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现代性的危机, 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调的危机, 也是人类自身意识和文化系统发生紊乱的危机。文学之实质在于它的超越、反思和批判等审美特性。文学的生态书写本质上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拨与批判。陕西当代文学中, 涌现出了众多以生态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 他们的作品以生态为视角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及人与自身之间的生态关系, 从城市化进程、动物伦理叙事、敬畏自然神性等方面对现代性片面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与批判。

一、乡土哀鸣: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反思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改变了以往的城乡关系, 影响着乡土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有学者指出, 现代化引发的城市化进程是文学着力谴责的生活环境, 一部世界现代文学史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针对这一变化的抗拒、抵触、困惑和焦虑的反映史^[1]。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便与现代化之中的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从初入城市后对乡村的守望, 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徘徊、疑惑与不安, 再到重返乡村书写乡村, 他的作品中一直在叩问一个问题:“乡土中国走向现代经历了怎样的创痛?”^[2]小说《土门》《高老庄》《秦腔》《高兴》《极花》都是将叙事置于现代化语境之中, 表现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的变迁及人们经历的心灵阵痛, 抒发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间的迷茫与困惑, 浸透着哀悼、伤逝、怀旧的, 无处不在的现代性乡愁。

《土门》中仁厚村的“被城市化”在奔向现代化的今天并非个案。从无法阻挡的城市化进程看, 处于城乡交界处的土地必然要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化为乌有, 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由钢筋水泥浇筑的高楼大厦。农民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 加之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和浓郁的乡里乡情一块消散在高楼大厦的灰色森林之中。仁厚村人失去了赖以生息的土地, 灵魂栖息的精神家园也不复存在。小说中的“神禾塬”是作者虚构的没有城市弊病, 环境优美, 适宜人们栖居的理想之地, 它的虚构是作者对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反思与警醒。

城市化进程是把双刃剑, 它给城市人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 也给乡土文明带来了致命的冲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在逐步调整, 乡下人的生活体验与精神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他们不断将城市人的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念带回农村, 农村那些封闭、朴实但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与价值观念被城市化后的金钱、欲望关系所侵蚀, 乡土精神在悄然中发生着裂变。如同子路所言:现在的高老庄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 有着凶神恶煞的派出所, 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 有着被骂着妓女的苏红, 有躺在街上的醉汉^{[3](P230-231)}。经过现代化的冲击, 高老庄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生活的富裕是以传统美德与淳朴乡情的消失为代价, 金钱至上的观念导致高老庄人没有志气, 奸诈狡猾, 无利不贪, 整个村庄弥漫着恶臭腐朽的气息。

毋庸置疑, 城市现代化的崛起是以乡村的透支为代价。在现代化的速度面前，乡村的存无便显得无足轻重。“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在城市化, 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4](P562-563)}为此贾平凹深感不安与惶恐!《秦腔》中随着夏天义与夏天智的死亡, 象征乡土世界生命之根的土地与维系乡土文化的“秦腔”双双夕阳西下。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再也不愿回来, 根系他们精神的乡土纽带被现代化斩断的干干净净。然而, 离开土地的农民却难以融入令人羡慕的城市之中, 他们游荡在城市的阴暗角落里, 无尊严地苟活着。在他们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过程中, 灵魂深处的道德土壤已然丧失, 取而代之的是沉重的无根感和无尽的漂泊感^[5]。《高兴》中刘高兴之流的生存状态便是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 栖息在城市之中无法很好地生存又不愿归乡的进城务工人员的真实写照。他们的“执着”与处境, 显然是现代化背景下城市对乡村的恶性挤压所致。《极花》中城市对乡村的挤压已非触目惊心可以形容。小说看似书写拐卖妇女的社会问题, 其实是借此关注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物质贫瘠与精神苦痛, 以一曲深沉哀婉的乡土文化挽歌来为类似圪梁村这样的乡村世界鸣不平^[6]。时至今日, 乡土已不再是农民可以安身立命的理想的锚地和希望的田野, 在城市化进程的滚滚车轮之下已成为他们要争先逃离的生死场, 无法逃离的却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圪梁村的男人以一种非法、暴力形式来实现传宗接代的历史使命, 意味着乡村的延续丧失了合法化、合情化的根基, 乡土濒临着消亡的险境, 圪梁村的现实就是中国广大乡村的缩影, 隐喻着乡土文化在现代化浸染下的凄凉处境。

其实, 贾平凹小说中的城乡已经断裂, 城市并非理想的宜居之境, 而乡村又在回望中渐渐远去, 他笔下的主人公个个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乡土生态的破坏, 乡土文化的失衡, 乡土群体的轻率离乡等种种釜底抽薪却又义无反顾的行为, 使贾平凹感到了心灵无处归依的深深焦虑和透骨恐慌^[7](P136)。与许多“进城”作家一样, 从农村走出的贾平凹生活在城市又心系着故乡, 这种双重身份、双重立场使他的乡土感情处于对立、分裂和矛盾之中, 既站在乡村传统文化立场上批判现代城市文化, 又站在城市文化的高度洞察乡土传统文化的得失, 贾平凹始终找不到两者绝佳的结合点, 这是他内心焦渴的核心所在。

二、动物叙事:片面主体性的生态批判

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根源于人类主体意识的异化。理性与主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范畴, 理性的张扬唤起了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理性的怂恿下人冲破了宗教神性与禁欲主义的樊笼, 使人性凌驾于神性之上, 由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是现代性对人主体性的过于推崇, 致使人的主体性单向度地外化为自我中心意识操纵下的人对自然万物的绝对役使和对物质欲望的疯狂攫取而忽视了人的有限性、脆弱性, 造成了现代史上主体性的盲目扩张, 引发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三重关系的冲突, 伴随而来的是人类生存的生态家园、社会家园和精神家园三重危机^[8](P76)。因此, 反思和批判这种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片面主体性是生态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陕西当代文学中, 以反思和批判人类片面主体性为主题的作品首推叶广芩的动物伦理叙事小说。

动物叙事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古老话题。早在《山海经》《搜神记》《西游记》等古典著作中就有大量关于动物的文学叙事, 它们常以“动物报恩”“杀生报应”“弃猎行善”为叙事母题^[9]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传统动物叙事也讲动物灵性和万物平等, 然而仍然在人类中心论的范畴之内, 没有赋予动物真正道德和伦理意义上的平等。只有到了叶广芩这里, 动物与人类平等的论调开始变得不简单了——那是精神上的平等^[10]。叶广芩笔下的动物叙事是从精神层面赋予动物以道德和伦理意义, 是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敬畏生命, 赋予动物高贵的尊严, 进而批判现代人类扭曲的主体性及错误对待动物的残忍行径。

叶广芩说:“我相信任何动物都有灵性, 都能与人交流。”她赋予动物以高贵的尊严, 并对它们的行为授以深深的敬意。《猴子村长》中当侯自成与奉山老汉在追逃携带两只幼猴逃亡的母猴时, 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发生了。母猴被逼入绝境, 绝佳角度和时机, 猎人举起了枪, 然而他们看到:“母猴突然做了一个手势, 两人一愣, 分散了注意力, 就在这犹疑间, 只见母猴将背上和怀里的小崽儿一同搂在胸前, 喂它们吃奶。两个小东西大概是不饿, 吃了几口便不吃了。这时, 母猴将它们搁在更高的树杈上, 自己上上下下摘了很多树叶子, 将奶水一滴滴挤在叶子上, 搁在小猴能够够到的地方。做完了这些事, 母猴缓缓转过身, 面对着猎人, 用前爪捂住了眼睛。”^[11](P266)相信猎人和所有有良知的读者都会为这伟大的母爱所感动。用作者的话说:“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 动物也同样, 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庄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12](P226)动物与人类一样也有情绪和表达情绪的方式, 只不过我们目前尚无法理解, 就像动物不理解人的行为一样, 也许在它们眼中人类个个都是青面獠牙!

在向动物表达敬意与赞美的同时, 叶广芩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狂妄的人类中心意识与种种对待动物的卑劣行径。面对动物, 狂妄的人类眼中只有自己的私利和无以穷尽的欲望。《狗熊淑娟》中的淑娟从小被母熊遗弃, 被人囚禁在动物园供人类赏玩, 为动物园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当淑娟因衰老不能为动物园创收时, 便被低价转卖给马戏团继续充当盈利的工具, 至死都没逃脱人类可恶的犬牙。动物在人眼中只是赚钱和满足口腹之欲的工具。“人的嘴, 是万恶之源。人的嘴, 是动物的坟墓。”^[13](P221)人类的口腹之欲往往是动物悲惨命运的元凶。“狼要吃羊, 是因为它的生理需要, 因为它的食物链所安排, 动物有动物们的秩序和规则。不像人, 除了同类, 什么都想往嘴里填, 什么都想往身上披。”^[11](P152)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 水中游的, 地下藏的, 只要能吃, 人类便绝不会放过。

如果口腹之欲没有满足之时, 那么被利益蒙蔽头脑的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欲望以及欲望之欲望是难以穷尽的。《长虫二颤》中蛇胆是治疗顽疾的药材, 长虫坪人取蛇胆治病是取之有度, 用之有时, 但从不杀颤。然而, 小说中的南方人佘震龙却不顾忌这些, 他天天到娘娘庙附近捕颤, 拿到餐馆里赚钱, 直到被蛇头缠咬失去一条腿后才不得已而罢休。如果佘震龙捕颤杀生是利欲熏心的话, 那么《黑鱼千岁》中的儒捕杀动物便是一种为了捕杀而捕杀的变态的欲望之欲望了。他是在猎杀中实现自我, 满足自我, 猎杀野物对儒来说就是一种享受。“他逮鱼不是捕杀, 是一种游戏, 内中的乐趣只有参与的人才能体会”；“他的捕杀行为中, 没有利益的驱使, 有的是性情的冲动”^{[11](P171-175)}。这种为了欲望之欲望而行动的人比那些为了满足某种物质欲望的人更可怕!

人类毫不顾忌自然界自身的生长、循环和修复系统, 单纯凭借人类的私利与欲望肆意妄为地干预、破坏自然界, 那么最终得到惨败教训的只能是人类自己。就像黑鱼对儒、蛇头对佘震龙的报复一样, 叶广芩通过叙事告诉我们丧失人性地罔顾自然生命必然招来灾难, 我们必须重新学会尊重生命, 敬畏自然, 只有认识并不断改变人类并非是万物中心的狭隘观念，让人的主体性控制在价值理性的监控之下真心实意地与自然和解, 才能长久地生存在大地之上。

三、敬畏自然:神性招魂下的人性救赎

如果说贾平凹通过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书写来揭露、反思现代性对乡土的侵蚀、对乡土文化系统的恶性冲击; 叶广芩通过动物伦理叙事来批判现代社会中人类主体性的异化现象, 那么红柯便是通过回归自然、敬畏生命神性来建构现代人诗意的生存方式, 救赎现代人濒临沦落的人性。如果贾平凹、叶广芩书写现代性负面效应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是一种诊断的话, 那么红柯为我们开具了救治的药方。在这个充斥着欲望、功利和算计的诗性失落的现代社会, 红柯通过淳朴、自然、灵性的西域书写, 张扬人的原始生命力和鲜活野性, 暗示人们崇尚自然, 敬畏神性, 戒惕现代文明对生命的异化和扭曲, 消解现代文明给现代人带来的焦虑、压抑, 重构现代人赖以生息的诗意家园。

敬畏生命, 书写野性的生命活力是红柯小说的一大特色。《奔马》中代表现代工业产物的汽车被充满活力、野性和生命力的骏马所折服; 《鹰影》中对孩子健康、原始的生命活力的倾心与赞美; 《美丽奴羊》中凶狠的屠夫被高贵具有神性的奴羊秒杀; 《吹牛》中对自然人性的诗意描绘; 《西去的骑手》对生命野性、粗犷和豪放精神的推崇与颂扬，等等, 这些具有丰富想象与近乎突兀的神话情节看似不合情理, 然而在红柯心中却是对现代社会种种现象的一种反拨。红柯曾说:“我肯定的就是我小说人物身上的原始的东西、动物性的天真与淳朴。”^[14](P289)当今, 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越来越技术化和机械化, 人与自然、人与人, 甚至人与自身之间变的越发麻木和冷漠, 现实生活缺乏神话世界中的温情、风趣、友爱与和谐。红柯通过这些看似不合情理的故事, 在诗意的抒写中展现了那种近似神性的人性和动物性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理想状态, 目的便是为了弥补现代人对自然敬畏之心的缺失, 帮助现代人恢复原始的自然生命力和坚韧的原始野性, 以疗救现代人焦虑的内心与麻木的人性。

崇尚自然, 敬畏神性, 用纯净的自然和生命的神性抚慰受伤的身心, 唤醒被现代文明迷失的灵魂, 恢复自然人淳朴健康的生存方式是红柯为我们开出的疗救现代人焦虑、压抑、扭曲心灵的药方。红柯曾讲:“我的500多万字的小说写的都是牛马羊驼熊旱獭蚂蚁如何给人的生命注入活力, 帮助人拯救人……”^[15]人性被偏执的理性和无尽的物欲遮蔽了, 需要具有善性和神性外物来唤醒。《生命树》中马燕红在近乎呓语充满神性的“劝奶歌”中找回了生命的原初动力和继续活下去的意义, 在神性的呼唤下, 人性重新得到了灿烂的怒放。红柯新作《少女萨吾尔登》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生命树》中用神性疗救人性的主题, 同时又呈现出一些新的尝试和某种自我超越的特征。主人公周健是现代文明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天子骄子, 然而毕业之后身怀一技之长的他却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游荡, 失魂落魄。周志杰事业遭遇挫折, 家庭又逢变故, 成了故乡的异乡人。当发现自己热爱的学术研究事业被“大被窝”占领, 单位成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场所时, 他放弃了抵抗, 终日懒散怠工, 精神世界的苦闷只能通过古老的《大月氏歌》来聊表慰藉。

周健叔侄同病相怜, 他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城市人, 是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合剿下的牺牲品, 拯救他们的只有传承草原民族神话精髓的萨吾尔登。只有生命把生命当成生命的时候, 生命就超越人类和动物就产生最基本的人性^[16](P351)。萨吾尔登蕴含着浓郁的草原文化, 是一种摹仿各种动物动作的草原舞蹈, 舞动中天地万物接通了, 人与人、人与万物的生命集于舞者一身, 在美丽的旋律中完成人性向神性的升华。红柯意在让现代人回归生命原初近似于动物的本性, 通过向神性的靠拢来剥离世俗人性, 缓解现代人的精神焦虑, 让神性世界的魔力唤醒世人迷失的心灵, 完成人性和自我的双重救赎。

可见, 无论贾平凹从城乡视角反思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的强力冲击与恶性挤压，叶广芩从人与动物的伦理叙事中批判人类片面的主体性，还是红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颂扬西域文明号召人们崇尚自然敬畏神性，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反思的矛头指向了现代性，将批判的触角伸向了现代性在社会发展中展露的诸多问题。社会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 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阻拦社会前进的步伐, 但是我们必须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性弊病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反思与批判, 理性审视现代性“唯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和“高物质能量”的生活方式, 拒斥理性对自然的单向度祛魅, 恢复自然神性, 构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休戚与共的自然生态观, 努力修复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实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栖居”在大地之上的理想境界。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这也是文学生态书写的责任、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