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带一路”倡议与西商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代世界经济协同发展、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思, 是借助历史上业已形成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国际商贸通道, 用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以积极和友好的姿态, 发展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举措。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长安), 以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的角色, 在世界经济的大框架下重新定位, 重新出现在这个蓝图当中, 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契机。古代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依据和构想基础, 当代西安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从这个城市厚重而丰富的历史中吸取智慧和精神力量。西商作为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首, 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商业历史, 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经营理念、行为方式和精神特质。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挖掘和传承西商精神, 能够促使当今大西安的商业群体从历史中寻找经营智慧和精神源泉, 在当今高度发达和庞大的商业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也能够因为西商作为一个商帮的历史价值而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 找到精神上的归属, 从而合力发展大西安的经济。

2017年，中共西安市委重新提出西商这个概念, 并于2017年8月召开首届世界西商大会,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新经济、新活力、新西安”，即要以西商这个历史概念为关键词来整合当代商业资源, 并非简单的对传统西商精神进行复制和继承，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对西商精神做创造性的转换和重构, 以激发出当代大西安的经济活力, 形成富有生命力和区域特色的商业文化精神。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和落地, 对曾经活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西商和西商文化的研究近年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对西商文化进行了热烈探讨。然而, 对西商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同时期另一商帮“徽商”的研究，这当然与西商后期的衰败与没落相关。因而，如今我们重新提起西商, 除了挖掘和传承其优秀的精神特质, 也要同时思考其历史局限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其找到新的生长点，在新时代的蓝图下对其传统进行现代性的转化。

二、西商的传统概念与新西商的定义

传统的西商在学界的研究中是一个既有历史性也有地域性的概念, 主要指明清时期在西部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陕西和山西商人。这个概念与“秦商”“陕商”“唐商”等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概念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秦商”的概念在学界使用时其实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断代史中秦汉时期在都城咸阳与长安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群体。从周朝设都以来, 陕西就开始了悠久的建都史, 为商业活动的繁荣积蓄条件。周代的镐京城中已经设“市”，“周制市在王宫之后, 方各百步, 凡建国内宰, 佐后立市, 设其次, 置其叙, 正其肆, 陈其货贿, 出其度量淳制”^[1](P21)。到了始皇时代, 自吕不韦秦为相以来, 改重农为重商, 统一度量衡, 使得秦国经济实力大增, “商贾与农夫并重矣”^[1](P43)。秦统一天下后, 都城咸阳作为政治中心, 也成为商业中心, 这个时期也成为陕西商业发展的奠基时期, 商品充足, 商人阶层人数众多, 并出现了乌氏倮、巴寡妇清这样的富商大贾。汉承秦制, 多次将旧时贵族迁入关中地区, 为关中地区的商业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和人才。新都长安设九市, 富商小贩一时间“熙熙而来, 攘攘而往, 皆为利焉”。汉武帝派遣张骞凿空西域, 打通了以长安为起点的欧亚贸易通道, 形成了闻名世界的古丝绸之路, 使得这一时期成为陕西地区商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2](P911)。第二层含义更为突出“秦商”的地域性, 因为陕西地区古称“三秦”, 至今人们仍将陕西称为“三秦大地”, 所以“秦商”在一些研究中其实就是指“陕商”, 即陕西地区的商人。也有学者认为, “陕商”是明清时期抱团发展的商人群体, 具有商帮性质, 而“秦商”则指具有秦汉时期个体经营性质的商人群体^[2]。所以, 两者虽然在地域性上一致，但是两者发展的形态不同，陕商是秦商发展到商帮阶段的概念。

“唐商”的时代含义非常清晰，历史维度上是指唐代商人, 但是因为长安是唐代盛世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更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 以长安为起点和交易中心的古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贸易盛况空前, 所以“唐商”也特指代长安商人。这时的长安商人具有“帝国商人”的绝对优势和实力, 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往来为他们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涌现出一批富商大贾, 形成了关中地区商人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西商根植和发源于“秦商”“唐商”, 在明清时代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商帮性质的陕西和山西商人群体。两者因为联合发展, 又主要在西部地区从事商贸活动, 所以被统称为西商, 其中陕西籍商人即为“陕商”。西商作为商帮的形成和兴起, 与特殊的历史政治条件密不可分, 由明朝政府“食盐开中”“茶叶开中”和“随军贸易”的政策直接催生, 政策上的红利带来了对资金和人力的大量需求, 促使陕西商人突破家庭个体经济, 联合宗族血缘亲、乡党近邻抱团发展, 形成带有明显地域和宗族性质的商帮^[3](P411)。当然, 当代许多人在谈起陕商时, 仅从地域因素来考虑, 不把其作为明清特定历史阶段的商帮概念, “陕商”也泛指任何时代在陕西地区生活和从事商贸活动的商人群体。

先进的政治文明和优渥的自然条件使得关中一带的商人在以农耕文明为特点的内陆贸易, 特别是西部贸易上一度占尽先机, 创造出辉煌的业绩。这个群体的形成和凸显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 其精神根基深深扎根于周秦汉唐的文明史中, 终于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商帮, 作为一个商人群体为人们所认知。然而, 随着地缘政治地位的式微和全球海洋文明的崛起, 这个商帮没能走出内陆贸易和农耕文明的传统限制, 没能自发地完成现代性转换, 在商品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上进展缓慢, 逐渐衰落, 被人们遗忘。

当代西商概念是对传统西商概念的传承, 用历史上形成的“品牌”效应去重振当代商人群体。但当代西商对传统西商更是一种批判性的发展, 所以当代西商这个概念应注重三个因素:首先, 这个概念应包含历史因素, 从周秦汉唐时代寻找其形成的根源，直至兴盛一时的明清陕西商帮。其次, 也要特别包含商业活动的地域因素。这个商人群体一直以关中地区为基点, 活跃在广大西部地区, 从汉唐长安时期的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到明清时期在西部地区的随军贸易以及走西口的长途贩卖活动, 足迹覆盖西北内陆, 跨越天山南北, 直至中亚、西亚、欧洲。再次, 当代的西商概念应当超越明清时期对这个群体的籍贯限定和宗族血缘关系的限制。当今世界高度信息化和网络化, 人的生存和生活范围是全球化的, 众多陕西籍商人从这里走出去, 在全球范围进行商贸活动, 也有众多非陕籍的人士来这里求学、工作, 直至经商投资, 所以当今西商应是一个更为开放的概念。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 西商是在城市化的背景下重新提出的, 是以建设大西安、将西安打造为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为目标提出的。现代化以城市化为标志，城市形态越来越发达, 已经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 也成为人群聚集的主要方式和生活生产场所。因而西商的核心地缘概念已经从“西部”转变成“西安”的城市意义，依托西部广阔空间, 以“西安”为核心和原点，辐射周边, 发挥当代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紧抓中华文明复兴的时代主题，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共同体, 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节点作用。所以新西商的概念应当是以西安为原点, 从西安走出去在全球进行商业活动以及从世界各地走进来，在大西安居住或求学、投资、经商、进行建设的商人群体的总称。这个概念应当是开放性的, 而不是封闭性的, 是把西安放在国际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桥梁的格局中而重新定义的。

三、西商精神的传统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西商不仅是一种身份符号和人群聚合体, 更表示一种特定商业行为和理念的共同体。西商精神是西商们共同的行为方式、经营理念、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传统西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 传统西商文化发轫于周秦, 鼎盛于汉唐, 成熟于明清, 和中华民族文明兴衰具有同构性, 与古丝绸之路一起成长, 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内陆商业文化。正如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组长石英所说:“虽然西商似乎不像浙商、徽商那么有名, 但西商在我国扎根于历史的厚土, 西商精神真正代表中国的商业文化, 对西商精神应该深入挖掘和探讨。”^[4]

传统西商精神以“大仁”为立命之本, 以商事国, 克己复礼; 以“大义”为价值取向, 重情重名, 舍利取义; 以“大勇”为气质秉性, 开疆拓土, 敢为天下先。

(一) 西商的“大仁”

传统西商生活和创业的关中地区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所在，长期以来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确立并巩固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 建立健全了以儒家礼法为义理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仁”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和理想深入人心。宋代张载创立的关学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的理想集中体现了“仁”的精神境界, 深刻影响着后世关中的文化教育。西商长期身处天子脚下, 又在这样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哺育和浸润下, 其商业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家国意识, 重视帮会制度和规矩的建立与遵循。

首先, 西商怀有以商事国、利济众生的强烈意识。自周秦以来, 关中一带的商人就具有了“国商”的特殊身份, 在重商的政策下迅速发展, 出现了像吕不韦这样由商而政的巨贾阶层, 积极参与国事。汉唐时代长安商人更成为“帝国商人”，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 经商的足迹走向国际舞台, 以开放自信的姿态, 输入和输出着中西双方的商品和文化。白居易有诗句来描述帝国商人的雄姿:“东邻有富翁, 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 西市鬻金珠。”这样的帝国商人不但资金雄厚, 而且许多人具有强烈的家国意识, 以经商的利润来实现国家富强, 利济众人。《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汉代七国之乱时, 关中商人无盐氏向朝廷慷慨贷千金, 以助平叛, 恢复国家统一稳定。叛乱三个月就平定了, 无盐氏也因此而获得朝廷的数倍利息, 富甲一方。这其中既有商人对商机的敏锐把握，更有对国家兴亡的匹夫之责的意识。

可以说, 西商的兴衰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到了明清陕西商帮形成的时代, 西安的地位虽与汉唐时国家中心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西北边关安全稳定上具有重要的地域意义, 在广袤的西北地区的经济贸易中也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明政府为了确保西北边关的稳定, 实行了“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等优惠政策, 清政府则在平定西域的战争中采取了“随军贸易”的政策。这对西商作为商帮的形成和兴起产生了直接作用, 西商在发展谋利的同时, 也为国家安全统一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明清时期的老西商为了确保边关安宁, 常常慷慨解囊、输粟捐银、赈济灾荒, 协助边关将士守土卫国。这种具有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的意识实在罕见。”^[5]

其次, 西商的“大仁”还表现为克己复礼, 重规守矩。正是在陕西这片土地上, 西周王朝确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 周公更是制礼作乐, 创立了一整套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礼仪制度,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孔子赞曰:“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他对周礼的完善和发展, 形成了儒学的核心。所以说, 陕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制度文明, 处于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正统地位。正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和传统中, 西商在商业活动中也特别重视行业制度规矩的建设以及行为的礼仪规范。遍布全国大江南北的200余处“山陕会馆”“陕西会馆”就是一个证明^[6](P115)。会馆和商帮一起形成，是身处异地的同籍商人自发的一种组织形式。明清时代, 商业行为和市场经济仍然处于自发阶段, 政府还没有意识和能力建立完善的商业法规去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和正当竞争。所以, 商人一方面只能靠“自律”, 一方面就靠行业和商帮内部制定行规、会规来规范市场。陕西商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各地集资建立会馆, 在会馆内召开西秦大会, 不仅通过地缘去维系彼此的关系, 更通过共同的仪式、规矩去规范商帮内的经营行为。陕商们在自贡的西秦会馆成立时的纲领《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中, 就对商帮内部提出了数条帮规, 并在会馆中供奉关公, 通过对神明的祭祀仪式来议事、惩戒和约束内部^[7](P4142)。为解决商业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老西商们进行了资本合作、经营模式、人员管理等方面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使得西商的制度化水平在商界有口皆碑^[8](P12)。

(二) 西商的“大义”

“义”的含义比较广泛, 指人际关系中的情义、义气, 也指公理、正义、正直的行为。儒家将“义”作为一个道德范畴而成为君子的追求。孟子曰:“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可见“义”与“利”是一对相反的价值取向。放在商业活动中来看, 这两个价值取向也常常成为商人需要选择和取舍的一对矛盾。陕西商人在儒家正统文化千年的浸渍中, 首先以义求利, 以正直诚信的经营获取利润。而当这两个价值取向发生矛盾时, 明显表现出重义轻利, 甚至舍利取义的特点。

首先, 陕西商人对内非常重视宗族乡党的关系, 重情重义, 讲求团结互助, 联合发展。西商属于内陆型商帮, 内陆农耕文明特别看重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宗族乡党群体的情义。且明清西商走上经营之路的客观情况是资金短缺, 长途贩运人力不足, 他们的资金来源只能是“假资亲友”, 拉帮结伙地外出经商。陕西会馆里多供奉关公, 关公桃园结义的义气是陕商们推崇和追求的榜样, 身处异地求财的陕商群体也通过会馆制度确立了团结协商、互助联营的经营宗旨^[7](P35)。

其次, 在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中, 陕西商人秉承以义求利的原则, 无论是诚信经营的方式, 还是对名节不遗余力的维护, 皆出于一个“义”字, 甚至可以为了求义而舍利。有学者对比了徽商、晋商和陕商对名利关系的处理后认为:徽商大多来自诗书或官宦世家, 对个人节操和社会价值均有很高的要求, 名利兼顾; 而晋商往往从求生存而投身商海, 且有“重商”传统, 所以非常务实, 精打细算, 重利甚于重名; 陕商则对正义公理、个人名节重视有加, 当两者发生矛盾时, 可以舍利而取义^{[8](P236-237)}。所以, 在以追求金钱利润为终极目的的自由商业经营活动中, 陕商表现出诚实质朴、不屑于投机取巧的鲜明的集体性格。在众多西商会馆中, 到处可见铸刻和书写的“仗义”“公义”“义中取财”等训示, “言不二价”的作风也是老西商做生意时正直爽利的表现。药材生意是西商涉足的一个重要商业领域, 这是关乎人身性命的行业, 尤其需要诚信不欺的职业操守, 而老西商在这个行业的经营中表现优异, 产生了“广济堂”“益善德”“广育堂”“诚顺西”“全盛裕”等一批著名的商号。在亳州药材市场上, 西商的药材货真价实, 杜绝蒙骗, 深得业界和顾客赞誉, 当地因此专门开辟了一条“三义庙”街来褒扬这种高尚的商业道义^[3](P271273)。

(三) 西商的“大勇”

“大仁”和“大义”体现了西商从事经营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 而“大勇”则体现了西商气质秉性的鲜明特点。西商的“勇”一方面是在经营战略上勇于开疆拓土, 敢为天下先, 一方面是在经商过程中, 面对艰难环境, 勇敢无畏。这种勇气并非一些西商的个人偶然因素, 而是生成于悠远的秦地文明, 内化为秦地人民的气质秉性, 投射在西商的商业理念和行为之中。

陕西城固人张骞历经十三年, 历尽艰难, 凿空西域, 开通丝路, 展现给世人一个空前广阔的疆域, 将首都长安推向了世界舞台。帝国为了促进长安与西域的交流, 招募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 由政府配给货物, 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商人带着冒险精神, 率先涉足这个新领域, 长途贩运往来, 终于抓住历史际遇, 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 从而吸引了更多商人循着他们的足迹, 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 大大推动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繁荣^[9](P95-96)。唐商更是以帝国商人的姿态将丝路贸易推向全面的繁荣。宋敏求的《长安志》中记载, 长安城中东市和西市的货物往来“四方珍奇, 皆所积集”, 物品之丰富, 文化之多元足以使长安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唐商在不断拓展贸易品种和空间的同时, 也不断创新着经营方式, 比如说出现了一种叫做“飞钱”的汇票, 大大方便了资金流动^[10]。

而到了明清时代, 陕西商人早已随着帝国的衰落和国家重心的南移失去了国商的地位和优越条件，西北地区也沦为边陲, 土地广袤却荒凉恶劣, 土匪横行, 蛮夷屡犯, 经商条件十分恶劣。但是西商却凭着从事西部贸易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以及英勇尚武、不畏艰险的秉性, 硬是在西部成功地展开了长途贩运、随军贸易等险中求胜的经营活动, 贸易涉及茶叶、药材、食盐、皮货等多个领域，终于成为明清商业中一支重要的商帮。李亦人在《西康综览》中评价陕西商人:“川人不喜经营, 尤畏远道, 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 不辟艰辛, 亦所罕见者。”^[11]

传统西商们在这样的精神作用下, 驰骋商场, 开拓进取, 恪守商道, 独树一帜, 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和文化。然而, 随着汉唐帝国的衰落,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孕育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关中地区逐步转移到东部地区, 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频发的战事使得西部地区经商环境日益恶劣。地处内陆的客观因素限制了西商难以融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海洋经济的世界大格局中去, 深厚的农业经济文明也使得西商重土重迁, 没能在近代完成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的蜕变。西商在思想上从开放进取逐渐趋于保守固化, 正统刚直的特性也使得西商缺乏趋利避害的灵活性, 存在勇有余, 智不足的问题。种种客观及主观因素使得西商被淹没于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西商的复兴和崛起需要新的时代契机, 也需要突破历史局限性。

四、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对西商精神的重塑

当今世界经济乃至文明格局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旧的格局正在瓦解, 旧有秩序正在被调整, 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发展不平衡、逆全球化倾向等诸多问题。传统全球化是伴随着海洋文明的崛起与强势而形成的, 欧洲的沿海地区、拥有出海口的海洋国家占领先机, 陆上国家、内陆地区则相对落后, 形成了以西方国家与文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与格局, 导致一系列不平衡、不合理效应的产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当老牌经济发达国家表现乏力, 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 酝酿和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因而在欧美地区一些反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阻碍着全球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流通融合。旧有秩序和格局无法为世界的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世界发展需要打破旧格局, 创造新格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面对全球性问题, 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为解决问题提供中国智慧。有学者指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 中国理应针对原有全球化的缺陷, 基于自身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 为人类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路径、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12](P26)“一带一路”倡议, 就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顺应世界潮流而生, 彰显人类社会公平公正理想, 实现共赢共享发展的一个方案, 为形成经济多元化, 文化多样化, 经济要素更加顺畅流通, 资源更加有效配置, 文化更加深度融合的新型全球化提供路径。与此同时, 中华民族也将实现文明的伟大复兴。

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指出, 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一带一路”重要门户和节点城市, 理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担负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13]。西安在历史上曾经的兴盛和衰落直接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兴衰史, 是大陆经济文明与海洋经济文明此消彼长的结果。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西安一方面作为古丝路起点城市, 在欧亚大陆贸易交流中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经验, 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 西安是中国内陆通往西部的龙头城市, 也是承东启西的交通枢纽城市, 是典型的内陆经济城市, 对中国进行内陆经济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标志作用。如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从海洋主导、西方主导转向多元、平等、共赢的新型全球化, 内陆经济要充分开放, 直接面向国际, 参与全球化, 形成新的格局。西安作为典型的中国内陆城市, 国家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成为丝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和新起点, 把这个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大都市再次推向了开放和改革的前沿。

全球新平衡的态势,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为大西安建设重新定位, 西安的经济发展迎来了重要的契机。西商是西安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对西商概念的重新定义, 是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对西安的经济主体力量的重新评估和整合, 力图吸引和凝聚更广大的全球力量来共建西安, 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扩大人才资源, 获得更多的建设资源和更大的市场, 充分参与到国际合作与分工中去。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下, 高举西商精神的旗帜, 以共同的理念、追求、价值观来凝聚精神力量, 提升认识水平和对身份的认同, 以精神引领行动, 激发西商群体的主观能动性, 对西安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要从传统文化和城市历史中发现智慧、汲取自信, 传承文化基因, 形成传统与现代西商精神上的纽带；同时也应看到, 重提西商精神和“一带一路”的时代命题紧密相连，正如“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创造性发展一样, 西商精神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传统注入时代元素，对传统西商精神做现代性的熔铸和重塑, 服务于“新经济、新活力、新西安”的时代命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 西商精神应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时代内涵:

一是有格局, 有担当。传统西商能够以商事国, 利济天下, 新西商们应秉承这种精神, 首先认清目前自身所处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并自觉肩负起自己新的历史使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国将以更开放博大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加强合作和联系, 形成经济共同体, 进而形成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西安作为古丝路起点和中心城市, 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身份应促使西安的定位从一个中国西北经济重镇和中西部交通枢纽城市重新走向更广阔的格局。“经游天下遍, 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 闻客次第迎。”在古丝绸之路上, 罗马、波斯、西域各国、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商人云集西安, 如今的西安要重新成为欧亚大陆合作交流的大都市, 成为内陆开放的新高地。西安通过建成国际港务区,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内陆城市开放的新思维承接, 第一次突破了西安历史上作为内陆城市的局限性, 为西安融入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和格局中, 西商应拿出汉唐时期积极进取的雄风, 放眼世界, 在新型全球化的版图中定位自身, 注重外部信息的获取与交换, 注重多边合作和交流, 不固步自封、固守一隅,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融入世界经济多元化的新格局。

在新的历史时期，西商应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 心怀全球化的大格局, 审视和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这种担当精神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张载“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应当成为新西商的引领和追求。中国不仅是要在经济上崛起, 更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西安作为古代中华文明的中心城市, 其命运与国家同构, 与中华文明共兴衰, 所以当今大西安的建设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复兴为己任, 西商们不仅应着眼于经济, 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以自身的奋斗来促成西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发展, 更要着眼于民族和文化, 注重西安的文化建设和投资, 以经济上的富国强民, 带动文化发展繁荣, 助力中华文明复兴的伟大梦想。

二是弘文化, 树商德。传统西商产生于儒家正统道德礼教的土壤之中, 在缺乏国家对商业与市场的监管, 放任自流的情况下, 能够克己复礼, 重义轻利, 用较高水平的制度行规建设和自身的道德约束来进行行业和商帮内的自律, 以诚信经营、重名重节而享誉商界, 商帮的组织水平为人称道, 产生了一批在当时为人信赖的著名商号。那么, 在具有浓厚道德文化和制度文化底蕴的传统西商的背景下, 面对新的时代条件, 新西商应具有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一带一路”的经济贸易活动中, 在创造和追求商业利润的过程中, 以坚守和弘扬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为原则和己任, 以自身高水准的商业理念、规范、操守和行为来树立新的商德, 形成具有中国智慧和时代特色的商业文化, 以文化自信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以西安商人的身份弘扬和展现中华文明的力量和魅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核心价值观, 其实就是一种德, 既是个人的德, 也是一种大德, 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4](P168)商德就是在商业领域和活动中对中华文明的“德”的体现和诠释。习近平主席所定义的核心价值观包含着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又符合国家之间、文化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共识。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迅猛发展, 在大大刺激了经济活力的同时, 也一度形成市场规范和法规建设水平难以匹配市场经济发展速度的局面, 一时间追逐利润而不顾商业道德的情况甚为严重, 粗制滥造的商品充斥市场, 见利忘义的情况比比皆是, 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屡有发生。商家和消费者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剧增, 越来越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也制约了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一带一路”倡导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经济关系, 形成这种关系的前提就是要搭建畅通的贸易平台, 消除多国之间的屏障和壁垒。这就一方面需要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机制不断进行完善和细化, 和国际标准接轨, 符合新型全球化的要求; 另一方面, 也需要商业贸易的主体自觉自律, 形成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发展需求的商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只有双方、多方之间产生了诚信、共赢、共享的关系, 才能推进多方面的合作往来。

现代西商应从传统西商那里汲取精神营养, 传承正义诚信、重视名节的商帮传统, 更要以“一带一路”所倡导的理念和愿景为引领, 在新型经济和商业活动中, 形成平等与尊重、共赢与共享、正义与公道、生态与和平的新商德, 而新商德的内涵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己及人、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礼义廉耻等智慧与伦理的延伸。在与贸易合作方的经济交往活动中, 应当不分国家大小强弱, 平等待人, 反对强权与霸权, 尊重彼此文化与诉求的差异; 在缔结协议与合作项目时, 应当以利润共赢、成果共享为原则, 不因追求单方利益而损害对方利益; 在参与国际事务与解决国际纠纷时, 应当秉持正义与公道而发声, 不见利忘义、重利轻义; 在生产、制造与建设时, 践行绿色发展的理念, 尊重自然, 关爱环境, 不以牺牲生态健康为代价追求经济利润, 发展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三是勇凿通, 求创新。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特别谈到了张骞出使西域, 打通东方通往西方道路的“凿空之旅”, 高度赞扬了先贤们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 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举^[15]。“凿空”一词来源于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对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创举的记载:“……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 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裴骃《史记集解》中解释为:“凿, 开; 空, 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后世学者也有人认为“空:孔, 尤言始凿其孔穴”(见韩兆琦评注的《史记》), 但都强调了张骞首次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就是要在古丝绸之路上谱写新篇章, 继承先贤们的开创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新的“凿空之旅”。

来自张骞故乡的西商们在历史上国家发展的多个重要时刻都敢为天下先, 开疆拓土, 走出了创新之路, 推进了国家和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当代西商应秉承这种勇于凿空和创新的精神, 更加自觉地把握时代脉搏和未来走向, 面对“一带一路”打开的新局面和带来的新挑战, 以创新的经营理念、战略和举措去应对, 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个方面打通贸易壁垒, 消除政策、设施、资金、文化等方面的障碍, 需要根据具体问题, 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走出合作交流的新路子。

西商应抓住国家新一轮产业调整和创新经济战略的机遇,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凭借西安科教实力雄厚的优势, 加大研发投入, 人才培养力度, 致力于将学能转化为产能，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新型能源等高科技产业方面有所创新, 有所作为, 将西安的文化技术软实力转变为“硬科技”产业, 实现经济发展从制造到创造的质的提升, 在国家供给侧改革中迈向中高端产业经济。另外, 西商们也要抓住西安优越的地理和交通位置优势, 加大对交通和物流网络建设的力度, 积极参与和投入国际航空线路、国际班列、国际港务区的建设中, 发挥西安作为西向货物物流中心的作用, 促使经济要素有序流动、实现各种资源的高效配置。

西商要勇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抓住国家推进全球化再平衡的机遇, 发挥西安业以形成的丝绸之路文化凝聚力以及在西部贸易通商中的历史经验和优势, 突破历史上拘泥于传统的内陆型经济的弊端, 以外向型心态走出去主动寻找和创造商机, 向浙商、徽商取经学习, 提高商业嗅觉和自觉性, 在民营经济的自主创新上有所突破和作为。为此, 西商们应该瞄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3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加强与中亚、西亚国家的经济合作, 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 优势互补, 在能源、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教育文化产业等方面加深投资合作, 扩大市场份额。并且, 不但只停留在走出去, 更要走进去, 加强企业的本土化发展, 不断探索经济和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的途径，走出一条内陆经济改革开放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