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我们在探索历史人物的思想时,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然而, 生活在同一环境下的千万众生中, 为什么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成为引领潮流的文化巨子?笔者同意这样的立论:“只有那些具备侠骨之人, 能够干预历史的进程; 只有那些拥有柔肠之人, 能够触碰历史的忧郁核心。”^[1](P466)鲁迅正是这样一个既具备“侠骨”又拥有“柔肠”的人, 所以他能够触碰中国历史忧郁的核心。而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 历史忧郁的核心便是近代化。蒋廷黻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2](P2)而要实现人的“近代化”，就必须面对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学术界关于鲁迅传统文化观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 鲁迅主张与中国传统彻底决裂, 这一态度可以看成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思潮的延续。此思潮一味地将中国的现实困境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 最终不免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 鲁迅的传统文化观, 与陈寅恪、钱穆等人基本一致, 主张对传统文化应该怀有温情与敬意。显然，此观点没有抓住鲁迅传统文化观的特点。第三种观点将鲁迅的传统文化观归为病态的偏执狂一类, 企图从病理学角度理解鲁迅传统文化观的矛盾, 但往往失之偏颇。总的来说，这些观点是将传统与近代对立起来，将中国近代思潮看成是由一系列“进步”因素构成的观念的产物, 没有全面把握鲁迅的传统文化观。事实上, 面对传统与近代的对抗和会通、救亡与启蒙的抢步和互动, 鲁迅的传统文化观, 始终处于批判与妥协、否定与继承的困境之中。反思鲁迅的传统文化观, 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依然具有启示作用。

二、批判

近代以来，虽然不断有人竭力“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许多方面远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水平, 但中国传统文化所构建的社会延续到近代，体制僵化、政治窳败、民族精神萎靡，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现实迫使人们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衰坏局面?

两次鸦片战争打碎了开明知识分子的天朝上国迷梦。在他们的努力下, 清政府兴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 但甲午年中日两国的较量结果, 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的落伍, 不只是经济落伍那么简单。政治体制的改革因兹逐渐提上日程。遗憾的是，维新派企图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 最终却在一场新旧势力的激烈较量中夭折, 而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混乱局面，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坚信, 没有国民性的改造, 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指出,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 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实现了人的近代化, 即思想文化的近代化, 然后才有政治体制的变革与工业革命的发生。经过多次的失败, 中国思想家也逐渐认识到培育新式国民的重要性，鲁迅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改造国民性的过程中, 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传统主流文化是导致国民劣根性的罪魁祸首。

在鲁迅看来, 不打破旧的思想观念体系, 只在“黄金黑铁”的经济上面下功夫, 就算实现了政治上的“共和”, 社会照旧不能进步, 只会上演一部一部的闹剧:“据传来的消息, 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 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 不过改称了什么, 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 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 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3](P542)由此, 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及其代表人物孔子, 成为鲁迅批判的首要对象。

1912年, 鲁迅试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意在讽刺当时革命及革命中的保守分子。但是,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作者在小说中对《论语》时有批判。如果说这是一篇少作的话, 写于1935年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可以代表其晚年成熟的看法。鲁迅写道:“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 所以到日本来的……”^[4](P326)至于孔子的政治思想, “都是为了治民众者, 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 为民众本身的, 却一点没有。”^[4](P329)钱玄同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录, 侧面印证了鲁迅对孔子及儒家的批判:1919年1月7日, “和半农同访周氏兄弟, 豫才说:如其大东海国大皇帝竟下了吃孔教的上谕, 我们惟有逃入耶稣教之一法。豫才主张用耶稣教来排除中国旧儒。我本来是不赞成的, 但彼等若竟要叫大家吃孔教来研究那狗屁的‘三纲五常’, 则我们为自卫计, 惟有此法而已。”^[5](P339)有学者认为鲁迅批判的并不是孔子及儒家文化本身, 而是利用其维护自己统治的专制特权者, 这看来是一厢情愿, 因为鲁迅自己说:“既已厌恶和尚, 恨及袈裟, 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 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 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 也就越加旺盛。”^{[4](P328-329)}可以确定, 鲁迅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门徒的态度是清晰的。鲁迅或许也认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不错，但在他看来，其本质也只不过是对上层统治者的美好愿望罢了。他用近代的国民观念批判古代的臣民观念, 用近代的民主思想批判古代的民本思想。鲁迅总体上认为，儒家宗法等级思想下培养出来的人民即是出主入奴的臣民, 而非具有独立人格和社会公德意识的公民。

再看鲁迅对待佛家、道家的态度。从1914年开始, 鲁迅开始研究佛学, 用力很猛。他领悟到了佛法的高妙之处, 称赞释迦牟尼是大哲, 可是最后, 他对佛学的根本态度依然是:“佛教和孔教一样, 都已经死亡, 永不会复活了!”^[6](P30)可见, 不管鲁迅对佛学和儒家研究多么深入，总体批判态度是不变的。鲁迅对道家的态度也是否定的。《出关》一文中他嘲笑老子“用尽哲学的脑筋, 只是一个没有法”^[7](P458), 被其师章太炎推崇的《庄子》, 也被他与《文选》放在一起, 成为调侃的对象。与儒家相比, 佛家与道家颇有平等意识，鲁迅何以对其同样失望?因为无论是“至人”还是佛子, 他们都缺乏个性而多通过消减人的主体性或个性以求达到通向理想王国的目的，这显然与近代独立人格背景下建立的契约民主社会不同，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鲁迅眼里，它们都回避了问题, 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出路, 那么就没有必要读中国书了。鲁迅明确告诫青年不要读中国书, 不要读写古文，以至于主张废除汉字：“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 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 ‘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 并无用处, 却全靠大家的切实智力, 是明明白白的。那么, 倘要生存, 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 就得牺牲掉旧文字。”^[4](P119)鲁迅甚至把汉字看作是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利器, 认为它们就像病菌一样潜伏在中国人的身体里面, 倘若不除去它, 结果只有自己去死。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 1918年1月2日, 他与刘叔雅同在陈独秀家晚餐, “又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 诚欲保种救国, 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 吾亦甚然之”^[5](P326)。在那篇最初发表于1925年2月21日《京报副刊》中的《青年必读书》上, 鲁迅明确表态:“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8](P12)这并不是所谓文学家的戏言, 而是鲁迅真实的态度。他是主张要和传统决裂的, 当有人拿他举例说明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时候, 他不仅“打了一个寒噤”^[3](P301), 还用大段文字来论证传统文字和思想曾经怎样坑害过他, 使他中毒, 再次声明他说的话“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 决不是聊且快意, 或什么玩笑, 愤激之辞”^[3](P302)。

鲁迅之所以对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和表现形式从根本上持否定态度, 主要是因为他从中国落后的现状中看不到传统文化理念所塑造的积极人格, 或者说, 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早已被消极的一面吞噬了。林毓生说:“早在留学日本的时期, 鲁迅已经认定中国各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 令人叹息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或民族性。这样的态度意味着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思想与精神革命来改变国民性或民族性。政治革命只能改变外在的政府形式, 却不能带来要建立一个较好的未来所需要的真正本质性的革新。”^[9](P652)《狂人日记》可以看成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弱点批判的典型文本。这篇文章近乎针刺般的控诉, 今天读来仍令人不寒而栗。从众行为背后良知的消失, 灾难之下责任的分摊与相互推诿, 犯罪之后终极幻想的掩饰……是非颠倒, 善恶错位, 而这一切, 都被传统文化的天罗地网维持着, 鲁迅为此发出了几乎绝望的呐喊。这不仅是鲁迅对传统“吃人”礼教的批判, 也是他对当时中国国民嗜食同类、自相残杀这一劣根性的控诉。在这样一个愚昧、没有独立精神与人权的环境中, “正常的”国民是真正的病民, 而真正的觉悟者的下场就是被当作“狂人”即精神病患者“吃掉”。“狂人”的语言和心智都无法与“正常的人”沟通。鲁迅在这里暗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否定态度, 或者, 他是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唤醒国民。再看看他塑造的阿Q，更是他批判的国民性的又一缩影。阿Q的性格呈现出卑劣、怯懦、狡猾与自大狂的特征, 他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这些特征的写照。从阿Q身上看不到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 只能看到动物式的条件反射的本能。

三、反思

从传统的政治体制到与其相配合的观念体系, 再到经过教化和熏陶积淀到骨子里的民族性格, 鲁迅都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然而, 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或推翻后, 改造国民性的文化资源从何而来?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一些积极的因子值得继承?中国文化的自觉从何谈起?民族精神如何培养?鲁迅和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的看法是，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利用外国的文化资源。但这又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 在可能性上, 中国人是否完全可以放弃自己文化而学习外国文化; 第二, 在必要性上, 中国人是否有必要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而接受他人文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中国传统文化早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要彻底颠覆其存在, 几乎不可能;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积淀, 固然有其负面和消极成分, 但积极的一面也不容抹杀, 而且，它也曾形成过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进化路径，也曾在和而不同的气度中彰显出独特的个性魅力；国可亡而文化不可亡的传统，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信念。

实际上, 现代中国学者, 包括鲁迅这样标榜要与传统决裂的学者，其人格的养成，均不同程度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只不过他们后来立场的转变，决定了他们的言行与传统文化总体上对立。在现实矛盾冲突尖锐的时代，他们肯定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 但另一个事实又是, 越是与民族共命运的人, 越是与时代共呼吸的人, 越是难以保持所谓“永恒真理”的心态。正因为如此, 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陷入了困境。有学者试图以时间先后来替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困境做辩护, 但我们若去仔细研究鲁迅文章的写作时间, 发现这也是善意的一厢情愿。事实上, 在鲁迅独特姿态的背后, 对传统批判与继承的心态相互交织。“除魅”与“招魂”形成鲁迅的现代性。我们不需要将鲁迅推上文化的神坛而掩饰其不足, 也不需要放大他的缺陷而对其不敬甚至丑化他, 尊重事实和保持理性的批判态度本身，就表达了对他的敬意。

鲁迅七岁开蒙, 教授他的是秀才周玉田。据鲁迅自己回忆他读的第一本书是《鉴略》, 然后是《四库书目提要》。12岁那年, 鲁迅入三味书屋,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 他表达了对寿镜吾先生的尊敬。鲁迅在这里上了多年学, 首先读了《孟子》, 接着读了十三经。再后来，在其师章太炎的引导下强化了国学功底。章太炎是一位国学巨子，既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 又具有极强的民族独立和学术自由思想, 他在《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中强调:本国没有学术, 自己没有心得, 那种国、那种人教育的方法, 只有跟别人走。章太炎所倡导的学术独立和文化自觉意识对鲁迅产生过很大影响。鲁迅明白，必须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已有文化进行继承与保护, 然后才谈得上学术独立, 才谈得上文化自觉。

无论如何, 鲁迅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资源。他的著作, 直接或间接, 正面或反面, 都不同程度包含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 《鲁迅全集》便可证明, 这里不再赘述。鲁迅曾费心校订《嵇康集》, 又著有《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的传世之作, 《故事新编》则可以看作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作。作为文学思想家的鲁迅, 其思想行为并不拘泥于他说过的话, 如他告诫青年不要读中国古书，而1930年为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开的书单，却全是中国古书。

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此所为明哲之士, 必洞达世界之大势, 权衡校量, 去其偏颇, 得其神明, 施之国中, 翕合无间。外之即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取今复古, 别立新宗, 人生意义, 致之深邃, 则国人之自觉至, 个性张, 沙聚之邦, 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 乃始雄厉无前, 屹然独见于天下, 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3](P57)所谓“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不就是保存传统文化的精神么?关于国民性, 他又说:“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 ……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 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4](P122)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脊梁, 难道不是从“吃人”的社会中培养出来的么?所谓“中国的脊梁”, 不就是他所颂扬的女娲的创造意识、大禹的奉献精神、墨子的实干本色、嵇康的文人骨气、玄奘的求法精神么?鲁迅本人也难道没有继承中国传统士人的历史担当精神、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和佛家的慈悲胸襟么？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政治观，无论是儒家的圣王政治，还是法家的集权政治，还是道家的无为政治，政治要么是道德的，要么是不道德的，但不可能是非道德的，即它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自主性或独立性的范畴。传统政治观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能从深层的理性逻辑上颠覆和避免专制集权，从而建构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而由这一逻辑推衍开去，必然得出中国文化自身没有出路，现代中国人唯有将希望转寄予不断的政治革命或军事革命的结论。鲁迅的政治观与中国传统的政治观一样，属于韦伯所言“意图伦理”范畴，进而得出这一文化努力完全没有出路(即指实现民主与自由的失败)。不过，从对叶遂宁之死的态度中，我们又看到了鲁迅高度的警惕性，或者说看到了一丝希望。鲁迅愿意加入到文学革命中来担负思想启蒙的责任，却不愿做一个留声机一般的革命文学家，这就使得他在左联里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

四、余论

鲁迅一面激烈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及其观念，一面又受到传统观念、习惯的不少影响；一面明确号召中国青年不要读古书，一面又给老朋友的孩子开列着古文书单；一面尖锐地击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一面又说中国自古以来不缺民族的脊梁……严酷的现实环境与复杂的文化思潮，使鲁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陷入一定的困境之中。但在此困境中，鲁迅又以独特的方式发掘、继承并发展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理性精神。他反对专制独裁，倡导民主自由，跨越了传统文化的道统说与民本思想。他对他既爱又恨的同胞的性格弱点的批判毫不留情，但并没有背叛他们或者远离他们。他是一个主张去魅的知识分子，反对神化任何人物，包括反对把他当成权威主义者或先知之类。他的七条遗嘱，尤其是那句“忘记我，管自己生活”，饱含深意。由于疾病以及对民族苦难的忧心，鲁迅较早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对传统文化未完成的反思。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的观点已经被人们扬弃，但作为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思想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与文化缺陷的批判终归是有深度的。具有和而不同包容精神的中国文化，必然在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的基础上，能够创造出独特的新文化。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鲁迅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