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的突出特点和光荣传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驱动和重要法宝。2016年5月17日,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制度自信的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这就深刻阐明了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之间内在关联和逻辑机理。以此为契机, 理论界掀起了研究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内在关联问题的新高潮。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 理论界在文化自信对于制度自信的价值意义、作用机理、影响路径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研究, 而深入探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价值意义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2017年10月18日,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P41)作为制度自信生成的深厚根基, 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自信的科学水平, 直接关系到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际成效, 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因此, 系统分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制度自信的内在关联, 科学阐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制度自信的影响机理, 对于目前新形势下增强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夯实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根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 也就彰显出来了。

一、逻辑内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的生成渊源

制度自信作为对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本质认知范式和规范体系的群体认同, 在最基础的意义上体现着对人类历史演进轨迹的文化确认, 于是, 在其历史渊源上, 它表征着文化的活力和认同。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植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 而这一历史性实践, 不仅体现为中华民族在其自身发展现实过程中的苦苦求索, 更在深层次上体现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其自我传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坚韧的精神品格。因此说, 要论及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就无法撇开或者脱离这一文化前提。概而言之, 这一文化前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生成的时代视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实践为其直接依据。而这一现代实践是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互动而又交融共生的。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 认识是由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形成的一个交互耦合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有其客体的对象性一面, 又有其主体的构建性一面。因此,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 优秀传统文化只能是被我们所认识到并带有主体建构特点的。其所具有的这层意义一经揭示, 它就不再是一种远离我们现实生活的“既往性存在”, 而是一种与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我们以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的、交融互动的“生成性存在”。这不仅需要我们不断地与之进行“对话”, 而且也会因这种永不停息的“对话”, 使其参与到对当下乃至对未来社会的塑造过程之中。从一定程度上看,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就源自于这种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互动, 并在此交融互动的过程中, 既形成制度自身发展特有的本土化定向, 又在应对全新时代面临的挑战中不断扬弃更新, 从而在制度文明演进的漫漫征途中, 彰显出自身的优势与活力。

第二, 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着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生成的空间界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以东方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为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依据, 首先立足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历史性质, 而这一世界历史性质又不可能不是地域性的, 因为其被定义的真实内容与实质要义, 其所能得到理解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以及其被用以抽象推理的标准与原则, 无不将其定义为西方文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一方面源自于中国当代制度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部分吸收或者充分占有, 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中国完全进入西方文明范式的不可能性。而造成这两方面彼此共存的根本原因, 在于中国独特的地域环境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定性质, 这种特质决定了其经历史的筛选而保留下来的诸如“贵和”“尚中”“仁爱”“大同”等殊异属地, 决定了其“不仅仅以形式的意志和主观的自由来形成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基本建制, 所以它不仅将更多、而且将更为根本地把具有实体性内容的‘集体’或‘社会’整合到其全部建制的基础之中”^[3]。换言之,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定性质本身, 就定向着中国根本不可能被完整地吸入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范式中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其自我传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容受力, 又决定了中国当代制度充分吸收和占有西方文明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便拥有了其特定的空间界域。

第三, 优秀传统文化内生着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生成的文明境域。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其文化依据。就文化而言, 任何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取得其伟大成果的文化构建, 只要它曾遭遇过足够强大的外力的冲击, 都会一方面表明其具有充分的包容性或者容受性, 并因而能够主动向外学习, 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 则必然表明其有能力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获得最坚定的自我传承。就此而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真实意义, 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充分激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力, 并使其展现出了自身特有的文明境域。这一文明境域的实质内涵, 就在于其具有并在对古今、中外的文化反思、批判与扬弃中，维系了文化上之自我传承的内生力, 唯因其如此, 所谓的“文化结合”, 才能显示出其积极的或者原创性的意义, 并产生其现实的或者正当的活力。没有如此独特的文明境域, 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完善和发展。由此而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文明境域, 内在的生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二、现实交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的时代诉求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直接生成于其对现实的深切把握。这一深切把握, 不仅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变迁的辩证逻辑, 还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发展的开创性意义; 不仅体现着对中国制度历史流变的反思和超越, 还体现着对当代中国制度现实的肯定和认同; 不仅体现着对中国制度历史趋势的坚定信念, 还体现着对中国制度历史完善的实践探索。中国当前最突出的现实, 就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各领域体制的相关变革。如何能在此变革中既保持其社会主义的方向, 又不失中国特色的活力, 遂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鉴于此种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 我们不能不回到虽经历史不断淘洗, 而又始终保持其精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去, 并将其进行历史与现实的互应与比照, 进而发掘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的深层动力。

第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 能够为制度自信提供方向引领。制度自信需要方向引领。理想信念是人类文明的崇高特征, 引领着人类社会制度的变迁和发展进步的方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着容涵理想信念的特质, 并因而拥有着超凡的文化感召力和浑厚的民族凝聚力, 引领着社会前进发展的时代轨迹。因此,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坚定其理想信念, 进而能够为其制度自信提供方向上的引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坚定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理想信念, 为制度自信提供根本指向。我们知道,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 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 需要通过若干阶段的具体目标, 有步骤、分阶段地向前推进。在当代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4](P18)。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源自于其对共产主义崇高目标的追求。这一目标的提出, 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 更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本身。习近平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4](P203)，其中“尚和合”“求大同”, 在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对共产主义目标追求的集中体现。因此,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坚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理想信念, 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 引领着制度自信的深层指向。

第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能够为制度自信提供精神动力。制度自信需要精神动力。道德是栖居于人类心灵, 并为人类所孜孜追求的本真境域, 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着精神上的动力。承载着道德伦理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因历来重视道德的进路而被视为伦理型文化, 并在其几千年的发展演进中, 发挥着其无可替代的功能。在资本逻辑强势横行、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今天,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加强社会道德建设, 并能够为其制度自信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传承道德文明, 为制度自信提供向心力。习近平强调:“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思想道德资源, 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4](P191)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树立道德典范, 为制度自信提供感召力。中华民族在其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中, 孕育了诸多光辉耀眼的道德典范, 他们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 为当今时代加强道德建设, 提供着无穷的榜样力量。习近平指出:“道德模范是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旗帜, 要深入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 弘扬真善美, 传播正能量, 激励人民群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5](P158)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提升道德境界, 为制度自信提供创生力。在习近平看来, “文化和谐, 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6](P150)。因此,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提升道德境界, 有利于在追求和谐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实现社会秩序的良性互动, 进而调动人民主体的积极性, 为制度自信提供创生力。

第三,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能够为制度自信提供条件支撑。制度自信需要条件支撑。文化软实力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基于文化而拥有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其生命力。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有助于整合经济、政治、军事等战略资源, 以保障其发挥最佳效能和优势, 进而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因此,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进而为制度自信提供条件支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提升文化的融合力, 为制度自信提供实践条件。中国制度在其自我发展的过程中, 既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 又借鉴和吸收了现代化的先进文明成果。文化融合力的提升, 是增强文化生产力的首要前提, 没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就没有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过程, 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发展过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提升文化的思辨力, 为制度自信提供思想条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糟粕的剔除, 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之成果的扬弃, 实现对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文化之方向的坚持, 从而在三种文化之冲突与激荡中提升中国文化的思辨力, 保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进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提供自我觉醒之思想条件的支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提升文化的内生力, 为制度自信提供精神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立足于中国精神的自我重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自古就有“收拾精神, 自作主宰”的精神独立之追求, 在中国文化自我传承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又将此追求赋予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贯彻着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性实践的全过程。因此,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不仅有利于中国精神的自我重建, 而且其弘扬的过程, 本身就是中国精神自我重建之过程。唯有在此过程之中, 才能提升文化的内生力。文化内生力的提升, 在文化建设的现实层面, 也就意味着其文化实效力的提升。因为, 一种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 必然是一种文化融合之基础上的, 思想之自我觉醒、精神之自我独立的文化。而唯有这样一种文化, 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提供着根本的、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未来境地: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助推着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的层次跃迁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不是一个抽象的静态概念, 而是一个不断实现层次跃迁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 不仅贯穿着制度本身历史发展的始终, 还贯彻着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的历史使命, 更为重要的是, 它将制度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理念与其优越性的历史实现相贯通, 彰显着对中国制度特有历史前景的深切认同。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对这一过程的影响, 无疑是深远的, 因为从制度形态所承载的人类特有文明意义上讲, 中国文化的自我传承之过程, 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制度自我完善之过程,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由话语切中现实、由表层转至核心、由自觉走向自强之层次跃迁的过程。

第一,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由话语切中现实。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首先是作为一种话语而存在的。毫无疑问, 这一话语联结着其特定的实体性内容, 这一内容, 既源自于其对中国制度发展规律的把握, 又有其特定的思想和精神要旨, 而更为重要的是, 它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真切关系。换言之, 即它不仅以现实实践为其直接依据, 同时也必然以现实实践为其最终归宿,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不断切中现实、改变现实, 其才能具有不竭的生命力。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现实中最为本质的一部分, 不断以其自身所特有的方式来作用于中国当代现实的发展。而中国当代现实发展的制度形态之社会主义方向, 不仅意味着其对资本主义发展范式的批判性脱离, 同时也意味着其在现实发展的历史性实践中业已领会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限度, 更为重要的是, 这还意味着其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 能够对其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作出建设性的开启。于是, 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现实发展的不断对话互动, 不但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而且也必然促使这一制度自信之话语形态, 不断的以其现实实践和历史发展为内容定向。要言之, 即这一话语不单纯是一种主观上思想的表达, 而是联结着其产生于思想与现实不断互动构建之过程的实体性内容。由此, 除非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有其决定性之现实基础, 否则, 这种制度自信之话语就绝然不能真正持立。而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的积极意义, 首先就在于它不断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这一话语, 从其主观思想的领域进而深入其实体性内容的领域, 唯其如此, 才能使其从整体上和根本上, 真正地揭示并且切中当今中国制度发展之现实。

第二,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促进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由表层转至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直接体现为对制度存在形式的自信。作为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 其在百年沧桑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经常苦于徒有外在之表而没有实质内容的制度变革。对于这种“形式效仿”之青睐, 究其原因, 为来自于对普遍主义认知范式之过度依赖与迷信盲从。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境域表明, 无论是通达现代化道路之开辟, 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模式之确立, 都应该立足于自身传统中的“比较优势”。换言之, 即无论是制度之核心理念, 还是制度之外在形式的确立, 都必须从自身业已具备的传统优势转化而成。而中国传统优势的最突出体现, 就是优秀传统文化。所谓对制度存在形式的自信, 既指对制度根本保障优势的自信, 又指对制度宏观整体优势的自信, 还指对制度微观具体优势的自信, 同时也指各制度之间彼此耦合优势的自信。具体言之, 中国制度在其独特的自我完善历程中, 既形成了其从根本上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优势, 又形成了宏观整体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还形成了微观具体上激发社会活力的优势, 同时也形成了彼此之间良性互动, 以保证功能发挥之最佳效能的优势。所谓对制度核心的自信, 即对制度之保障人类最终自由发展解放的自信。所有这些, 不仅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转化而来, 更来自于其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对话互动。在这一互动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也就由表层之存在形式的自信, 逐渐转至核心理念的自信, 因为倘若没有表层形式之良性功能的保证, 所谓制度核心的理念, 也只能停留于抽象的空洞之中。由此,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不断地促进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由表层转至核心。

第三,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助力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由自觉走向自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贯穿于制度自觉走向制度自强的过程始终。制度自觉, 意味着制度的觉醒、使命与担当; 制度自信, 意味着制度的传承、超越与开放; 制度自强, 意味着制度的目标、路径与方向。纵观人类历史社会制度的变迁, 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统一之规律, 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 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底。于是, “任务本身, 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7](P33)。由此,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才更有了其贯穿制度自觉与制度自强的历史意义与时代定向。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觉, 实际上开始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探索, 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施行的各项政策无不表明, 中国共产党已经立足于中国之文化传统与历史现实, 开始走向制度自觉之历程。中国当代制度的构建及其发展过程中的自我完善, 无论在其外部形态还是在其核心理念上, 都内含着对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扬弃与超越, 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初级阶段的物质基础上, 开启了由制度自觉走向制度自信, 进而走向制度自强的征程。这一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的一个主题, 就是任何科学真理的成功, 都必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而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不断应对时代之挑战的有力凭借, 因为其本是根本无法割断而必会有所传承的。因此,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必定助力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自信, 由制度自觉走向制度自强。

四、余论

作为文化自信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这一价值意义体现在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当代实践持续互动而又不断生成更新的过程中, 由此, 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 只有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才能真正发挥其在制度自信中的重要作用, 才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P42)。所谓创造性转换, 就是要对其有现实价值的内涵进行形式上的改造, 以激活其适应时代特点的生命力; 所谓创新性发展, 就是要对其内涵加以补充完善, 以增强其时代发展新要求下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实际上, 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其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除了有其时代必要性的一面外, 还有其现实可能性的一面。这一现实的可能性不仅体现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生命底色, 还体现为其兼收并蓄、自力更生的韧性品格; 不仅体现为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彰显的注重整体、讲求和谐的独特精髓, 更体现为其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现世理念。时代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的融合, 使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 既拥有着实践创新的深厚沃土, 又拥有着自我传承的精神根基, 同时还使优秀传统文化在其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 凸显着其自身无可替代的优势。鉴于此,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 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要坚持科学的态度, 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二, 要改造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 使整体把握、直观体悟的思维方式与科学实证、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相统一; 第三, 要转换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行为范式, 使农业文明中的道德范式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道德范式相协调; 第四, 要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 使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与本土民族文化的构建相贯通。只有这样, 才能在现实实践的展开中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鲜的时代血液, 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当代的实践发展在双向互动中不断融合, 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深厚根基的现实意义得以显现, 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为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的层次跃迁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