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继续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坚定自信, 初心不忘, 奋斗不止, 不断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核心的使命就蕴含其中^[1](P8)。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继承前人的事业, 进行着今天的奋斗, 紧扣时代课题, 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推进新实践、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境界, 既写就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绚丽篇章, 也书写了未来历史的伟大开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我们续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 既要加强基本理论研究, 也要推进前沿问题研究, 以此使人们对科学理论的掌握程度不断提高、运用自觉性不断增强, 进而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对实践创新的指导作用。

一、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课题

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其整个思想体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核心范畴,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所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 既是准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 关系到对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的认识和基本问题的回答; 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继续回答的重要命题, 关系到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历史使命的担当。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笔者认为, 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起点与实践起点, 既要从世界历史进程的宏观逻辑来把握, 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的中观逻辑来把握, 也要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度来把握。我们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 相反, 它必须在同各民族、国家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中才能获得生命力, 这也是从现实社会主义(实然)到理想社会主义(应然)演进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规律约束。回顾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 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既不能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割裂去等待革命, 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也不能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混淆去加速革命, 否则就是“左”倾冒险主义^[2]。正确的做法是:坚持把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实然形态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接力推进伟大事业^[3](P2)。也就是说, 既要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 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也要历史地具体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和演进发展, 始终立足具体实际真抓实干, 并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作出精准、科学的定位。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持续不断的变动中遵循社会进步逻辑的社会, 其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不断改掉那些不符合变化了国情实际、时代诉求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或者说某种模式)。恩格斯就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P601)。这意味着, 形式的世界标准并没有消除内容的特殊规定, 具体本身就包含着多样性的统一^[5](P25)。因此, 我们要运用好抽象和具体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 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抽象)和“中国特色”(具体)的双重质的规定的复合性概念, 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实现形式, 正是这种现实的具体的实现形式在展现自身的丰富性的同时不断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今天，中国道路之所以越走越宽广, 就在于它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自身建设的根本路径, 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 不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更加具体、更加丰富的内涵, 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 其主题是十分鲜明的, 主线是一以贯之的, 这个主题和主线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党的重要文献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核心词、关键词和高频词^[6]。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探索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展开、深化和拓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历史根据、核心要义、本质特征、内在结构、独特优势、发展规律以及强大生命力等重大问题, 涉及十大基本问题17个方面内容, 从而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回答和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建设路径等, 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发展是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接续奋斗得以完成的。2013年1月5日, 习近平曾形象地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喻为一篇大文章, 指出: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是由邓小平所确定的, 江泽民、胡锦涛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他还明确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7](P28)。这一论断高度概论、内涵丰富:一是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 其演进发展的推动者具有代际性和群体性特征, 深刻揭示了事物运动、实践升级、理论递进、事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是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展开的过程中, 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把实事求是和问题导向结合起来, 根据面临的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并取得了伟大成就; 三是概括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全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所聚焦的主题和任务是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即“新的发展阶段”(“7·26”讲话的提法)或“新时代”(党的十九大的提法), 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壮美的崭新篇章。此外, 还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是, 我国国情的阶段性特征演化的时间周期大约是十年左右^①, 并由此决定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① 关于这一观点, 法国社会学家马太·杜干通过对当代科学的分析发现, “科学遗产在每个十年中都会层层累加”。从某种意义上看, 当代社会发展和思想变迁也具有这一特征。参见[法]马太·杜干.比较社会学:马太·杜干文选[M].李洁,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P27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遵循

面向未来,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必须以全新视野接力努力探索和把握“三大规律”, 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是一系列短暂的、散碎的、凌乱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堆积, 而是包含着更多稳定性的、系统性的、深刻的本质规定的内容, 内在地遵循着特定的发展规律。只有娴熟把握这些规律, 才能够顺应社会进步逻辑和时代发展潮流, 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但是, 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必须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早在20世纪中叶, 毛泽东就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极端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命题。这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 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 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8](P300-302)}。这为我们从规律层面认识和把握“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引, 确立了在实践、理论、制度和文化等层面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贯彻到实践中去的理论起点和思想指引。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中开辟和前进的。”^[1](P8)这就是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进程中是极端重要的。这个规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之所在, 但对其认识不是先验的，而是“事后”思索实现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不断探索、深化。因此, 我们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努力深入到这种实践的内在矛盾之中并对其进行科学地分析, 精准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现形式, 通过这种事实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双重研究, 从而达到不断深化认识的目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必然要受到其历史性展开程度的制约,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其规律的成熟认识, 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即它自身要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实现。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在事实未充分展开、足够丰富之前, 它是不会被任何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象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在开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力探索中, 形成了对其内在结构(“四位一体”)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成果^②, 将“伟大事业”不断推进到崭新阶段。党的十八大首次在党的文献中明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这个命题提了出来, 充分体现了历史主体从纷纭复杂又数量巨大的事实中对规律的揭示过程, 标志着我们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同时, 大会还号召全党不懈探索和把握这一重要规律^[9](P72)。今天, 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 统揽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伟大梦想, 更要从历史深处和现实高度来揭示、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这就要求我们秉承科学精神、坚持正确态度, 深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的全部发展历程(“真实的过往”)之中, 既深入到这种“真实的过往”的深层次结构中, 也深入到构成“真实的过往”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中, 前者是规律, 后者是规律的表现形式和存在载体, 在二者的综合性把握中深化认识、坚定信念、自信前行。

② 从历史演进来看，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并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这也是挖掘理论创新“新”在何处的关键所在。放在历史长河中看, 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过程。习近平以坚强的政治定力、崇高的责任担当、强烈的创新意识, 既坚持“老祖宗”又敢于“讲新话”, 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 既坚持古为今用又坚持洋为中用, 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使之绘写新画卷、迈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习近平运用阶段分析的方法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划分为六个时间段,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完整阶段进行了深刻阐述并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回答^①，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命题的回答中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7](P21)。这是我们党以全新视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的重要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 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习近平对规律性问题的重视、探索和回答, 从本质层面不断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充分彰显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彻底性, 从而为在前进道路上解决好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深层次而又科学的理论指引。

① 刘云山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文中认为，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回答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社会主义；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参见刘云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N].人民日报, 2017-11-06, (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历史性生成和总体布局的历史性延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引

目标凝聚人心、引领方向。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 并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目标任务的科学内涵和内在品质。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对总任务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历史性展开而不断深化的, 随着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在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 我们党始终坚持从战略高度来谋划发展任务, 确立战略目标, 接续解决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历史使命的担当、伟大梦想的实现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迈进新时代, 我们必须“立于时代潮头, 紧扣新的历史特点, 科学谋划全局, 牢牢把握战略主动, 坚定不移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唯有如此, 才能确保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不断赢得光明的未来^[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同我们党对战略目标的提出以及为之奋斗的努力密切相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党就逐步开始探索把奋斗目标和总体布局结合起来进行接续奋斗。党的十二大明确“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奋斗目标。当时, 尽管我们已经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但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我们党还没有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纳入到奋斗目标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展开和认识的深化, 我们党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作为分析和确立发展任务、奋斗目标的理论依据,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 我们党初步取得了对总体布局的认识成果, 实际上成为“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从党的十三大召开到党的十七大召开整整20年时间里, 我们党虽然并未在文字上对党的十三大所确立的目标任务进行修改, 但它的内涵却随着伟大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拓展和丰富, 并为最终实现理论创新上的突破做了充分地准备。本世纪初, 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形成和提出, 党的十七大正式把“和谐”纳入到我们党的目标体系中, 号召全党上下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由此形成了“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虽然进一步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但对总任务和奋斗目标的表述仍然保持不变, 强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标志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任务有了全面、深入、科学的把握, 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时代条件出发, 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使国家、民族、人民发展目标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体, 目标导向和激励作用更加彰显。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美丽纳入到总任务和奋斗目标中, 强调要建设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发展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任务呈现出如下几点特征:一是目标任务的内涵具有发展性和结构性, 总是随着伟大事业的纵深发展而不断得到拓展和丰富。从“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到“富强、民主、文明”再到“和谐”和“美丽”的相继生成和嵌入, 成为今天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二是目标任务的演化彰显出逻辑上的层次性和实现上的递嬗性。今天回过头来看, 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主要围绕小康社会、现代化、民族复兴三个线索展开。从小康社会来看, 布局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从现代化来看, 布局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从民族复兴来看, 布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 这三者具有复杂的耦合性和继起性。总体来看, 这三者总体上是前后衔接、相互承继的目标设定, 前者的实现为后者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后者的确立为前者指明方向、提供遵循, 构成了体系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任务。三是目标任务具有显性和隐性相互依存的特性, 使初心和使命融入到党和人民的整个实践中。所谓显性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献中所提出的目标任务, 所谓隐性就是指始终指向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今天, 我们就是要不断把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11]。这表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纯粹的书斋里的理论, 而是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相连的科学理论。正是在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党把握中国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 并在分析和回答时代课题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更加成熟的状态。今天伟大梦想(中国梦)作为奋斗目标, 标志着中国价值的崛起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 它既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地域性存在, 也是超越现存、指向未来的价值诉求, 彰显着我们党对历史使命和世界使命的担当。

四、坚定“四个自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展开是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的积累和丰富, 其发展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 即在时间中持续展开着的空间架构——一种时间和空间的交织模型。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2](P543)。“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 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是从事后开始的”, 这个开始的起点只能是那些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和发展的结果^[13](P191)。这为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从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都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中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提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提供了充分的准备^[14]。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算起, 至今已近40年; 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 至今已逾60年。今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发展, 具备了“事后思索”的可能。从理论层面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的逻辑结果, 也是其逻辑过程的展开, 具有内在的“结构丛”, 即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这四个方面是无法简单化约的, 他们有其内在的逻辑运行方式, 同时又相互作用, 共同塑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既为继续前进提供了客观基点, 也为继续前进提供了基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拓展具有历史合理性, 它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 也是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探索; 既丰富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也为人类探索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很强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世界意义。“四个自信”的提出和“四位一体”的确立, 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阶段性总结, 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继续发展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在推进伟大事业的伟大实践中, 形成并提出了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坚实的现实依据的“三个自信”。但自信不等于自满、自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 是不断改革、继续前进的社会, 必须勇于创新。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提出, 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执政理念的创新发展, 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寻找到更深层的力量和更坚固的支撑。由此, 形成了“四个自信”，从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以具体而实际的内容, 这也使伟大事业的内在结构更加清晰、内在机制更加成熟、内在逻辑更加自洽, 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获得新的表现形式^[15]。从这个意义上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就必须坚定“四个自信”; 坚定“四个自信”则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内在要求。客观的说, 以往学术界就“三个自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但就“四个自信”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总体来看, “四个自信”的现实根基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历史依据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接力探索和历史沉淀，社会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和自觉投入，理论意义是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四个自信”实际上彰显着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党自信, 蕴含着其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不懈追求。

尤其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属于与实践处于对立统一关系的精神世界的自信, 是我们实现既定目标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精神风貌和精神力量, 是人们认知、选择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础、最根本的精神支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 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中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1]。一定意义上说,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繁荣兴盛, 也就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也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6]。提出并反复强调文化自信, 目的就在于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因之所在以及这种基因的生成与演化, 进而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同时, 文化自信也意味着我们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更加注重话语权的掌握, 更加积极地改善中国现实的文明发展道路仍然延续着“受疑”“挨骂”的局面。这是因为, 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 实质上就是“争夺中国发展道路和精神价值系统的话语权和引领权”^[17](P1)。但是, 我们必须客观理性地评价文化自信的地位和功能, 既不能延续以往忽视甚至无视的态度, 也不能过度拔高。客观地说, 目前学术界在论及文化自信时有意无意地存在过度拔高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地位和作用的倾向。这种倾向虽出于好心, 但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 即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来自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它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党和人民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 我们要用有机整体的思维来认识和把握文化自信以及“四个自信”。

五、问答逻辑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思理路与演化机理

以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和良性互动为发展逻辑,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性演化机理。今天回过头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通过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全部实践探索所进行的理论抽象, 即从规律的高度对“历史中本真的东西”进行把握。就其科学内涵来说,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规范性表述, 这是对“真实的过往”的理论总结、提炼和揭示。就其理论品格来说,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明确性解答, 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必将随着实践的历史性展开和丰富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一概念提出至今, 已经有两大理论成果相继纳入其中, 一是科学发展观, 二是在历史性变革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后者目前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要继续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 继续吸收借鉴民族的和世界的各种文明养料^[14]。也就是说, 这个理论体系及其最新发展都摒弃了西方思想世界中的“概念导向”传统, 始终坚持实践导向, 在回应实践需要、回答时代课题中不断实现逻辑上的自洽。因此,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现实、最重要的体现, 就是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8]。

发现、筛选、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动因。“历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 没有别的方法。”^[19](P289)坚持问题导向即实践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 实践展开常常以问题为方向, 理论创新是从问题开始。今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的课题已然被历史性地提了出来, 这既是总结过去的需要, 也是直面现在的需要, 还是面向未来的需要。研究和回答这一课题, 唯一适用的方式就是逻辑的方式^[20](P603)。逻辑与现实是高度关联、相互依存的。“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 需要不断接触现实。”^[20](P60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发展始终是与民族复兴实践的历史性展开密切联系的, 只有在这一现实运行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历史必然性, 才能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深刻认识它的发展逻辑, 才能准确定位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历史方位与承转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遵循着“问答逻辑”。所谓“问答逻辑”, 就是指:时代提出问题, 理论回答问题。二者之间是一种同构关系^[21]。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化与发展并非是来自逻辑上的推理, 而是着眼于实践问题的解答、历史使命的担负而形成的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

中国问题的解答内在的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同时, 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化与发展就是发现总问题并进行总解答的过程, 也是发展“次级”的总问题并进行总解答的过程。所谓总问题, 说一千道一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问题就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不断实现综合国力的提升, 完成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使命, 这意味着要为人类探索现代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追求更加美好生活提供中国方案, 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即给出总解答), 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现代化、现代性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么, 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理论应答。从总的趋势来看, 我们始终沿着线性进步逻辑在推进“四个伟大”,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不断前行, 为多元现代性提供了成功而生动的范例。就历史演进的丰富内容来看, 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不总是绝对正确、十全十美, 而是走了一条曲线式而非直线式的前进道路。究其根源, 与我们主观上对现代化的内核——现代性的主要特性认识有关。“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对现代化的“本质”“特性”的概括和表达, 它是由西方学者提出并用以对现代社会进行总体反思的概念。虽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眼中的现代性特性是在黑箱中藏而不露, 其核心是令人迷惑不解的^[22](P1)，我们在现代性的追求和现代化进程中也遇到了类似的迷惑不解。然而, 现代性并非不可认识, 根本地说, 它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表现和结果。由此, 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的是, 资本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中的作用发挥如何?是任由资本逻辑主导一切?还是驾驭资本逻辑建设社会主义?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就是说, 社会主义要掌握、创造并运用资本的力量, 实现劳动力量对资本力量的支配而非相反^[23]。要言之, 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是实现内在超越的现代性, 是社会主义现代性而非其他什么现代性;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今天, 我们要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研究:第一, 应当更加注重从总体上透视并展开研究, 尤其是要从总体上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第二, 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跨学科整合中进行实证化、专业化的科学分析; 第三, 应在总体研究和专业化研究的综合中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第四, 应提出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的研究; 第五, 应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其规律研究。当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关注的前沿问题, 必须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唯有如此, 才能为推进“四个伟大”、实现既定目标提供更加可靠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