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调节学派在法国兴起的时间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在美国兴起的时间大致相同。标志着调节学派产生的著作是阿格列塔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1](Aglietta, 1979;法文首版于1976年); 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头两部代表性著作^[2](D.Gordon, 1978, 1980)在阿格列塔一书的法文版出版之后不久就问世了。

调节学派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积累体制”, 每一种积累体制都具有一种特定的“调节方式”, 这种调节模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最有名的观点大概是“福特主义”概念, 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积累制度。福特主义积累体制是以装配线生产方法和工人阶级大规模消费为基础的。

调节理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都提供了旨在分析长期资本积累过程的新的理论框架。两者为此都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和概念, 但都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传统理论。两派具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点。讨论两者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两种理论。本文对这两个学派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不仅要考察两种理论的概念和结构, 也将考察他们提出的一些特定的历史分析。

无论是调节理论还是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其著述都展现了某种多元性; 在每一学派内部, 学者们都有着不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方法。这里我选择了一些在我看来具代表性的著作。就调节理论而言, 我的解释主要参照阿格列塔^[1](Aglietta, 1979)、利佩茨^[3](Lipietz, 1986, 1987)和布瓦耶(Boyer, 1984, 1987)。关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则主要参照戈登^[4](Gordon, 1980)、戈登等(Gordon et al. 1982)和鲍尔斯^[5](Bowles et al. 1983)。

二、共同的理论基础

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一样, 调节理论试图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和影响该过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期模式。两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内, 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的产物。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使用“积累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来指称这一整套社会制度, 这些制度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积累起到促进作用。调节学派的著作中用来描述制度和积累之间的关系的术语则比较复杂, 不同作者也不一致。对“积累体制”的界定各不相同。在阿格列塔那里(Aglietta, 1979), “积累体制”的概念是指积累过程的特定形式, 它为一套特定的社会规范所制约^[1]。这意味着, 积累体制这个概念既包括积累过程, 也包括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在利佩茨那里(Lipietz, 1987), 这些关键术语的用法有所不同^[3]。在他的著作中, 一种积累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再生产图式——即“社会生产在消费和积累之间的长期而稳定的配置”。那些影响积累的行为规则或规范被称为“调节方式”。利佩茨所使用的概念其含义更接近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使用的概念, 积累体制的概念类似于后者的积累过程的概念, 调节模式的概念类似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概念^①。布瓦耶的用法(Boyer, 1987)则和利佩茨相似。

① 这一类比并不完美。见以下的有关理论差异的部分。

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一样, 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阶段, 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 这些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嵌入一套特定的制度之中。比如布瓦耶认为, 在法国, 支配着积累的制度有三个依次更替的阶段:18世纪的“旧调节”阶段, 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竞争性调节”阶段和战后的“垄断调节”阶段^[6](P19-21)。不同的积累体制与不同的调节模式联系在一起。这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概念相似,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 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赋予一国资本主义历史以特征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调节理论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另一相同点是, 调节理论也使用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概念, 把危机看作是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的前奏, 每一个阶段在制度和积累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 从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 是以社会危机、最终以社会革命为标志的。在两种学派的理论中, 积累和制度间的关系也经历着产生—发展—衰退—转型的循环, 就像一种生产方式一样。社会危机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奏, 在调节理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当中, 这种社会危机被代之以一场经济危机。

调节理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都区分了“经济危机”的两种不同含义。积累过程中的不平衡导致了周期性危机, 这种危机会在既存的制度内被自动地克服。事实上, 此种短期危机正是消除积累所产生的不平衡的手段^{[1](P34)[4](P26)}。另一方面, 在一段长时期内, 长期的或结构性的危机包含着积累率的显著下降。随着积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协调, 这种长期危机最终必将发生。这样, 两个学派都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当代的资本主义危机视为积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出现协调的产物。

摆脱长期危机需要改变积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不过, 这里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那种革命变革。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保持不变, 要变的只是这些基本制度的特殊形式。尽管两个学派的许多成员都期待着以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 他们所提供的理论却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改良如何进行的理论。

两种理论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 它们都认为资本积累并不仅仅是经济过程。资本积累是与广泛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其中不仅包括各种经济体制, 也包括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各种体制。

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所作的分析, 在理论抽象的程度上居于中间层次, 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叙述相比, 要更为一般和抽象, 但与资本主义的一般抽象理论相比, 则更特殊而具体。这种层次的理论与比较抽象的理论相比, 更容易受到经验证据的检验, 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理论是从历史研究推论得来。两个学派的成员的确都做了大量经验研究的工作。

三、理论上的差异及积累过程中的变化

在理论层面上两种研究方法确有不同之处。其差异体现在如下问题上:①有关积累过程的变化; ②制度如何支持资本积累; ③为什么每一种特殊的积累/制度关系必然最终陷入危机; ④危机如何得以克服。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最初是作为一种对经济增长的长波问题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解释在长期内资本积累率的量的变化。这样, 各种制度对于积累的影响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考查的:各种制度如何影响积累率?

调节理论对积累过程中各种可能的变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尽管调节学派对积累率的变化也有兴趣, 但其更为广泛的焦点却在于积累中各种可能的质的变化。积累体制的概念便是由此而产生的, 这一概念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中没有准确的对应物。

根据利佩茨(Lipietz, 1987)和布瓦耶(Boyer, 1987)的观点, 积累体制可以是外延的, 这意味着在积累的同时劳动过程没有发生重大的变革。外延型积累主要通过劳动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多来加以实现。另一方面, 积累体制也可以是内涵的, 这意味着劳动过程不断变化、劳动生产率持续地增长。

此外, 内涵型的积累体制可能伴随着工人阶级大规模消费的存在或消失。人均工人消费水平的稳步增长影响着积累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增殖的实现结构。随着内涵型积累体制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在工人的消费水平停滞的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新增价值就必须通过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 或增加非生产阶级的消费来实现。这带来了消费不足的潜在困难。

以此标准分类, 积累体制被划分为三种:一种是外延型积累体制, 另外两种是缺少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和伴随着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三种积累体制在历史上依次出现, 外延型积累体制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特征, 缺少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存在于20世纪初, 伴随着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种积累体制都在特定的调节模式框架内运作^①。

① Lipietz和Boyer对扩张和内涵式的积累体制的定义与Aglietta(1979)最初提出的概念不同。Aglietta将扩张式的积累体制定义为这样一种体制, 在那里, “相对剩余价值是通过转变劳动的组织形式获得的”, 但工人阶级“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转变(第71页)。相反, 内涵式的积累体制不仅转变劳动生产过程, 也“为工薪阶层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建立了一种“社会消费模式”(第71页)。这就是, 资本主义将工人阶级消费整合到积累过程中。Aglietta提出的内涵式积累体制相当于Lipietz和Boyer提出的内涵体制加上大众消费; Aglietta提出的扩张式积累体制则相当于Lipietz和Boyer的概念, 但不包括大众消费的内涵体制。我们在本章使用Lipietz/Boyer的定义。

四、制度如何支持积累

两个学派都认为制度安排对资本积累过程有重要影响。但对这种关系的性质认识各异。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关注于经济长波, 他们以下述方式表达了制度如何与积累相关联的问题:制度如何为长期高速积累创造基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回答是, 各种制度作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创造了高速平衡积累的前提条件——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通过保证“积累过程的各项条件”得到实现, 积累的社会结构造就了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这促使资本家大量投资, 从而产生了高速积累。

调节理论更注重于解释一定时期内积累的特征, 不太注重积累速度快慢与否的问题。调节理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强调特定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怎样影响马克思所揭示的危机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消费不足，等等。

让我们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例做一番考察。据布瓦耶(Boyer, 1987)的观点, 这段时间的特征是不含群众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和竞争性的调节方式。后者使竞争在工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种竞争使工资非常容易随着产业后备军的规模而变动, 并且排除了任何实际工资显著提高的可能, 从而抑制了大规模群众消费的出现。另一方面, 这种内涵型积累体制快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从而使积累模式由于消费不足变得自相矛盾和不稳定。

调节理论看中积累与制度间的关系对利润率和价值实现的影响, 而对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而言, 关键是这种关系对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影响。调节理论的观点体现了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积累概念, 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观点显得更倾向于凯恩斯, 因为它所强调的重点, 是在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下资本家的投资决策^②。

② 积累的社会结构一派的学者在后来的著述中的确相当重视制度对于利润率的作用，如Weisskopf et al(1985)和Bowles et al(1986)。

五、经济危机的起因

调节理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承认每一种积累/制度关系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两个学派关于危机起源的分析确有其共性, 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分歧。

由于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认为高速扩张是因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对积累起促进作用, 那么, 一场经济危机就被看作是积累的社会结构解体的结果,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中起关键作用的制度被削弱, 不能有效地运作。既然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相关制度被视为一个整体, 某些起关键作用的制度的解体会终结积累的社会结构对积累的促进作用, 积累便会减慢或者停止。这就引发了危机。

为什么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最终会解体?由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目的是要解释长波, 似乎应该有一个简单的机制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解体, 这一机制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规则地重复。然而, 该派的文献却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制, 它们只在一点上具有共性, 那就是每种机制都是在积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一种矛盾。

调节理论并不把各种制度的解体看作是经济危机的基础。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相似, 调节理论也认为, 积累和制度间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危机, 但危机完全是因为积累和制度间的矛盾对积累所产生的影响, 而不是各种制度解体的结果。

利佩茨认为, 危机表明, “调节模式不再能满足积累体制的需要”^①, 这要么是因为“新体制的出现被过时的调节模式所阻碍”, 要么是因为“积累体制的潜力已经在占主导地位的调节模式下被耗尽”^[7](P34)。前一种危机的实例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 一种过时的竞争性调节方式导致了危机, 这种调节方式妨碍了包含大规模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的出现。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 70年代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被视为后一种危机的实例:福特主义的发展潜力被耗尽了。

① 那篇文章的英译本作了同样的理解：“调节模式对于调节体制并不充分”(附加强调)。考虑到那种语境以及短语“调节体制”在文章别处未被使用的情况，这一用语明显有误，应被理解为“积累体制”。

这里, 调节理论再一次显示出它受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较深。利佩茨的阐述使人想起历史唯物主义的下述观点:在生产方式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产生出的社会危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受到过时的上层建筑的阻碍, 或者旧的生产方式的潜力已被耗尽。

两个学派之间的差别表明, 调节理论更具有唯物主义的视野。对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而言, 高速积累完全取决于一个适当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危机只有当积累的社会结构解体时才会发生。调节理论则对这种关系持有一种更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便调节方式仍然存在, 积累体制自身还是会耗尽其潜力, 从而导致危机。另一种可能是, 调节方式阻碍了新积累体制的出现, 尽管它可能还适用于旧的积累体制。无论以哪种方式, 相对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而言, 积累体制的发展在危机的形成过程中都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六、经济危机的克服

两个学派都认为克服一场经济危机需要结构性的变革。要摆脱危机, 一套新制度应当运行起来。但两派关于一套制度出现的过程却有不同的观点。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看来, 各个阶级和集团进行的政治上的革新创设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经济危机造成的形势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各个阶级的不同部分之间以及在社会上大量的阶级和非阶级的集团之间引发了尖锐的斗争，每个集体被迫提出制度改革以促进积累，从中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逐渐出现。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有关著作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什么东西会自动地出现, 而且那种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并不是预先注定的。

调节理论认为, 单纯依靠一套适用于积累的制度并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克服危机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积累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调节方式。当资本家发现新的方法组织劳动过程, 新的积累体制就取得了进展, 这一过程还伴随着阶级斗争的影响。新的调节方式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积累体制演化的结果。

比如, 阿格列塔提出了一个关于战后美国调节方式的建立的详尽的结构性观点。随着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发展, 新的机械化的劳动过程增加了劳动强度。工人的劳动力必须在生理上得到恢复, 而最有效的恢复途径就是在某个地点消费各种商品, 这个地点便是家庭。于是产生了住宅的标准化以及方便工人上班的汽车。由工人购买这类商品, 需要大规模消费。为了使工人能买得起如此昂贵的商品, 便要有一种新的金融结构来提供必要的长期贷款。最终, 为保证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消费水平并偿付债务, 必须改造工资形成的过程, 并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险(Aglietta, 1979)。尽管阿格列塔对于战后调节方式所说的还不止这些, 这种关于新制度形成的决定论的结构主义的论述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著作中却从未出现过。

这意味着两个学派的另一不同之处。尽管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始终认为, 积累的社会结构并不只是一系列制度的罗列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但除了强调各种制度都以某种方式促进着积累, 并相互巩固以外, 要发现这些不同制度怎样形成一个整体却很困难。积累的社会结构中的每一种制度都表现为独立发展的实体。与此相对应, 在调节理论看来, 积累与制度之间各个层面的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阿格列塔最清楚地表述了这一思想, 他经常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核心作用。上面曾引述的观点——福特主义生产组织需要一整套制度创新——表明了这一点。在此, 调节理论又一次显得比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更为唯物主义。

七、19世纪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

针对19世纪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取得的进步, 两个学派的著作提出了类似的、非正统的分析。两个学派都认为, 在资本主义当时所处的阶段, 劳动过程是相对停滞的。利佩茨认为, 在美国和法国, “生产能力在1848—1914年期间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能力的单纯扩张, 资本的有机构成和生产率并没有太大变化”^[3](P16)。类似的, 布瓦耶认为, 1895—1920年期间的法国处于“生产率近乎停滞”的阶段, 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而非技术进步^[6](P21-23)。也就是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基于一种“外延型”的积累体制^①。直至20世纪早期, 内涵型积累体制才代替了外延型的积累体制。

① Brenner和Glick(1991)错误地将这一观点归在了Aglietta、Lipietz及其他调节学派作者名下。Aglietta对于扩张的积累体制的定义不同于以后的调节学派学者, Brunner和Glick被此误导了。如同上边的注释, Aglietta并非将扩张的积累体制定义为没有或几乎没有技术变革的积累体制, 而是不含工人阶级大众消费的积累体制。Aglietta的确将19世纪的美国资本主义描述为建立在一个扩张式积累体制的基础之上, 但他指的是没有大众消费的积累体制。当Lipietz和Boyer认定同一时期是以扩张式的积累体制为特征时, 这一论断已与Aglietta使用同样术语的描述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由此可以看出, 如果未能认识到关键术语词义的变化, 会对研究工作造成一定的伤害。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持有类似的态度。戈登等人(Gordon et al, 1982)认为, 美国最初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是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但尚未得到改造的劳动过程”的基础上形成的^[8]。他们认为, 在19世纪40—70年代, “产出扩大的主要源泉是外延型的而不是内涵型的增长, 即源于就业的单纯扩张而非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他们的分析中, 这种外延型的增长过程在1870年之后开始变化, 一直到1890年, 随着以“劳动的同质化”为基础的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巩固, 内涵型的增长才代替了外延型的增长。

如果只是断言技术变革和生产率增长在20世纪之交的某个时期加速了, 那并不会有太大争议。但是如果断言那个时期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普遍现象, 就肯定会引起争议, 并受到了不同作者的批评。比如, 布伦纳(Brenner)和格里克(Glick)^[9](P67-68)引用了上溯至1840年的美国经济的统计数据, 这些数据是由一些著名的经济史家收集整理出来的。数据表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生产率的增长十分显著。那段时间美国主要的制造业部门——从19世纪中期的纺织工业到晚期的钢铁工业——与技术停滞的描述并不切合^②。那些刚刚从手工业组织发展而来的行业可能大体上符合这种论断,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发现, 在19世纪, 一旦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控制了某一产业, 带来生产率增长的劳动过程的变革就成为普遍现象。

② Gordon et al提供的数据表明, 美国制造业在1840—1870年的经济增长源自劳动力的增长, 如他所宣称的那样, 但这一判断可能是错误的。伴随着那些年人口的高速增长, 产出很大比例的增长应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长, 这并不奇怪。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生产力是否以一个显著的速度增长。他们的数据显示出制造业工人的人均产出在1840—1870年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 这虽算不上高增长率, 但的确表明了持续显著的生产力增长。

可能是因为想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释为一系列明显有别的阶段, 调节学派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描绘了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图景。在20世纪早期, 由生产率低速增长到快速增长的转变, 并不像从外延型增长到内涵型增长的转变那般剧烈。关于这一阶段的分析更可信, 与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发展途径也更为一致。

八、对战后阶段的分析

两个学派的异同在它们对战后经济发展的分析中也有所体现。两者的类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两派都认为,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 一套特定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带来了高速而稳定的积累。两个学派都将此归于相同的制度:和谐的集体谈判、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和美国的霸权。尽管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经济恶化开始的时间定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 调节理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都认为, 20世纪60年代中期标志着危机的开始。两派也都认为, 危机肇始的基本原因乃是积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充满矛盾。他们还持有一个类似的观点, 克服这场危机会造成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增长。

不过, 两派有关战后增长和危机的分析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调节学派将福特主义积累体制视为美国战后扩张的中心环节。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带来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 而集体谈判和新政的社会工程催生了群众的大规模消费, 这有利于产出的新增价值的实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有助于解决实现困难, 国家军备扩张产生的新技术反馈到经济部门,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价值制定中的寡头垄断模式, 也有利于积累体制的稳定, 尽管同时也助长了通货膨胀的趋势。战后货币和信用制度的转变既创造了信用扩张和积累所需的流通手段, 也造成了这一体制的通货膨胀倾向。美国的霸权则为积累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调节学派强调了制度对资本积累固有的危机趋势的影响。利佩茨(Lipietz, 1986, 1987)认为, 在这种制度框架内, 投资品部门的生产率和人均固定资本以相同速度增长, 抵消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另一方面, 工资与工资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以相同速度提高时, 抵消了剩余价值率下降的趋势。不变的资本构成和剩余价值率阻止了利润率下降, 而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又有助于解决价值实现问题。

除了对制度的重视是两派的共同点以外,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更为关注阶级冲突、政治上的革新和对社会稳定的需要, 并由此提出了对战后繁荣的另一种解释。鲍尔斯(Bowles et al, 1983)将组成战后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相关制度分为三项要素:资本—劳动之间的协议、美国的霸权和资本家—公民之间的协议。第一项主要是稳定资本—劳动关系；第二项通过稳定美国统治阶级与不同国家各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关系, 保证了廉价、可靠的原料供应以及稳定而日益增长的产品和资本的世界市场；第三项包括凯恩斯主义的各项稳定政策, 如军备支出、政府对重要产业的补助以及福利国家的维持，等等; 这些介入市场的干预政策创造了经济和社会的高稳定性。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维持利润率, 而是使制度中所有重要的内外部社会关系稳定化。其结果是非同寻常的高速而稳定的积累。

对危机的解释两派分歧更大。调节学派关注的焦点在于, 积累体制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基础已经走到了尽头。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已经达到了极限。阿格列塔(Aglietta, 1979)称之为“依靠装配线劳动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已经耗竭”^[1](P163)。利佩茨(Lipietz, 1986)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福利主义生产组织“最初在生产率上带来的收益超过了固定资本的增长, 但其后由于成本高昂这种效应消失了”^[7](P26)。布瓦耶(Boyer, 1987)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福特主义一旦替代了旧制度以后, 在劳动及资本生产率方面是相当有效率的, 但当问题在于深化而不是扩展同一组织方法时, 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就越来越难了”^[6](P30-31)。福特主义生产组织的能力的耗竭造成了生产率增长的停滞, 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点在多数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所体现。

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并不简单地只是一种劳动过程组织形式。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工人阶级消费标准, 这是商品的大规模群众消费。福特主义在这一方面同样陷入了危机。如前所述, 一种基于工人大规模消费的积累体制需要社会工程以提供集体消费, 以便维持和稳定工人阶级的整体消费。而福特主义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并不适应于生产集体消费品, 集体消费品主要是由国家提供的。结果, 提供这些产品(医疗保健、退休养老金等)的成本趋于迅速增长, “直至抵消了剩余价值率上升的一般趋势”^[1](P166)。

虽然调节学派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导致危机的其他因素, 上述发展起着核心作用, 而且他们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积累体制变得无法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问题并非在于可应用于工业的新技术变少了, 而是积累体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特定的调节方式出了问题(Boyer, 1987)。

尽管有着表面的相似,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对危机的产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扩张基础的三种“协议”——资本-劳动之间的协议、美国的霸权和资本家-公民协议-本质上是美国资本家阶级对其他阶级和集团进行统治的制度体现。被统治阶级的逐渐增强的反抗最终动摇了这些协议。青年工人越来越强的斗争性对资本-劳动协议发起了挑战。群众运动成功地促进了社会工程, 创造出地地道道的社会工资, 这增强了工人阶级为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群众运动同样对资本家破坏环境、设置危险工作环境和在国内秘密发展核工业的权利发出了挑战。在国际上, 来自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对手也发起了挑战, 动摇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同时, 来自第三世界的挑战动摇了美国在军事上的统治地位及其对原材料价格定价的控制。(Bowles et al, 1983)

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同意生产率发展减速是当前危机开始的标志。但该学派认为, 这种减速基本上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广泛而成功地进行挑战的结果(Bowles et al, 1983)。调节学派承认, 社会冲突的加剧标志着危机阶段的到来。阿格列塔(Aglietta, 1979)注意到, 福特主义的危机“首先表现为生产领域阶级斗争的加剧”。但在调节学派看来, 这种冲突与其说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如说是危机的后果或表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是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现存调节方式内的耗竭。

这样, 针对资本主义的当前危机, 调节学派提出了一个基本上是结构性的解释, 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将危机基本上解释为阶级斗争升级的结果。对于前者, 阶级斗争的激化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的加剧带来的, 而后者认为, 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失灵主要是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

九、结论

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产生以来, 就在下述两个方面包含着内在矛盾:结构性分析和对阶级斗争的分析。曾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将它视为一种教条化的结构性理论, 按照这种解释, 人的行为完全是由机械的结构性力量的结果所决定的。而另一种歪曲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上看做一种关于阶级斗争的自发性理论。阶级行动、阶级组织以及领袖, 主宰着结构发展的过程。本文所讨论的两个学派不能划归为这两种解释, 但调节学派更倾向于前者, 而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更倾向于后者。

任何极端都是不正确的，历史是两组力量互动的产物。在长期内, 结构性的力量更为强大, 阶级斗争也趋向于反映这样的结构性力量。在短期内, 阶级行动可能是决定性的。调节理论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作为关于中期的理论, 在两者所涉及的时间框架中, 结构性力量和阶级冲突都起着重要作用。调节理论对于积累过程中的阶级冲突等因素的独立作用注意不够, 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对结构性力量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作为中期分析, 一个过于结构主义, 相反另一个过于强调自发性。两个学派如果能有更多交流, 彼此向对方的立场靠拢一些, 对双方都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