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 通俗的讲就是资生利润的本钱。从所有制性质上看, 资本可分为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联合起来的私人资本也叫社会资本); 从人财物等资本化要素来看, 资本又可分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 从是否具有剥削属性看, 资本又可分为剥削性资本和非剥削性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关于资本的性质特征、地位作用、运行方式及对其监督管理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属性观、资本功能观、资本运行观和资本监管观。坚持以公有资本为主体, 体现人民中心地位, 鼓励、支持和引导私人资本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健康发展, 并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对国有资本的分类分层监管和对私人资本的事中事后监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基本内容。

任何资本观都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也不例外。从阶级性上看, 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观; 从民族性上看, 它是对中华民族传统资本观的承继和发展; 从时代性上看, 它又是时代、实践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推进程度和实践水平, 关系到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预期, 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程度,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只有深入、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提出背景

在中国, 经典资本理论、传统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张力”。马克思认为由货币转化而来的资本, 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一切商品、货币、价值关系, 当然也不会再有资本。《资本论》第四章专门讲劳动力成为商品, 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马克思又明确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关系下, 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 它才成为资本。”“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1](P723-724)}资本作为社会性范畴, 它不是物, 而是在物的掩盖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资本作为历史性范畴, 主要存在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即市场经济阶段。不能把资本“一般化”为商品经济范畴, 更不能把资本“一般化”为人类一切生产的范畴。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国内战争结束后, 面对歉收、饲料缺乏及农民贫困, 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 在某种程度上重建资本主义。农民问怎么“说俄国话的资本家被赶走了, 而现在外国资本家却到我们这里来了?”列宁回答说:“我们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们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中。”^[2](P51)后来斯大林放弃了新经济政策, 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转而强调经济核算和计划调节, 并要求对《资本论》的范畴进行时代转换。这些政策或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 将“资本”都换成了“基金”。比如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 就讲公积金包括固定生产基金和非生产基金, 还包括用来满足公共经济需要的流动资金。苏联对待资本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影响到中国民族资本的历史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政策。“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 标志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从中国大陆随之消失。中国理论界受苏联教科书影响, 避免直接讲“资本”, 用“资产”“资金”“基金”“自主劳动”代之。比如“社会主义企业下的基金循环”“固定资产与流动性生产资料”“从资金周转看生产时间”等。这种谈“资本”色变的历史状况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以来, 商品、货币、市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资本论》的范畴逐步得到承认, 唯独“资本”这个《资本论》最重要的范畴, 一直得不到承认, 成为最后的理论禁区。随着理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 “社会主义资本”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范畴, 由卓炯先生于1983年首次加以命名。从中国官方文件看,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一次明确使用“资本”概念, 同时又提出发展“资本市场”。党的十五大报告又明确使用“公有资本”范畴。此后“资本”概念在中国理论界广泛使用开来。

正确看待经典资本理论、传统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改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需要回应两大问题:一是资本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如果资本还能继续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又当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资本概念体系的更迭转换?

关于资本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 可从资本概念和资本发展史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从资本概念来看, 资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资本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广义的资本是指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 其价值形态表现为资金, 实物形态表现为资产。二是从资本发展历程看, 资本发展史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史。广义资本关系分为剥削性资本关系和非剥削性资本关系。即便作为一种剥削性生产关系的资本关系, 也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专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十六章开篇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 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 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 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 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3](P671)这一论述表明,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存在资本, 亦即存在大量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社会主义国家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鼓励发展的私营企业资本、引进的外资, 也都是剥削性资本关系的范畴。

关于应当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资本概念体系更迭转换的问题, 既需回答改革开放前人们为何没有将“公有资金”“公有资产”称为“公有资本”, 还需回答改革开放后人们为何又承认“资本”“国有资本”“公有资本”等概念。

改革开放之前, 人们未将“公有资金”“公有资产”称为“公有资本”, 既是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表现, 也是因经济实践上未有价值增殖的强烈需要。一方面, 改革之前人们普遍将“资本”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 将发展“资本”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 并上升到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高度, 因而对微观领域大量存在资本这类经济事实, 代之以“基金”“资金”等新的概念体系进行解释和阐发。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构成人们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人们调节资源配置、从事要素交换的基本依据来自“政治指令”和“计划指标”。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主要手段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必然发挥作用的计划价格规律。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实现公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根本目标则是为了满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利益, 做强工业、加快复兴的民族利益以及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广大劳动者利益。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优先的战略安排, 加之劳动者利益分配的平等心理满足, 使人们在经济实践中未有资本价值增殖的强烈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恢复私人资本, 引入外国资本, 同时又使国有企业逐步进入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背景下, 人们承认“资本”“国有资本”“公有资本”等概念, 并运用这些概念与市场经济接轨, 表述上就更方便, 更符合实际。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和市场机制都与国内国际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相适应, 都具有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目标要求, 并在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前提下, 使社会主义的实质公平与市场机制的运作效率达到辩证统一。二者分别作为根本制度和运行机制, 也都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 因而存在技术层面的共通、共融之处。事实上, 二者不仅可以接轨, 而且还相互影响、相互改造。如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就需要再一次转换概念体系, 即确认“资本”“国有资本”“公有资本”等概念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以利于公有制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实体, 主动参与市场竞争, 有效实现公有资本保值增殖, 为全体人民增加更多社会福利。反过来讲, 市场运行以公有资本为载体, 也能使人们减少或克服市场机制自发作用所带来的的固有弊端或消极影响, 使资本收益分配兼顾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 并确保政府调控目标的真正实现。

总之, 全面、客观、辩证地来看, 经典资本理论、传统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改革之间不是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否定的关系。传统经济建设遵从“未来社会要将剥削性私人资本转变为公有资本”的社会主义资本观，市场经济改革遵循“资本结构安排(本质是一种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型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社会主义资本观。前者为建立崭新社会制度所必须, 后者则是对这一新生社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从经典资本理论到包括计划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改革在内的中国具体实践, 从计划经济建设到市场经济改革的中国具体实践, 再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 实质是一个以科学理论指导和变革经济实践, 经济实践反过来又创新和丰富科学理论的互动历史过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历史溯源

中国传统资本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资本观分为三个部分:古代资本观、近代民主主义资本观和现代无产阶级资本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既与古代、近代资本观具有同一的文化基因和实践土壤, 又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资本观一脉相承、前后呼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固然离不开国际资本理论及中外资本竞合实践, 但从根本上讲, 它是中国人民在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基础上, 以马克思主义资本观为根本指南, 自主探索资本结构特点和运行模式的产物。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根植于“既要自谋, 又要上谋”的古代资本观

商业资本在中国很早就已出现, 商朝时期就存在商业资本活动。两汉商业资本发达,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当时社会上有盐铁商、运输商、囤积商、高利贷商和专卖经济商。国内商业发达, 国外贸易随之展开。张骞出使西域, 中西交通线路业已打开, 敦煌成为控制东、西交通孔道的门户; 胡商前来中国, 商业活动络绎于途。值得一提的是, 司马迁还提出了千行百户投资获取平均利润的思想。他说“庶民农工商贾, 率亦岁万息二千”^[4](P2046), 整个社会各行业每年本金一万可生息二千, 利润率均为百分之二十。“子货金钱千贯”的放款业, 亦是如此。就连佗杂业如“不中什二, 则非吾财也”^[4](P2048)。就是说农工商之外的行业, 其利润率如达不到十分之二或百分之二十, 就会无人投资。明清两代商业资本数量可观。明代万历年间, 新安鱼盐大贾有至百万者, 二三十万则为中贾。山西或盐或丝或窑粟, 其富甚于新安。至于清代, 《清稗类钞》载:山西富室多经商起家, 亢氏号称数千万两, 实为最巨。在此背景下, 整个社会对商业及商人的态度发生彻底转变。明嘉靖年间上海人陆楫认为, 有赖于商人买卖的社会奢侈行为, 有助于财富再分配及穷人就业。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了“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市场观、“流金粟, 通贫弱之有无”的商品流通观、“有分土而无分民”的贸易观以及避免“金死于藏, 粟腐于庾”的消费观; 黄宗羲极力主张“工商皆本”;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甚至流露出“往南京做绒货客人”的夙愿。嘉靖以来随着产业飞速发展, 包括行会在内的商人组织次第出现。入行当学徒是成为一个成功商人的可靠途径。这些理念主张及组织行为都诠释和标注着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发展的新高度。

总体来看, 中国古代资本观是建立在民本观和农本观基础上的。国以民为本, 民以食为天, 食以财为上, 财以均为要。“人之所以为人, 资财以生。”离开物质财富, 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在国家经济管理上, 统治者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听民自便”, “听民自为”, 让“富人大贾分而有之”。然而, 私人求财逐利的结果, 必然导致并加剧贫富分化。而“使富者安其富, 贫者不至于贫”, 就应该“司空主地以养民”, 薄赋敛、抑兼并, 损有余而补不足, 从而形成“私有制分工——阶级分化——国家再分配——财富占有相对均平”的经济逻辑。古人对国与民、公与私、富与均、利与义等经济关系的论述, 既适用于农业, 也适用于工商业; 既适用于商品货币关系, 也适用于后来出现的资本关系。中国古代应对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及小资本私有制所带来的分化及财力不足、物价不稳等问题, 一是政府要有所作为。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干预经济?这是一个一直长期争论的问题。比如, 文景之治后, 有了一定国力, 汉武帝要聚敛财政打匈奴。桑弘羊提出盐铁官办、酒类专卖、平准均输、统一铸币, 限制私人经营盐铁酒类商品及贩运投机, 认为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又能“排富商大贾”, 抑制他们兼并掠夺。文学贤良们则对此反对, 这就是《盐铁论》的争论内容。桑弘羊所提出的这些重要经济政策, 不仅成功扭转了政府财政危机, 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巨大开支需求, 还出现了财政盈余状况, 同时又未增加老百姓农作物缴税负担。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看, 双方争论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干预经济和国家放任经济的观点冲突和较量。两种不同的制度选择、立场考量和政策取向对后世影响深远。二是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身做出努力。比如, 倡导“富而好礼”, 培养“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君子人格; 践行“存天理、灭人欲”的经济原则, 在“义”的指导下节制不合理的欲望; 反对以牺牲本国环境和败坏道德身心为代价追求非分欲望, “破心中贼”, 等等。这也是司马迁谈到的“善者因之”和“利导之”的经济政策失效后, 就需要“整齐之”和“教诲之”的手段和办法, 对私人经济活动进行外在干预和内在克制。

有人认为, 以先秦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倡导一种经济自由论, 即把经济发展看作一种私人所从事的经济活动, 并通过列举孟子之言“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来说明“以身为本”的“自爱”思想与西方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自利”思想的相通性^[5]。众所周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告诉我们的非但不是“利己”之经济逻辑, 反而是“由内而外、由己及人”的“利他”之道德主张及“义以为上”“以义为利”的经济伦理诉求。作者歪曲祖国先哲的伦理主张以趋附于西方近世思想, 不仅抹杀了中西思维方式客观存在的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性, 而且以西方经济学思维强制阐释先贤哲人的观点主张, 达到为特定阶级意识形态辩护的目的。其实, 中国先贤哲人早已洞察包括发展资本在内的工商业活动对整个社会所带来的正负效应, 所以既鼓励、支持私人经济发展, 又提出了诸多重民保民、损有余而补不足、修身克己等应对之策, 以调节贫富差距, 实现社会稳定。反过来看, 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 针对文明社会演进过程中社会风尚的堕落, 公共事业的虚无, 物欲主义的渗透以及私利、肉体享受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目标, 启蒙思想家也一再强调自爱与他爱互惠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则, 主张在社会框架内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关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论题, 通过自愿协议建立法律和正义的社会制度, 并以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追求他人善和公共善。片面强调西方社会“自利即自爱、自爱即他爱”的社会经济逻辑, 并用来曲解中国古人的修身治世思想, 既不符合中国儒商“奉献家国”的伦理传统, 也不符合西方社会追求个人利益与“公共善”相协调的资本主义传统。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扬弃“既要发展资本, 又要节制资本”的民主主义资本观

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为在全世界谋取资本增殖的广阔空间, 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 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并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由于国家自主性逐步丧失, 旧的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逐步走向瓦解, 鸦片战争前中国本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始终面临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在资源和资本领域的垄断压力。帝国主义在工矿、金融、贸易、运输等方面控制了中国经济。相对于中国民族资本而言, 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处在大资本地位。1895—1913年中, 中国境内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厂矿中, 华资17家, 资本共计3 173万元, 平均单位资本为187万元；外资22家, 资本共计6 379万元, 平均单位资本为290万元。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不仅是大资本, 而且还具有垄断性。一家外国大厂的资本, 往往超过全行业中的华厂资本。这种垄断性还表现在资本集团的出现。许多原来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国洋行, 逐渐发展到包括工业在内的多种经营, 形成了工贸一体化的大资本集团。在甲午以后, 这种现象表现特别显著^{[6](P561-567)}。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而言, 客观上需要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文明成果, 但按照资本主义老路走下去, 也会形成垄断资本统治的局面。以银行业为例, 1911年中国有华资银行16家, 资本总额2 155万元; 到了1917年华资银行数达到73家, 资本总额5 198万元^[7](P27), 并逐步形成了华北、江浙和华南三大金融财团。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密切了与工商业的关系, 起到了振兴实业的作用, 但银行业的自发竞争加上官僚资本的参与, 也很快走向了私人资本垄断的境地。如何既要迅速发展资本, 创立由中国人民自己所支配的资源和资本等要素供需体系, 又要限制中国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就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在资本问题上的核心议题。

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既要发展资本, 又要节制资本”的主张。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 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高潮。资本问题成了人们瞩目的中心, 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民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 北洋政府在不断削弱《临时约法》赋予国民的结社、言论、出版、营业和财产权利的同时, 对民族资产阶级振兴实业的各种活动却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提倡。民族资本可以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经济环境中与外国资本展开竞争, 并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以丝织业为例, 民国初年由于手拉提花机和电力丝绸机的推广使用, 丝织业由分散的家庭劳动向工厂制的集中生产过渡。到20世纪20年代, 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新型绸厂在丝织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类稠厂经过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 又出现了明显分化。以“添置机械, 罗致人才, 革新管理, 扩大经营”为治厂方针的上海美亚绸厂, 从1921年到1933年就先后收购、合资、合并其他绸厂, 建立十个分厂, 一跃而成为丝织业霸主。

1924年,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 或有独占的性质, 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 由国家经营管理之, 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8](P527)一方面, 孙中山认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经营权应归国家所有, 发展中国实业, “当由政府总其成”^[9](P222), 另一方面, 孙中山又主张运用国家力量, 通过向资本家征收直接税或从经营范围和企业规模上对私人资本加以限制以及制定劳动法等措施, 支持和扶植中小资本, 节制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私人大资本, 发展壮大国家资本, 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又能造福未来。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缺乏科学理论指导, 又不能广泛动员群众, 节制资本的理想愿望不免化为泡影。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操纵了国民经济。正如许涤新所言:从抗战后中国总体情况看, 战前较大的一部分民族资本没落了(如荣宗敬系的申新纱厂与福新、茂新面粉厂), 而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则在战时急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官僚资本垄断商业、金融与工矿, 囤积居奇, 无所不用其极。它们越来越成为操纵国民经济的特殊形态的独占资本^[10](P108)。不过, 孙中山“节制资本”的思想和观点, 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 有其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有其历史进步性和现实合理性, 因而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把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组织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政治共同体, 经过人民对政治的广泛参与, 最终创立由中国人民自主支配的资本要素体系, 并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强大体系下发展商品经济的重任, 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了。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承继“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配合领导私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资本观

1917年俄国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以之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是领导工人运动, 后又举行农民起义。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 最终得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说到底就是贫农问题的结论。贫农问题在农村表现为土地问题, 在城市表现为资本问题。从党的一大规定“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到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资本观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的资本观总是根据时代条件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总体来看, 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由于民族资本主义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 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需要, 其所有者是革命团结力量而非革命消灭对象, 因而中国共产党采取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 保护并使其得到尽可能发展的政策。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 党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政策, 就包含了大力发展国营工商业, 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发展合作社商业以及团结私营工商业者, 并以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领导私人经济发展的思想。1930年5月, 毛泽东在寻乌做了深入调查, 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政策提供了实际依据。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 是由国营企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其中, 国营工商业前途不可限量; 对于私人经济, 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 不但不加阻止, 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 合作社事业也在极迅速发展中。虽然私人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占优势, 但“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 经过长期的发展, 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 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11](P133-134)}。

抗战时期, 特别是抗战中期, 党又提出经济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 鼓励私人投资、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共产党不仅同官僚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而且在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抗战时期的我国解放区经济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指导路线就是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广泛发展, 保护城乡工商业及乡村资本主义的富农经济。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强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12](P650)由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政治势力的增长以及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 使得资本主义前途被社会主义前途所取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总之, 边区存在的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 都是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 对待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 但非打击, 更非消灭。

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贯彻没收官僚资本的方针政策, 继续保护和扶助民族工商业, 并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利用外资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后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不能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 而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坚决没收官僚资本, 同时保护和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事实上,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最复杂的不是论述政治问题, 而是经济问题, 即如何恰如其分地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1947年中共在城市采取的是“打到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 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3](P1431)这次全会还规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 利用中包含了限制的要求, 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 占经济总量很大比重的官僚资本全部收归国有, 加上原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公营经济及各级党政机关、部队、团体所办企业及苏联政府移交我国的财产, 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体。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 成为领导资本主义经济, 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力量^[14]。而农村土地革命产生了大量小土地私有制生产关系。毛泽东认识到小农经济自发产生资本主义, 导致两极分化, 仅仅实行土地的小农私有并不能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 所以从1952年又开始大规模推进农村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广大农民通过共同生产、按劳分配, 实现合作社经济对个体小农经济的引导和示范, 同时也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争夺群众(即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虽然互助合作合乎农民需要, 但合作化发展速度过快, 在很短时间内便由小规模的、半私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换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城乡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情况下,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国营企业的关系也由加工订货逐步走向全行业公私合营。

由于客观条件向有利于党的事业方向变化以及在有利条件下党和群众急于求成的主观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较短时间内全面消灭了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超越了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又让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较大发展, 以公有经济领导私人经济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1956年12月7日, 针对三大改造后经济生活出现的诸多问题, 毛泽东同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领袖座谈时指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 又搞资本主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 中国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都有所发展。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发展了“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资本观

1958年底,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推进, 党内有人提出取消商品和货币的意见; 紧接着城市一些人怕废除票子, 就提取银行存款, 抢购商品。为澄清混乱思想, 安定人心, 毛泽东号召大家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学习, 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判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商品经济关系问题上, 或者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生产相结合问题上, 毛泽东提出了“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要看它同什么制度相联系; 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 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尊重价值规律, 大力发展商品生产, 推进全国工业大发展及农村商品生产大发展, 不仅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而且有利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毛泽东还将卖给公社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工业生产资料划进商品范畴, 提出了利用商品生产团结几亿农民的观点, 并批评斯大林对农民不放心, 国家把农民控制得太死的做法。此外, 在生产经营方面, 中共中央还提出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 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甚至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为补充; 试办托拉斯, 按行业或根据生产性质组织联合经营的大型公司。社会主义资本的有效运行带来了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不断增殖。1965年同1957年相比, 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按原值计算, 增长了1.76倍。这一时期我国还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 期间所建设起来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和大中型企业, 至今仍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毛泽东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宝贵探索, 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其“国有经济领导私人经济”这一新民主主义资本观的创新和升华, 同时包含了社会主义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萌芽。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上述探索, 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处于主体地位的公有资本, 如何以国有资本主导私人资本, 如何限制私人资本的消极影响, 都具有重要历史启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当代发展

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正是因为改革开放, 私人资本得以发展壮大;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 公有资本同市场机制相融合;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 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走向联合经营并在公司内部建立混合产权。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经过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利用社会资本发展国有资本、利用法治经济发展公私资本三个阶段。

(一) 1978—1992年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资本观

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集中体现在邓小平关于民营资本及外国资本这两种私人资本问题的观点态度和政策主张上。邓小平资本观的形成, 既有理论基础又有现实基础。一方面,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邓小平资本观的形成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作用所做的历史的、辩证的评价, 列宁关于允许外国资本到俄国投资的观点以及毛泽东关于让外国投资以实现工业化的论述, 都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引入外国资本的主张和做法, 直接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 20世纪初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尝试,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和发展, 中国单一公有制及关起门来搞建设所导致的被动经济局面, 又为邓小平资本观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15]。

从国内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性或工具性角度谈论剥削性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 是邓小平资本观的显著特点。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从中国实际出发, 提出私人资本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1979年邓小平就强调：“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16](P156)1985年邓小平又强调:“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 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 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17](P149)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提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7](P373)。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为资本活力在中国大地上充分释放奠定了政策基调。

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共富是相互矛盾的, 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明确私人资本对于公有资本的补充性。从上述现实矛盾出发,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非公有制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如果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中国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 反而走向两极分化; 不仅不能利用和控制外资, 反而被其所控制和利用。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剥削性私人资本的发展必要性, 中国势必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自主性和主体性遭到极大削弱, 而且意味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际断层以及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纪律缺失。一个丧失执政的经济基础、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执政党, 怎能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怎能有力对抗西方和平演变图谋?怎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非蜕变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因此, 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虽共同体现资本主义剥削性质, 但其只是处于补充地位并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应当指明的是, 包括私资和外资在内的剥削性资本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局部性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最终是要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剥削存在, 甚至长期存在, 并不意味着剥削就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就会贯穿于社会主义每个企业和每个阶段。现阶段剥削主要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利润分配中。汪洋大海般的个体经济和起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并不存在剥削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社会主义发展进入高级阶段, 剥削性资本也终将会被消灭。

这一时期邓小平所提出的既要引入外资, 又要引入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既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又要加强国家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宏观调控; 既要释放资本活力, 又要控制收入差距等重要观点, 经过试验形成政策进行推广, 调动了资本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 很快改变了过去“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而变革后的所有制结构更加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占据主体地位, 政府又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因此,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既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又允许私人资本发展, 但并未出现两极分化的后果, 而是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普遍提高。不过, 总体来看, 改革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将剥削性私人资本当作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手段, 尚未论及个体小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非剥削性资本的概念。换言之, 这一时期党的资本观主要是强调剥削性私人资本的工具性、补充性、局部性和历史性, 而对非剥削性资本的概念界定和作用范围, 尚未达成共识。

(二) 1992—2012年利用社会资本发展国有资本的资本观

随着中国社会对“资本是罪恶渊薮”这一观念的不断扬弃, 对作为工具的“资本”和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明确区分, 人们进入了一个“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以造福于人民”的时代。

将私人资本和公有资本统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要素, 平等竞争, 优胜劣汰。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一次明确使用“资本”概念, 同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部分, 八处使用“资本”概念, 明确使用“公有资本”范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提出“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资本营运”等范畴。至此, 资本不仅包括民族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等剥削性资本, 也包括了个体小资本、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等非剥削性资本, 还包括两种以上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混合而成的所有制资本。这些资本统一在资本市场运营, 既合作互补, 又公平竞争, 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以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制改革来吸引社会资本, 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是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最主要特点。20世纪90年代初, 我国公司制企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但还很不规范, 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其基本原则是: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确保国有资产(资本)保值增殖; 出资者所有权(股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相分离, 保障出资者、债权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贯彻执行《公司法》, 重在企业制度创新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6年中央和地方试点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5.8%, 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 资产增值率26.5%, 分流的企业富余人员61.1万人, 约占试点企业职工总数的6%^{[18](P293-294)}。这一时期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进展, 并不限于百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 还大量表现为股份制企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可以吸引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 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 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截至1996年年底, 全国股份制企业达到3.6万家。其中, 有限责任公司2.68万家, 以国有企业为主改建或新设的股份有限公司9 200多家, 共向社会筹资约1 500亿元, 股本总额为6 000亿元, 国家股占43%, 法人股占25.1%, 国家以43%的份额控制和支配57%的社会资本。另据国家国资局对2 700多家股份公司统计, 其改制为股份公司时, 国企净资产评估增值率为27%^{[18](P295-296)}。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国家和集体控股, 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 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见, 资本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实践问题。资本市场推进着资本结构的优化, 反过来资本结构优化又加速资本市场完善步伐。然而, 随着资本流动、资本运营和资本活力的充分释放, 私资和公有资本在资本结构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 公有资本比重严重下降, 而其主导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有资产实行多头管理, 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脱节; 国有资产无人真正负责, “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私人资本负面效应迅即蔓延, 危害社会稳定, 需要依法对资本权力进行引导和规制。

(三) 2012年至今利用法治经济发展资本的资本观

针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运行, 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比重下降, 控制力不断减弱, 私人资本渗透到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各领域, 唯利是图而又缺乏监管, 带来诸多负面效应等问题。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又确立利用法治经济全面发展公私资本的资本观。

全面搞活资本, 必须以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有序配置资本为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与资本增殖直接相关的政府和市场、公资和私资、自主和开放等行为都是有法律和政策边界的。对政府而言, 法无授权不可为; 对市场主体而言, 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和市场的行为都“一断于法”。公资代理人和私资所有者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也都要遵守有关法律、政策和文件规定。自主和开放的边界, 同样要由国内国际有关法律、协议、习俗所限定。习近平在2014年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19](P115)实践证明, 经过深化改革, 资本市场正面效应逐步显现。在依法治国基础上, 中国资本运行秩序得到规范和保障。

全面搞活及有序配置资本, 需以人民为中心, 以创新为动力, 以国企为主导, 以共富为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 就必须将增进人民福祉, 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资本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实现共同富裕, 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创新, 二是协调。前者是实现共富的动力源泉, 后者是实现共富的必要手段。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其中, 科技创新可以直接增添经济发展新动力, 降低发展成本, 提高国际竞争力。总体来看, 科技创新所依存的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 投入资金大, 回报周期长, 市场化基金进入的积极性不高。既然私企既不愿也无力承担起科技创新的重任, 科技创新的主体自然落到政府及国企身上。以政府和国企撬动民间投资, 既为民企添薪, 同时也是政府调控及国企发挥主导性作用的重要表现。某市将政府资本、部分市属国资和社会资本共同组合为股权投资基金, 以市场化方式运作^[20], 增强了民间投资动能, 使公私资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推进了资本市场和战略产业的融合, 从而为实现人民利益及共同富裕奠定了机制基础和物质基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新时代诠释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 并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及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跨越关口、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资本观角度讲, 只有建设现代化资本运行体系, 才能增强我国企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推进我国经济顺利跨越转型关口, 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

首先, 坚持公有资本主体地位是建设现代化资本运行体系的所有制前提。人民中心地位是由公有资本主体地位所决定。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决定了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在中国的长期并存。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及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长期并存, 自然就存在一个谁是主体、谁是非主体的问题。倘若私人资本占据主体地位, 显然就背离了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 当然也就无法确认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合法性。反之, 若公有资本占据主体地位, 以国有经济主导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那么, 不仅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 而且也便于将私人资本引导到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轨道上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1](P21),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21](P33),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壮大集体经济”^[21](P32)。当前, 我国政府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 积极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国家资本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政府项目, 有效放大了国有资本功能, 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推动了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经济对私人所有制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得到强化。而在广大农村积极推行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主联合的能力建设, 又必然会强化集体资本的创富功能, 并从根本上促进农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其次, 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是建设现代化资本运行体系的具体机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21](P30)。建设现代化资本运行体系, 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点是加快建设实体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的产业资本运行体系, 宏微观动力机制则是将有效的市场机制与有度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市场机制有效是指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在促进要素市场化、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等方面的创新、开发、调节和初始平衡功能, 尊重和利用市场运行的客观规律, 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有效的市场机制包括五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产权有效激励。通过完善公私资本产权集中和产权分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产权制度体系, 有效调动所有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进而实现要素配置最优化和各方收益最大化。二是资本化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本化要素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是市场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内在要求或必然选择。三是价格反应灵活。供求关系影响价格, 价格信号又反映和体现供求关系, 并使要素流动方向和资源配置比例得到自发调节。四是竞争公平有序。各类资本所有制企业都在统一市场中进行公平竞争,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都能通过市场机制得以激发。五是企业优胜劣汰。企业经营管理好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市场机制有效的前提和基础则在于提升要素市场化(包括商品化、货币化和资本化)程度, 形成和推动市场对要素定价的有效性、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平衡性和市场对要素整合的充分性。

宏观调控有度是指灵活运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在微观主体公平竞争、产业与区域充分平衡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引导、控制、协调和再平衡功能, 精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在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 努力使社会有机体达到整体协调和动态平衡的运行状态。中国庞大经济体量决定了资本主体状况的复杂性。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对同一调控政策的“耐受度”往往是大不相同的, 这就要求强化国家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精准性。只有坚持区别对待、灵活有度和精准施策原则, 才能优化经济结构, 保持资本运行稳定,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党的十九大报告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如既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又要壮大集体经济, 还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既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发挥投融资对供给结构优化的关键性服务作用, 又要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又要形成面向全球的生产、投融资、贸易与服务网络, 形成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格局, 都需要政府部门在宏观调控中做到统筹兼顾、张弛有度, 否则难以实现整体性、长远性及战略性的预期调控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 市场机制有效与宏观调控有度是辩证统一的逻辑关系。二者具有相同的总体目标和根本方向, 那就是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运行, 都要共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框架内。一方面, 宏观调控的灵活度和精准度须以市场机制是否有效及其有效程度为基础。弥补市场机制的无效性, 使市场机制由无效到有效、由弱效到强效, 是政府调控的现实出发点和功能着力点。市场机制是否有效及其有效程度, 内在决定了政府调控的精准灵活度。另一方面, 市场机制有效又要求宏观调控有度。市场机制作用的持续有效发挥须以具有精准灵活度的宏观调控为前提。具有高度灵活性和精准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维护、改善和增进市场机制的有效程度。反之, 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张弛和变通, 那么不仅达不到宏观调控的预期效果, 甚至还会引发并加剧市场机制的无效性。

最后, 坚持党的领导并加强资本监管是建设现代化资本运行体系的根本保障。现代化资本运行体系以资本健康运行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 资本健康运行离不开党的领导, 即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大家最关注的假冒伪劣产品问题、食药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收入严重分化问题,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一部分国企工人丧失管理权问题, 大都和资本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管有关。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1](P37), 才能确保资本运行的正确方向, 特别是使私人资本所有者服从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 才能有效增进劳动人民的合法权益。企业性质不同, 党的政治核心作用的表现也不同。国有企业党组织兼具领导权和决策权; 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推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党组织不再具有决策权, 但仍行使领导权, 并将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在法治框架内; 私人企业党组织主要发挥政策引导、法律监督与利益协调的作用。另一方面, 资本健康运行也离不开政府严格监管。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同时, 还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21](P34)。不过, 政府对国资和私资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式有所不同。对国有资本采取分类分层监管方式, 确保国有资本不流失, 不发生人为损失; 提高资产质量, 保证国资保值增值, 以增进劳动人民的福利和利益; 履行社会责任, 提高其社会综合效益,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政府对私资监管主要是事中事后监管, 监督私企依法诚信经营, 处理好打击犯罪与维护创新、保障安全与推进发展的关系, 并促使私企公平分配职工个人收入。政府通过引导私资投向, 规定其作用边界, 以使其在较高程度上和合理范围内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

总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来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其发展又经历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利用社会资本发展国有资本, 利用法治经济发展公私资本等三个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公有资本主体基础上的民族资本振兴。中国未来资本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程度和影响广度。正如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 1937—2009)所指出的:中国能否从过度依赖西方的发展道路转向融入东方传统的更为平衡的发展道路, 不仅对中国的未来, 而且对国际社会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22](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