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互联网和各种移动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速推进和普及,以及大众阅读方式的改变,数字出版已成为出版行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并且一致认为:数字出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正在出版领域快速推进,并成为出版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既是一场变革,也是一种挑战,更是一个机遇。为此,政府出版管理部门从文化发展战略高度出发,多种措施并举,大力推进数字化出版工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和规范性意见①,并连续评出两批共170家示范单位,积极主动地应对之。在此情势下,传统出版人又该当何为呢?此时如果我们故步自封,便将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的危险,而只有完成观念革新、角色转换,实现跨界转型,才能在这场大变革中跟上时代前行的步伐。
① 这些文件有《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出政发〔2010〕7号)、《关于加强数字出版内容投送平台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新出政发〔2013〕11号)、《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新广出发〔2014〕52号)、《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广发〔2015〕32号)等。
一、传统出版人在跨界转型时面临的现实处境尽管产业界、学术界和管理部门均已认识到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的战略意义,但就传统出版人而言,由于受制于当前出版市场竞争加剧、知识结构偏于文科化、对传统出版产业前途担忧、出版企业对传统出版人的跨界转型和数字培训重视不够等因素影响,使得他们在面对数字出版时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
第一,传统出版人的知识结构总体偏向文科,在数字化知识和信息化技能方面较为欠缺,致使他们在面对全新的数字出版模式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传统出版人的知识背景主要集中在文史哲等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出身于理工科背景、熟练掌握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版人才整体偏少。传统出版人这种总体偏文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在面对数字出版所涉及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涉及移动阅读、在线教育、知识服务、电子商务等新业态,以及大数据分析、数字版权保护、发布服务、产品优化工具、跨终端呈现工具等关键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践时,就会出现所谓技术上的“短板”。这一知识结构和技能上的先天“缺陷”,使传统出版人的数字化转型变得困难重重。正如有学者指出:“基于信息技术的流程再造会导致岗位职责发生较大调整,这给出版人提出转型的迫切要求;技术创新的驱动在数字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压倒性的,而且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缺陷最易被感知,往往是出版人重新定位的现实起点和核心动因。”[1]显然,“转型”并不简单,它无法一蹴而就,而是一次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的重新调整,涉及传统出版人观念的更新、知识的重新配置、认识误区的突破等方方面面。
第二,出版单位对传统出版人的跨界和继续培养重视不够。大多数出版单位的管理者在应对数字技术对传统出版业带来的巨大冲击时,首先考虑且主抓的是“硬件”方面,即如何在产品创新、营销等环节引进新的设备和管理工具,偏重于从技术层面提升出版社自身的数字化技术和装备水平,比如采购专用的扫描设备以及版权资产管理工具等,而较少考虑如何加强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对既有的传统出版人才的跨界与转型重视不够。究其原因是:对出版单位而言,硬件方面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快捷而明显,而传统出版人才的再培养和跨界转型在短期内难见成效。此种做法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出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主体和本位作用。从现有出版机构的人才储备情况来看,既熟悉传统出版流程又精通数字技术及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不可能全靠引进来补充,最为切实可行的路径是:加大对企业既有传统出版人才的继续培养和再教育,通过参与高校、研究机构的高级人才培养计划等方式,推动实现在岗出版人才的跨界与转型。对于传统出版企业而言,实现传统出版人才的数字化转型,任重而道远。
第三,数字出版的迅速推进和出版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传统出版人难以挤出足够的时间接受在职学习和培训。近年来,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飞快,增长速度惊人,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4 403.85亿元,同比增长30%;数字出版产业收入在新闻出版产业收入的总比由2014年的17.1%上升至20.5%[2]。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博客、在线音乐、网络动漫、移动出版(手机彩铃、铃音、移动游戏等)、网络游戏、在线教育、互联网广告等新的数字出版类型纷呈迭出,出版市场竞争进一步白热化,过去那种一年编印两三本图书和万册以下图书难获起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传统出版人正在面对一个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陌生世界。出版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传统出版人很少有时间去实现知识更新与补充,乃至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传统出版人的知识结构更为单一和老化,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出版人对数字出版的隔膜,同时也更加说明跨界转型的紧迫性。
二、传统出版人在跨界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在传统出版人跨界转型过程中,除受知识结构单一、单位重视不够、时间难以保证等客观条件限制外,主观上还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也成为阻碍他们成功实现跨界转型的重要因素。
认识误区一:认为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传统出版业正在沦为夕阳产业,并终将被数字出版所取代。我们承认,当前的数字出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对传统出版的依赖,这在以盛大文学、腾讯文学、百度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网站的运营模式以及汉王、亚马逊等公司借助电子书阅览器实现电子书销售中可明显看出。加之数字出版存在无限复制可能,便更加深了上述悲观论调和认识误区的形成。数字出版虽然给传统出版带来了很大冲击,但传统出版依然具有自身的优势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传统出版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巨大的优质出版资源、拥有稳定而高素质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具有专业化水准更高的编辑队伍,等等,至少在目前,数字出版在这些方面还难以望其项背,因此只要应对得当,这些优势、作用非但不会在数字出版面前败下阵来,反而会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正如董有山所说:“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首先是一个平行概念,其次是一个交叉概念,最后是一个融合概念。” [3]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包容互补、共同促进。因为,数字出版偏重于快餐消费和浅表阅读,过于追求便捷而实质粗糙;未来的经典作品主要还是依赖于传统出版供应渠道。由此,尽管数字化初期数字出版占据了相当程度的市场份额,但未来出版依然是内容为王,传统出版人应把自己定义为内容提供商、知识库商和专业知识服务商,其中的关键在于传统出版的内容如何更好地适应数字化载体。
认识误区二:认为数字出版是技术研发推广部门和平台运营商们的事情,与出版社文字内容编辑没有直接关系,从而将数字出版的主导权拱手相让。这里面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传统出版单位将拥有的内容资源直接提供给技术发展商或平台运营商,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传统出版单位认为只要拥有优质出版资源和内容上的优势,掌控版权,数字出版的话语权便永远会控制在手中。事实上,除具有教材研发能力及品牌优势的部分出版社,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外,多数传统出版单位并不具有内容优势,且版权具有一定的时限。一旦传统出版单位失去原有的所谓“内容优势”,发展数字出版就会受制于人。其二,传统出版单位在出版社内部成立专门的数据和网络中心,并将数字出版职能予以划拨,似乎数字出版就是数据或信息部门的事情。这种做法实际上仍将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关系视为并行发展、各行其是关系,而不是交叉再到融合关系。
总之,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跨界融合,绝不仅仅只是传统出版社内部一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出版社内部各个部门、每个传统出版人乃至整个传统出版行业的事情。
三、传统出版人实现跨界转型的基本路径数字革命正在对出版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当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遇时,传统出版人应适时转换角色定位,更新观念、转变认识,克服主客观条件限制,通过不断学习,积极调整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尽早实现跨界转型,尽快适应出版行业的数字化趋势。
第一,更新观念、转变认识,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出版转型。由媒介传播手段和数字技术发展进步所引发和推动的这场出版革命,不仅仅是原有出版范围内的技术革新,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产业革命。数字出版不是简单地把传统书报刊的内容数字化,而是一种具有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特征的新型出版模式。为此,对传统出版人而言,要实现数字转型和角色转换,首先应该更新旧的观念、突破认识误区,以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眼光看待这一变革。因此,跨界转型需要解决的是认识、观念上的转变与突破,主要包括:①正确看待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之间的关系,既不把二者视为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也不把数字出版仅仅看作是技术部门或技术发展商的事情;②转变思维方式。在新的数字出版条件下,不能继续沿用纸媒出版的固有思路,树立新技术、新媒介、新传播条件下的“数字化出版”新思维,否则就无法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③克服唯经济效益倾向。对GDP的热捧和出版的可经营性,使一些出版单位过度经营,唯市场马首是瞻,而抛社会效益于不顾。对此,必须在认识上理清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我国出版业确需补上市场之课,但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必须限于一定范围之内;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取经济效益,其文化价值要远大于经济意义。
第二,发挥优势,努力跟进,强化数字化出版新技术运用能力。为此,需要全方位适应数字出版带来的种种变化。虽然数字出版可以使作者与读者在特定程度上实现“无缝对接”,但是即便如此,出版、编辑在实现这一“无缝对接”中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具体体现在组织策划、内容把关、文字审定、沟通协调诸多方面。因此,这对传统出版人在包括数字出版在内的多方面综合能力的要求,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提高。于是,如何弥补充实自己在知识结构、新媒介专业技能、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不足,成为传统出版人跨界转型成败与否的关键点。而出版社方面,则确实需要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力度,进一步强化对传统出版人进行数字出版方面的从观念、知识到实际应用与营销的培训,使他们对数字出版从排斥到接受、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行家里手,从而真正实现跨界转型和融合。在跨界转型与融合的过程中,传统出版人要深刻认识自己在数字出版大潮中的角色定位,出版机构则应该对各类岗位从业人员进行分层次、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培训,使传统出版人成长为既懂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又懂数字传媒技术,既懂内容和艺术设计,又懂数字信息技术应用的创新性、复合型人才,从而使自身原有的种种资源和优势得到继续保持,并延伸到数字出版之中。
传统出版人向数字出版的跨界与转型,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对于整个出版行业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战略性意义。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以创新思维迎接挑战、以开放心态顺应变革,传统出版人就一定能够实现成功转型,成为未来出版行业发展中一支强大的有生力量。
[1] |
王鹏涛. 数字化时代出版人的微观转型[J]. 现代出版, 2012, (3). |
[2] |
魏玉山. 2015—201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J]. 印刷杂志, 2016, (8). |
[3] |
董有山. 传统出版业如何认识和做好数字出版[J]. 出版发行研究, 2012,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