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人本主义传统, 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近代以降, 国内外不少学者以西方人本主义的内涵衡量中国文化传统, 认为其无关人本主义。改革开放以后, 渐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庞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本质上正是人文主义; 李宗桂也认为, 人文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这样的看法, 明显异于以往。不过, 在“肯定派”学者中, 对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内涵的理解, 又存在着较大差异。庞朴认为其表现主要是:第一, 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 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 第二, 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 在价值论上反功利主义, 在宗教上、文学上和哲学上则表现为注重富于实际性的认识获取^[1]。李宗桂认为其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自强不息、正道直行、贵和持中、民为邦本、平均平等、求是务实、豁达乐观、以道制欲^{[2](P348-363)}。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主义内涵看法的不尽一致, 源于对人本主义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

一切以人为本的思想与传统都可称作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就是人道主义。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与产物，而文化本质上又都是以人为中心，因此又可以说，任何文化都包括人文主义因素，只是不同文化类型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关注的侧重点各有所趋所重。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同样包括人本主义的精神。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而“以人为本”正是先秦儒学思想的主要内涵之一。

“以人为本”之说，最早出自《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3](P472)意谓无论实行霸道政治还是王道政治，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这一理念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命题。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先秦时期儒家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进行阐释。

一、以人为尊

以人为尊是指重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重要地位, 重视人的生命意识, 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层面的义理：

(一) 重视人的崇高价值

儒家认为，人在宇宙中占据中心地位，天地万物莫贵于人。如《周易·说卦》中把天、地、人合称为“三才”，把人与天地并立。《孙膑兵法·月战》中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4](P59)《礼记·礼运》云：“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5](P1424)《礼记·祭义》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5](P1599)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6](P2553)毋庸讳言，这些说法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但笔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并非贬义，它强调的是人类在天地万物中的重要地位。

人类何以在天地万物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按照儒家的说法，人和生物都是得到了天地之性才有了形体，得到了天地之理才有了生命的特性，故称天地之性。其中惟有人得到了天地的全部神灵之气，尤其成为具有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动物。孟子说:“仁者, 人也; 合而言之, 道也。”^[7](P2774)强调持有仁端，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特质。荀子更是通过比较万物，对人的特别地位给予热烈、充分地肯定：“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8](P164)荀子还提出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于其他动物彼此不能合作，人类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通过合作以解决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为此他在继承先贤之说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人能群”的命题，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8](P164)。因此决定了人最为天下贵，唯有人能在参验天地之道的前提下，以求得生存与发展。

(二) 重视人的生命诉求

这是以人为尊价值理念的逻辑延伸。既然人在宇宙万物中居于特殊地位，那么人的生命诉求——活下去和活得好的愿望，当然是重要的社会课题。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先秦儒家极为尊重。《论语·乡党》中“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9](P2495)，即是典型一例。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6](P2545)，认为不珍视身体就是对生命之源的不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对于个体生命诉求的尊重发展到对于群体生命诉求的尊重，实际上导向了民生问题。如孔子期望统治者能够“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9](P2457)，孟子也期望统治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7](P2771)，《礼记·礼运》更提出了“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5](P1414)的社会理想。儒家先贤这些可贵的价值共识，与孙中山所阐明的民生主义观念是相通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10](P153)

(三) 重视人的人格尊严

这是更高一级的价值理念，关乎人的精神质量。人之为人，不但要生存，还要发展。人是有尊严的高等动物，具有独立的人格。固然，中国传统社会体制有压抑乃至抹杀人的独立人格的弊病，但从文化精神来说，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有着对独立、刚毅人格精神的执着追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9](P2491) “当仁，不让于师。”^[9](P2518)“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9](P2491)孟子也说：“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7](P2710)“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7](P2685)尤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士”，必须具备特立独行、择善固执的主体人格。在这方面，孟子堪称杰出代表，为后世士人树立了榜样。他秉承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教诲，身心充盈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具有坚定不移的文化立场。孟子一生立身行事，时时处处体现着“士”人自持其节、无怨无悔的风骨。而后世具备相同或相近人格的读书人，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赞扬的那样代代不绝：“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上述三端，都突出体现了中国古代先哲对人在天地间独特地位的思考，奠定了中国文化传统以人为尊的价值取向。1997年10月22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还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提出‘民为贵’的思想，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11](P56)这既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概括，又表明了当代中国领导人对于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

二、以民为本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不仅指个体的自然人，而且还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人当然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不同时空下、不同类型的文化，对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注向度，毕竟还是存在差异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比较强调人的个体人格，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更重视人的社会人格。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总体上是以家庭、家族(其概念甚至可以大到诸侯国)为本位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必须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成为某个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之后，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先秦儒家语境中的“人”，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具有社会身份的“民”^①；所谓“以人为本”，实际上也就主要指的是“以民为本”。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 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内容, 其义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此籀文，象臂胫之形。凡人之属皆从人。”释“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大抵而言，“人”偏于指生命个体，“民”偏于指社会角色。“四民”之说，正是这一认知的反映。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提出，“民”是“横目的象形字，横目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意谓民为奴隶，乃一家之言。

(一) 民为邦本

先秦儒家强调民众是国家社稷的基础与根本。这些方面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如“邦畿千里，维民所止。”^[12](P623)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3](P156)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P2774)等等，立论无异。荀子引用孔子的说法：“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8](P544)更形象地指出了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对历代统治者产生过重要的警示作用。

(二) 重视民意

民意即天意，不可违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14](P1783)“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12](P540)“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13](P139)“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13](P181)“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为知矣。”^[9](P2479)“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7](P2778)因此，统治者若想得天下，维护与巩固统治，就必须得民心顺民意。

(三) 敬天爱民

先秦儒家认为，“敬天”和“爱民”是统一的，苛政是政治祸乱的根源。据《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之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9](P2507)“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9](P2503)在这里，孔子特别强调了“富民”“教民”的重要性。孟子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爱民、富民的思想，提出“明君制民之产”^[7](P2671)，认为民无恒产即无恒心，社会就难以稳定的观点。

(四) 革命观念

“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15](P60)朝代更替，君主改易年号，谓之革命。在这方面，孟子讲得最为深刻：“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7](P2680)就是说，当独夫民贼当政，所为逆天贼仁，百姓生存绝望之时，为臣者就可以顺天应民革命。这是民本思想一种必然的逻辑延伸。当然，中国古代先哲这种“革命”说，只是对卿大夫职事而言——只有他们才有这种“革命”的资格，而并没有提出平民革命的观念。

毫无疑问，先秦时期儒家的民本思想有其诸多局限，主要是“为民作主”的思想，与现代民主中“以民为主”的理念尚有较大差距。但是，从历史主义的眼光看，它曾经发挥过的积极作用不可抹杀，至今仍闪耀着一定的光芒。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之间，并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有着许多的一致性：它们的主体都是民众，基础都是民意，因此从民本发展到民主是顺理成章之事。近现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正是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基础接受、传播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的；刻意把两者对立起来，既不符合历史主义的精神，也不符合近现代实际情形。正如韦政通所指出的：“民本思想自然不等于民主思想，民本也不及民主有效，但在近代民主政治未成熟以前，对防范权力，实想不出比民本思想更好的办法。就是在今天，环顾世界各国政治状况，我们能说民本思想业已失去其意义吗？”^[16](P31)

三、以仁为本

从儒家的观点来说，仁即是人，仁德与人性是完全相通的。《中庸》说：“仁者，人也。”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9](P2466)孟子也明确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7](P2774)这就是说，仁是人之异于其它动物根本的规定性。可以说，这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命题，也是儒家对于人格一以贯之的向往。

孔子学说的核心在于仁，孟子更从性善说、心性论、修养论、五伦说、仁政说等五个方面极大地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先秦儒家强调“仁者爱人”，固是一种有等差的爱，但又并非不爱他人，它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延伸性“善端”。“泛爱众而亲仁”“亲亲，仁民，爱物” “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等等，便是对儒家等差之爱的经典解释，其关键在于推己及人，及至天下大同。不承认爱有亲疏，不合乎人情事理，正如贺麟所言：“从现在看来，爱有等差，乃是普通的心理事实，也就是很自然的正常的情绪。”^[17](P54)不承认爱有可推广性，也不合人情事理，正如杜维明所言：“儒家的一个基本预设是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家族、社会、国家、人类社群一直到生命共同体。这样，仁就需要推己及人，从内向外，从私到公。这个观念有其现实性。”^[18](P215)对此孙中山给予了高度肯定：“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讲爱的道理，有所为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概括。”^[10](P54)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仁爱的思想资源十分宏富，是对人类文化的极大的贡献。

“仁者爱人”不仅是一种社会伦理思想，更是一种政治理念。“以仁为本”积极介入政治，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注入了一股清流。“以仁为本”，突出强调了德治、仁政，这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政治观，大致可概括为“礼仁一体”。就其侧重而言，李泽厚客观地指出：“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而非‘礼’。后者是因袭，前者是创造。”^[19](P16)孔子一向强调德治比礼治更为重要，希望统治者发扬人的向善本性，实行仁治，最后达到天下大同。据《礼记》所载孔子曾构勒过一幅“大同社会”的理想情境：“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5](P1413-1414)}其仁德政治理想中一些重要思想原则，至今仍不无借鉴意义，如“天下为公”的目标设定，“选贤与能”的用人准则，“讲信修睦”的道德氛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仁爱原则，“老有所归”“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道保障等。他认为只要能推行德治，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这是仁政的最高境界；但其实现又极为不易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9](P2517)唯其不易，更须同道戮力。

孟子将“以仁为本”的执政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性善论基础之上建构的一整套仁学思想，为孟子赢得了极高的荣誉，程子评价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20](P235)在孟子看来，既然人性中皆具有善良的本性，即“四心”，只要把这种人性固有的善性发扬光大并进而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便是“仁政”，“治天下可运之掌”^[7](P2691)。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7](P2689)，因此极力肯定“以德服人”的王道，鲜明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孟子还大力倡导轻刑薄税、善教得民、听政于民、尊贤使能、与民同乐，等等。

“以仁为本”的仁德政治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21]。首先，儒家并不反对法治，只是认为只有法治而无德治，社会的秩序并不会持久稳固。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P2461)孟子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自行。”“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7](P2717)都是有道理的。至于荀子隆礼崇法的思想，更是广为人知。其次，征诸事实，德治思想在历史上对中国政治实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无不是“以仁为本”思想开出的绚烂政治之花。再次，从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的治理现实来看，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德治，不能把“以仁为本”的执政理念与法治精神对立起来，两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四、结语

科学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对于现实社会进步的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立足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人民幸福的时代主题，批判地借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华，赋予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是执政党和全体人民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