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时代, 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体现新发展理念, 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动力源支撑, 摆脱旧有增长模式的束缚。高质量发展不是指某一领域和过程, 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对各个领域的更高要求, 不仅指某一种产品或服务标准符合国际先进水平, 而是整个供给体系都有活力、有效益和有质量^[1]。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动力源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结构。投资、消费、净出口, 共同构成需求动力结构, 要素投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构成了供给动力结构。自2010年1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 降至25年来的最低点, 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动力予以支撑, 以摆脱旧有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束缚。因此, 剖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结构优化机理, 重构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力, 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需求动力结构优化机理分析

需求动力结构是政府在短期内稳增长的基本手段, 一定时期一国的需求动力结构反映出该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动力的配置情况, 显示该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情况。近年来中国的需求动力结构正发生着积极的变化^[2]。由图 1可知, 2011—2015年消费率呈上升趋势, 投资率回落, 2008—2011年净出口率逐年递减, 2012年后基本呈3%的水平, 以往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格局正悄然转变。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阶段, 增速放缓, 出口疲软, 依靠高投资、大规模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使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需求动力结构不会自动调节, 需通过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政策行为进行宏观调控, 人为地干预比例关系的动态构成, 指导需求动力结构回归合理化水平。现阶段, 中国正处于需求动力结构与供给动力结构相互作用的非均衡状态, 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病态。因此, 探寻需求动力结构各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动力结构。

(一)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消费源于人的心理及生理需求, 是生产的最终目的, 贯穿于生产活动始终的最终直接需求,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Chenery & Syrquin)通过多国模型的研究归纳出投资率及消费率的标准比例(如表 1, 表 2所示), 工业化进程中, 随人均收入的递增, 消费率演进呈“倒马鞍的U型”; 投资率及净出口率的演进呈“马鞍型”, 在工业化结束或步入发达阶段后, 投资率和消费趋于稳定^[3](P49-50)。在市场经济体系中, 消费与投资如影随形, 彼此互动。投资决定着生产规模, 引致消费方式升级, 决定着消费结构, 培养新消费理念。投资结构借助产业结构决定产品的供给, 为消费结构升级奠定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 由于消费不足而使投资对经济拉动效果渐弱, 加之金融危机后出口动力乏力, 欲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投资拉动必不可少, 但需由消费协助投资效率的提升。消费结构的升级以及投资结构的优化催化投资与消费互动, 由图 2可知, 当供给与需求基本一致时, 需求动力结构趋于再平衡, 意味着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和谐, 此时市场出清, 实现平稳增长。

① 1970年与1964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1.4, 1970年与1982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2.6, 取自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结果; 1982年与2004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1.62(换算因子均根据中宏统计数据库美国GDP平减指数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2009年与2014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1.26(换算因子均根据中宏统计数据库美国GDP平减指数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2009年与2015年美元的换算因子为1.29(换算因子均根据中宏统计数据库美国GDP平减指数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二) 净出口与投资消费的关系

作为经济结构缓冲器的净出口, 有一定的调节功能, 通过影响一国总供求关系, 影响国内经济的运行, 是稳定需求动力结构的重要途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Chenery & Syrquin)通过多国模型的研究归纳出净出口标准比例(如表 3所示)。出口令国外需求增大, 国内供给减少; 进口则相对减少国外需求, 刺激国内投资与消费增长。当外贸结构不合理时, 会抑制消费和投资, 引发需求动力结构失衡。当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时, 加大出口可减轻国内卖方市场的压力, 拉动内需; 当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旺盛时, 加大国内生产性需求, 提高国内的供给能力, 不仅能刺激国内产品需求, 同时会刺激进口产品的需求, 此时若增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及产品进口, 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势必提升供给能力, 为进一步扩大出口奠定基础。

二、供给动力结构优化机理分析

供给动力结构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平衡与协调发展。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共同构成了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动力结构, 其中制度创新是促进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 要素投入则为促进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技术进步成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 决定着要素的使用途径和效率。

(一) 制度创新形成发展动力

制度创新能解放人的主创精神, 激发出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 为供给动力结构中其他动力充分发挥作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并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增长, 甚至需求动力结构的发展也有赖于制度的引导^[4], 成为营造经济增长长周期的最终动力。通过制度创新能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完善要素市场供给,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 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创新公共管理理念, 吸收政府主导干预与市场化管理优势, 提升制度供给的效率, 支撑高质量经济发展, 减少因政府的过度干预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 “解决人力资源的误配置, 放松政府对人力资本生产和配置的不当干预, 促进人力资本深化”^[5](P298)。制度创新能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使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切实发挥作用, 有效地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再造, 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 要素投入是根本动力

生产要素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 一国或一个地区依靠要素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 促进自身的产业发展^[6]。要素投入是根本动力, 无论是需求动力结构中的各动力源, 还是供给动力结构中的其他两个动力, 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均需借助要素投入这个载体。制度和技术只是通过优化要素的配置和使用, 以提高要素的产出效率及合意程度。供给动力结构的各动力间总是相互作用, 共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方式和速度, 其中技术水平决定着要素的使用途径和效率, 而制度条件则是通过影响要素使用者的激励结构而作用于要素的使用方式和效率。要素投入本身并未反映出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惟有要素的配置和使用途径方能反映出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

(三) 技术进步是核心动力

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带动投资的大规模进行, 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学派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 是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7](P131-134)}, 是社会最终发展的决定力量。技术进步能够有效地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 通过提高生产要素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边际生产率, 形成倒逼效应, 使各类生产要素向效率高的部门集聚, 从而有效地改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效率, 带动新兴产业的形成及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提高, 实现规模报酬递增, 提升经济增长潜在增长率^[8]。技术的进步尽管不能直接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 但随技术水平在逐步提高, 使不同劳动者具备的技能与素质呈现差异化，进而驱动财富创造, 推动社会发展。

三、构建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

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 各种经济特征随之发生改变,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弱化乃至消失, 迫切需要培育新经济增长动力, 以优化的动力结构来支撑高质量经济发展。高质量经济发展, 既有供给问题又有需求问题, 仅从需求动力结构的视角寻求优化途径, 忽视了要素需求和结构调整以及供给变化对微观主体带来的影响^[9]; 仅从供给动力结构的视角寻求优化途径会导致不同行业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因此, 高质量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优化, 应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形成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彼此依赖的动力体系, 从而矫正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 提高供给动力结构对需求动力结构的灵活适应性，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运行中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良并存的问题。

(一) 重塑需求动力

我国需求动力结构的形态和作用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唯有重塑需求动力, 才能有效地发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

1. 构建消费成长的长效机制

居民消费是幸福生活的源泉, 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 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应构建消费成长的长效机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基本平衡, 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使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呈“橄榄型”, 从而解决“有钱不敢花”和“想花没有钱”的问题。建立和改善消费补贴的长效机制, 合理运用公共资源鼓励新产品消费, 支持符合技术发展趋势和消费升级要求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消费。加强网络支付、消费金融、养老金融等方面的金融创新, 为形成消费创新提供金融支持。建立必要的消费救济制度, 以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等消费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 减少或消除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落差。加强各类消费平台建设, 大力发展消费金融, 规范电商交易行为, 营造优良的消费环境, 在形成新的流通渠道、平台和商业模式的同时, 加速改变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内容乃至消费方式的改变, 随着互联网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应用和普及, 特别是“互联网+”与一系列产业融合发展, 能够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价值链全过程, 实现消费与生产制造、流通服务的深度融合与创新, 而形成消费驱动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促进新兴行业壮大, 带动需求动力结构优化, 实现持续增长新格局。

2. 积极引导民间投资

在高质量经济发展中, 投资的作用不可小觑。应优化投资主体结构, 形成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调整投资方向, 将投资对象转向中小企业, 提高投资效率, 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积极引导推动民间企业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及支柱产业领域的投资, 适当开放公共设施投资领域, 本着“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理念, 调动全社会投资者的积极性, 从而优化投资结构, 提高投资效率。在人才培养、保险、劳动等方面为民间投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实现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结合。

3. 优化贸易结构

通过金融、财税和制度创新等, 支持国内企业自主创新, 加大对品牌培育、供应链管理、研发等高价值链的服务产品出口, 改善出口产品的国际分工地位; 积极促进国内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步伐, 鼓励企业建立产品的全球分销中心、物流中心等营销网络,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形成品牌优势, 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国际化率, 引导加工贸易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转移, 同时积极发展境外加工贸易, 增强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稳定产品出口需求的渠道, 继续发展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 集中优势资源专注于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继续发挥制造业技术优势, 扩大工业制造设备及产品的出口; 积极鼓励资本输出，从根本上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

(二) 提升供给动力 1. 优化制度供给

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任何新经济形态的出现, 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及时供给。促进科技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的创新, 通过发挥人力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的作用,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努力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机制。优化制度供给, 围绕强化市场机制的调控作用, 改革顶层设计, 建立更为灵活的经济体制,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机制。建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 促进政府规划和行为的长期化, 转变政府职能, 通过完善政治体制,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提升制度供给效率, 使政府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 兼顾公平与效率, 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 充分发挥好政府作用,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2. 改善要素供给

改善投资结构, 优化企业融资环境, 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并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有选择地逐步向社会资本开放, 从而盘活资本存量, 提高资本的效率和质量。持续补充人口红利, 提高劳动力主体素质, 逐步消除户籍制度限制和城乡二元分割,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培育和释放人力资本红利。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尽可能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调控, 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 建立完善的创新风险保障机制及产权制度, 以需求导向为原则,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技术转化率, 完善技术市场, 形成新的增长源泉。从而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源和条件改善要素供给, 释放要素供给活力,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形成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供给动力。

3.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深度与广度^[10](P8), 技术进步的有用性决定了它的实用价值, 技术进步通过其通用性渗透到所有产业而产生内生性。因此, 应营造创新、创业环境, 加大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 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过激发技术创新活动, 为市场提供更环保、更高端、更具价值的创新成果, 为经济增长培育核心动力。通过完全下放技术引进控制权, 采取半开放式的技术引进政策, 确保技术引进的效率和效果, 适当控制技术引进, 保护国内市场, 纠正有关技术引进政策的偏差导致的“结构性过剩”。政府应运用国家公信力, 积极承担起基础性技术的研发工作, 建立中国基础性技术储备池, 同时构建完备的基础技术共享平台, 确保创新主体从中受益, 实现基础技术资源的共享。激活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激发企业家在科技创新项目选择上的智慧和灵感, 赋予创新领军人才充分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 推动现代商业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