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Vol. 48 Issue (1): 171-176  DOI: 10.16152/j.cnki.xdxbsk.2018-01-022

艺术研究

引用本文 

杨欣. 多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8(1): 171-176. DOI: 10.16152/j.cnki.xdxbsk.2018-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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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Xin. Turkish Household Ethics Films in Perspective of Multicultural Harmony[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48(1): 171-176. DOI: 10.16152/j.cnki.xdxbsk.2018-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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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6JZ069)

作者简介

杨欣, 女, 陕西富平人, 西北大学讲师, 从事中国西部电影、丝路电影研究。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6-12-11
多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
杨欣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土耳其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兰国家, 其深厚的历史渊源造就了民族文化中的融合性和包容性, 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主的家庭伦理观念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文化艺术的创作发展。梳理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的发展历史, 指出其创作特征:对建构和谐温暖家庭的呼吁、对传统父权观念的坚持和对西方个体本位观念的认同, 并与同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中国家庭伦理电影进行异同性比较。
关键词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    多文化融合    伊斯兰文化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 “文化共同体”的实现也要求中国电影必须打开文化视野, 跨越国界, 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技术、艺术、文化等多方面保持密切的交流和联系, 在提升自身的国际视野和电影制作水平的同时, 提高中国电影的文化包容度和国际认知度。土耳其作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 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各方面都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对土耳其电影的研究, 对于两国的文化交流, 乃至“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

地理位置位于亚欧大陆交界处的多文化融合国家土耳其, 由于历史上丰富的帝国历史, 造就了其民族中多文化融合的特征。立足于东方希腊化的地区文化之上的罗马帝国文明, 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 其中包括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草原游牧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并行发展构成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突出特征, 这种文化融合传统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达到鼎盛, 至今依旧影响了土耳其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传播。电影诞生并传入土耳其后, 本土导演很快开始电影创作, 在多文化融合的民族特性下, 土耳其电影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其中, 以描写家族亲情, 反映家庭生活为主要题材的电影也受到东方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双重影响。

一、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发展渊源

融合中东、东欧与西欧气质的土耳其电影, 如同它国家的特殊地理位置, 既在中西合璧中汇聚多元文化, 又在现代感的传递中不失淳朴之情。拥有着亲情至上的家庭理念与社会关系基础, 家庭的场面总是占据着诸多镜头。无论是在郊外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之家, 或是破碎但依然充满爱的女人之家, 或是漂泊异乡而重回故园的游子之家, 通过诸多家庭成员之间的错综关系与矛盾交织, 展现着土耳其国人的仁爱之情与家族观念。

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 土耳其拥有悠久的电影发展历史, 其源头可追溯到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首次放映电影后不久, 电影就开始面向土耳其民众公映, 在随后的本土电影创作中, 土耳其导演借鉴莫里哀喜剧作品, 改编了土耳其第一部长故事片《希米特老爷的婚礼》, 但也由于宗教因素, 此后土耳其电影的尝试举步维艰[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战争原因使刚刚起步的土耳其电影大受挫折, 但也因为好莱坞影片的进入, 给民族电影的创作尝试带来了机遇。1923年, 戏剧导演穆森·厄图格尔拍摄了影片《火衫》, 银幕上第一次突破伊斯兰宗教对电影艺术的禁锢, 展现了穆斯林女性的形象。直至1950年之后, 土耳其民族电影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越来越多的社会题材、家庭题材受到关注, 《黑夜之外》《蛇的报复》等影片真实再现了土耳其人民的日常生活, 到20世纪70年代电视问世前, 大量反映人民生活情趣, 表达家庭生活多愁善感题材的电影作品备受观众喜爱, 如1967年阿堤夫·阿卡德导演的《母亲》、1971年伊尔马兹·具内伊导演的《父亲》《哀歌》等影片, 以尖锐的态度批评土耳其社会问题, 对强烈的宗教主义传统和急功近利的欧化过程进行批判, 奠定了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的创作特色。

人的生命价值体现在哪?伊斯兰教认为在于对世界、对世人充满关爱之情与同情之心。在伦理哲学家伊本·米斯凯韦看来, 世人相处最为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爱的付出。无论是20年代的女性形象, 亦或是50年代的乡村, 或是70年代的家庭故事, 土耳其电影的镜头总是聚焦在亲情之上, 无不体现出家庭关系与血脉至亲对于个体成长与生活的重要性。家庭的温暖与牵绊, 虽为普通而平凡, 但却最为值得颂扬。伴随着难以割舍的亲情与血缘之爱, 土耳其银幕上演着成长与奋斗、冲动与悔恨、背叛与希望的精彩故事。

1980年之后, 土耳其迎来了当代电影艺术时期, 越来越多的优秀土耳其影片走向国际影坛而备受关注。军事政变结束后, 政治对艺术的封锁有所缓解, 在伊尔马兹·具内伊带领的土耳其新电影运动中, 一批新生代导演脱颖而出, 借助政治背景, 他们广泛关注土耳其社会中存在的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及宗教问题, 讲述了大量的家庭夫妻、亲子故事。被誉为“土耳其女性电影之父”的导演阿蒂夫·伊尔马兹, 他的作品大多在讨论和反思土耳其妇女的人权及社会地位, 80年代作品《寡妇》《没有名字的女人》《嫁妆》等作品反映了新时代中土耳其妇女的美、善良和坚定的意志, 肯定了女性在家庭中、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阿里·欧兹金特尔克是这一时期诞生的新生代导演, 1981年, 他执导的影片《老马》讲述了朴实又深情的父子故事, 获得国际电影节的一致好评。努里·比格·锡兰是当今土耳其新锐导演, 近几年来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人风格, 也不断在世界电影节上斩获头奖, 从2000年《五月碧云天》开始, 他开始探索故土人情与家庭关系, 用独特的美感镜头叙述自己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的意义和宗教伦理道德的思考与争执。作为一位纯电影制作者, 锡兰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够以精妙细腻的电影语言, 靠近西方顶级大师那种对人的复杂性的体察[2]

在上世纪的土耳其电影影像中, 构建出一个宁静悠闲的国度。在这片故土之上, 洋溢着对父母的眷恋之情, 弥漫着对家园的怀旧之情。历经沧桑最终相互包容的老年夫妻, 充满童趣的农村姐弟生活, 返回家乡拍摄小镇生活的导演, 貌合神离、各怀心事的不同家庭, 诸多导演在影像中寄予情感的眷恋, 寻找一个可靠的感情依托。可见, 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的创作渊源已久, 这种创作特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本国电影创作中, 很多影片依托于家庭背景或围绕亲子关系而展开, 大量的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继承了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渊源, 展现着具有丰富的民族个性的家庭伦理观念。

二、多文化视域下的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

新世纪以来, 以描写土耳其家庭亲情为主要题材的影片逐渐增多, 塑造了众多能够反映土耳其民族性格, 展现土耳其文化的家庭故事和人物形象, 并且从多角度呈现了土耳其独特的家庭伦理观念。

(一) 对建构和谐温暖家庭的呼吁

任何国家家庭伦理电影的母体, 都无外乎呼吁家庭温暖, 强调亲情的重要性, 感受家人之间的羁绊。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也是如此, 在此基础上, 更注重通过家人的离开与回归的叙事模式, 表现完整家庭的重要性。

电影《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2005)故事围绕曾经离家出走, 多年后独自带着儿子回到故乡的男人展开, 影片借助两代父子感情将爱恨娓娓道来。影片讲述了大家庭中离开——回归——永远离开的感人故事。主人公年轻时离家出走、带着成长的伤痛, 带着幼小的儿子回到家乡后, 亲人们热情地欢迎招待与陪伴。父母对孙子的教育与主人公较为冷漠的教育方式形成明显的差异, 儿子的性格也逐渐开朗, 勇敢地对身边陌生的事物进行尝试, 能够离开父亲独自体验生活。这些巨大的改变, 都是温暖的大家庭所带给他的。影片通过大量的场景片段展现了孩子与家人在一起的欢乐瞬间, 回归了电影主题, 即体现家庭和家人亲情的温暖, 呼吁完整家庭与和谐家庭的构建。

与《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中所传达的大家庭带来的温暖和家族之间的羁绊所不同, 电影《蜂蜜》(2010)则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引领作用和对孩子的教育功能, 坚守着伊斯兰文化中“男主外, 女主内”的生活方式, 虽然也肯定了女性在家庭中能够有独立工作的能力, 但同时更强调男女在家庭生活中分工不同以及彼此对孩子的影响。影片充满了对单亲家庭和儿童教育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失去父亲后的孤独生活和不完整的家庭对儿童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影响的刻画, 再一次强调父母亲双方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分工引导作用和对完整家庭的期盼。

在第67届戛纳电影节获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的影片《冬眠》则与前两部作品相反, 它通过相互不理解的家人之间的对话和情感波动, 思考“沟通”在亲情, 甚至是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主人公艾登是典型的个人本位观念, 而妻子则兼具传统家庭伦理观中温柔、贤能的以家事为主的形象, 同时又有开明的西化思想。影片中艾登的家庭似乎已经没有情感的维系, 各自都在尝试离开家庭的牵绊获得自由, 却在和陌生人的交往中, 在不断的自我剖析中幡然醒悟, 在体验了孤独和无助后, 领悟到了家庭存在的意义, 重新思考与家人的沟通方式和自己的处事态度。影片结尾, 即使在寒冬中, 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艾登一家人冰冻的情感逐渐开始融解, 家族带来的温暖即将到来。

(二) 对传统父权观念的坚持

土耳其是宗教氛围浓厚、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国家, 无论是90%国民信仰的伊斯兰教, 还是西方基督教思想, 都强调父亲在家庭构成中的重要支柱作用。伊斯兰教在阐述家庭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时, 特别在《古兰经》指出“你们应享合理的权利, 也应尽合理的义务”, 提出并规定了夫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以相互尊重、相互体贴、相互忠诚为前提[3]。丈夫的义务主要体现于通过经济支援和保障妻子日常需求和反对家庭暴力, 而妻子的义务则体现在养育子女及料理家务, 这与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男主外, 女主内”的主流思想不谋而合, 这种家庭文化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了现代社会中。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了土耳其的家庭伦理电影中, 电影中大多着重塑造了父亲形象, 是贯穿情节的主要人物, 影响着家庭关系的建构和未来的走向, 而母亲则是推动故事情感变化, 倾向于情感辅助作用。

电影《蜂蜜》通过父母对孩子不同的教育方法的比较, 强调父亲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和不完整家庭对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影片前半部分, 父亲还在家中时, 母亲几乎没有出现, 影片讲述了一个又一个父子之间相伴成长的故事。然而, 当父亲离开家后, 母亲不再温柔地操持家务, 而需要在外艰辛地工作, 虽然给孩子提供了条件更好的生活环境, 但缺少父亲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这与父亲和孩子的相处方式相异。电影《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更是以“父亲”作为贯穿全片的主线, 主人公与父亲, 主人公与儿子, 是两个父亲的形象, 但是他们都为了自己的孩子倾尽一生。当看似记仇、冷漠的父亲发现儿子严重的病情时, 他作为家庭支柱召集家人, 悉数分工照顾儿子和孙子, 在血浓于水的亲情面前, 他把作为父亲温柔细心的一面展示了出来, 既是家里拥有决定权的大家长, 也是儿子面前多情的父亲。

通过影片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大多以喜剧结尾, 以家庭矛盾的结局、家族亲情隔膜的消融为主要内容。特别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 讲求建立以父子为中心的家庭伦理关系, 受到伊斯兰教的深远影响。

(三) 对西方个体本位观念的认同

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上世纪80年代军事政变以来, 西方思想对传统土耳其社会的渗透。21世纪以来, 随着土耳其国家地位的提高和文化经济的强大, 国民对加入欧盟的认可度提高。这个逐渐向西方欧洲政治文明靠近的过程, 也是土耳其文化认同双重选择的过程, 既坚守着传统伊斯兰文化的宗教信仰与古老传统, 同时又接受了西方基督教先进的政治理念与经济模式。这种国家政治的走向也影响了土耳其近几十年来家庭伦理观念的改变, 并且对成长于军事变革时期的年轻人来说, 产生了对传统宗教环节下家庭观的怀疑和个人本位思想的启蒙。

“西方的个体本位伦理精神更强调个体的价值和权利, 认为个体主体价值重于个体的群体价值, 即个人是作为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体生活于社会中的, 他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 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前途。”[4]这种观念有效地保证了家庭的多样性和个性化, 但同时也削减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近几年土耳其电影逐渐认同了个体本位伦理精神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和个人能力的促进作用。

电影《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中, 主人公在土耳其军事政变时期受强烈的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 离家独立。同样, 在电影《冬眠》中, 主人公艾登是坚定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崇拜者。他们追求精神的独立, 在生活中沉默寡言, 在家庭内是绝对的权威者。在家庭关系中, 他们能够果断地做决定, 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柱, 追求在家庭生活之外拥有足够的个人空间和时间。电影《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开篇, 主人公喝得酩酊大醉, 游荡在无人的街道。在家庭中他扮演着丈夫的角色, 却失去了个性。艾登作为传统家庭的叛逆者, 渴望突破传统家庭伦理的束缚, 拥有个人的空间, 尽管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但是在与家人发生矛盾并最终解决的过程中, 他既重新感受到了家庭带来的温暖, 家人之间也互相理解, 彼此之间都获得了相对的个人空间, 寻求了家庭本位和个体本位的平衡。

除此之外, 在东西方文化共同影响下的土耳其电影在影像表达上往往兼具东西方的美学特征。一方面, 在平和的叙事中, 注重心灵的交流, 用极具东方诗意和细腻的镜头语言来展示血缘羁绊、亲情至上;另一方面, 明艳的色块碰撞极具张力, 体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典型代表便是土耳其知名导演锡兰的作品, 例如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冬眠》,导演借助丈夫与妻子、弱者与强者、贫穷与慈善之间慢慢转为静止的对立色彩,阐释着他对世界与人生的态度。

三、与中国家庭伦理电影的比较

作为中国电影成熟类型的家庭伦理片, 始终贯穿着儒家文化的传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诞生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优秀影片, 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以“孝”为中心, 以血缘关系、父子关系为出发点的特征。从早期电影《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影片开始, 就着重表现了具有时代性的家族人际关系构成的矛盾冲突。近年来, 尽管中国家庭伦理电影发展缓慢, 但在年轻导演的作品中, 依然可见大量的以处理家庭关系矛盾, 强化了夫妻关系, 逐渐淡化了血缘关系唯一性的观念。

同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并拥有数百年商贸往来、文化互通的中国和土耳其, 在家庭伦理观念上同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 因此两国的家庭伦理电影创作也有极大的相似性。首先, 注重通过电影传达家庭温暖与和谐家庭的重要性, 突出在经历磨难、缓解矛盾之后家人之间深厚的情感羁绊。中国和土耳其的家庭伦理电影都主张家族成员在经历磨难、家庭亲情逐渐崩溃、家庭地位权威被撼动后, 呼唤对家庭温情的回归。

其次, 大量的家庭伦理电影以父子关系为主, 这是普遍东方文化传统中的人伦关系的“主轴”, 即是家庭中其他人伦关系的模型典范, 这与西方以夫妻关系为家庭伦理主轴的模式相区别, 它更强调血缘关系在家庭和社会结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也是历史上宗法国家维系民族和政法稳定的唯一方法。在我们列举的土耳其家庭伦理中, 《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和《蜂蜜》都是以父子关系为情节线的影片, 两部影片的主题中也都特别强调了和谐的父子关系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在中国家庭伦理电影中, 也有很多影片以父子(女)矛盾为主线, 如《青红》《岁月神偷》等影片。《青红》中的父亲,执念于回到上海才是唯一的人生目的与幸福所在,他将所谓的理想强加于青红的人生,从而扼杀了女儿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岁月神偷》中父亲对两个儿子恨铁不成钢的严厉,无论岁月风云如何变幻,不变的唯有亲情。

最后, 中国和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都要求“老有所养, 少有所教, 孤有所托”, 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礼制的作品《礼记·礼运》中就有写到:“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伊斯兰宗教文化中也有大量类似的记述, 如《古兰经》中记载了先知孝敬父母的故事, 作为人们的楷模, 孝敬父母就是服从真主的命令, 而孤儿问题是《古兰经》中特别强调的, 《古兰经》说:“你们当崇拜真主, 不要以任何物配他, 当孝敬父母, 当优待亲戚, 当怜恤孤儿, 当救济贫民, 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 当款待旅客, 当宽待奴仆。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矜夸的人”, 要求把孤儿带回家中像血缘亲人一样抚养[5]。这就不得不提近几年中国家庭伦理电影中频繁出现的寻子题材电影, 影片《失孤》中, 从被拐的孩子的视角出发, 他们的收养家庭都有提供比较良好的生长环境和教育环境, 善待幼儿, 这是血缘关系以外, 家庭需要承担的教养义务。

当然, 由于两国的历史宗教信仰不同, 在家庭伦理电影的创作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土耳其电影多表现了家庭义务是自上而下的, 影片多突出表现父亲(长辈)对子女的养育和引导义务, 无论是《蜂蜜》还是《我的父亲, 我的儿子》或是早期家庭伦理电影《老马》, 都在讲述作为长辈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父亲如何通过自己的人生经验教导、辅助孩子的成长, 而中国家庭伦理电影以“孝”为主, 是自下而上的, 要求子女对父母尽孝, 对父母的多年养育进行回馈, 通过父母长辈的教养, 要求孩子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此外, 两国描写夫妻生活为主的家庭伦理电影也有不同。土耳其电影多通过描写夫妻矛盾、家庭纠纷, 希望观众能够思考如何正确面对家庭职责和个人之于家庭的意义, 是个人主义先行的观念。而中国以夫妻关系为主的家庭伦理电影更多的是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体现家庭生活应和睦友爱, 倡导健康的家庭构建方式, 是以家庭主义、集体主义为先的。这种差异也是由于两国所处不同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 早期中国家庭伦理电影创作讲求家国同构, 和谐大家族的建构是和国家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的, 而土耳其在向欧洲靠拢的过程中个人本位观念逐渐融入了传统伊斯兰教家庭观念中, 使家庭内时间和个人空间不再统一而论, 留下了更多的对个性意义的思考。

四、结语

可见, 尽管广泛接受了欧洲西化思想, 但是通过电影作品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土耳其艺术作品中所信仰和传播的依旧是深受传统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家庭伦理观, 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色彩, 同时又在细节之处肯定了西方个人本位思想的进步性。这种丰富的民族文化特征通过电影语言的渲染, 以更加打动人心的方式呈现在世界舞台之上, 向世界传达着这个兼具欧亚两大洲历史传统、多宗教信仰、多文化融合的国家独具一格的魅力。

人类漫长的跨文化交流史表明, 人们与文化他者的交往, 往往根源于自我的文化诉求, 希望通过交流与沟通来自我确证、自我充实、自我发展[6]。通过对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的分析以及与中国家庭伦理电影比较, 我们不难发现, 虽然在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方面土耳其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 但二者在家庭伦理观念上仍存在极大的相似性。电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 对我们具有共同的情感和精神作用, 因此在当代才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7]。作为文化传输的重要纽带, 电影能够极大地消除文化隔阂, 增进文化交流, 拓展文化视野。土耳其作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度, 对于其电影的研究, 有利于增强两国电影文化的交流和认同感, 打造“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多元共生的电影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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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ish Household Ethics Films in Perspective of Multicultural Harmony
YANG Xin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Turkey is an Islamic country across Europe and Asia, and its culture enjoys harmony and magnanimousness owing to its deep history. The Islamic and Christian family ethics have a deep influence on Turkish cultural and artistic creation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urkish household ethics films, points out its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laim of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ous family, the insistence of traditional patriarchy, and the agreement of the individual-first idea. In addition, it also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thics films between Turkey and China, two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Turkish household ethics films    harmony of cultures    Islamic culture    
多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土耳其家庭伦理电影
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