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 习近平同志在我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 新闻舆论工作在各个维度、各种环节都需秉持正确的舆论导向^[1]。而网络舆论引导又是重中之重。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互联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革, 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 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原有传播格局、舆论生态, 也悄无声息却又深刻地改变着传受双方的地位, 从而影响了我国宣传与舆论引导机制和途径。大众传播媒介在光速前进的互联网时代的传统的一统江山的局面被颠覆, 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越来越多,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 话语权不再局限于一方, 个体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意见, 最终形成了多元舆论场。多元话语空间的架构和意见的交锋博弈推进了网络民意的生成。网络民意这样的新生事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有效的政治沟通方式, 为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新的土壤和动力, 但也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问题。

一、“话语空间”博弈带来了什么问题 (一) 网络传播的弊端导致网络民意的失真或虚假, 从而导致政府决策不公正

埃瑟·戴森(Esther Dyson)提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簇新的领土, 能够排放出难以估量的生产能量和经济价值, 但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不可或缺地体现在了它身上, 网络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反社会分子和江湖巨骗的利器, 或者成为恶意诽谤、欺骗、中伤的大本营^[2]。网络传播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的特点有利也有弊。其弊端不可忽视, 比如虚假、恶意乃至暴力等性质的网络信息容易导致民众非理性舆论四起, 情绪膨胀, 从而弱化了网民的理性选择能力。如果处理不当也有可能损害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社会稳定, 导致政府决策偏颇与社会不公。

(二) 不确定性因素增强

互联网时代, 信息的自由流动激发了公众对言论自由的迫切需要, 特别是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把网络变成了信息的集散地郑建宁.网络舆论的引导与控制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09.。在信息爆炸的新媒体环境中, “不受约束”和“不受限制”的“自由”增强了人生的各种“不确定性”, “自由”很可能让一件普通的突发事件发酵上升为公共舆论热点问题。而这种不确定性提升了负面影响的发生率。突发事件可能会在网络人际中不断发生变化, 甚至是扭曲变形, 进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流言或谣言, 并且传播速度超乎人们的想象, 急速和滚雪球式地传播导致事态夸大, 后果不堪控制^[3]。例如“蛆橘谣言”, 导致相关产地柑橘滞销, 农户血本无归; “曹操墓”真伪的辩论中关于“考古专家做假”的谣言, 导致考古学界和业界惨遭人们质疑; “郭美美系红十字会经理”的谣言, 导致中国红十字会名望扫地、影响恶劣。

(三) 网民素质参差不齐, 负向舆论影响决策制定和实行

网民素质参差不齐, 负向舆论影响决策制定和实行。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统计, 我国网民年龄偏年轻化: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数占网民总数的比例较高, 达到一半以上。其中未成年网民人数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学生群体比例达到30.6%, 而未就业和失业人口网民占整个网民的4.9%。对这部分人群的调查分析发现网民年龄偏小, 阅历较浅, 自我控制能力较差, 分析问题容易表面化, 而且容易受到网络舆论的左右^[4]。占据网民一半以上的这部分人群, 从众心理和逆向心理都比较突出, 情绪化的表达, 非理性的言语宣泄, 都易导致负向舆论盛行, 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制定和执行。

(四) 非理性的情感宣泄充斥网络舆论

伴随网络日益光速发展, 有种现象特别突出，即我国每件重要事件几乎都会在网络媒体上激发民众强烈的反响并进行激烈的探讨。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改革的深入, 一系列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 会引起网民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理性与非理性的思考与讨论并存, 有的网民会理性地看待发生的事情并提出理性、不失偏颇的看法和建设性的观点建议。这是我们所想看到的理想状态, 但是非理性的网民和非理性的观点看法实然存在。而且, 在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诸多公共话题的关注和讨论中会彰显出许多非理性的情绪, 如夸张、愤怒、泄欲、厌世、抵触等非理性情绪, 这些折射出来的网络舆论的负面社会心态蔓延开来, 将诱导舆论朝着错误或偏离正规的方向发展, 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正确研判和执行。

(五) 网络时代, 民众的社会风险感加剧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自文艺复兴以降, 高速进步和发展的科技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还坚定了人类永不停息地追求“确定性”的决心。然则, 在生态被破坏、转基因威胁、空气污染、核泄漏污染等诸多“不确定”问题接踵而来之时, 人类倍感压力, 对现代性社会“确定性”的信心开始危如累卵。人类开始意识到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摩擦冲突不仅仅是秩序问题, 而是“不确定性回归到社会中”的风险问题^[5](P13), 而且突发事件可能蕴含的风险和危机使得自身将受到多方关注。过去, 在传统媒体语境下, 政府和媒体作为话语权的主体能够通过议程设置的模式来调控舆论朝有利的方向发展, 所以, 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风险低, 冲突管理和危机处理比较容易控制和引导; 如今, 在网络传播语境中, 鉴于舆论话语格局不断分化和重组, 网民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观认知”走向多元化, 导致一方面可以化解或降低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 另一方面可以引发风险重叠与“危机共振效应”^[6]。新媒体时代, 风险事件发生后, 网民的情绪通过媒体公开传播, 尤其是愤怒、戏谑、怨恨等负面情绪或暴力语言传递速度加快, 核裂变式地大幅度信息输出。比如, 前几年“滴血食品传播艾滋病”的谣言快速传播，在外部谣言冲击下, 既引发了民众自身的恐惧, 也放大为社会的集体恐慌, 最终社会风险被无限放大, 社会恐慌或骚乱等恶性事件继而发生。

二、网络舆论及其格局复杂化的机理分析 (一) 社会变迁下的话语格局重建

社会转型, 即一种包含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结构全局变迁的质变过程, 其核心本质就是传统体系和制度获得现代功能的现代性发展过程^[7]。下面从三个方面理解社会变迁带来社会话语格局的重建。首先, 网络舆论是目前我国社会话语格局重新建构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传播使人们更加容易和更加自由地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在网络世界, 自由地发表观点、看法和意见, 推动了社会话语格局的变迁。过去的“精英-大众”“表达-接受”社会话语格局状态被毫不留情地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们可以自由的、最大限度的、自发的通过不同的网络载体在政治、文化、经济、外交、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表达自身的意见、看法和态度, 并呈现内容、方式、载体多元化的现象。其次, 话语权的变迁和话语格局重建是中国自20世纪以来的重要巨变之一。传统媒体传播范式下由精英主导话语权的格局由于互联网带来的技术和生态的深刻变革发生了重大变化。平民、草根借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拥有了自己的发声之地, 而且增强了自己应该拥有话语权一席之地的信念。从某种角度来看, 网民的负面情绪表达, 社会风险放大等现象其实是在话语变迁和格局重建的历史时期, 网民期待获得乃至进一步掌握话语权而进行奋斗的张力体现^[8]。最后, 社会转型带来话语主体多元化, 多元主体追求的目标不同, 导致话语诉求和表达不同。目前, 话语主体大致可以包括官方与民间的话语主体, 即政府、媒体、民众。政府追求是“公平公正、责任与反馈”; 媒体追求是“社会责任与利益”; 民众追求的是“自由自主与个体权利”。鉴于各个主体所追寻的目标存在颇多差异和差距, 在某种情境下便会引发矛盾、抵触、冲突或对抗^[9](P47-56)。这种冲突和矛盾可能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和不良后果, 破坏社会稳定和国家团结。

(二) 国家层面的价值裂变影响网络民意的形成

首先, 国家层面的价值裂变影响深远。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变, 伴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层、利益分化与价值裂变。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出现的无序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 这一切都将造成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断裂, 表现为过去的同质化价值观分离, 异质价值观活跃, 边缘价值观蔓延, 传统的价值理念、道德伦理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以利益和自我为中心的利益表达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状态^[10]。我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建国后集体主义价值诉求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转型中吸收的西式价值规范在社会变迁和时代话语的冲击下呈现吊诡的价值残片化和多元化趋势, 带来更多矛盾与冲突^[11]。这种国家层面的价值裂变和多元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深刻影响国民的价值认知, 从而影响价值认知下的舆论传播与表达。而话语作为价值观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在一元话语与多元话语的矛盾中推进了中国话语价值观的嬗变。网络言语的“自由化”加剧了这种价值裂变的表征现象。其次, 网络改变了传统单向度的“精英-大众”“表达-接受”文化价值传播模式。新媒体时代, 我们踏进了大众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 单向度的精英文化模式被这种大众参与的多元交互的文化传播模式所取代, 权威主义的式微或是被颠覆与泛民众的多元交互冲击不仅加剧了多元价值的冲突, 也带来了主流价值的认同困境和缺失。最后, 价值的多元化和认同缺失将影响真正反映民意的网络舆论的产生。以网络舆论自身形成发展为研究对象, 郑萍、薛冰研究发现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经历话题集结、争议辩论和趋同意见形成三个阶段, 并指出引导性的价值取向缺失将难以凝聚一致性、趋同性的共识和见解, 从而导致反映民意的公共舆论无法形成^[12]。公共核心价值的构建在如今多元化的网络社会亟需探讨, 寻求主导性的公共价值取向。

(三) 不同舆论场域沟通存在实然的沟通障碍

在网络时代的话语空间里, 存在着布尔迪厄(Bourdieu)认为的秉持各自的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性的不同的社会场域^[13]。比如, 在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舆论场域中, 离析出各自为营的“官方”和“民间”话语场域。官方话语场域是指党和政府运用政府的公告、法律的规约、新闻发布会、官方媒体等有效传播载体来传达政策、发布信息、发起倡议而产生的具有官方性质和立场的话语场域; 民间话语场域意指民众依靠自媒体、社交媒体等互联网载体发声, 就关于公共利益的事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情绪和态度, 进而生成的具有草根立场的民间话语场域^[14]。不同的舆论主体运用各自的话语体系和认知偏好建构着对事件的理解和认识, 双方的博弈、交锋乃至对抗孕育出的各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缺失, 造成了官方意见与民间舆论之间实然的沟通障碍。

(四) 网络话语权不平等性现象存在

福柯(Foucault)认为话语意味着某个社会团体或组织根据规则将其意旨传播给社会, 用来确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 并且被社会中其他团体或组织认知的过程^[15]。传统媒介事件制度过程是由电视、报纸等“媒体机构精英”主导的, 首先“媒体机构精英”们对发生的事件进行阐释, 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从而给予事件具有重大或特殊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网络新媒体的出现, 推动了信息传播的流动速度和传播空间, 让拥有更多沟通平台和资源且善于信息沟通和传播的网民更容易获得网络话语权。媒体事件的话语权不再是由政府和传统主流媒体掌控。媒体事件不单单由传统媒体有意识地主导其产生发展, 而是由所有网民一起创造的。话语权的分配和舆论议程设置由信息规则决定。谁拥有最多的信息、最能够被受众接受的信息、最能够吸引受众注意力的信息, 谁就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并且能够主导舆论的议程设置^[16]。这种网络话语权的实然不平等性首先迫切需要一个良性的、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和平台来解决; 其次, 拥有较多话语权的网络新媒体、自媒体、舆论新领袖需要保障话语权使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五) 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彰显“把关人”的缺失

网络的到来与发展更加证实了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论断。在这个时空消失的人类发展新社区里, 信息可以进行随时随地传播, 打破传统意义的传播模式和框架。尤其是自媒体的迅速发展, 使得舆论传播更加即时无边界, 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日益彰显。一个普通人或是某团体在网络上的发帖会发展成由数十万人行动而形成的追浪, 非常可能迅速发展成为具有广博深远影响力的公共网络舆情事件。

正如我们所知, 舆情表达了公众的社会态度和立场, 具有公共性的特点, 这意味着需要公众经过相互商榷、公开讨论, 终极形成公共意见。然则从目前我国的网络舆情议题来看, 网络舆情的形成基本上是由居多数量的“众”来决定, 而忽视了最关键的“议”和“质”。^[8]导致本该生成舆情, 需要公众商榷的事宜却被大众忽略了, 然诸多博人眼球、华而不实的事件却因“众”的关注, 而上升为网络舆情。又因微博微信的兴起, 让网络舆论风起云涌, 任何会产生蝴蝶效应的事, 在微博微信的推波助澜下, 都有可能成为一场闪电风暴。若网络舆情事件一经发生, 从一个角度来看, 网络舆情对目前社会前进、经济发展、政治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实然存在着放大、变形、歪曲、抹黑的舆论现象^[8]。比如, 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头衔的涉及对象带“有色眼镜”的评论; 当触及公民与公权力发生摩擦与冲突的事件时, 民众经常忽视事实和真相而一味地怜悯普通公众。这些事件容易引起民众的关注, 并在网络热议, 继而影响到现实生活, 甚至干扰行政执法与司法判决, 影响和危及司法公正。从网络舆论的“蝴蝶效应”里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问题, 网络舆论的“把关人”严重缺失。传统媒体时代, 新闻媒体的记者、编辑起到“把关人”的作用, 可以引导社会舆论的发展。进入网络时代, 自媒体、网络新舆论领袖、普通网民无需经过层层把关, 就能够在网络上发声, 引起关注与公开讨论, 推进网络舆论的形成。尤其是匿名网络发言的方式, 让一部分人在网络上为所欲为, 肆无忌惮地宣泄自己的个体情绪, 这种任性表达、强化言论的行为导致价值取向偏差^[17](P31)。自媒体、网民不经严格把关、随意任性的发声不仅没有把网络舆论传播的“蝴蝶效应”引导到正确理性的道路, 还严重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三、网络舆论引导新路径探析 (一) 发挥新的话语格局下舆论引导主体的能动性

社会转型时期, 我国在开展网络舆论引导时要考虑全局、立足现实, 在新的话语格局下首先要发挥舆论引导主体的能动性。舆论引导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媒体、意见领袖, 发挥引导主体的能动性具体操作如下:政府要积极推进政务公开, 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 要加强与民众的互动沟通, 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政治效能感; 打造形式亲民和顺畅沟通的网络中心节点, 发挥舆论主导引领作用, 提升民众对政府的好感和信赖感。媒体方面应该推动新旧媒体的多元融合, 打造网络主流媒体, 增加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力军。媒体要对关系民生和社会长远发展的议题开展议程设置, 用“理性”和“公正”的态度和思维去分析和阐释问题, 帮助民众正确地认识和思考问题^[18](P21)。意见领袖方面要加强自身媒介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培养, 提升公共精神的培育和塑造, 发扬自身的正面力量。

(二) 重构公共核心价值, 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正确导向”

哈贝马斯(Habermas)一生孜孜以求于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 并对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生活世界”话语进行了哲学重构, 将人类的“生活世界”看作成一个有意义、自主以及道德选择的世界^[19](P67)。而在信息社会, 在拉什(Scott Lash)眼中, 哈贝马斯(Habermas)致力于追求的交往理性, 在面临浩瀚的信息社会并被互联网巨大的技术惯性作用下面临尴尬。当人们面对面相聚时, 却要用手机、用微信联系着网上的某个朋友或者陌生人; 当人们必须借助于冰冷的机器才能交往、沟通感情时, 人们的理性、道德、交往都消散殆尽了^[20](P75)。那么在铺天盖地信息轰炸的网络传播世界, 人们的理性交往、道德选择、意义认知该如何建构, 如何确保在此意义上生成的文化、信息、网络舆论等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 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活力的冲突中形成一种“无形的”或是“虚拟的”张力。新媒介技术是否可以构建一个充满“公共理性”的“公共虚拟空间”, 建立遵循一个广泛的理性准则, 在这个准则下人们可以更好地合理合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让更多遵守这个理性准则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指出, 解决隐藏深处的棘手问题必须把它连根拔起^[21]，否则, 仅仅解决表面问题将事倍功半。前文讨论了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国家层面的价值裂变, 尤其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不足, 这是导致网络话语主体的舆论对立与冲突的最关键的本质问题根结所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从核心问题——价值入手,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需要建立的“理性准则”, 我们需要在社会转型和话语变迁的时代背景下重构和阐释公共核心价值, 在网络传播这个“公共虚拟空间”里, 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视角下建立一种平等互动式的价值传播模式, 搭建一个在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公共核心价值认同下的网络舆论传播与引导机制平台。

(三) 搭建平等互动的网络舆论传播与引导机制平台, 消除沟通障碍

话语主体之间应该搭建促进传播沟通和有效消除沟通的障碍的平台。这个平台既可以调剂和弥合舆论场之间的沟通罅隙, 也可以消弥社会风险隐患。在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建立完善的、沟通无障碍的网络舆论传播或民意表达机制, 为老百姓提供切实有效的利益诉求和民情表达渠道, 形成收集和解决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使网络民意的征集立足于平时、规范于制度, 另一方面要及时处理和反馈网络舆论和民意, 确保有效和及时吸收、采用和落实网民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在政府官网上设置意见与建议征集页面, 开通政府与老百姓在线对话渠道等有效措施来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鼓励老百姓网络参政议政行为、推动民众对政府的有力监督以及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真正地重视民意, 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与民众的真诚而理性的沟通和对话。

(四) 加强网民的媒介素养培养, 提升“把关”能力

李普曼(Lippmann)认为公众由于受限于主客观条件(包括保密审查制度、公众的时间和报道条件的限制等)是无法形成理性客观公正的意见的^[22]。但是人类“不仅是作为区别于动物的感性现实活动主体而现实地存在着, 而且是作为将自己理解为感性现实活动的主体而存在着”。“理解”于是不仅仅作为认识论的技巧方法, 而成为了人的本体存在方式^[23](P144)。结合前文讨论的, 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 公众的媒介素养缺乏, 非理性和盲目性的网络舆论传播会引起网络舆论的偏失与逆向。因此, 培养公众的媒介素养需要提到日程之上。媒介素养不是单一技能的叠加, 而是拥有宽阔的视野、完备的知识结构的综合体系。一方面, 应对网民作为信息接收者开展全面有效的媒介素养教育, 培养网民形成健康的媒介信息评判和甄别真伪的能力, 使得网民能够正确认知、独立研判、理解并剖析网络舆论传递的信息, 避免受到非理性、负面信息的浸染; 另一方面, 要对作为信息发布者的网民来说, 进行全方位媒介素养教育, 使其在制作和发布信息时理性运用网络媒介行使话语权, 坚持真实性的传播原则, 正确参与、合法开展网络传播行为。^①通过对网民的媒介素养的培养，来提升网民对舆论的把关能力，使得“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舆论推手”“自媒体”等平民化网络公共领域逐渐走向成熟。

① 林敏.网络舆情: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13.

(五) 建立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传播信息, 确保平等、有序、晴朗的网络空间

政府既要保障网民的言论自由, 为公众建立和谐、民主、充满活力的网络舆论空间; 也要对网民不负责的言论进行制约, 防止网络谣言的扩散, 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使得网络在自由发展中更加规范化; 还要保障网络话语权的平等性。所以, 当下应当抓紧完善现有的相关法规, 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 抓好现有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推进和保障网络实名制的实施, 对使用互联网要进行法律保障和依法约束。依法规范和约束网络行为是确保平等且井然有序的网络社会、清朗明亮的舆论空间, 有效治理和控制公共事件舆论风险的重要保证。

四、结语

当下的网络世界, 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麦克卢汉(McLuhan)“地球村”的预言, 信息化社会的发展, 电子媒介的异军突起, 给人类社会带来无比的震撼。传播可以呈现人类在宇宙中的“共在”关系, 而传播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态, 而它本身也成了“人体的延伸”。^[24](P73)自媒体和社交媒体越来越多, 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 多元话语空间的架构和意见的交锋博弈推进了网络舆论, 乃至网络民意的生成, 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维护网络环境的秩序和社会的安宁, 我们需要重构和阐释公共核心价值, 在人类共同的理性规范及基本逻辑程序之上建立一种平等对话、消除沟通屏障的价值传播模式和舆论引导机制, 加强网络公众的的素质培养, 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相关立法工作, 确保网络社会的依法有序、网络舆论空间的清朗蓝天以及社会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