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从《庄子·天下》到《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 典范之作甚多。不过, 这些研究多限于学术臧否，未能从更宏观、更条理的层面说明其生发与承变的逻辑线路。20世纪20年代以降, 思想史作为一种专门史, 开始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1919年,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首次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基本原因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1923年, 蔡元培作《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从哲学史入手, 较为全面地评价了严复、王国维、张东荪、胡适等人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引介, 同时论及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学术思想, 实开近代思想史研究之滥觞。稍后，梁启超、钱穆分别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亦有关涉近代思想的论述。不过, 第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著当属郭湛波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专门研究20世纪前30年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郭氏以为，当时思想界已处于“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 以辩证法为主要方法, 以辩证唯物论为主要基础, 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之时代^[1](P168)。因此有学者认为, 此书出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思想史研究从传统学术史中正式分离出来, 业已成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2]。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是一门与现实关联度较大的学科。近百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 研究步入新的历程, 并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程度远胜以往, 因此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概念内涵、研究范畴、起止时限等, 在学术界亦尚无定论, 故仍有探讨的必要。

一、基本范式及评析

近年来, 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丰硕, 在中国、日本、美国及欧洲等地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相较而言, 由于史料搜集、占有等方面的差异, 我国学者多注重史实的阐述，而以美国汉学界为研究重镇的西方学者则长于理论的建构^[4]。由于美国汉学界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论及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主要以美国汉学界为主。

(一) 美国汉学界的研究范式及其影响

美国汉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关切重点在于近代转型的诱因分析。针对此问题的不同解释, 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即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和柯文(Paul A.Cohen)等人倡导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模式。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等论著中, 建立了近代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其“冲击—反应”模式作为理论核心, 贯穿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始终。费正清强调, 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 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他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中列举许多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的事例, 提出“西方思想成为中国各派斗争的武器”, 无论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 还是1898年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抑或首倡共和的革命运动, 都能看到明显的西方印迹。费正清等美国汉学家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 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主流学术界更多地关注欧洲这一事实密切相关。因此, 这种研究模式可以说是“西方中心”“欧洲中心”论在东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正如学者所言:“费正清所开创的东亚研究在取向上是难以超越这种特定的‘共识’的。”^[5]所以与其说是“冲击—反应”, 还不如说是费正清的“西方中心”思想、殖民主义学术传统在他头脑中的反映。这种研究模式在二战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主导了美国汉学界的研究,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霸权地位。稍晚于费正清的美国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及其学生张灏、林毓生等，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明显受到了费正清的影响。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是对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费正清等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修正和挑战。1970年代, 美国越战接连受挫，“水门事件”等负面消息频发, 在一定程度上对其霸权战略、思维形成了挑战。基于这样的现实, 美国学者开始反思本国的外交政策。学术研究方面的反应, 就是汉学界开始对费正清等学者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反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柯文批判了三种种族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模式, 即:“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等。柯文认为, 费正清的研究范式问题很多,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从而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了狭窄的死胡同。基于对此研究范式的不满, 柯文提出从中国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 并尽量采取中国而非西方准绳来判断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柯文认为，无论近代中国问题如何产生, 它们都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 都要通过中国人来完成。为此, 他主张从横向和纵向等多方面来解读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史^[6](P3-5)。柯文的观点和研究方法, 受到了美国汉学界的普遍推崇, 稍后的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的“东方学批判”、黄宗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等, 都是对柯文学说的发展^[7](P5)。与此同时，余英时及其学生王汎森等, 也提出了“近代思想发展之内在理路”的观点, 强调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是清代以来中国自身学术思想演进的延续。此说在华人学术圈影响深远,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柯文观点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

毫无疑问, 费正清、柯文等美国汉学家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解读, 其中立场、观点、方法等虽多有差异亦各有不足, 但仍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对大陆学者建构中国思想史研究理论体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大陆学人的近代思想史研究范式

20世纪40年代, 侯外庐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中倡导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 开启了从社会史到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也成为他后来几十年进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特色^[8], 开创了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的“侯外庐学派”,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史研究影响深远。改革开放以来, 李泽厚从近代思想发展脉络出发提出的“救亡—启蒙”说，葛兆光从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出发提出的“民众观念”说，均是影响很大的学说。

改革开放初期, 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新型研究范式的力作当属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以思潮和代表人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着重论述中国近代思想上的几次大思潮, 以求反映近代中国社会自强之路。其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成为学术界热议的焦点。李泽厚认为，五四运动并非简单的“科学”与“民主”, 而是包含着“启蒙”与“救亡”两大时代主题。此后, 逐渐出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情势。受五四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开始致力于“救亡”, 但另一个方面则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使得封建遗毒改头换面,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种种祸害。因此, 他认为需要重新呼喊“五四”, 并对五四精神进行转换性创造^[9](P7-49)。此说在学术界引起了持久而深刻的讨论, 直到20世纪90年代, 仍有学者对其进行反驳。论者以为, 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看, 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毋宁说是“救亡”推进了“启蒙”, 每次救亡运动的高涨总是伴随着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10]。但综观学术界部分学者对李泽厚论点的批评, 严谨的学理推论少, 口号式的反驳声音多, 因此很难称得上是学术论辩。

2001年,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三卷本), 一时洛阳纸贵。葛兆光力图打破“思想史是思想家的思想史”的传统, 提出应重视诸如皇历、方志、地图等材料, 以建立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所以他认为，思想史不仅要研究精英思想, 还要扩大到“一般思想史”; 思想史不仅要做加法, 还要做减法^[11](P12-13)。此说一出, 应者云集。特别是2000年以后, 在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下, 日常仪式、文字语言以至知识体系等都成了近代思想史学者关注的热点。刘志琴、左玉河、黄兴涛、李长莉等从不同侧面进行了阐发。但也引起了徐宗勉、高瑞泉等学者的质疑和批判^[12]。葛兆光提倡扩大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但其与文化史的界限如何区别, 则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重要问题。

上述各种有关中国近代思想研究范式的争论, 不仅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议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也体现了不同作者的立场差异, 更暗关不同时代文化氛围。费正清和柯文之争, 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认知的变迁; 李泽厚、葛兆光的研究范式, 反映着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研究者的社会心理变化——李泽厚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的反思; 而葛兆光的研究则努力说明一般民众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是新文化史学说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

二、显著特点与成因

中国近代思想的萌生与发展和近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同样伴生着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 遂使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具有了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 强烈的现实关怀

中国近代社会经历着“两千年未有之变局”^[13](P245),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令人难以应对的转型。鸦片战争以降,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解世界, 其学术研究的重点, 亦随之转向了反抗外国殖民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近代化等现实主题上,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等, 无不反映了学者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强烈的入世精神。数十年间，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三民主义等重要思潮纷至沓来。这些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诸多领域中, 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一直备受关注, 这反映了近代思想史研究强烈的现实关怀。由于中国社会现实和革命发展的需要, 使得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思潮、反对迷信与愚昧的文明与科学主义思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潮、反对农本的重商主义思潮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郭湛波的论著到新中国成立后注重社会思潮的研究, 再到对精英思想的关切, 无不说明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性。

(二) 注重探索思想观念的近代转型

裹挟在西方坚船利炮下的思想、观念在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接触中, 引发了激烈的反应。正如侯外庐所言，近代中国的文艺再复兴, “更接受了西洋学术的直接影响, 内容殊为复杂多面, 直与现在文化相连”^[14](P2)。也就是说, 中国近代思想家怎样对待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又如何面对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文化, 不能不成为近代思想史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与农业社会密切相关的中华传统文化，彰显着天人合一、崇仁重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价值。但诸如重男轻女、纲常礼教等, 就是糟粕, 早已失去其时代意义。然而, 究竟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 哪些是糟粕,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与之相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历史上, 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不断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发展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化系统。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发展, 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的援入增强了中国传统儒学思辨性，使传统文化更加充实。基于这样的传统, 近代思想家在面临西方技术和思想文化冲击的局面下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主张，也是对中国文化包容性的继承。

西方思想在译介和运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错位, 即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诠释和附会西方文化中的诸多理论和概念。正如邓晓芒所说，当人们自以为掌握了西方思想的本质内核时, 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本民族的固有思想中转圈子^[15]。如近代中国思想家和学者对“民主”的理解并不准确，有的思想家以为民主就是中国古代氏族公社的部落会议，有的思想家认为民主就是民本。又如谭嗣同借助近代自然科学概念“以太”来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中“仁”的观念，不无牵强。凡此种种, 都说明了在中西文化对接过程中, 生硬移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是难以避免的, 因此需要研究者认真评量。

(三)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及新领域的不断开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特别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论者开始“逐步深入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 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新媒介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新进展, 从而丰富了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拓展出诸多新议题和新理念^[16](P472)。与此同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本土化、民族主义的倾向也会成为研究对象, 一些新问题更将快速成为研究内容, 如近代社会阶层的冲突、民族身份定位、国家的作用、现代性的反思，等等^[17]。凡此种种, 必然进一步扩展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领域。

大致说来, 新领域的出现,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 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 带来了研究视野的宽角度、研究路径的多样性, 从而赋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多元化的研究格局。葛兆光的“一般思想史”、刘志琴的“社会生活史”等皆是显例。其次,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介入, 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 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 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王尔敏的“观念史”研究就是其中的典范^[18](P1-3)。最后, 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热潮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思想史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19]。

当然, 无论新领域如何拓展, 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尤其是近代社会精英阶层仍然为学者紧密关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思想家个案研究仍然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只不过学术界已经从先前重视研究主要的进步思想家, 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等，转而越来越关注“次要的”或所谓“反面的”思想家。近些年来, 曾国藩、李鸿章、倭仁、张之洞、孙家鼐、俞樾、宋恕、王韬、薛福成、张謇等也进入了学者的视野。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无论当下社会环境、研究者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如何不同, 都必须充分考量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性质、基本矛盾和基本发展道路。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选择和运用方面, 必须贴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史实，努力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民粹主义、激进主义等各种陷阱, 客观真实还原历史事实, 体现历史研究的基本价值。

三、近代思想史开端的论争和反思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术界已有定论, 但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问题，却仍然值得讨论。目前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的观点，主要有鸦片战争开端说、嘉道之际开端说、甲午战争开端说等。

(一) 鸦片战争开端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界对此虽有些许争议, 但至少国内绝大多数学者持此观点。但就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 如果把近代思想史的开端放在鸦片战争, 就显得生搬硬套。鸦片战争的爆发固然对时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震动，然而事实上，除极少数思想先行者外, 中国国民思想观念并没有因为战争爆发而发生太大变化。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思想界仍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许多学者认为, 龚自珍应当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人。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 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 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20](P61)。如果据此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应当从龚自珍开始，显然有失偏颇。其一, 晚清许多思想家不仅受到龚自珍的影响，还受到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深刻影响。其二, 即使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第一人，其大部分著作是在鸦片战争前完成的, 比鸦片战争早了一二十年。所以, 鸦片战争不能作为近代思想史的开端。

(二) 嘉道之际开端说

有学者提出嘉道年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 其理由是“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21](P68)。与此同时, 嘉道年间江藩《汉学师承记》、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集结刊行, 在为传统学术思想做总结的同时, 也开启了近代学术思想的大门^[22](P9)。

嘉道之际开端说的核心论据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经世思潮。但这种观点显然也无法站得住脚，因为经世思潮兴起与否不能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史分野的标志。经世致用学风是中国学术界的传统。司马迁撰《太史公书》的目的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其中“通古今之变”指的正是认识历史古今发展变化的轨迹。以经世思潮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开端的依据，显然难以自证。

(三) 甲午战争开端说

李泽厚、葛兆光等在其论著中都强调了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节点。金冲及也认为应该加强甲午以后中国近代思想观念变迁的研究，主张应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二十多年, 因为这段时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思想浪潮汹涌澎拜的时期^[23]。还有学者提出1900年前后十年是中国近代思想承续断裂交相并存的阶段, 应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轫期^[24]。这样的说法有其合理性, 但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时期中西文化的融通, 便不会有后来激进的思想反思。因为这些反思的话语体系直接源于西方。

(四) 洋务运动开端说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 无论哪种说法, 都有失偏颇。笔者以为, 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古代思想史的分野应当从洋务运动的开始为界。按照马克思的解释, 社会思想观念的演进与社会的发展变迁并不完全同步。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但以洋务运动作为近代思想史的开端，更可以讲得通。中国近代思想史之所以始于洋务运动时期, 是因为此时一批思想家如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等, 已经认识到中国社会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提出“外须和戎, 内须变法”的洋务纲领以外, 还主张改良中国传统思想，希望“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鼓励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当时“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不仅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 更在某些层面受到大部分学者的支持, 从而成为影响一时的社会思潮。当然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及其鼓吹者的本意是想维护封建统治，而事实却走向了他们预期的反面，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25]。无论洋务派主观意图如何，客观效果上确实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同文馆等新式学堂的兴办、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近代工业的创办，等等, 都是具有鲜明特征的新生事物。这些新生事物聚合在一起, 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的标志。

四、余论

相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断代研究, 近代思想史探究的难度更大一些。一则由于资料浩如烟海, 思想渊源分歧多样，需要细加考辨; 二则需要将中西器物、制度等相比较而甄别; 三则需要与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密切关联。如此等等, 都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目前学界成果丰硕, 但在“西化”问题的论争、近代政治社会的进化论思想、近代科学的发轫、近代墨学和佛学的复兴、近代反儒学思潮等研究领域, 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至于研究对象及方法方面, 罗志田提出的“让思想回归历史”“让人回到历史著述中”^[26], 王汎森提倡的“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27](P1-6)等, 都可以看成是侯外庐倡导的“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法”的新时代诠释。近代社会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决定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困难性和多面化。唯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 才能从繁茂芜杂的史料中归纳概括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样貌, 认识过去, 迈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