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相关理论, 我们可以将“存在”理解为“意义之在”, 将“此在”理解为“人的存在”。海德格尔“此在”之“此”即时间空间与社会历史, 作为人生存的基本结构机制对人的自由的限制。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尤其短篇小说的创作)正是在时间空间与社会历史的限定上展开的, 作家以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的时间阶段为限定, 立足陕西关中平原的地理空间, 心系乡土民生,魂寄乡野民情, 用心灵感悟社会现实风云与历史波涛, 记录这近一百年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百态, 展露动荡社会中, 人生此在的不易与灵魂困境。深刻理解“此在”需从“存在”出发, 亦即只有把握“意义之在”才能把握“人的存在”。文章以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 回顾陈忠实的创作历程, 发现他在作品中对“意义之在”与“人的存在”的不懈求索。
一、举步维艰却坦荡从容的“人生书写”陈忠实小说中的人物群像都葆有作家真实的生命体验, 其承载着太多的文化信息, 表现出了洞察世事的精当与深刻。胡适曾说:“短篇小说使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 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 或一方面, 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1]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正是以最短小精悍的篇幅和撩人心弦的故事见长。其一以贯之的以社会历史为故事发展背景, 以乡土生活环境为作品展开的场域, 以祖祖辈辈生于农村长于土地的农民为刻画的主要对象, 截取人物生命中最能拨动人心的一部分或一件事来予以塑造。作家为不同角色设定不同的结局, 让读者亲眼见证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千疮百孔的社会机制中如何挣扎、求存, 又如何在挣扎中颓败, 在颓败中万念俱灰, 并使读者不动声色地从故事中体验到人的存在的不易与不堪。
“人生”是一个让人难以把捉的永恒母题。由于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积淀、个人眼界以及生命体验各不相同, 其所表述出来的人生体验、心灵感悟往往也截然不同。路遥有关于知识分子高加林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人生体验, 贾平凹有关于蝴蝶枷锁捆绑、无所适从的人生感触, 李佩甫有关于“我”谨小慎微、危机四伏的人生经历, 而陈忠实则有关于秦川大地人民的存在之困与生活不易的人生感悟。陈忠实说:“这些与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 令我心生敬仰, 虽无力为他们立传, 却又淡漠不了他们辐射到我心里的精神之光, 便想到一个捷径, 抓取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最富个性、最感动人的一二个细节, 写出他们灵魂不朽精神高蹈的一抹气象来, 算作我的祭奠之词, 以及我的崇拜之意。”[2]
文学是人学, 一位有灵魂的作家一般都能独具慧眼且游刃有余地抓住人生的艰辛与不易, 并以自己独有的语言叙述并展现一个真实可感的人生世界。在陈忠实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人生的苦难与困顿, 生命的凝重与痛苦。作家在作品中以简洁质朴的方式, 表达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和对生命本原意识的些许体悟。依据作品, 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关于人生的几点体悟。
其一, 超越对人的“此在”的表面化描写, 挖掘底层劳苦群众内心隐晦的艰辛。比起陈忠实前期扁平化、干瘪化的短篇小说创作, 其中后期的小说则力图摆脱浮光掠影式的宽泛与浅薄, 爆发出一种深刻、超脱、发人深省的力量。其“着眼于生命个体与历史强大的毁灭力量抗争中的悲剧命运, 通过对个体遭际中精神创伤的冷峻审视, 直面人物的生命之痛, 来进一步探寻并阐释生命意义和价值尊严, 借以唤起人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3](P101-102)。作家聚焦于人所生活的现实环境和人生在世的辛酸苦楚、恓惶可悲。陈忠实是一个拥有底层意识的小说家, 他胸怀道义之感, 以独具乡野趣味的性灵之色, 用宗教式的悲悯之心来关怀这些劳苦人民, 并拿出拯救他们的焦虑与激情的良方, 不动声色地将底层劳苦大众的人生苦难描绘出来, 使作品拥有砥砺人心的力量。
其二, 每段故事都是记载人存在所遭受的磨难的史诗性文字, 描绘了历史因素对人存在自由的限制。陈忠实的小说真实可感, 每一篇都是对一段历史、一种命运和存在之困的记载。作家“力求站在一个超越的立场, ……努力在更真实的层面上, 展现历史生活的本来面貌, 叙述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 揭示中国历史具有恒久性的本质”[4]。他“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 从身后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源上塑造和刻画她们, 挖掘形成她们心理结构的深层原因, 从而使这些人物形象既达到高度的生活真实, 也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 形象、生动地反映近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5]。如若我们将他的小说按照时间顺序串联起来, 就不难发现历史运行的清晰轨迹与碾轧在人们心中的皱痕, 还有那些在混乱的历史事件上无处安放的灵魂。例如《霞光灿烂的早晨》《猪的喜剧》。这些作品真实地记载着一个人心惶惶的年代, 一群命途多舛的人民和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往。陈忠实是一位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 他运用这些作品将自己的写作同历史进程与人的幸福紧密相联。
其三, 作品展现了安于现状却又不甘平庸的生活态度, 树立了高蹈的人生气象。李建军说:“抽象的‘生活’具有绝对的主宰性与核心意义……作家必须抑制自己的主体性活力和创造性认知冲动, 以便无条件地认同和表现这种特殊形态的‘生活’。”[6]陈忠实的中后期短篇小说创作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束缚与传统创作经验的窠臼, 跳出固步自封的精神围墙, 站在能够鸟瞰历史风云全景的高度, 以全新的视角和维度审视历史事件、人生图景以及形成人物性格的文化心理结构。例如小说《马罗大叔》中, 陈忠实换外聚焦叙述为内聚焦叙述, 运用倒叙的手法回忆并讲述了一个外表凶狠残暴、手段毒辣, 实则善良淳朴、大公无私的马罗大叔。这则故事实际上讲述的不过是中国农村冰山一角上的平凡之事, 但陈忠实却在表现他们平稳度日的过程中, 融入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将豪放的民俗风情、相濡以沫的爱情以及庄稼汉的侠肝义胆融为一体, 为生命发声。
其四, 从对个体命运的表达上升到对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存在的精神高度。陈忠实是一位能够表达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作家, 他不仅注重故事的趣味性, 而且也注重对人生存在意义的探索。“他不但能由当下现实体验达到发现人类生活的缺陷和不完美, 而且能用审美理想观照和超越这缺陷和不完美, 并把读者带进反思和升华的艺术氛围中去。”[7]他“以自己的心灵和生命去体验人类生命的伟大和生命的龌龊, 生命的痛苦和生命的欢乐, 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脆弱, 生命的崇高和生命的卑鄙”[8]。如陈忠实《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中记述柳青在遗书里这样写道:“我不反党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 我的历史是清白的, 这是我反抗迫害的最后手段。”[9]在此, 陈忠实所强调勿忘历史的沉痛教训, 打通我们对历史、人物及人生的认知, 从而建构一种对现实具有超越和提升价值的人文思想。
陈忠实着眼于现实与历史, 从当下的现实生活追本溯源, 剖析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与人格形成之间的关系, 将探索的车轮向历史与人性的纵深处开去。其描写的故事不拘泥于简单的历史事件, 把积淀在自己内心的苦难意识有机地融入到对当下生活的观照之中, 抒发了自己对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
二、举重若轻却至真至诚的“人情表达”人情因素是人存在意义构成的核心因素之一。陈忠实是一位对历史和现实生活有着深刻认识的思想型作家, 他不仅具有高蹈的心灵追求和浓郁的人文情怀, 而且还有崇高的审美理想与理性的创作理念。作家在小说中极力融入“人情”因素, 渗入忧患意识与反思精神。他“代民立言、为民泄情”,使自己的作品在兼具真实性与历史性的同时, 又使其不显得苍白无力、平庸无奇。作家通过一篇篇小故事来展现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的民情、人情与人心, 如若将这些短篇小说串联起来, 我们便可以看到秦川大地上人们阔大的心灵史、精神史和灵魂史。
人是社会的人, 人存在的意义依赖于人在社会不同领域中扮演的身份和角色。人在传统文化、社会机制、等级制度、情感结构以及金钱因素的干扰下, 欲望便不由自主地被人们给予了至尊的地位。人在善与恶的博弈之中, 一部分坚守着人情的淳朴与善良, 不昧良心, 不惧未来, 而有些人却在追名逐利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违背人道与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丧失自我, 致使自己精神断裂, 惶惶不可终日。人在人格的裂变之中饱含着复杂的情感。我们剖析陈忠实的作品, 便会发现作家关于人类对亲情、爱情、友情等的独到见解。
难以割舍的亲情与受利益驱遣的亲情同在。陈忠实所表现的亲情并不都是温暖人心的, 而是多样的、复杂的, 他在描绘亲人之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同时, 也从现实的农村生活出发, 揭露血肉之情不如牲口值钱的可悲事实。如在小说《失重》里, 姐妹两人为了蝇头小利、鸡毛蒜皮之事反目成仇, 为了各自的颜面争吵不休甚至断绝往来, 但是当妹夫遇到政治劫难无处可逃之时, 他想到了姐姐的存在, 这是对亲情的信任与依赖, 而姐姐与姐夫也是义勇当先, 对其施予援手, 使其幸免于难, 表现出了亲情的坚韧与醇厚还有耕田男女那善良的本性。而在《霞光灿烂的早晨》中我们却看到了不一样的亲情, 小说中杨社娃本将父亲这个孤独老人扔在老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即使老汉去公社告状, 他也置之不理, 然而当得知老汉抓阄得到一头牛时, 便去瞻前顾后、大献殷勤, 要求父亲与他一起过活。由此看来, 陈忠实的小说并非只简单地表现亲情的感人之处, 也展露了其阴暗的一面。作家在心怀悲悯的同时, 给人物的特殊个性与真实情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并且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
纯洁无瑕的爱情、物欲横流的爱情与“搭伙过日子式”的朴实爱情共在。陈忠实竭尽全力避免描写单一化、平面化的爱情, 而是将爱情放在残酷的现实之中, 让读者自己去体悟。在《到白杨树背后去》描写的就是辛程回忆自己与喜欢的姑娘薇薇在儿时玩结婚游戏的场景。那对昔日恋人的不舍与怀念, 还有他们天真、单纯、可爱与无知的心灵, 让人神往。《毛茸茸的酸杏儿》《打字机“嗒嗒”响》等描述的都是受到阶级观念影响, 本以为固若金汤实则不堪一击的爱情。陈忠实作品中写出了爱情面对现实时的无奈与无力, 让读者看到不是爱情经不起考验, 而是等级观念、物质欲求太过现实, 其悄无声息地滞留在每个人的心间。陈忠实还为我们展现了真真切切存在着的“搭伙过日子式”的爱情。例如《轱辘子客》中王六甲与失足女的婚姻, 他们只图彼此互不嫌弃勉强度日, 或许他们之间并无爱情, 但却也给了彼此安稳的感觉。看陈忠实笔下这些活灵活现的爱情故事, 我们发现这不是个别情况, 而是存在于中国农村乡野的普遍现象。作家将历史长河中矛盾重重的社会规律、隐晦的东西以及具有普遍性与共性的问题都翻晒出来, 用一些具有特殊规律、个性特征的实例予以充分的表达。这种表达既生动细腻真切, 又可感可亲真实。
真实可靠的友情与尔虞我诈的友情共存。在陈忠实的笔下, 有人为升官发财出卖朋友, 有人却侠肝义胆与朋友生死与共;有人陷害朋友谋取利益, 而有人却在朋友落难之时, 两肋插刀。例如《李十三推磨》中的田舍娃在得知嘉庆爷要抓捕李十三时, 他急忙奔走相告, 并决意与其共同逃离患难与共, 而李十三自知命不久矣, 不愿拖累朋友而找借口要求与友人分道而行, 这是彼此顾念的真挚友情。而《尤代表轶事》中的尤喜明则不同, 他为了博得权力, 为了霸占曾经多次帮助过他的尤志茂的财产, 便想方设法编篡罪名, 加害于人, 如鼠如蚁般不厌其烦地举报邀功。陈忠实以一种解蔽的方式打开了尤喜明出卖友人这一行为那隐秘的“必然”。陈忠实的作品立足于现实、超越现实直指未来, 剥离历史生活的层层裹革, 表现“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事实上, 活在陈忠实短篇小说里的这些人物是最优良的基因与最腐朽的基因的结合物, 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祭奠品。陈忠实以敦厚之心谛视民生苦难, 从生于土地的万事万物着手, 在悲悯与反思中结合传统情感与现代情感, 以反思的精神正视人类以及动植物的悲剧性命运。
陈忠实将艺术的笔触深入到社会、历史、文化与人的情感精神的纵深处, 表现人情的复杂与不堪。陈忠实作为农民的代言人, 他专注于抒写农民的生活、情感和心理, 展示农民精神的真实历程与人生理想, 叩问农民生活的历史与现实, 以冷静的眼光揭示我们民族在封建传统文化驾驭下的演变轨迹, 挖掘国民的复杂性。陈忠实用自己的特殊表达方式来表达他对地方人情的独到见解, 展现儒家传统文化与地方民俗风情在黄土地上历经的沧桑岁月, 并形成秦川人民特有的情感体验、情感追求与人情关系, 为我们展现生命群体的精神风范、生存精神和价值理念, 表现了作家感触到历史的沉重和疼痛以及他独立的精神与思想自由的诉求。
三、贪婪善妒却淳朴真实的“人性呈现”陈忠实前期的短篇小说, 坚持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和“政治—人生”的创作主题, 人物形象拘泥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樊篱之中, 致使作品的精神层面显得形式化、简单化, 美学意境和思想意蕴方面也显得不够饱满和持久。但在《白鹿原》创作前后, 作家的自我性、主体性、介入意识与批判精神逐渐加强, 开始了对传统“载道”路径的明显叛离和对自我精神的自觉剥离, 思想也更为独立和自由。陈忠实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往往能力透纸背地展现当代中国农村贫乏的物质条件和恶劣的生活环境, 清晰的描绘落后愚昧、麻木不仁、封闭自守的人们那令人无可奈何又真实可笑的思维意识和举动。这些创作积累为他的后期创作铺好了基础。陈忠实开始“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 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10](P33)。他关注农民的生存境遇, 他“不仅从同情的角度, 关注农民的不幸, 而且还从批判的角度, 审视、剖析农民身上的劣根性, 省思农民的生存境况, 从而提出与农民的未来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11]。作家在透析农民的不幸时, 重在揭示人性的复杂, “重在展示人的生存状态, 重在对‘现时’给予发问和质疑, 重在对生命的意义做出探索和解读。生命的悲悯情怀、对难活的无奈、对农民苦状的不平, 以及对社会现存问题的深深忧虑。”[12]作家将人物放置在苦难筑成的空间之中, 让其面对苦难、贫瘠与不幸, 呈现出人性的卑微。作家极力表现底层群体遭遇摧残与迫害时的毁灭感, 使得作品对人性的探索有一种冷峻的深刻。
人的存在意义与人性是复杂的、难以言尽的, 人性不仅有正义、淳朴、善良、天真的本性, 还有贪婪、邪恶、黑暗、猥琐等劣根性方面。陈忠实基于自己对民族命运和拯救未来的焦虑与关怀, 将社会隐藏着的污垢和有待涤荡清楚的东西融入作品, 等待着读者去发现和挖掘。陈忠实对复杂人性的描绘冷峻深刻却真实可信, 淋漓尽致且生气贯注。一方面他以冷峻不禁的笔调客观地书写人性的扭曲、异化、沉沦与不堪, 另一方面又以悲悯的情怀、同情的眼光来透视普通人的灵魂, 表达民生疾苦与生存之艰, 映射政治动乱、社会秩序给个人乃至整个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我们可以结合陈忠实创作的具体实例来揭橥其所要表现的复杂人性。
首先, 陈忠实写出了人性的高尚所在, 劳苦群众的善良、淳朴、单纯与热情。农民的生存意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 一直被作家们反复书写, 但能够真正写出人性淳朴、善良的作家却并不多见。虽说陈忠实早期的作品较多简单抒写基层干部的高尚人格, 且人物形象表面化、肤浅化, 但就创造的总体而言, 其作品中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作。如小说《信任》中的罗坤在得知儿子闯下祸端之时, 大义凛然、不顾颜面地去补偿受害人——大顺, 而大顺父子也不计前嫌, 大度礼让, 表现了人的善良、诚恳的一面。再如《猪的喜剧》中, 来福老汉与邻里乡亲们卖猪时的互相谦让, 充分彰显了老百姓和善可亲、不计小利的优秀品格。陈忠实以客观、冷静的眼光, 生动、细腻、传神地刻画出这些人物形象, 展示出了人性的“美好”与“丑陋”, 让读者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道义。
其次, 陈忠实同时也写出了人性的拙劣之处, 人的贪婪、善妒、残忍与邪恶。陈忠实惯以写实的笔法和农民的视角, 对草根阶级所处的境遇进行如实描绘, 展示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之困。他将人物放置在社会历史、礼教和人性的冲突之中, 让人物面对生活的艰难、斗争的惨烈和心灵的孤苦, 让其在灵与肉、天理与人欲的博弈中, 尽显求存与求财的千姿百态。如《轱辘子客》中刘耀明为了争权夺利, 将王六甲设置成一枚棋子, 任意摆弄, 致使其从春风得意沦落为遭人唾弃的地痞流氓。他把王六甲赶上一条荆棘丛生的坎坷之途并将其生活信念击得粉碎, 而当王六甲得知自己心爱的姑娘在远嫁他乡的新婚之夜了却残生之时, 心灰意冷地选择以麻将来伴己度日、苟延残喘。作家在此写出了人性的阴暗、自私与邪恶, 也表现出了人性的脆弱与无助。陈忠实的作品是具有“人类性”的文学作品, 其以人物形象代表文化符码来展露民族人格的高低拙劣, 从正面给中华文化和乡野民情予以独特的观照, 深刻探究导致人性中邪恶力量爆发的社会原因和潜在因素。陈忠实在作品中对人性、人的灵魂和人的精神的开掘, 融入了生命的体温, 并能够穿越社会的层层假象, 赋予人格与人性以文化的意味。
最后, 陈忠实文学还表达了人性的复杂之处, 在矛盾之中抗争, 在善恶之间坠落。陈忠实曾表示,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热爱和理解的话, 那就是“沉重”, 这既是生活的沉重, 也是心灵的沉重;既是生命的沉重, 也是人性的沉重, 更是关于人的存在于意义之在思考的沉重。陈忠实的作品表达人在性善与性恶之间徘徊逡巡, 展现人在竭尽所能抗争但却一败涂地的悲哀。他们最终心力交瘁, 精疲力竭的自我放逐, 任由欲望肆意膨胀, 即使末了幡然醒悟, 也难逃痛苦的梦魇。例如《两个朋友》中的王育才, 他由于受到时代、政治、阶级地位等因素的限制, 遭人白眼和鄙视, 恋人吕红也听信谗言离他而去。但当时局转变他获得权力与地位之后, 他便展开了近乎疯狂且肆无忌惮的报复, 他报复的不仅仅是那位昔日恋人, 而是整个社会, 他将不满和愤懑之情尽情宣泄。在此, 我们看到一个扭曲、变形的灵魂在不公社会的夹缝之中, 从被虐者转化为施虐者,从一个颤颤巍巍、战战兢兢的孱弱者转变为一个张牙舞爪无所顾忌的复仇者。王育才并未感受到复仇所带来的快感, 相反却陷入了更痛苦的灵魂煎熬之中。这是一个羞怯、善良的人走向悲哀的一曲挽歌, 我们能够从作品中感受到人物的痛苦与无奈,作者的悲哀与同情,小说意义空间的扩展以及作品表达人性的深沉与厚重。
陈忠实有着农民的血统, 其骨子里是对农民求存心理的理解和接受。他从不苛求自己笔下的人物绝对“高大上”, 没有一点劣根性, 而是以一种温暖的笔调表达人的可爱与可恨。因此, 陈忠实所塑造的文学世界是温馨的、可感的, 浸润着道德传统与人格理想。陈忠实的作品正是如此, 他向养育中国农民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掘进, 他让作品中人物的人生、人情、人性和灵魂都浸染着浓重的文化意味, 并使其永远存在于不可解的人情与人性的矛盾之中。
作家的创作并未简单地将人性的拙劣归咎于人的生活环境和本性, 而是潜入到国民生活的阴暗之处, 极力描写自己关于人性的体验与认知, 并以自己的心灵之光去烛照民族历史和国民精神的混沌之域和隐秘角落。在此, 陈忠实对人性映照之下, 人的存在困苦与意义寻得问题的思考, 不仅揭示混乱时代人们非理性的疯狂行为, 而且研究国民潜在的心理行为和心理特征, 让读者清晰地感受到历史遗留下来的阵痛。因此, 我们说陈忠实的文学是关于生命的文学, 他将自己的炙热生命与全部心血投注到文学创作之中, 将自己的命运与小说人物的命运融为一体, 共同燃烧, 构成“命运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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