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 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局面, 这与东汉初期构建稳定的军事指挥系统和全国统一后及时改革军事领导体制, 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东汉初期军事制度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 其中对军队构成、兵役制度、武官制度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刻的论述^①。本文着眼于光武中兴的形成过程, 主要考察刘秀改革军事领导体制的具体措施和特点以及其对东汉政权的巩固所起的重要作用。

① 有关东汉军事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有：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臧知非《战国秦汉行政兵制与边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等。

一

光武中兴指刘秀在位期间开创的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逐渐复苏、政治比较清明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从东汉政权建立到刘秀逝世, 前后经历了33年时间。因此, 要论述光武中兴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的关系, 须先认清刘秀构建军事领导体制的过程。

更始元年(23)十月, 刘秀受更始帝刘玄指派, 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 持节北渡黄河, 镇慰河北州郡。“所到部县, 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 下至佐史, 考察黜陟, 如州牧行部事。”^[1](P10)此时刘秀为更始政权效命，代行大司马之职，能够开展军队建设, 有权任命统兵将领。二年(24)正月, 刘秀遭王郎政权追剿, 从蓟城逃至信都, 得到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与和成太守邳彤的全力支持, 因而任命任光为左大将军, 李忠为右大将军, 邳彤为后大将军; 另有巨鹿大姓耿纯追随刘秀, 也被任命为前将军。这样做虽然可以视作权宜之计, 却是刘秀构建军事指挥系统的开端。五月, 经过邯郸之战, 刘秀消灭王郎政权之后, 更始帝派侍御史持节封刘秀为萧王, 命令刘秀罢兵诣行在所。刘秀“辞以河北未平, 不就征, 自是始贰于更始”^[1](P15)。因为与更始帝分庭抗礼, 适应政权建设的需要, 刘秀更加重视军队建设。如任命吴汉为大将军, “持节北发十郡突骑”^[1](P676); 又任命耿弇为大将军, “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1](P706)。与此同时, 刘秀任命邓禹为前将军, 统领六位裨将引兵而西, 趁更始政权和赤眉军混战之机, 企图夺取长安; 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 与河内太守寇恂一道, 防备更始政权的洛阳守军。三年(25)正月, 刘秀率军进至右北平, 击破尤来、大抢、五幡等地方武装, 其间派大将军吴汉率领耿弇、景丹、盖延、朱祐等12位将军, 追击到渔阳, 最终消灭了这些地方武装。这说明刘秀在称帝以前, 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军事指挥系统。但从严格意义上说, 刘秀建立健全军事领导体制, 还要到东汉政权建立以后。

建武元年(25)六月, 刘秀在高邑称帝。称帝后，他尽快组织中枢机构, 包括中央行政、军事指挥和皇帝侍从三大系统，将其作为政权建设的当务之急。其中, 中央行政系统包括三公、九卿等职位, 军事指挥系统包括大司马、大将军、将军等职位, 皇帝侍从系统包括尚书、侍中、侍御史、中郎将等职位。能否建立健全中枢机构, 考验着刘秀的政治智慧, 也关系到东汉政权的兴亡。

七月辛未，刘秀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丁丑, 他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壬午, 他又以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 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 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 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 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1](P23)①。

①《后汉书·铫期传》称“王郎灭, 拜期虎牙大将军”，刘秀称帝后, “以期为魏郡太守, 行大将军事”；而《后汉书·盖延传》称“光武即位, 以延为虎牙将军”, 则盖延似继铫期为虎牙大将军, 此脱一“大”字。

据此可知, 建武元年构建的军事领导体制是一种军政合一的领导体制, 或者说此时的中枢机构以军事领导为主体, 带有浓厚的战时性质。在这一军事领导体制中, 刘秀作为最高统帅, 不仅要任免各级统兵将领, 做出各种军事部署和战略决策, 而且要统率全军、指挥作战, 在一些特殊时刻还要亲自冲锋陷阵。东汉政权以刘秀为领导核心, 加上担任大司马、大将军、将军等职务的人, 就形成了一个军事领导集体。

大司马作为最高将领, 与大司徒、大司空合称三公, 位居武官之首。实际上, 从建武元年(25)到十三年(37), 担任大司马一职者, 仅有吴汉一人。吴汉担任大司马, 经常统率一批大将军和将军, 负责指挥作战。如建武元年七月, 吴汉统率建义大将军朱祐和右将军万修、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11位将领, 围攻洛阳城; 二年(26)正月, 吴汉统率大司空王梁和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九位将领^②, 进击檀乡武装势力; 三年(27)四月, 吴汉统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七位将领, 大破苏茂于广乐; 九年(33)六月, 吴汉统率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祐、讨虏将军王霸、破奸将军侯进四位将领, 进击卢芳的部将贾览于高柳; 十一年(35)春, 吴汉统率征南大将军岑彭、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等征讨公孙述。这些战例表明, 吴汉担任大司马, 其地位超出诸大将军, 成为东汉政权唯一的最高将领。

② 关于这次军事行动, 《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击檀乡贼于邺东, 大破降之”；《后汉书·吴汉传》称“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 共击檀乡贼于邺东漳水上, 大破之”, 则较本纪翔实。

大将军属于方面军将领, 其地位仅次于大司马, 因被冠以各种名号, 就形成了一个战役指挥群体。诸大将军的名号, 或者以专名相称, 如骠骑大将军、建威大将军、虎牙大将军、强弩大将军^[1](P690)、横野大将军等; 或者以出征方位得名, 如征西大将军、征南大将军等; 还有以地名为号者, 如河西大将军、西州大将军等。在作战指挥方面, 大将军可以统率若干名将领, 完成某一地域的作战任务。如建武二年(26)十一月, 刘秀任命岑彭为征南大将军, 统率建义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弇、执金吾贾复、汉忠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等八位将领, 征讨邓奉于淯阳; 三年(27)正月, 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 “车驾送至河南, 赐以乘舆七尺具剑”^[1](P645), 接替大司徒邓禹, 负责平定关中地区; 四年(28)十一月, 派建义大将军朱祐率领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 接替征南大将军岑彭, 围攻秦丰于黎丘。这都表明诸大将军直接受命于刘秀, 或者受制于大司马, 率领若干名将军指挥作战, 可以说是方面军将领。

将军属于统兵将领, 其地位次于大将军, 也被冠以不同名号，形成了一个作战指挥群体。诸将军的名号, 或者以专名相称, 如汉忠将军、复汉将军、辅汉将军、征虏将军、捕虏将军、讨虏将军、诛虏将军、威虏将军、武威将军、振威将军、辅威将军、扬武将军、扬化将军、刺奸将军、破奸将军、平狄将军等; 或者以所属部队命名, 如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等; 或者以所属兵种命名, 如强弩将军、积弩将军、车骑将军、骁骑将军、楼船将军等; 还有以所在地名相称者, 如孟津将军。在作战指挥方面, 诸将军既可以单独领兵作战, 也可以奉刘秀之命, 率领其他将领作战。如建武三年(27)正月, 刘秀派征虏将军祭遵击破张满于蛮中; 四年(28)四月, 派右将军邓禹率领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 击破延岑于武当; 八月, 任命马成为扬武将军, 率领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 征讨李宪于舒。这表明将军是具体指挥作战的统兵将领。

总体来说, 东汉初年构建的军事领导体制, 是以刘秀为最高统帅, 大司马为最高将领, 大将军为方面军将领, 将军为统兵将领, 构成了一个以皇帝、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2](P95-96)①}。就权力和地位而言, 大司马位列三公, 居于武官之首, 次为大将军, 次为前、后、左、右将军, 次为杂号将军。除刘秀特别授权之外, 大抵是上级统率下级, 下级服从上级命令。从东汉政权建立到全国统一, 这一军事领导体制逐步地建立健全, 加上将军以下的偏将裨将、都尉校尉等职位, 就构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军事指挥系统。

① 据《后汉书·百官一》载, 诸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 次骠骑将军, 次车骑将军, 次卫将军, 又有前、后、左、右将军”。这一军事领导序列非指东汉初期而言, 应是汉顺帝以后的情形。

需要指出的是, 除上述军事领导集体成员之外, 作为三公的大司徒、大司空和作为九卿的廷尉、执金吾、中郎将等官员, 都要参与作战指挥。如上述大司徒邓禹、大司空王梁和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等人, 都参与指挥过一些重大军事行动。这反映出统一战争时期军事领导体制具有军政合一的特点。还有来歙担任中郎将, 建武九年(33)八月“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②, 十一年(35)六月“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環安于下辩”^[1](P58), 则是秉承刘秀的旨意指挥作战, 成为军事领导集体的一员。

②《后汉书·来歙传》称“诏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入天水，击破公孙述将田弇、赵匡”。此言“率”不确，证以上文“诏使留屯长安，悉监护诸将”，当依《后汉书·光武帝纪》作“监”。

二

东汉王朝统一以后, 鉴于新朝末年的社会动乱, 为了稳定全国政治局势, 刘秀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使东汉政权迅速摆脱战时状态, 平稳过渡到和平时期的正常运转轨道。其中, 有关军事领导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四项措施。

(一) 裁减军队

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和进行统一战争, 主要利用征兵和募兵方式, 或者收编各种地方武装, 以组织和壮大军事力量。如更始二年(24)五月, 吴汉、耿弇持节征发幽州十郡兵, 击破铜马、高湖、重连等地方武装; 建武十一年(35), 吴汉、岑彭奉命征讨公孙述, “发南阳、武陵、南郡兵, 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 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 皆会荆门”^[1](P661)。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北部边疆的相对稳定, 与强化军事领导体制相适应, 刘秀两次下令裁减军队。七年(31)三月, 刘秀下诏:

今国有众军, 并多精勇, 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 令还复民伍。^[1](P51)

这次裁军的背景是统一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东汉政权占据了河北、关中、中原、江淮等地区, 刘永、张步、李宪等割据政权都被消灭。有学者论证, 上述诏令只是暂时地部分地罢遣地方兵^[3](P201); 也就是说, 这次裁军只是暂时裁撤一部分郡国兵。但该诏令所谓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 不应是指少数郡国而言, 应指当时东汉政权控制的所有郡国, 诏令这些郡国兵返乡为民, 足见刘秀裁军力度之大。

建武二十二年(46),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者到渔阳, 请求和亲, 刘秀派中郎将李茂报命, 同时乌桓击破匈奴, 迫使匈奴向北迁徙, 漠南地区为之一空。为了适应这一边防形势的变化, 刘秀再次下诏, “罢诸边郡亭候吏卒”^[1](P75)。这次裁军使驻守北部边郡的大批戍卒得以复员, 北部边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段。

通过适当减裁军队, 东汉政权不仅减轻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 而从军事领导体制改革的角度看, 如此裁减军队的数量, 还为削减统兵将领职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削减将军职位

东汉统一战争时期,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一部分统兵将领被派往地方任职。有的担任郡守, 如建武五年(29), 前将军王梁出任河南尹; 六年(30), 五官中郎将李忠出任丹阳太守; 九年(33), 讨虏将军王霸出任上谷太守; 十一年(35), 诛虏将军刘隆“守南郡太守, 岁余, 上将军印绶”^[1](P780)。有的主持边防事务, 如建武九年(33), 刘秀命令建义大将军朱祐驻守常山, 横野大将军王常驻守涿郡, 破奸将军侯进驻守渔阳; 十二年(36), “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弛刑屯北边, 筑亭候, 修烽燧”^[1](P60)。这部分将领被派到地方任职, 无论是出任郡守, 还是主持边防事务, 都可以说退出了军事领导体制。

据《后汉书·百官志》载：“世祖中兴, 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 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位在公下, 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 皆主征伐, 事讫皆罢。”^[1](P3563)这里所谓“事讫皆罢”, 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 并不是指每一位将领随战事结束而都被立即解职。如建武三年(27)春, 刘秀任命邓禹为右将军, 贾复为左将军。至十三年(37)四月, 刘秀大封功臣, 邓禹封高密侯, 贾复封胶东侯。“复知帝欲偃干戈, 修文德, 不欲功臣拥众京师, 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 敦儒学。”^[1](P667)刘秀对邓禹、贾复的做法深表赞同, 随即撤销左、右将军职位。

统一战争结束后, 北部边疆尚未安定, 刘秀还要调兵遣将, 以防备匈奴、乌桓的侵扰。如建武十三年(37)二月, 捕虏将军马武“更封鄃侯, 将兵北屯下曲阳, 备匈奴。坐杀军吏, 受诏将妻子就国。武径诣洛阳, 上将军印绶, 削户五百, 定封为杨虚侯, 因留奉朝请”^[1](P785)。十四年(38), 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 并领建义大将军朱祐营。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 自西河至渭桥, 河上至安邑, 太原至井陉, 中山至邺, 皆筑保壁, 起烽燧, 十里一候……及南单于保塞, 北方无事, 拜为中山太守, 上将军印绶, 领屯兵如故”^[1](P779)。诸如此类事例, 说明这些开国将领没有被黜退, 只是被派去主持边防事务, 从而脱离了军事领导体制。

(三) 撤销大将军职位

东汉统一战争期间, 诸大将军已有四位去世, 即建武二年(26)九月, 骠骑大将军景丹在军中病逝; 十年(34)夏, 征西大将军冯异病逝; 十一年(35)十月, 征南大将军岑彭被刺; 十二年(36), 横野大将军王常病逝。这四位大将军去世之后, 只有骠骑大将军由杜茂继任^①, 其余都不再任命。而被免职的大将军, 又有三位, 即建武十三年(37)四月, 建威大将军耿弇“上大将军印绶, 罢, 以列侯奉朝请”^[1](P713); 十五年(39)正月, 建义大将军朱祐“朝京师, 上大将军印绶, 因留奉朝请”^[1](P771); 同年, 骠骑大将军杜茂“坐断兵马禀缣, 使军吏杀人, 免官”^[1](P777)。这三位大将军免职之后, 都不再有继任者。至于统一战争结束后去世的大将军, 还有两位, 即建武十五年(39), 虎牙大将军盖延病逝; 二十三年(47), 强弩大将军陈俊病逝。这两位大将军去世之前, 都在地方任职, 盖延为左冯翊, 陈俊为琅邪太守, 不再是专任统兵将领。

① 建武三年(27)二月，刘秀任命杜茂为骠骑大将军。据《后汉书·杜茂传》载，杜茂时任大将军，“与中郎将王梁击五校贼于魏郡、清河、东郡”，大获全胜，刘秀“遣使持节拜茂为大将军”；而《后汉纪》称“中军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则杜茂任骠骑大将军之前，担任中军将军。

(四) 改大司马为太尉

从建武元年(25)七月起, 吴汉担任大司马一职, 前后有20年之久, 负责指挥过夺取洛阳、成都等重大战役。这充分体现出刘秀对吴汉的高度信任。建武二十年(44)五月, 吴汉病逝, 刘秀下诏“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送葬, 如大将军霍光故事”^[1](P684)。六月, 刘秀任命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 行大司马事。但在此后七年间, 刘秀未任命大司马。直到二十七年(51)五月, 刘秀以“契作司徒, 禹作司空, 皆无大名”为借口^[1](P79), 下诏减去大司徒、大司空二职之“大”字, 改称大司马为太尉, 同时免除刘隆的职务, 擢升太仆赵憙为太尉。实际上, 以太尉替代大司马, 不仅是职官名称的改换, 而且是本职权力的变更。大司马本为最高将领, 负责重大军事行动, 而在改称为太尉之后, 则是“掌四方兵事功课, 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 掌亚献; 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 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 则与二公通谏争之”^[1](P3557)。这表明太尉的职权已经超出军事范围, 而涉入国家祭祀、国丧治理和国是论争等领域, 成为名义上的最高将领。

通过上述改革措施, 东汉政权的军事领导体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即从统一战争时期以皇帝、大司马、大将军、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转变为统一战争之后以皇帝、太尉、将军为序列的军事领导体制。这一军事领导体制的转变, 与刘秀开创光武中兴的过程相一致, 直接关系到东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三

东汉初期军事领导体制改革体现出独特的治国理念, 始终保持着明确的改革目标, 采取较为温和的改革方式, 对于开创光武中兴的局面,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 刘秀“偃武修文”治国理念

东汉初期军事领导体制改革充分地体现出刘秀“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刘秀作为一位开国皇帝, 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 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 仍重视学习和发展教育。建武五年(29)十月, 刘秀亲临鲁地, 使大司空宋弘祭祀孔子, 随后下令重建太学, 并且亲自视察太学, 赏赐博士弟子。这样尊崇和推广儒学, 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 使刘秀生出厌战情绪。如建武八年(32)闰四月, 陇右之战即将胜利, 刘秀给征南大将军岑彭交待进攻巴蜀的时机, 其敕书谓“人苦不知足, 既平陇, 复望蜀, 每一发兵, 头须为白”^[1](P660)。因此, 等到统一战争结束, 刘秀更加重视儒学, 经常召集群臣讲论经术。范晔就此特别写道:

初, 帝在兵间久, 厌武事, 且知天下疲耗, 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 非儆急, 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 帝曰:“昔卫灵公问阵, 孔子不对, 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 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 夜分乃寐。^[1](P85)

据此可知, 经历长期的戎马生涯, 刘秀已经非常厌恶战争, 不愿再谈论征战之事, 但求维护国家稳定。正是基于“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 刘秀在调整中枢机构, 尤其是改革军事领导体制之时, 果断地劝退一批开国将领, 提拔和任用一批文职官吏, 使东汉政权尽快地完成从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的过渡, 步入正常运行轨道。范晔评论道:“退功臣而进文吏, 戢弓矢而散马牛, 虽道未方古, 斯亦止戈之武焉。”^[1](P85)①照此说来, 刘秀改革军事领导体制不但是调整中枢机构的重要措施, 还是制止战争的明智选择。

① 关于“退功臣而进文吏”之说, 学术界已有不少论析, 如陈勇的《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赵瑞军的《刘秀退功臣方式的考察》(《学术探索》2011年第12期), 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性论述。然若忽视“戢弓矢而散马牛”, 缺乏军事领导体制改革的视角, 则难明此说之本义。

建武二十七年(51), 左中郎将臧宫和杨虚侯马武上书给刘秀, 请求领兵征讨匈奴。刘秀恪守“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 下诏回复说:“舍近谋远者, 劳而无功; 舍远谋近者, 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 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 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 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 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 灾变不息, 百姓惊惶, 人不自保, 而复欲远事边外乎?”^[1](P696)这分明是重文治而轻武功, 先内政而后外务。所以从此以后, 诸将领都不再提征伐之事。

(二) 强化皇权

刘秀改革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目标, 是为了强化皇权而集中兵权, 把东汉政权纳入正常运行轨道。东汉统一战争期间, 刘秀为了消灭各地的割据政权, 必须同时在各个地域用兵作战, 因而相继任命或派遣诸大将军、将军领兵出征。如建武二年(26)十一月, 刘秀任命岑彭为征南大将军, 率军平定南阳; 三年(27)正月, 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 率军平定关中; 四年(28)八月, 派遣扬武将军马成率军征讨李宪, 平定江淮; 五年(29)二月, 派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军征讨张步, 平定齐地。这样分派统兵将领指挥作战, 自然扩大了军事领导集体, 分散了军事领导权力。当然,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 刘秀作为最高统帅, 都要在军事部署和作战指挥上作出明确的指示, 甚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统一战争结束, 不再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作为方面军统帅的大将军, 连同一部分统兵将领, 都失去了统兵作战的机会。这就有必要减裁一些大将军和将军职位。实际上, 撤销和削减诸大将军、将军职位, 就缩小了军事领导集体, 集中了军事领导权力, 也就起到了强化君权的作用, 有利于东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不过, 那些被免去大将军、将军职位的列侯, 仍可参与讨论军政事务。如建武七年(31)五月, 前将军李通任大司空, 至十二年(36)九月, “上大司空印绶, 以特进奉朝请”^[1](P576)。十三年(37)四月, 右将军邓禹、左将军贾复都被免去将军职位, “以特进奉朝请”^[1](P605)①。所谓“特进”, 是授予列侯中有特殊贡献的加官, 位在三公之下。刘秀优待开国功臣, 也只把特进之衔授予李通、邓禹、贾复三人, 所以“是时, 列侯惟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 恩遇甚厚”^[1](P667)。然则开国功臣参与朝会者, 并非仅有以上三人。如十三年(37)四月, 耿弇被免去大将军职位, 以列侯奉朝请, “每有四方异议, 辄召入问筹策”^[1](P713)。二十年(50)六月, 刘隆任骠骑将军“奉法自守, 视事八岁, 上将军印绶, 罢, 赐养牛, 上樽酒十斛, 以列侯奉朝请”^[1](P781)。这说明开国功臣参与朝会的身份, 确实有特进和列侯的差异。

① 邓禹被免右将军后, 未再任职, 直到中元元年(56), 因刘秀赴泰山封禅, 复行司徒事。贾复被免左将军后, 亦未再任职, 与邓禹一样“以特进奉朝请”。不过, 据《后汉书·贾复传》载：“是时, 列侯惟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 恩遇甚厚。”

在新的军事领导体制之下, 为了应对大规模的地方骚乱, 刘秀还须派大司马领兵出征。如建武十八年(42)二月, 吴汉统率武威将军刘尚、太中大夫臧宫, 征讨蜀郡史歆之叛; 或者派多位将军领兵出征, 而以其中一位将军作主将, 如十八年(42)四月, 伏波将军马援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人, 征讨交阯徵侧、徵贰之乱。但自二十七年(51)五月, 改大司马为太尉之后, 赵憙担任太尉, 再没有领兵出征, 只有上书建议恢复北部边郡, 随从刘秀举行封禅大典, 接受遗诏主持刘秀的葬礼。这些都已经超出军事范围, 而属于履行三公的职责。

(三) “柔道治天下”的统治思想

刘秀改革军事领导体制的方式, 主要是基于“以柔道治天下”的统治思想, 采用温和的分封手段, 撤销或削减诸大将军、将军职位。早在东汉政权建立之前, 刘秀利用分封手段来笼络一些统兵将领。如更始二年(24)正月, 刘秀任命任光为左大将军, 李忠为右大将军之时, 同时分封他们为武成侯、武固侯。这次分封应属权宜之计, 其目的在于壮大军事力量。东汉政权建立之后, 刘秀仍不断地分封功臣。如建武二年(26)正月, 在定都洛阳三个月后, 刘秀“封功臣皆为列侯, 大国四县, 余各有差”^[1](P26)。这次分封尽管带有与群臣共享成果之意, 然其目的在于扩大军事领导集体, 以应对统一战争的需要。

建武十二年(36)十一月, 大司马吴汉率军占领成都, 消灭了公孙述政权。这标志着东汉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刘秀开始分封宗室, “省并西京十三国”^[1](P61), 以重建东汉政权的统治秩序。十三年(37)四月, 吴汉班师回到洛阳, 刘秀更是大封功臣：“夏四月, 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 于是大飨将士, 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 凡三百六十五人。”^[1](P62)

这次分封除与群臣共享成果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内涵, 即从战争时期的军事领导体制过渡到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体制。刘秀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 “鉴前事之违, 存矫枉之志, 虽寇、邓之高勋, 耿、贾之鸿烈, 分土不过大县数四, 所加特进朝请而已”^[1](P787)。正是凭借“高秩厚礼, 允答元功, 峻文深宪, 责成吏职”的做法^[1](P787), 刘秀妥善地处理了与开国元勋的关系, 而这些开国元勋得到较高的待遇, 辞去所担任的各种军职, 也有助于改革军事领导体制。

最后需要指出, 东汉初期军事领导体制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政治成效。东汉政权建立后, 迅速构建起一个以刘秀为领导核心, 由大司马、大将军、将军等组成的军事领导体制。这个带有战时性质的军事领导体制, 适应了东汉统一战争的客观要求, 对完成全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方面为贯彻刘秀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给大司马、大将军、将军指挥作战提供了制度保证, 从而使军事领导权力保持相对平衡。统一战争结束后, 东汉政权进入和平时期, 为了实现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 刘秀适应统一国家的政治需要, 高度重视改革军事领导体制, 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缩小了军事领导集体, 集中了军事领导权力, 达到了强化皇权的政治目的。可以说, 东汉初期军事领导体制的改革, 实现了军事领导体制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的正常过渡, 巩固了东汉政权的政治基础, 为光武中兴提供了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