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时期。新常态即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 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经济发展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已是事实, 但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仍是一个目标。为真正实现期望的新常态, 就必须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创新、优化结构^[1](P3-10)。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同时创新以知识创造为先导。因此, 促进企业内组织知识创造是直接关系期望的新常态是否能够自我维持稳定,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组织知识创造的开创性研究始于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 他将组织知识创造归结为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和形式知识(explicit knowledge)相互转换的过程。他认为, 完整的组织知识创造由四个过程构成^[2]。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 四个过程中默会知识向形式知识转换(表出化)的过程是组织知识创造的精髓^{[3](P64, 72)}。因此, 揭示默会知识向形式知识转换的组织知识创造机理中影响企业竞争优势, 尤其是影响企业技术标准竞争优势的关键环节,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与实施有效的组织知识创造治理, 以促进企业技术标准竞争力的提高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一则案例

个人的默会知识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基础。个人的默会知识是由组织成员个人所创造, 组织只是将其动员出来为组织知识创造过程放大并结晶在更高层面的组织中^[3]。个体的默会知识是如何在互动中转换为形式知识的过程, 可以通过研究思想史中一个著名的案例加以揭示。

为了揭示个体将其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机理, 可以分析柏拉图(Plato)在《美诺篇》为其“学习即回忆”的论点提供证明中的一则“对话”实验。尽管他的论证未能实现他自己的目标, 但分析这个对话实验可以很好地揭示一种类型的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过程机理。

《美诺篇》开篇由美诺(Meno)首先提出问题:美德是能被教的东西或是通过实践获得的东西吗?或者它既非通过教又非通过实践获得的东西, 而是自然赋予的天资或其他什么东西?对此, 苏格拉底(Socrates)指出,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首先明确美德是什么的问题。随着苏格拉底与美诺对话的不断深入, 最后美诺表示自己无法回答美德本身的涵义问题, 并愿意就此问题向苏格拉底请教。苏格拉底也表示对此问题的无知, 并愿意就此问题和美诺一起共同探究。对此美诺断言, 寻找一个大家都无所知的问题答案如同去寻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一样不可能。因为不认识, 所以即使该人出现在面前也不知道他就是要寻找的人。于是, 柏拉图引出了思想史上著名的“学习即回忆”的观点^{[4](P115-157)}。

为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引出了苏格拉底与美诺的僮奴之间的对话实验。当美诺表示无法获知自己对其无所知的任何事物时, 苏格拉底提出自己要和美诺的僮奴进行一个对话以反驳美诺的论点。对话围绕着僮奴能否在外人不传授给他新知识情况下, 如何作出一个其面积2倍于已知正方形面积的正方形的问题。也就是说, 在已知一个正方形情形下, 要找出一个新的正方形, 使其面积恰为已知正方形面积的2倍。对话前, 苏拉底首先通过核实确定僮奴有正方形、面积等概念, 且明确约束对话过程中不传授任何新的知识给僮奴。当苏格拉底提出问题后, 僮奴第一次尝试认为只要将已知正方形的边长增加一倍即可。显然这是错误答案, 因为新正方形面积是原正方形面积的4倍。当僮奴清楚自己所给答案是错误的后, 再次尝试将边长在原有长度的基础上增加一半。通过苏格拉底的不断提问, 僮奴又很快意识到自己所给答案的错误性。在苏格拉底对僮奴的不断提问过程中, 僮奴终于知道:以正方形对角线为边长所作的正方形, 其面积为原正方形面积的2倍。

二、默会知识向形式知识转换及其机理

尽管上述案例所涉及的内容并不是真实组织知识创造的案例, 但在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过程机理上, 该案例和现实组织或企业为解决问题而引发的组织知识创造过程并无差异。另外, 该案例著名且设计精巧, 易于作深入的形式分析, 可以较容易地将此案例引申到企业技术竞争的分析中。

首先, 对话中问题解决者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没有从外部获得任何知识。它确实展示了知识创造的过程, 即从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到真实地解决问题。本质上, 解决问题的过程, 就是他将原先所不意识的默会知识转换为能以概念形式明确表达的形式知识。

其次, 任何面临问题的企业成员也和案例中的问题解决者一样, 都事先已经存在一个各具特色的认知情感系统CAS(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在企业成员个人的CAS系统中, 存储有与问题相关的认知要素及相应的情感要素。这些要素依据它们与待解决的组织问题的相关性、企业成员个人的知识结构、个人偏好等线索, 得到动员与调用。这恰似僮奴为解决苏格拉底的问题, 调用相关的面积、倍数、无理数或其他如角度等概念性知识一样。

第三, 组织或企业成员在将其解决问题的知识从默会状态转换为明确的概念化状态的具体过程机理, 大致和僮奴解决问题的知识创造过程机理一样。其中包含:①对外部环境所提问题的内部化。外部问题内部化的本质, 就是根据问题解决者的CAS系统将外部环境所提问题“翻译”为CAS系统特定的问题。②根据内外部问题, 问题解决者的CAS系统, 一是调用相关的知识, 二是搜寻相应的问题解决规则。③问题解决的判断性控制, 这是问题解决者依据调用的知识与搜寻到的规则相结合判断问题是否有效得到解决。

三、外部问题的内部化与企业技术竞争

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机理表明, 任何个人(无论是组织或企业成员还是独立的个体)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都是以其个人的CAS系统为基础的。另外, 内部化后的问题在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知识创造中, 占有极为关键性地位。因为, 问题解决过程中知识的调用、规则搜寻、问题解决的有效性判定等都有问题参与其中。不过应当明确, 参与其中的问题主要是内部化后的问题, 因为只有内部问题才是CAS系统本身最为熟知的问题。它是个体成员根据其独特的CAS系统, 将外部问题转换过来的CAS系统特定的问题。

因此, 企业要想在与其对手的技术竞争中占优, 它就必须对外部问题的内部化过程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要注意, 组织或企业所面临的同一个外部问题, 在每个组织或企业成员那里可以形成其CAS系统中形式及趋向完全不同的内部问题。为了便于形式化分析, 仍以前述案例分析为例。苏格拉底的问题是:如何获得一面积2倍于原正方形的新正方形。对问题解决者而言, 其CAS系统一种可能的问题转换方式为:“找出一边长为原正方形边长的倍。”因为一旦找到, 则新正方形面积恰为=2a²(a原正方形边长, 面积为a²)。这是依据问题的代数线索进行的问题转换。问题一旦完成这种内部化转换, 则可以依据正方形边长和对角线的基本代数关系的线索寻求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但上述外部问题还可依据几何线索进行内部化转换。正方形的对角线将其面积分为2个相等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于是问题就可内部化为:能否用四个这样的等腰直角三角形拼成一个正方形的问题。根据等腰直角三角形各角度的大小就可判断, 这是完全可以。此处即是一个根据几何线索, 将外部问题转化为CAS系统特定的内部问题转换过程。

与外部问题内部化转换密切相关, 随着问题的内部化思路不同, 组织或企业成员的CAS系统对解决问题相关的知识调用、问题解决所需的规则搜寻都有所不同。另外, 规则和相应的知识通常是同时存储在CAS系统中的, 故CAS系统中解决问题的规则会随相关知识的调用而被优先搜寻。

人工智能研究表明, 解决问题方案的搜寻既不采用广度优先, 也不采用深度优先策略, 而是采用启发式搜寻。所谓启发式搜寻即利用有限知识为导向, 沿着某个方向搜寻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 随着外部问题的内部化路径不同, 不仅决定了调用知识的不同, 而且解决问题的搜寻方向也各异。

总之, 组织或企业面临的外部问题一旦内部化为其成员CAS系统中的问题, 则像上述案例一样, 该种形式的内部问题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问题有效解决路径。也就是说, 外部问题一旦内部化, 则内部化问题对问题解决的路径具有锁定功能。这对企业技术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直接的战略影响。

四、企业技术标准竞争中的经济因素影响

技术标准通常都是针对一个产业而言的, 但产业的技术标准通常是该产业内企业技术标准竞争的结果。企业技术标准的竞争是企业重大的战略竞争, 也是现代商业环境下更为经常面临的竞争方式。移动通讯技术标准, 从前3G到3G, 再从3G到4G的发展就呈现出不断加速趋势。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发展也是一个企业技术标准竞争的经典案例。

企业技术标准的竞争, 尤其在具有网络性产业中, 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谓网络性产业是指消费者对该产业所提供产品的价值评价是与使用该产品的用户数量相关的产业。譬如，像电话一类的通信设备、电子邮箱等。如果其他人都没有使用通信设备或电子邮箱等, 则你拥有这种产品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 这就是所谓的网络外部性。除这种具有直接网络外部性产品外, 消费者的需求受产品用户数量影响的也不在少数。譬如,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用户数量影响着基于该操作系统的许多应用软件产品需求。因此, 购买什么操作系统的计算机, 消费者一定会考虑该操作系统的用户数量。要不然, 你可能很难购买到你所需要的基于特定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

一旦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价受到该产品用户数量的影响, 企业就必须特别关注该产品市场需求中所谓用户的“关键数量”与产业技术的锁定效应。在与其对手的技术竞争中, 如果企业先于其对手获得某个“关键数量”的用户基数, 则消费者就会对其产品的价值评价具有压倒性优势而使该技术提供的产品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态势。这样, 整个产业就会锁定在该企业的技术上生产。

从这种意义上讲, 企业技术标准的竞争中, 被产业锁定的特定企业的技术并非一定是产业中最好的技术, 也非是用户中最受欢迎的技术。譬如, 20世纪80年代录像机技术标准的竞争中, 尽管许多专家认为索尼的Betamax要优于JVC提供的VHS, 但VHS最后仍成为录像机产业的技术标准。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原因, 但总的说来主要是最早购买产品的少量消费者成为了企业间技术竞争的关健数量。也就是说, 在企业的技术标准竞争中, 小的历史事件导致需求增长的不可逆, 从而产生了路径依赖效应。

五、企业技术标准竞争的组织治理

一个产业只有一种技术标准的现象在过去极为普遍。但在全球化的今天, 由于市场规模的极大扩展及产品竞争策略的多样化, 一个产业内存在两种或多种技术标准的情况并非罕见。即使在严格意义上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产业, 也是如此。譬如, 尽管手机产业还是属于具有直接网络外部性技术的产业, 但当今全球化的手机市场不仅有苹果、三星、华为等不同技术标准共存, 而且其中的企业也仍然在为本企业的技术成为行业标准不断努力竞争, 投入企业的关键性的资源。

正因为企业技术标准竞争呈现这种多元化趋势, 技术上的先进则是任何现实组织或企业的战略基础。因此, 企业要在产业的技术竞争中占有某种独特的优势, 就必须确保其技术上的先进性与独特性。这就给企业的组织治理提出挑战, 怎样的组织结构设计与制度安排能使企业更具创新能力的问题应成为企业战略研究的重点之一。

企业创新能力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它的知识创造速度与知识创造可选择集的规模上。企业知识创造速度是就它与其竞争对手相比较而言的, 竞争的动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企业知识创造。但如果在企业自身内部也引入某种竞争治理机制，会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知识创造的速度。另一方面, 拓展企业知识创造可选集合的规模, 其本质就是使问题的解决方案、技术路线等尽可能保持较多的选择供给。根据前述组织知识创造机理(即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机理), 问题解决方案和技术路线等可供选择集规模的扩展就是要求在将外部环境所提出的问题在内部化过程中, 尽可能保持较多的问题内部化方式。

为实现外部问题内部化的多种方式, 使企业在技术标准的竞争中占有更强的优势, 企业可在其内部实行多个信息锁闭型任务团队的组织治理方式。信息锁闭型任务团队的组织治理, 就是针对外部环境提出的问题, 企业在其内部设置多个任务团队, 并使这些任务团队之间保持信息与知识的相互封闭。这样可以尽可能多地保持问题内部化的多样性。这不仅使这些团队始终处于企业内部的竞争状态, 从而促进知识的创造效率，同时, 相互的不通讯也使它们在问题内部化过程中, 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方式, 以尽可能多地获得或保留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案和技术路线。

另一方面, 由于任务团队的相互信息封闭造成竞争的压力, 也会进一步加速任务团队知识创造的速度, 从而加速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

在企业内部安排多个任务团队, 势必会引起企业成本的递增。因此, 多个信息锁闭型任务团队的组织治理, 主要用于类似企业技术标准这样重大的战略性竞争中。并且在实施这种组织治理时, 企业要充分考虑产业特点、企业拥有的资源及问题本身的特殊性等多种因素影响。信息锁闭型任务团队设置的数量, 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控制。一般情况下, 设置两个即可。

六、结束语

自20世纪90年以来, 商业环境就逐渐呈现出买方势力不断增长、厂商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变化本身持续加速的特点^[5](P20-27)。在这种变化的商业环境下, 许多行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正以逐渐加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和侵蚀掉, 这就是理查德·达韦尼(Richard A.D′aveni)所谓的超级竞争(hypercompetition)的含义^[6](P7-10)。企业应对超级竞争的有效措施就是加速知识创造, 不断提高创新的效率。

企业内多个信息锁闭型任务团队的设置及相应通讯制度的安排, 是加速企业知识创造的一种有效的组织治理。但应对超级竞争, 企业不仅要针对外部提出的问题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多种技术路线，面对对商业环境的动态变化, 企业还必须开发出自己敏锐地提出问题能力并将其按多种方式内部化。因此, 针对超级竞争的组织治理, 除这里考虑的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组织知识创造机理外, 还应当考虑默会知识形成的机理、默会致知(tacit knowing)的组织知识创造机理和其他一些因素。本研究仅从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组织知识创造机理的视角, 对企业技术标准的竞争进行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