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面向发达国家的全球经济发展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疲弱遭遇阻滞, 在欧美均没有良好的全球经济与贸易治理解决方案的时刻, 中国率先提出“一带一路”发展倡议, 改变过去面向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需求, 开始挖掘欠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需求潜能。经过四年的扎实工作, 该倡议逐渐从设想转化为行动, 从愿景转化为现实, 不仅深化和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五通”, 也引起了发达经济体的普遍关注和响应, 甚至在联合国相关文件中也写入了“一带一路”倡议, 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可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一带一路”沿线虽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但由于其覆盖65个国家和地区, 总人口约44亿, 所涵盖的经济潜力以及贸易需求却十分巨大。撬动内嵌于东亚和欧洲的经济凹陷地的经济发展动能, 不仅惠及当地居民, 更能给处于产能过剩的相关行业和企业提供产能消减和资本转移的出路。全球第五轮产业转移伴随全球经济结构性改革已经开始, 作为经济重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如何能更有效率地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完成跨国公司的产业梯度转移, 实现产品价值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延续也成为跨国公司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是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是启动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 加快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出路；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奉行和平发展道路, 统筹国内国际的新选择。“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我国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力度, 着力打造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促进内陆和向西开放, 改变了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区位条件, 从开放末梢转变为开放前沿地带, 为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提供了重大机遇^[1]。全面开放和引资过程中, 中国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成为“一带一路”中国段内资本、技术和产品的重要中转纽带, 就必须成为辐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重要产业和资本集聚区。中国西部地区需要吸引数量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优化, 借助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带动地区经济高速度发展, 缩小和平衡中国东西地区经济差距, 推动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面向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开放的主要门户。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西部地区可以凭借自身的地缘优势和人才储备优势,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扎实工作, 吸引外资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其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跳板, 实现外资集聚于此。

二、中国西部地区打造“一带一路”外资集聚平台的优势 (一) 中国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天然有机的关联性

中国西部地区自古与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联系紧密, 这不仅表现在地缘优势上, 也表现在文化趋同上。从地理方位看，中国的新疆不仅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石油国家接壤, 也与巴基斯坦相邻, 并拥有通过巴基斯坦直接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优势; 中国的云南和广西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邻, 同样具有经由缅甸港口进入孟加拉湾的地理优势。同时, 中国的西藏与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和阿富汗等五国接壤, 边境总长超过4 700公里,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2]。从文化趋同性上看, 经过千百年的民族迁徙和融合, 中国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使用语言以及宗教信仰与中亚相关国家十分接近, 而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则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十分接近。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语言交流的畅通, 拉近了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文化距离^[3](P1-28)，让各国企业和民间沟通更加便利, 具备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欠缺的天然文化关联。

(二) 中国西部地区是外资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承接纽带

虽然企业之间会因为组织结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等问题存在异质性, 但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企业集合仍存在某些共同特征, Krugman(1979)将其归纳为母国特征^[4]。其中的相同属性更多地表现为对外投资动机的相似性, 美国的FDI主要考虑是否能从东道国获取技术、营销、管理等专用性资产, 欧盟FDI则通过建立国际性的生产和流通体系, 占领或扩张海外市场, 而东(南)亚FDI则利用文化趋同性通过获取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积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实现比较优势的梯度转移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除了为数不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外, 均属于发展中国家, 甚至是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要么不具备相应的专用性资产, 要么在劳动力资源或者各方面规制与跨国公司的需求不匹配。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蕴含巨大的经济潜力, 却始终没有成为跨国公司的首选战略部署之地。究其原因, 一是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 产业配套以及专用性资产与以欧美为首的跨国资本不相匹配, 二则因为外资与该类国家和地区的地缘和文化关联度差, 增加了外资进入的交易成本。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和贸易需求, 跨国公司亟需寻找到进入该地区的最佳路径, 完成产业梯度转移。而中国西部地区由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天然有机的关联性, 加上中国西部地区已有的专有资产的储备, 完全有能力成为外资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承接纽带。

首先, 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基础为承接欧美FDI奠定了相对较好的物质和人才基础。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较高, 根据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 除了南亚地区, 中国西部地区、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均呈现持续放缓的态势。虽然南亚经济呈现反弹, 但与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相比, 经济增长水平和人均GDP增长水平均相对较低(见表 1)；从经济发展动态来看, 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发展速度相较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均表现良好, 比这些地区更适宜承接以欧洲为代表的以占领海外市场为目的的外资的转移。同时, 以成渝经济区、关天经济区为代表的中国西部产业集聚区已经具备了承接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工业转移的基础设施和人才条件, 相较直接转移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更能满足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对专有生产要素的需求。

其次, 文化的趋同性有助于降低东(南)亚FDI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成本。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跨国公司会习惯地性将母国文化环境与东道国作比较, 因文化相似所获得的认同感会增强东道国所具备的交易成本优势。中国西部地区因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和融合, 民族相容和习惯相通使得其天然成为面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合作的资源储备库。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更吸引了大量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前来留学。相比其他地区, 中国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联系紧密度更高, 沟通更具优势, 能极大降低因文化主体的摩擦和碰撞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问题^[6]。因此，东(南)亚FDI先期转移至中国西部地区, 利用中国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趋同性, 再向其输出产品或设立分支机构更容易寻求到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更便利地促进当地在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和劳动力水平等方面向跨国公司靠拢, 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 进而降低产品成本，从而提升东(南)亚FDI的国际竞争力。

三、外资向中国西部地区集聚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已逾四年，受全球经济回暖乏力, 全球投资水平下降影响, 中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也出现回落的现象。2013—2016年, 中国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06.1亿美元下降到96.2亿美元, 更为严重的现象是, 占全国的比重也从9.0%下降到7.6%。说明中国西部地区没有很好地释放“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红利, 外资在中国选择投资区位时, 并没有重视中国西部地区开放的前沿地位, 要么选择继续向东部集聚, 要么跨越中国西部地区直接向南亚和东南亚集结。中国西部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 遭遇到异常激烈的国际竞争^[1], 使得虽然中国西部地区具备建立外资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集聚平台的天然优势, 但是该优势并未得以展现, 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外部环境恶化和竞争日趋激烈固然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但中国西部地区内部因素对外资集聚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由于来源于不同母国的FDI具备不同的投资动机, 其对投资国或地区的要素需求存在很大差异, 本文为进一步探讨是何种因素影响中国西部地区集聚外资的能力, 将FDI分为美国FDI, 欧盟FDI和东(南)亚FDI, 并分别对不同来源国和地区FDI进行计量分析, 以求证不同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

(一) 计量模型

本文应用STATA软件, 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三类不同来源的FDI分布建立面板分析模型, 搜集和整理了中国西部地区基础经济数据, 并结合8个省份^①引资环境分析对不同来源国的FDI分布的影响。

计量模型如下:

$ {\rm{FD}}{{\rm{I}}_{i,t}} = {c_{i,t}} + {\beta _2}SIZ{E_t} + {\beta _2}LABCOS{T_t} + {\beta _3}HuMCA{P_t} + {\beta _4}FD{I_{t - 1}} + {\beta _5}{X_t} + {\varepsilon _{i,t}} $

(1)

①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因FDI来源国统计数据缺失, 四川、西藏、内蒙古和贵州未包含在面板数据中。

其中，i为FDI的不同来源国:美国、欧盟和东(南)亚, t表示时期, c_{i, t}为常数项, ε_{i, t}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不同来源国的外资流量(FDI_{i, t})。由于不同来源国的外资的投机动机不同, 其对中国工业的贡献也有差异。孙早等(2014)研究表明, 追求资本专有化的美国FDI主要涉及高技术产业, 对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贡献随时间有所削弱; 追求高市场化程度的欧盟FDI则能显著改善中国工业绩效; 而通过文化趋同性降低劳动生产要素成本的东(南)亚FDI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贡献则最强^[7-10]。中国西部地区需要通过外资的溢出效应来获得产业配套的逐步完善, 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打造成新时期中国外资集聚平台, 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本文选择从来源国角度研究引资环境对FDI分布的影响, 既能分析中国西部地区何种因素影响了不同来源国的FDI流入, 也能为政府制定引资的国别政策提供很好的决策依据。用t年中国西部地区对美国、欧盟和东(南)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表示。

解释变量:市场规模(SIZE_t)用于说明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对不同来源国FDI分布的影响，以中国西部地区的实际GDP来表示; 劳动力成本(LABCOST_t)用于说明中国西部地区劳动力相对成本, 用t年劳动力平均工资/地区人均GDP来表示; 人力资本水平(HUMCAP_t)用于说明中国西部地区高技术人才的集聚程度、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 用t年中国西部地区每万人中科研人员人数来表示; 外资集聚能力(FDI_t-1)用于说明中国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和资本累积程度, 用滞后一期的中国西部地区FDI流入量来表示; 虚拟变量(X_t)用于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西部地区引资的影响, 用t年是否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为标准, 实施为“1”, 未实施为“0”。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0—2016年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和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告。为使数据更为平稳, 降低模型的异方差和共线性, 本文对变量数据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四) 检验结果与分析 1. “一带一路”建设是否影响了外资集聚区位的选择

如表 2显示回归结果如下。

在考虑“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因素下, 回归结果显示, “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的实施对以美国、欧盟和东(南)亚为来源国和地区的FDI的投资区位选择影响非常不显著, 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国西部地区针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没有实际发挥引资的效果。倡议提出后中国西部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比重的持续下降也能证明中国东部地区对以美国、欧盟和(东)南亚为主要投资国的资金吸收能力正在不断加强, 中国西部地区向西开放的引资政策效果尚不明显。

针对回归结果, 本文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处理, 去掉了“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因素, 重点考察中国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以及开放程度对这三个主要外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投资区位影响(具体见表 2右侧)。

2. 美国FDI的回归结果分析

美国FDI与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规模(SIZE)没有显著相关性; 在5%的水平下中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LABCOST)和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HUMCAP)显著正相关; 在1%的水平下与中国西部地区外资集聚程度(FDI_t-1)显著正相关。由于美国FDI主要以追求“研发创新和高端人才”为战略目标, 其对投资区域的人力资本, 尤其是否具备高研发水平的人才储备更关注, 其本质是美国跨国企业获取当地的高水平专有性资本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占领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回归结果也说明, 中国西部地区对美国FDI的吸引力不足的重大原因不是市场规模, 而是高端人才流失过多所致。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 中国西部地区完全有机会通过吸引高端人才回流, 在本地快速形成人才优势而规避因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给吸引美国FDI带来的不足。同时, 从美国FDI与地区开放程度关系看, 美国跨国公司是否投资于某一地区与当地之前是否已经具备了高水平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说明美国FDI对中国西部地区经营发展存在比较高的顾虑, 需要先期考察其他外资在中国西部地区是否运营良好, 才会考虑前来投资。这也告诫中国西部地区在对外引资过程中, 要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打消外资投资顾虑, 扩大开放程度。

3. 欧盟FDI的回归结果分析

欧盟FDI在10%的水平下与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规模(SIZE)和外资集聚程度(FDI_t-1)显著正相关; 在5%的水平下与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HUMCAP)显著正相关; 在1%的水平下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LABCOST)显著正相关。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以优先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的欧盟FDI向中国西部地区投资过程中对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是十分关注的。随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将吸引更多的欧盟FDI转移到中国西部地区。在借力“一带一路”建设中, 中国西部地区应加快提升与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交通和贸易便利化程度, 加速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合, 吸引欧盟FDI将中国西部地区作为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核心区。

4. 东(南)亚FDI的回归结果分析

东(南)亚FDI在10%的水平下与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规模(SIZE)显著正相关; 在5%的水平下与中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HUMCAP)和外资集聚程度(FDI_t-1)显著正相关; 在1%的水平下与中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LABCOST)显著正相关。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对通过要素禀赋差异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东(南)亚FDI对劳动力成本的关注度超过其他因素。为了能降低产品成本, 东(南)亚FDI需要通过寻找相似的文化属性来降低文化摩擦带来的劳动力资源结构优化难度大的问题。由于东(南)亚FDI的优势更多地展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 因此东(南)亚FDI向中国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因文化、制度差异所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顾虑。有案例显示, 来自日本纺织服装、鞋帽等行业的生产商关闭东部沿海工厂后, 并没有向中国西部地区转移, 而是转向了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因此在对东(南)亚FDI的吸引上, 中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弱化, 单纯强调中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足以承接来自东(南)亚甚至中国东部相关产业的转移。承接东(南)亚FDI的转移需要在劳动力的素质、交易成本、制度成本以及物流成本等环节上下功夫, 降低中国西部地区生产的综合成本。

四、提升中国西部地区“一带一路”进程中外资集聚能力的对策建议

经验研究表明, 虽然“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了四年，但并未引起外资在中国空间区位的变化, 不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实证分析均显示出“一带一路”建设尚未改变外资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 中国西部地区尚未成为其全球产业链升级和跨国战略调整的中心环节，需要进一步释放基于“一带一路”打造西部地区外资集聚平台中的制度红利。同时，研究发现, 中国西部的引资环境对不同来源国FDI的影响呈现一定差异, 中国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重地, 需要结合自身具备的优势, 针对不同来源国的FDI调整相应的引资政策。虽然中国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显著, 但由于来自域外更低成本的竞争, 仅仅强调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禀赋已经不足以吸引优秀外资, 还应依托“一带一路”, 突出中国西部地区在国家“五位一体”全面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作用, 全方位打造和改善中国西部地区的引资环境, 提升其吸引高质量外资的能力, 改善外资结构, 实现中国西部地区工业体系的跨越式结构升级, 使其成为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资本、产品和技术的外资集聚平台。

(一) “一带一路”建设应增强中国西部地区引资的区位优势

中国长期存在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 虽然中国西部地区近几年加强吸引外资, 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制度外溢效应不断强化东部地区对外资的吸纳能力, 中国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向西部开放的区位优势并未得到体现。为提升引资的区位优势, 中国西部地区应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 牢牢把握西部崛起对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作用, 通过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更为优良的营商环境。

为提升中国西部地区的外资集聚能力, 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加大力度给予中国西部地区以政策倾斜, 鼓励中国西部地区以省(区、市)为单位或省级合作模式积极申报自由贸易试验区或国家级新区, 促进原有园区加速转型升级。国家应加大力度增加中国西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级新区的设立, 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和布局应与西部地区开放地位相匹配, 通过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 吸引外资向中国西部地区集结。除了已有的积极利用外资的新政策, 国家应进一步通过税收、财政、人力资源和土地使用等方面的倾斜政策为中国西部地区引资营造更为优惠的营商条件, 缩小中国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以及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引资政策的差距, 让“一带一路”倡议切实惠及中国西部, 创造和释放制度红利, 提升中国西部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前沿地位。

作为开放前沿, 中国西部地区承担着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大物流配送的艰巨任务。中国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的配置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非常大, 直接加大了外资转移的交通和物流成本, 再加上产业配套尚不完全, 降低了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信心。要利用中国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理位置相近的地缘优势, 通过打造智能化物联网, 联通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海上、路上、输油、输气管道建设, 跨越式提升交通和物流的运载内容、运载能力和运载效率, 快速降低陆路贸易的运输成本和物流成本, 为中国西部地区承接外资转移创造更加高效率和智能化的物流和交通网络。

(二) 中国西部地区要加速建立面向“一带一路”的人才储备平台

不论是欧美FDI还是东(南)亚FDI均十分关注投资区域的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质量直接影响这三大来源地的FDI是否向该地区集结。经验研究也显示, 以美国FDI为首的高技术企业向某一地区转移的过程中, 并非必须伴随该地区必须具备适应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 但该区域是否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源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这也为中国西部地区通过进一步挖掘和培育自身的人才优势, 以人才资本的先期集聚引致高技术水平的外资向中国西部地区转移创造机遇。中国西部地区构建外资集聚平台要顺应21世纪跨国公司价值链升级改造过程中对劳动力的个性需求, 加速建立面向“一带一路”的人才储备平台, 为其提供高素质低成本且充足适配的劳动力资源。

西部地区素来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高等教育在西部地区的大中城市均有分布, 以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为代表的城市不仅为当地企业和组织提供了优秀的人才, 也大量输往中国东部地区和其他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应鼓励中国西部地区建立人才引进标准化人事制度, 建立省级高水平人才最低工资和福利水平指导线, 提高西部地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 为企业引进人才提供绿色通道, 加快优秀人才从东部地区和欧美发达国家向中国西部地区回流。除了加快吸引高水平人才回流, 中国西部地区还要顺应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迁移, 加快培养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兼具文化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人才。鼓励中国西部地区高等院校增加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才交流以及学术交流的机会和频率, 拓展师生面向西部的国际化视野, 增强彼此的了解和互信, 建立良好的民间民意沟通机制, 为跨国公司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依托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构筑完备的民心基础和人才储备平台。

(三) 通过相关产业的整体迁移增强中国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不同来源国FDI中除了美国FDI不甚关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外, 欧盟以及东(南)亚FDI均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能力与之相匹配。欧盟FDI需要足够的市场消费能力以扩大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而东(南)亚FDI则需要当地具备一定的产业配套能力以降低生产难度, 提高产品质量占领第三国市场。短时间提升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显然是不现实的, 也容易因过度关注GDP而带来当地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进入21世纪后, 随着中国工业体系的不断完善, 中国企业已经构成了完备的生产体系, 其中的某些产业领军企业已经开始影响并左右外资的区位选择。21世纪的外资转移不再视中国为未开发市场, 而是首先考虑中国现有的产业配套问题。吸引相关来源国FDI向中国西部地区转移就需要为外资提供一定的产业配套能力, 甚至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打造更加智能化的配套生产能力。

中国西部地区吸引外资集聚的过程中, 可以与东部地区建立省级合作平台, 除了为相关外资提供优惠的引资政策外, 也同时为与外资配套的相关产业转移提供绿色通道, 以引进相关配套产业反向吸引外资向中国西部地区的集聚, 解决因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而导致的对外资吸引力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