语言人才库; 建好关键语言语料库^[8]。目前, 国家已对沿线的官方语种做出了规划，并于2018年在我国高校开设沿线所有国家官方语言的课程。但是, 当下急需解决的是如何确定国家战略层面的关键语言、“一带一路”应用型语言及其与国际通用语(世界通用语)、跨区域通用语之间的地位与关系等问题。由于体制乃至体制惯性因素, 高校等教学单位在短期内难以培养出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复合型”“复语型”“研究型”人才。

(三)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安全规划

“一带一路”沿线语言安全规划是“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重要命题。“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交往中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首先, 如前所述，国家外语语种单一、语种结构不合理及外语资源贫乏已经凸显出语言能力不足带来的安全风险, 只是议题不同，其安全风险体现在不同的领域中。在经济领域, 不乏因语言障碍影响企业投资和并购的案例。据统计, 我国海外投资中, 与语言密切关联的文化风险在风险评估中高达71%^[13]。由于语言障碍, 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个别国家的经济利益已经遭到损失。其次, “一带一路”沿线地广国多, 民族、宗教、文化及地区形势复杂多变, 所以存在很多非传统安全风险, 其中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及其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问题突出、频发, 而此类风险因素往往与语言紧密相连。如大多数恐怖、极端主义分子以地方、民族, 甚至方言作为语言屏障开展活动, 进而凸显出语言在防范此类风险中的安全价值。同时, 在公共安全领域中，国际或地区自然灾害救助、参与联合国维和及警察部队以及参与国际医疗队等国际救援、维和等急需外语能力的应对, 而语言(外语)能力及其语言资源的优劣、多寡将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的非传统安全及公共安全领域风险的可控程度。再次, “一带一路”区域与我国存在众多跨境而居的民族, 进而存在诸多跨境语言。近年来跨境语言备受学界关注, 而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的跨境语言面临严峻形势。黄行认为, 我国与周边跨境语言在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书面语的创制和完善、语言社会使用活力等级等方面, 大多都处于“外高内低”的态势; 某些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对我国进行宣传和渗透^[14]。郭龙生认为, 境内外语言宣传实力的不对称, 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15]。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阿拉伯世界就曾经因网络信息失控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源头突尼斯剧变就是由“维基揭秘”披露有关失业青年为抗议城管粗暴执法而自焚等事件引发民众上街示威游行, 最后导致总统弃国出逃。国外一些媒体也因此将突尼斯剧变称为“维基揭秘革命”或“互联网革命”^[16]。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及我国周边地区历来是非传统安全风险高发区, “一带一路”建设语言规划必须高度关注语言规划的安全价值。

(四)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传播规划

汉语是当今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 但却不是国际通用语或称国际中介语言。近些年随着汉语国际教育计划的推进, 数以千计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在世界各地建成, 但是真正的“世界汉语热”并没有到来。与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等相比, 学习汉语的人数比例有限^[10]。“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汉语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而推广国际汉语教育对文化、经济、安全方面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文明交往中以汉语“表情、通心”, 实现“民心相通”，其文化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其经济价值则在于“当东道国将投资国语言作为外语教育语种时, 该国对投资国的资本流入具有较大吸引力”^[1]。在跨境语言交流的基础上, 在境外积极推进汉语传播, 带动境内外语言文化交流, 既提升了国家通用语在跨境语言区域的普及与推广, 又提升了跨境语言区域国语言的吸引力, 其语言安全价值也不言而喻。已有学者提出,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在语言功能规划上要早作安排、提前布局, 尽快将汉语确定为“一带一路”通用语言之一, 扩大汉语在其沿线国家的影响, 提前规划和确立汉语的主导地位^[1]。事实上, 英语强势地位的形成是由于美国在20世纪巨大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文化和学术产品的大量输出, 尤其是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引领地位, 世界各地曾经的英语热更多的是出于实用性、功利性目的, 对其思想意识文化的认同或接纳则是次要的。美国学者也认为, 英语的全球化并没有带来美国文化的全球化。据此有中国学者认为, 中国经济再持续高速发展20年, 世界上学说汉语的人口会直线上升^[17](P132), 对汉语的语言需求会大幅度增长。因此, 在“一带一路”沿线推广汉语传播, “需要从语言规划的角度统筹课程对象、师资队伍、课程政策、教材教法、资源配置、测试评价以及社会需求等规划内容, 加大对沿线国家全方位的支持, 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1]。

“一带一路”语言规划是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 实现互联互通, 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课题。但是长期以来, 除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国际语言文化推广项目外, 我国的语言规划等主要面对国内, 几乎从不涉及国际领域。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将是我国语言规划首次以“一带一路”沿线广阔空间为平台的国际化语言规划, 是一项新挑战、新课题。这一新挑战、新课题的价值体现于语言服务。

三、“一带一路”建设与语言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经济、商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历史、科技、信息、国际法、国际组织等广泛的领域和议题, 因此, 语言服务也是广泛和多层次的。但是现阶段就“一带一路”语言服务而言应以语言服务的四个方面为先。

(一) 语言人才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整合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共同繁荣、互利共赢的宏伟愿景, 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安全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服务的角度看, 语言服务将涵盖以上所有领域, 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扩展, 与沿线国家间交往进一步扩大、加深时, 首先是语言人才服务的需求会大幅增加, 并且对语言人才的质量和类型提出更高、更具体的要求。特别是需要大量精通外语, 通晓国际法, 对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科学技术状况、法律法规制度熟悉, 了解对象国的民族文化、宗教习俗，拥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即培养“精通多种语言的‘复语型’人才、精通‘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以及精通国际区域与国别问题的‘研究型’人才”，将成为语言服务需求的重中之重^[1]。这类语言人才首先是从事语言专业的人才, 如语言翻译、语言教师、语言策划师、语言技术师及语言研究的专门人才。其次是从事工程技术、经贸金融、交通运输、地质勘探、外交、司法及安全领域中的维和等工作以及历史、文化、考古、地理等来自不同行业领域或学术专业的“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此类语言人才中包含了对国际区域国别有较深入了解的“研究型”人才。我国现行语言教育体制中“专业+外语”及“研究型”人才培养比较困难, 至少质量上难以达到要求。最后，“复语型”人才主要是指既通晓国际通用语、跨区域通用语, 又掌握所属国官方语言、甚至民族部族土语土话的语言人才, 此类语言人才的价值在于具有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能力。“他们往往身兼数职, 既是中方高管的翻译、秘书, 又是对外联络协调人员, 还兼办公室日常业务工作……在工作中往往与各种人员打交道, 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18]现行教育体制中此类人才培养也比较困难。另外, 不能盲目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小语种教育, 在当前专业选择等主要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 此类小语种将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等一系列问题。这方面应该发挥跨境语言优势, 将小语种的培养短板与跨境语言对接。

(二) 语言文化融通与社会应用服务

语言的互联互通是“五通”的基础性需求服务之一, 同时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和文化元素，又是文化融通、民心相通的桥梁和道路。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的意义在于“开展文明对话, 倡导包容互鉴”。共建、共赢是“一带一路”的宗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及“五通”的展开, 将会带动沿线大规模人员流动, 政务旅行、工程业务、商贸洽谈、出国务工、学术交流、体育赛事、出国留学、观光旅游、跨国婚姻、探亲访友等，多种多样的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家庭、个人等各个层面的语言服务需求将会随之产生。“语言服务, 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联合和推动、尽可能多地依靠民间力量, 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应向各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及家庭、个人等提供各种语言服务, 包括语言规划、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英语翻译、应用技术支撑等。”^[4]当前“一带一路”沿线政治体制、民族文化、宗教思想、法律体系、教育实践等差异巨大、特色鲜明，以语言服务为桥梁实现文化融通、文明互鉴、民心相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更是沟通“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文明文化体的基础工具。

(三) 语言产品服务

近些年来我国语言产业发展迅猛, 并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李宇明认为, 语言不仅是一种软实力, 同时也是一种硬实力, 它可以通过产业的形式为国民经济创造价值, 赚取“语言红利”^[19]。但是我国蒸蒸日上的语言产业明显忽略了“一带一路”建设沿线潜在的语言产业及可能的经济效益, 在蓬勃发展的语言经济产业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产业、语言产品等在整体产业中所占份额很小。虽然语言产业发展不可能违背市场规律, 但是国家的引领、规划和扶持则是必要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 提升语言服务及工作能力必然会加大对各类语言产品的需求。这些产品将主要包括教学类教材、课件、电子类课程以及辅助性电子工具书、辅导材料; 便携式翻译器、阅读器; 语言文化娱乐电子产品等。在此类产业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一优势可以保证在为“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语言服务的同时, 进一步又促使我国语言产业持续不断地发展。

(四) 国际军事安全语言服务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国际影响力的扩大,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以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我国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也随之提升。在联合国以及在国际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 我国参与的国际维和、安全警务等行动日益增多。有关资料表明, 我国是联合国范围内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近些年我国参与的跨境反恐、国际禁毒、打击海盗维护海洋安全以及与外军的陆上、海上联合军演等国际军事安全行动日趋频繁。然而, 对我军在中东维和人员的调查表明, 我军在黎巴嫩67%的维和人员在参加军事会议时存在较大的语言障碍, 30%的维和人员在进行公文写作时有较大困难。参谋军官, 特别是维和工程部队整体英语能力较弱^[20]。究其原因是国内军事语言规划及服务不足。“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地区安全环境极为复杂,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者, 在区域安全合作等方面责无旁贷地负有重要责任。因此加强军事外语能力规划, 提高军事外语应用能力, 以有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复杂的国际形势, 包括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跨境地区的国家安全利益, 也是语言服务的核心内容之一。

四、结语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由于国家的语言能力相对不足, 语种及外语资源相对匮乏,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语言的拥有能力及语言资源不足的瓶颈与挑战, 而应对这一挑战首先应从语言规划入手。从实际出发,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规划应契合国家语言文字的总体规划, 从语言语种及功能、语言安全、语言传播等方面入手, 在广阔的国际空间展开汉语语言能力建设与规划。目前,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服务需求十分广泛, 主要体现在语言人才服务、语言文化融通与社会应用服务、语言产品服务及国际安全军事语言服务等方面。语言互联互通是构建“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的道路和桥梁, 是民心相通、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包容发展的重要途径, 同时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条件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