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 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成效关键在执政党。1921年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积极地找寻中国民主政治的出路, 建构了以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党政治价值体系和制度框架。有别于苏联和西方的民主形式, 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民主发展水平提出了带有浓厚本土色彩的协商民主思想和理论, 并结合党建的步伐逐步开展带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实践活动, 不断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向前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速度与质量, 取决于执政党、政府与参政党、社会组织、市场之间互动的程度或结果。能否解决民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能否平衡多元化的利益需要、能否化解深化改革所激发的社会矛盾, 关键在于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水平。与我国政党政治相生相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高级形式, 能够为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可行的实践路径。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中的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不仅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也提出了协商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任务要求:“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2013年, 习近平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中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执政党的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 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 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 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为推动协商民主建设的进程, 2015年2月, 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明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 提出了协商民主建设的具体内容, 强调了党在协商民主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加强协商民主建设,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把握正确方向, 形成强大合力, 确保有序高效开展。”《决定》《意见》和“讲话”不仅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也阐明了我党利用协商民主的方式强化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从而促进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 协商民主与我国的政党政治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高度融合在一起。十八届六中全会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强调要加强党内协商民主规范和制度建设, 拓宽党内民主渠道, 这体现了执政党建设与协商民主建设的一体性和互助性。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的推进和实施, 协调各社会利益组织、民众之间的关系, 解决民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 平衡社会多元化的利益要求, 能够提升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民主化水平。

弗朗西斯福山曾断言:“在过去几年里, 几乎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 而在最近还战胜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社会演化的重点, 是人类征服的最终形式。”^[1](P11-12)中国共产党把我国传统协商因素与马克思民主主义理论相结合, 在探索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道路上, 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协商民主思想和理论, 完善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 最终形成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 不断提升中国政党政治民主化水平。中国共产党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有力地否定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开辟了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的新纪元。

二、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的共生历程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便开始探索政治民主和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能否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 是革命成败的关键^[2](P288)。中国共产党在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和带领人民群众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不断完善中国政党政治体系和制度, 逐步确立了协商式的民主模型, 最终形成了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制度和政治民主模式。

(一) 民主革命时期的政党政治和协商民主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 中国的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曲折前进, 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实行多党制, 都以失败告终。但都为中国探求政治民主化拓宽了认识领域, 开创了政党政治的实践基础。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运用新民主主义政策建设革命根据地, 为了团结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 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三制”政权组织建设原则。“三三制”平衡了各革命根据地的利益差别, 凝聚了可以团结的所有抗日力量, 使各边区政府的决策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加快了群众路线的实施和推广, 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早期探索, 为推动政党政治的发展确立了实践基础与价值指引, 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滥觞所在。

1945年, 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等)为抗战后和平建国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本次会议参加的代表共38名, 其中国民党代表 8名, 共产党代表 7名,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 9名, 无党派代表 9名, 中国青年党代表 5名^[3](P698)。参与会议的人员中, 所代表政治利益各不相同, 但多方携手合作, 互相支持。会议期间, 中国共产党代表经常同各民主党代表进行磋商, 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阻止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虽然此次会议以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协议告终, 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建国”的思想与主张, 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国民党进步人士在不同政党利益背景下, 以协商、沟通的方式, 达成的民主国家建设的共识, 是我党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稳固和深化的成果, 是迈向政治民主化的又一次积极尝试。

(二) 建国之际的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

1948年, 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 倡议“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P290), 表达了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以取得最大共识的主张。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人民民主理论的进步与创新, 是协商民主思想在建国过程中的成功实践, 它为新中国营造了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为中国新的政党政治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树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样板, 为协商民主制度的改进与完善确定了初步框架。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积极联合、和谐共处的平台上, 协商共建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这既是政党制度建立的基础, 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确立的保证。众所周知, 中国共产党以阶级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共产党却因时制宜地选择了政治民主的方式恢复国民经济、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成功地实现了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型。1954年9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宪法保障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 代表的构成照顾到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各类群众, 实现了最广泛意义的政治参与, 体现了人民民主制度价值的系统思考和设计, 是中国近代民主化发展历程的必然结果, 这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民主自觉与执政自信。自此, 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与国家政策,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进行深入协商被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成为中国特有的“多元民主”的雏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各类团体从革命走向建设, 从协商建国走向协商治国,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原生自有的民主协商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发自觉的协商民主, 这一生动的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政治和民主发展模式选择上的正确和英明, 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近代民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顺应国家现实需要的基础上, 走出的一条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现代化道路, 从而使中国避免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民主“自由化”走向国家崩溃的风险。

(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党政治与协商民主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我党在总结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继续推动政党和民主建设的深入开展。要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 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 探索出解决党的建设的新办法^[4](P105)。在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逐渐从更深的层面上明白了选举民主的局限和协商民主的积极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 新时期的协商民主是我党从精英治理向民主公开治理转型的积极尝试。在经济社会快速变化的时期, 共产党确立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互为里表的人民民主方式, 从国家层面加强协商民主建设与推进的战略部署。中共十八大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5](P26),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6](P29), 《意见》更是细化了新形势下协商民主的方法、类型、渠道, 从法理上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了权威性界定,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理论的创新, 实现了中国政党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更高目标。中共十九大提出, 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7](P37), 积极发挥政协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的机制建设, 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规范和科学的保障。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以团结和民主为主题, 推动政党协商发展, 是我党治理现代化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形成互相促进、共同治理的社会自治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系统性建构, 整合了社会主义公正、平等、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偏好, 保障了各类主体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和途径, 不仅能够有效避免社会冲突带来的政治震荡风险, 也能够为国家政治治理困境的化解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三、协商民主与政党政治的契合维度 (一) 民主发展:协商民主促进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

政党内部的民主程度及政党之间的融和程度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而协商民主在政党内部和政党之间都有着良好的适用性, 它是政党政治通往现代化的至优途径。首先, 协商民主提升执政党自身的民主程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8], 自共产党成立以来, 一直非常重视党内民主的建设。近些年来, 更是先后出台《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制度力促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除了制度保障外, 也需要科学的方式。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 “一言堂”“一团和气”都不利于民主机制的构建, 对于同一问题, 真知灼见常常产生于协商讨论的过程当中, 每个个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起点、知识水平、认知角度会提出不同的意见。允许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 然后用协商民主的方式去达成最大共识,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也能够减少兼顾各种群体利益的政策在执行中的阻力, 保证政策效果。协商民主常常是化解党内矛盾的最佳途径, 有利于民主集中制度的实施, 从而提升党自身的民主化程度。其次, 协商民主有利于建构更为和谐的政党间关系。和谐的政党关系是执政党执政效率提升的润滑剂。从抗日战争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从新中国成立再到社会主义改造,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的亲密合作, 最终确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治协商制度的十六字方针。但不同的政党有各自的纲领和建党目标, 在关于国家发展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中, 分歧和不同意见在所难免。一方面, 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弭分歧, 凝聚共识; 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协商民主的机制让各民主党派更加直接地对执政党进行监督, “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 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8], 最终达成求同化异的目的, 建构和谐的政党间关系, 为长期合作建立有效且可持续沟通机制。

(二) 政治认同:协商民主提升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水平

政党和各种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是政党政治的重要内容, 民众对政党执政体系的认同感不是来自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执行, 而是源自于对政党执政的能力、效力的认可和服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终极目标。自民主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切实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有关的种种问题。通过协商民主加强民众与执政党的协商对话, 达成国家治理的政治认同, 将多元利益诉求统一在国家统筹治理的层面, 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党群关系的重要方式。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是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逐步确立和提升的, 它形成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 也取决于社会民众对政党治理的政策、方式的支持和认可程度。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着改造传统的政治系统结构和权力执行方式的双重任务, 只有获得政治的合法性和社会力量的支持, 才能成功转型为以现代化民主为导向的政治系统。深化社会改革的国家在政治民主转型中遇到的困境包括:一是政治民主的极端“消费”会妨害政党对国家的领导, 导致民众对政党政治认同的危机, 致使政府决策混乱, 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衡; 二是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2](P290)。在社会转型中外部环境的制约失效和内在的政治认同的异化、步入极端的政治集权和专制的老路, 这是执政党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政治转型既要保证政治民主现代化导向, 又要尊重民众的民主基本权利, 提升社会发展的动力。避免社会政治民主转型的困境, 建立国家、政党、民众的和谐关系, 建构能支撑社会民主改革的结构和基础, 构建政府与民众互相对话的良性机制。中国的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协商国计民生和民众相关利益的各种问题决策,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7](P48)。

“协商民主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9](P5), 愿意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协商交流和决策的平台,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民众的合意与共赢。同时, 协商民主使民众有序地直接参与政治决策, 增强协商主体的独立性, 赋予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 扩大民众知情权的范围, 逐步构建了合理的民众对公共权力运行监督的体制机制。政党决策有效性的核心是是否能实现民众的现实需要, 是否能获得民众的赞同、支持, 是否能将政策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民众通过协商对话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 有效参与到政治政策制订的协商过程中, 政治政策既能符合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 在政策设计上扩展政党的政治能力, 也能在政策执行中规避妨害治理国家能力的因素。协商民主以社会信任和民意指向为基点, 以权力运行公开化和权力监督为手段, 在多元文化基础上, 保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意识的价值实现, 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从而提升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政治模式的认可度。

(三) 科学治理:协商民主夯实政党政治的民意基础

中国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 让民众参政议政、集思广益, 不仅契合了协商民主的现代性要求, 也契合了现代治理的科学性特征。协商民主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协商交流的平台, 民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相互协商中消除分歧, 有利于降低利益矛盾冲突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促成合理化和科学化的政策形成。协商民主具有了解民意、接受民意、实现民意的优势, 同时也具有政府管理、社会自治、协调利益矛盾和社会治理的优势。在协商民主的模式下, 多元化的协商主体在民主、公开的平台上, 表达不同的利益、观点, 自由民主地做出符合自身价值偏好的选择, 并就这些选择的结果进行广泛地协商, 实现科学决策和利益共识的最终目标。通过协商民主机制, 使不同利益主体就公共利益问题展开平等、自主协商, 促进政府从精英治理向大众式民主的治理方式转变, 从行政权威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变。

科学治理需要科学的治理结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吸收公民个人、第三部门、其他政党进入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 形成了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到“深水区”的攻坚关头, 更需要国家保持政治定力, 需要统筹各种重大关系, 需要科学合理的治理体系来呈现让人民满意的治理效果, 最大程度的凝聚人民对改革的支持意愿。因此, 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发展关系的形成, 建构由于新的社会变量的出现而引致的以现代价值目标为核心的政治系统。执政党需要对协商客体进行逻辑分析, 以平衡利益结构中的非理性选择, 由此减少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在规章法制的制约下协同合作, 有序、规范的参与政治决策, 实施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的社会治理, 实现国家权利向社会回归, 增强国家治理的能力, 有效的把社会需求同国家权力链接, 推动国家政策的科学制定与有力执行, 从而夯实政党政治的民意基础。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 从民众关注的切身利益出发, 正确认知和对待各种机制问题的调整, 让民众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和成就感是我党进行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体制转轨、利益的结构性调整会带来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 随着经济要素发展的复杂性, 经济主体的利益架构和分配的多元性, 会带来经济主体在社会改革转型中的抵抗行为; 另一方面, 民众参与政治治理的意识和利益需求的快速增长与现实民众权益保障机制缺失的矛盾无法满足民众参与政治治理的意识需要, 从而可能导致执政党政治权威的流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水平的快速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推进, 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已经形成, 所以需要执政党以民主政治改革带动经济、社会改革, 走出阻碍政党治理民主化的“阴霾”。协商民主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 促进不同利益群体的交流, 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纳入和谐沟通交流的平台上, 并将其吸收进现存的政党治理系统, 求同存异, 合作共赢, 消弭因利益结构不稳定带来的社会冲突, 固牢党和国家的执政之基, 在政党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