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我国要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这两个规划的出台, 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关注和反响。它们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对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相关政策的制定, 应对老龄化高峰的到来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也是照顾老人最自然的单元, 承担着对老人的照顾责任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Brunon Synak, 1989^[1]; Bianca Brijnath, 2011^[2])。但是,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家庭养老逐渐弱化, 持续的低生育率使家庭养老功能缺损(穆光宗, 2000^[3])。陈皆明(2010)以代际关系的视角重新解释了这一现象^[4], 究其原因, 政府提供养老的正式支持不足和家庭结构的变迁是主要原因(赵向红, 2012^[5])。我国先后出现过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机构养老等方式(姚远, 2008^[6]), 而居家养老是我国目前主要倡导的, 同时也是一种最经济的公共消费和善用社会有限资源的养老方式(郭竟成, 2010^[7])。机构养老依靠社会制度保证实施且易于发挥规模效应(翟德华、陶立群, 2000^[8]), 但存在着花费高、总量不足、服务质量难以满足老年人需求的问题(罗亚萍等, 2013^[9])。而社区养老是基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新型养老方式(李学斌, 2008^[10]), 其服务划分为由政府提供的正规社区照顾服务和由亲人邻里基于道德情感提供的非正规社区照顾服务(A. Pavey and D. Pstsios, 1999^[11])。

对于各种养老方式, 人们如何选择呢?一些学者认为应以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作为养老方式选择的标准, 以幸福感较高的方式为选择对象(Petri Bockerman and Edvard Johansson, 2011^[12]), 而大部分的学者直接对养老方式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因素众多,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类因素:①个体因素。Da Vanzo Julie和Chan Angelique(1994)研究得出年龄、学历、婚姻、健康等因素均为个体方面的影响因素, 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13]。而Judge Heller和Mount(2002)^[14]以及Ho和Hensher (2016)^[15]认为职业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的影响更为明显。国内的学者证明了年龄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有着显著作用(龙书芹、风笑天, 2007^[16]; 韦云波, 2010^[17]; 杨敏、钱英, 2012^[18]), 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居家养老(王树新、赵智伟, 2007^[19])。而随着教育的普及, 养老方式的意愿更多地向机构化倾斜(龙书芹、风笑天, 2007^[16]; 袁秀, 2012^[20])。此外, 婚姻状况对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不具有显著影响(顾永红, 2014^[21]), 但也存在有配偶的老年人更可能选择居家养老(张琪、张栋, 2014^[22])。在对性别的分析中, 有研究发现男性较之女性更倾向于机构养老(姜向群等, 2011^[23]), 而对自身健康状况自评较差的群体更愿选择居家养老(蒋岳祥、斯雯, 2006^[24]; 左冬梅等, 2011^[25])。②家庭因素。丁煜和叶文振(2001)认为子女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老人接受社会化养老方式的必要程度^[26], 子女个数越多, 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可能性越小(刘芝容、彭宇, 2012^[27]), 但姜向群和刘妮娜(2014)认为子女数量的增多并没有减少老年人选择机构照料的意愿^[28]。③经济因素。收入来源和经济状况是影响其养老意愿的主要原因, 经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对社会养老服务的购买能力, 很多学者得出经济收入越高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越大(邓颖等, 2003^[29]; 赵迎旭、王德文, 2006^[30]; 周宇, 2010^[31]; 李敏, 2014^[32]), 但初炜等(2007)指出经济困难的老人较之经济富裕的老人反而更倾向于正式照顾^[33]。

综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 国内外学者在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基本取得了共识, 但在具体结论上存在着分歧, 由于调查对象、调查地点等数据来源的不同, 国内结论的差异更为显著。此外, 在具体影响因素的选择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第一, 职业对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研究不够深入, 现有的少量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特定区域不同职业的影响, 忽视了不同职业的差异化表现及整体性影响。第二, 经济因素中主要考虑的是目前的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 而对工作福利、家庭理财方式的影响研究不够。第三, 由于延迟退休提出的较晚, 国内在延迟退休预期因素对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影响问题上处于空白状态。鉴于此, 本文力图构建一个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以及退休预期因素在内的, 覆盖我国东中西各区域的调查样本, 以期为养老方式选择影响因素和延迟退休相关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基础数据和讨论, 为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养老服务相关政策提供经验支持。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社会经济效应研究》的调查数据。根据我国劳动者^①的地域分布特点, 2015年7-9月期间, 样本选取了我国东、中、西部10个省市的劳动者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地点包括东部江苏省南京地区、广东省广州地区、北京地区; 中部湖北省武汉地区、河南省郑州地区; 西部陕西省西安地区、四川省成都地区、甘肃省兰州地区、青海省西宁地区以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在四川、甘肃和青海的高海拔地区人群占当地总样本量的10%)。共计回收有效问卷3 224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有效分析样本数为3 185份。

① 说明:本文劳动者主要涵盖政府公务人员、事业单位职员、企业职工以及少量其他职业(个体户等)。

(二) 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养老方式  被解释变量养老方式采用三分模式, 即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养老方式的选择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 在现实生活中, 劳动者退休后采取何种方式度过老年生活往往不是由自我主观意愿决定, 而更大程度地受制于客观条件(见表 1)。

通过对被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 我国劳动者对于退休后的养老方式选择以居家为主, 比例达到64%;其次是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进行养老, 比例为21.3%;社区养老的方式占比14.8%。

2.解释变量  基于已有的研究和本文的目的, 笔者认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个体、家庭、经济以及退休预期四个维度进行系统论证(见图 1)。因此,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 我们共选取了17个变量。

具体定义及基本描述性统计见表 2。

样本构成中, 性别比例基本持平, 男性略多于女性, 与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例吻合; 职业特征以企业职工为主, 其次是事业单位和政府公务人员, 这也基本符合目前我国人口的职业分布; 年龄中31-45岁占比最大, 这是由于调查对象主要是企业职工, 而目前活跃于生产岗位上的主要为此年龄阶段的群体。

3.研究假设

假设1:不同特征的劳动者群体对养老方式意愿的选择及权重具有差异性。

假设2: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背景下, 劳动者的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会影响劳动者对于养老方式意愿的选择。

假设3:在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延迟退休年龄的背景下, 退休预期因素、延迟退休意愿会对劳动者养老方式意愿的选择产生影响。

4.模型构建  被解释变量养老方式选择是多分类变量且不存在先后顺序, 所以采用统计软件SPSS19.0对变量进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目的在于分析被解释变量各类别与参考类别的对比情况, 并估计模型中自变量的每类取值相对于参照组的相对风险比(RRR), 即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前提下, 某一自变量某项的风险比与参照组相比的大小。因为被解释变量有3个类别, 所以建立2个广义的Logit模型。假设P₀是选择居家养老的概率, P₁是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 P₂是选择社区养老的概率, 以P₁即机构养老为参照组, 建立回归方程模型:

(1)

(2)

其中, X₁，X₂，…，X_K为自变量, α₁为常数项, β_ab为第a个回归方程的第b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K取值范围为1-17。上式的第一个函数表示选择居家养老和选择机构养老相比的logit回归模型, 第二个函数表示选择社区养老和选择机构养老相比的logit回归模型。

三、研究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总体来看, 劳动者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呈现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递减的整体态势, 这反映出由家庭提供养老资源的观念仍存在且影响深远。此外, 在退休意愿中, 选择延迟退休的群体在社区养老中占比最多, 达21.6%, 选择提前退休的群体在机构养老中占比最多, 达23.2%。

从统计结果来看:①在个体因素方面, 性别、婚姻、学历的差异对养老方式选择影响不大, 而年龄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基本呈现出年纪越大, 越倾向于居家养老的趋势。健康状况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健康状况越好, 越倾向于居家养老, 相反, 则增加对机构养老的比重。职业类型同样表现出一定差异, 政府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都超过1/4, 远高于企业职工和其他类型。②家庭因素中, 独立收入来源人数及需抚养和赡养人数越多, 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越高。③经济因素中, 以保险作为理财方式的群体, 有更大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④退休预期因素中, 预期退休年龄处在两个极端的人, 更期望机构养老的方式, 前者是出于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不自信, 后者是工作年限的增加, 积聚了更充足的财富, 可以负担得起机构养老的费用, 同样的解释可以用于对预期退休生活的评价中, 对预期退休生活持乐观态度, 则对居家养老的需求上升, 反之, 则倾向于机构养老。在退休规划中, 选择回归家庭的群体绝大多数选择居家养老的方式, 选择退休后从事简单工作的群体对机构养老表现出更强烈的需求。

(二) Logistic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发现各因素对劳动者养老方式选择的差异性, 本文以养老方式选择意愿为被解释变量, 将解释变量分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退休预期因素四类, 分别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并得出4个模型下被解释变量的相对风险比(RRR)。将4个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命名为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 随着4类变量逐渐进入模型, 模型1-4的卡方值和决定系数R²均逐步增大, 这表明随着影响因素的引入, 模型解释力和拟合优度均呈现出增强的趋势(见表 4)。

在模型1中, 年龄组中31-45岁、46-60岁这两组变量更倾向于居家养老, 而16-30岁的青年人对未来还没有明确的规划与认知。此外, 职业类型中的企业职工在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中同时表现出显著性, 但社区养老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居家养老,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调查样本中国企占比较高, 集体主义价值理念下形成的单位福利房等资源将职工集中在特定区域, 同一社区的邻里同时充当同事的角色, 增加了老年群体对社区养老的信任度与参与度, 其他变量没有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性。

模型2引入家庭因素。在模型1中显著的变量仍显著且保持同向, 表明模型1较为稳定, 纳入的变量较为合理。在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对比中, 健康因素由不显著变为显著; 家庭人口4-5人这组变量同时在居家和社区养老中表现出显著性, 但社区养老所占比重更大,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老年人获得日常照料的可能性与家庭人口数不一定成正比, 而独立收入来源为3人及以上选择居家养老的意愿更为强烈。

模型3引入经济因素。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与模型2结果基本一致, 但健康因素由模型2的显著变为不显著, 这是因为经济因素的介入扩大了选择的范围, 可靠的生活来源和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支撑了对健康状况的悲观估计。被纳入的4个经济变量均通过了95%以上置信区间的检验, 对工作收入和工作福利持满意态度及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群体越有可能选择居家养老。进一步发现以保险为理财方式的群体与银行储蓄为主的群体对比, 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比例在增加。

模型4引入退休预期因素。期望退休年龄在61-65岁的群体在社区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最显著, 为对照组的1.693倍, 而55-59岁的群体在居家和社区养老上同时表现出显著性, 但社区养老权重更大, 为对照组的1.688倍; 其次, 对退休后生活水平期望不高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 退休规划中以回归家庭作为对照, 其他3组变量都倾向于居家养老, 但退休后从事简单工作的群体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主要由于这部分人群除了获得养老金等收入外, 还能通过从事工作获得一份收入, 增加的经济收入加大了选择机构养老服务的能力, 尤其要说明的是退休意愿因素, 以提前退休作为对照组, 选择延迟退休的群体更倾向于以社区养老作为老年生活的方式, 且优势比达到1.610。根据调查, 原因是社区以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整合了分散的养老资源, 在保持以家庭作为居住地的情况下, 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医疗卫生服务、家政服务以及精神慰藉等, 各类便捷的服务也降低了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可能性。再者, 延迟退休群体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带来养老金数量的增长, 这样的经济激励促使其有能力购买社区优质服务。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我国劳动者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整体呈现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递减的态势, 在影响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因素中, 年龄、家庭人口、工作收入等对养老方式选择影响显著, 这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结论相似, 进一步验证了这些结论。但通过实证调查发现职业类型中的企业职工在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中同时表现出显著性, 但社区养老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此外, 研究还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研究发现以保险为理财方式的劳动者群体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比例高于银行储蓄为主的群体; 选择延迟退休的群体更倾向于以社区养老作为老年生活的方式, 期望退休年龄在61-65岁的群体在社区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最显著, 延迟退休预期因素对于劳动者养老方式选择意愿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因此, 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必须考虑。

(1) 延迟退休政策的推出时机要综合考虑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退休年龄的延迟, 加大了社区和机构等社会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 在目前社会养老体系与劳动者养老方式选择意愿差距巨大、社会化养老体系功能欠缺的情况下, 延迟退休政策相应地应适度推迟发布。

(2) 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区和机构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各地要提前布局养老服务产业, 制定引导政策,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完善以生活照料、护理为基础的, 包括家政服务、文化娱乐、法律咨询、教育等功能在内的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体系。

(3) 机构养老服务要和社区相连, 逐步建立起“社区型机构养老服务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 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机构与社区融合的现象, 这种做法较好地克服了养老服务机构区位偏远带来的生活医疗不便以及老年人心理孤独的弊端。而这些弊端在我国更为显著, 延迟退休政策加大了劳动者社区和机构养老方式选择的意愿, 因此, 政策的着眼点应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加快“社区型机构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