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的文学生态显然受到现实政治军事对抗的形塑, 具有一种“左右博弈”的结构——分属左翼文学群体和右翼文学群体的两大文学阵营通过理论输出、创作图解和批评介入展开了争夺读者和话语权的博弈。只不过, 这一博弈结构并不均衡, 特别是在创作实绩和批评实践上, 左翼的强势和右翼的虚弱使得二者之间很难抗衡, 虽然右翼文学群体直接或间接地背靠国家机器, 代表着官方力量对文学的引领, 但这种引领成效有限, 反倒或多或少地塑造着左翼文学的样态。对于现代长篇小说而言, 自在的文体特质自然成为“左右博弈”的一个重点。为什么会形成不均衡的博弈结构?双方各自在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和传播上采取了哪些应对策略?效果如何?这一结构对本时期的长篇小说接受样态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详尽的考察。

一

一般而言, 狭义的左翼文学概念专指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太阳社、创造社倡导的“革命文学”和30年代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一批汇聚于上海同时又有着革命经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 是这场文学运动的肇始者。此后, 随着鲁迅、茅盾等新文学名家的加入和瞿秋白、周扬等党的文化工作者的引导, 左翼文学的声势愈加壮大。1930年代前期, 左翼文学遭到国民政府当局的打压, 一批作家被逮捕, 许多作品被查禁, 力量受到削弱, 而作为其对立面的“民族主义文学”则受到官方的鼓励和推动, 一定程度上开始与左翼文学分庭抗礼^①。随着日本侵略的迫近, 民族危机的加深, 左翼文学的创作主题和批评话语也逐渐转换, 开始向之前一直批判的民族主义靠拢, 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于1936年初解散。左翼文学中的长篇小说谱系, 也基本与整个文学运动的发展同步, 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 以洪灵菲、蒋光慈、华汉等人创作出版《流亡》《最后的微笑》《冲出云围的月亮》《地泉》等代表, 刮起一股“革命+恋爱”的红色流行风; 其二是1933年前后, 通过再版《地泉》的五篇序言清算了“革命浪漫蒂克”之后, 《子夜》的出版所示范引领的“社会剖析派”小说; 其三是1935年左右, 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为代表的左翼“东北作家群”颇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创作。这些小说都取得了广泛影响——蒋光慈等人的作品十分畅销以至被频频盗版^[1], 《子夜》成为民国时期拥有最多评论文章的长篇小说^[2], 萧军萧红则迅速成名。不管在销量数据还是文坛影响力上, 左翼毫无疑问远甚于有着官方背景的右翼^②。为什么会如此呢?

① 如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李长之在总结1934年的文艺主潮时, 就把民族文艺放在了首位。参见李长之:《一年来的中国文艺》, 《民族》 (上海)1935年第1期。

② 即便在1933年较为中立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 左翼作家的份额也很大, 右翼基本缺席。也是一旁证。

首先, 左翼在博弈结构中的位置契合新文学读者群, 有利于其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应该看到, 左翼文学群体虽然在1928—1937年间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 大有主潮之势, 但从左翼文人个体的实际处境来看, 还是处于“边缘”。左翼文学发生在国民革命后期国共分裂的语境下, 参与者或是在此事变后迷惘而无所依附的青年知识分子, 或是新近归国、急欲取得文坛地位的留日学生^③。年轻的冲动与一无所有所导向的反叛和激进从一开始就成为左翼文学的基因。这亦是“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冯乃超等敢于向鲁迅、茅盾等人开炮的内在逻辑。左联成立后, 鲁迅、茅盾等新文学名家的加入使左翼文学沉稳和壮大了许多, 但当其面临政府的查禁时仍显得十分无力——作品印行数十版的蒋光慈因查禁而财源断绝, 死于贫病交加之中; 柔石、胡也频等初露头角的左翼新人, 直接遭到逮捕乃至失去生命。1931年左翼文人误将胡秋原攻击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文章当作对自身的理念的攻击而引发论战, 亦是弱势局面下焦虑、过敏心态的表现。但正是这种弱势, 使其在“左右博弈”中反而处于有利位置:作为对立面的左翼文学群体因此应和了青年激进的先锋精神, 也获得了边缘知识分子理直气壮所持有的批判权利, 而这正是新文学潜在读者群所共有的期待。1928—1937年间, 新文学发展虽有十来年光景, 但其读者群仍较为狭窄, 正如茅盾在1938年所言:“新文艺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 十年以来, 新文艺的作品出产了不少, 读者也一年一年在增多, 但是新文艺的读者依然只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3](P694)鲁迅著名的“铁屋子”寓言, 则显示着新文学作家为青年而写作、启蒙其精神、引导其进行社会批判的倾向, 反过来讲, 青年和学生作为读者群所期待的也正是一种带有批判色彩和激进精神的文学。这正是新文学作家和读者共同分享着一种新传统, 而左翼文学群体在“左右博弈”的结构中所处的非官方位置使其继承了这一传统, 也因此占领并培养了大量左翼读者群。

③ 参见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第五章“挣扎中的‘创造’与新文学复杂格局的形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92页。

其次, 上海新书业的繁荣为实现左翼文学群体内部的相互合作提供了平台, 客观上促进了左翼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1928—1930年间的上海现代书局就是左翼与商业相互配合的一个实例。该机构不但先后出版了洪灵菲的《流亡》、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最后的微笑》等左翼长篇小说, 同时又以其旗下的“四大左翼杂志”——《拓荒者》《大众文艺》《现代小说》《南国月刊》为平台, 刊出广告和评论文章扩大影响。如《大众文艺》1930年第3期上《流亡》的广告词:“革命文学上之巨著……真足以代表现代青年之反抗精神也!……关心社会者, 不可不读; 关心文艺者, 尤不可不人手一篇也。”直接瞄准目标读者群的兴奋点, 以“革命文学”“反抗”“关心社会”等关键词进行精确轰炸。《大众文艺》1928年第4期上《最后的微笑》广告词写道:“本书是蒋先生的最近得意之作, 他说‘从前的著作是童年的, 现在是成人的’……那么这册书的价值也是可想而知了。”通过前后对比拔高新作的价值, 也颇有商业智慧。刊于1930年《拓荒者》第3期的《丽莎的哀怨》广告更见运作的成熟:“读者要知道白俄妇女在上海的生活吗?要了解旧俄之何以殁落, 新俄之何以生长吗?要读富于异国情调之作吗?请一读蒋光慈先生的这一部长篇《丽莎的哀怨》!本书出版后, 风行一时, 业已再版出书。”除了广告之外, 现代书局下属的杂志也多次刊发对这几部小说的评论文章。《丽莎的哀怨》1929年8月出版后, 刚果伦(钱杏邨)刊于《现代小说》1929年第3期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以及冯宪章和华汉先后刊于《拓荒者》的《 < 丽莎的哀怨 > 与 < 冲出云围的月亮 > 》《读了冯宪章的批判以后》等文章, 对《丽莎的哀怨》进行了批评和探讨, 客观上增强了小说的影响力, 使其在一年之内迅速再版, 现代书局也因代理众多蒋光慈的作品而大获其利。虽然1930年国民政府收紧意识形态, 开始查禁左翼刊物、作品, 现代书局在经营困局之下也进行改组, 停止左翼杂志的出版转而发行《前锋月刊》《前锋周报》《现代文学评论》等“民族主义文学”刊物, 但出人意料的是, 因为畅销所带来的诱惑, 本就处于违法状态的盗版书商竟承担起传播左翼文学的作用^①, 这也从侧面说明读者群对左翼文学的偏好。不过, 当“左倾”的上海新书业受到官方打压之后, 左翼文学群体开始了自己筹办出版机构的尝试。湖风书局由左联的关系人宣侠父于1931年创办, 出版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和丁玲主编的《北斗》, 在长篇小说方面, 出版了蒋光慈的长篇小说《田野的风》、再版了华汉的《地泉》, 并在序言中清算了早期革命文学中的“革命浪漫蒂克”倾向。但湖风书局于1933年也遭到查禁。于是, 左联开始转变生存方式, 采取“合法斗争”策略, 开始向《文学》等政治较为中立的杂志投稿、渗透, 不管是从团体纲领还是创作实践上都开始转向“反帝反封”而非强调以往的“普罗文学”, 这也直接引发了左翼长篇小说摆脱“革命+恋爱”模式后的创作转型。《子夜》的出版即是如此。

①据统计, 在北平地区1932年查禁的翻版书中, 蒋光慈作品就有九种之多, 而这些作品多已被禁止发行。参见刘震:《蒋光慈作品的畅销与盗版》, 《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

最后, 左翼文学群体内部有效的推介与提携也是促使左翼长篇小说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 批评文字在总量上并不少于文学创作。”^[4]这些批评文字多出自左翼批评家之手, 虽然有许多理论文章, 但也有大量对于左翼内部作品的及时评介。许多左翼长篇小说出版后, 都伴随着左翼批评家的批评文字。如钱杏邨在短短几年中, 连续发表文章评介了《流亡》《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地泉》《蚀》等长篇小说, 堪称左翼长篇小说的得力推手。华汉、冯宪章、茅盾等左翼作家也时有互评文章。作为左翼文学精神领袖的鲁迅, 更是通过作序等方式提携左翼青年作家。对柔石的长篇小说《二月》, 鲁迅在序中用颇为诗意的方式阐发了自己的印象:“浊浪在拍岸, 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 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 唯有衣履尚整, 徘徊海滨的人, 一溅水花, 便觉得有所沾湿, 狼狈起来……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 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 跟着大齿轮转动, 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 所以轧了几下, 发几声响, 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5]其中对小说主人公萧涧秋人物形象的阐释, 极大地形塑了《二月》的接受视阈。1935年, 鲁迅又为萧军《八月的乡村》作序, 认为:“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 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 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 然而严肃, 紧张, 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 土地, 受难的人民, 以至失去的茂草, 高粱, 蝈蝈, 蚊子, 搅成一团, 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 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 现在和未来, 死路与活路。”^[6]鲁迅的提携使萧军的作品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 随后胡乔木、陈星、提倬云、刘西渭等身份各异的评论者先后就《八月的乡村》发表评论文章, 萧军也迅速成为左翼新晋知名作家。

总体看来, 左翼长篇小说广泛的传播面、强大的影响力确实使其在1930年代文坛“左右博弈”的结构中占得绝对优势, 而这恰恰是左翼文学群体相对弱势地位所带来的便利使然。与读者群期待视野的契合、商业利润下新书业的配合、以及左翼内部高效的推介和提携是左翼长篇小说在传播上取得优势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 左翼文学作品自身虽然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但相比右翼文人的创作, 数量和质量上还是高出不少, 这当然是左翼作家队伍相较右翼而言更为强大的直接结果。优秀的作家疏离政府甚至站在对立的一边, 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使然, 也与新文学的先锋和批判精神有关, 更显示出了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欠缺号召力, 在塑造知识界对政权的认同感上十分虚弱, 自然使右翼文人在“左右博弈”的结构中始终无法建立起优势来。

二

右翼文学或曰“国民党文学”的发生, 一般认为起于1929年6月3-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提出今后要扶持“三民主义文艺”。由此, 右翼文学分为两大系统, 一是由王平陵、钟天心等于1930年7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艺社, 以《文艺月刊》为社刊, 归国民党中宣部直接领导, 被称为“三民主义文学”派; 另一是由有着国民党背景的傅彦长、朱应鹏等于1930年6月1日成立的前锋社, 以《前锋周报》《前锋月刊》为社刊, 提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被称为“民族主义文学”派。此外还有南京的《开展》《流露》和杭州的《黄钟》等刊物配合着这场官方背景的文学运动。在这之中, “三民主义文学”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创作实绩, 其主要原因在于所谓“三民主义文学”理论本身的混乱和空洞, “包罗万象之际显得惝恍莫名, 导致创作者无以遵依无从下笔”^[7](P57)。中国文艺社的主要刊物《文艺月刊》, 除了偶尔刊载一些批评左翼普罗文学的文章, 也几乎看不出什么党派色彩, 而更像一份大型综合文学刊物。而前锋社将“三民主义文学”细化为“民族主义文学”, 显然更有实质性的操作空间。因其在上海, 与左翼文学有着最直接的交锋, 使得前锋社多少显示出“民族主义文学”的创作实绩, 虽然只有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万国安的《国门之战》《东北英雄传》和《三根红线》万国安的《国门之战》, 刊于1931年3月《前锋月刊》第6期; 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 连载于1932年5月28日—9月11日的《大晚报》, 1932年11月由大晚报馆出版; 万国安的《东北英雄传》于1933年6月由大华书局出版; 万国安的《三根红线》连载于1933年10月1日—1934年3月30日的《大晚报》, 1934年9月由四社出版部出版。，但至少初步具有了“民族主义文学”的辨识度, 只不过其产生的影响却十分有限, 尤其是万国安后期的《东北英雄传》和《三根红线》, 几乎完全淹没在历史中。可以说, 在与左翼文学群体的博弈中, 右翼文学社团对自己阵营内的长篇小说传播接受, 毫无助力。其原因又何在呢?

首先, 右翼文学群体的官方背景使其在“左右博弈”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众所周知, 右翼文学是政治直接作用于文学的产物, 与之相比, 左翼文学毕竟产生于文人的自发号召, 内在的动因不同使其作家群的构成产生了区别——自发的文学潮流, 总能吸引到较多有着相同信念的文化人, 但官方通过赞助形式推动的文学运动, 毕竟欠缺“文学”和“信念”上的动因, 招来的多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合作者。当然, 这并不是说黄震遐和万国安都必然是为着功名利禄才加入官方色彩的文学运动, 但两位军人出身的稚嫩写手之所以能站到“民族主义文学”的前台, 本就是右翼文学群体人才凋敝的反映。同时, 右翼的官方背景也使其旗下的作家在创作时面临极大的束缚——1930年代的中国远称不上国泰民安, 当右翼作家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时, 就常常会在“写实”与“美化”之间纠结, 甚至无从下笔。几部右翼长篇小说都通过书写战事把矛头对准外国人, 叙述振奋民族精神的故事, 或许正是对国内现实的一种逃避。与之相对, 本就处于边缘地位的左翼, 反而能自如地进行批判，赢得民心。此外, 官方背景还造成右翼文学群体与其目标读者群的疏离。其实, 国民党同样试图通过新文学争取青年知识分子, “青年们是本党的中坚, 为全民的领导者, 现在最重要的努力, 是要以三民主义之思想为思想, 思想统一以后, 三民主义的文艺自然会产生了”^[8]，但其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目的, 却意在统一思想。前锋社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中就谈到:“现今我们中国文坛艺坛的当前的危机是对于文艺缺乏中心意识。那么, 我们要突破这个危机, 并促进我们的文艺的开展, 势必在形成一个对于文艺底中心意识。”^[9]1930年代毕竟已是进入民国20来年, 民主、自由意识早在知识分子中间扎下根来, 此时的右翼文学群体却大谈“统一思想”, 再配合着当局的文学查禁行动, 在青年读者心里可谓不但没有半点“前锋”色彩, 简直只能是官方的“后卫”了。更何况1930年左右才缓慢兴起的右翼文学, 面对的是已被前几年风行一时的“革命+恋爱”小说塑造、洗礼过的读者群, 这也让右翼长篇小说的传播显得困难重重。

其次, 创作的单薄和理论的虚无可谓国民党文学一体两面的困境。与左翼文学凭借国际共产主义思潮而兴起不同, 作为官方文学的右翼, 理论上找不到现成依据而有待宣传官员的创造。“三民主义文学”框架开得太大, 经过许多矛盾而多义的论述仍如云里雾里, 不可捉摸, 因而也并未有一部属于“三民主义文学”范畴内的长篇小说产生。倒是后来的“民族主义文学”经过理论细化切割, 提出“文艺的最后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 要“形成文艺底中心意识”^[9], 多少有点成色。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来打压左翼文学, 逻辑是“普罗文艺作家已经认苏联是祖国, 他们的目的, 是要把中国变成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加入联盟”^[10], 因此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 就要远离左翼, 推崇“民族主义文学”, 也还是有些策略。右翼长篇小说就践行了这一策略——万国安的《国门之战》写中苏之间的“中东路事件”; 《东北英雄传》写东北土匪抗日和抗俄的故事; 《三根红线》写东北义勇军在“九一八”之后的抗争; 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则直接以上海“一·二八”事变为背景。这些小说皆于“中—日”或“中—苏(俄)”的对抗模式中展开情节, 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意识, 并在其中偶尔暗藏对左翼的攻击。例如《国门之战》中对处决苏俄间谍的细致描写和主人公万国安枪毙替苏联当间谍的妻子的情节, 妻子虽是俄国人, 但毕竟与自己是同一家人, 这里或正暗指着同为国人但与苏联联系紧密的左翼文人。事实上, 这一细节确实引起了左翼批评家的不适并撰文反击^①; 《三根红线》写了共产党员李问天在吉洞峪因政见不同(主张联苏抗日)就擅自分裂义勇军的行动, 最终给抗日力量造成了损失, 自己也被击毙。“民族主义文学”的这几部长篇小说确实已初步具备了与左翼对抗的可能, 但总体而言其艺术水平还是有限。除开黄震遐和万国安创作经验尚浅的缘故, 右翼这几部长篇小说的题材通通落在中外对抗上, 也表现得过于狭窄。这既与作者的军人身份有关, 也因“民族主义”作为理论核心的虚无所致。正如安德森所言, 民族主义尽管在政治上力量强大, 但在哲学上却是“贫困与不统一”, “民族主义从未产生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 “不要把它理解为像‘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11](P5)。再加上国民党文化界对“民族主义”的运用常常是出于纯粹现实政治的需要而非理论探索^②, “民族主义文学”其实只起到指明一个大方向的作用, 即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壮大。这种空泛的所指使得右翼作家在对小说创作的导引上简单地理解为书写中外对抗中的民族精神, 这显然不及左翼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模式那么单纯有力。

① 参见史铁儿(瞿秋白):《屠夫文学》, 《文学导报》1931年第3期; 石崩(茅盾):《〈黄人之血〉及其他》, 《文学导报》1931年第5期。

② 参见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97-123页。

最后, 右翼文学群体内部组织的涣散与重理论阐发轻文学评论的倾向也是右翼长篇小说影响较小的原因之一。从中国文艺社的情况可以看出, 国民党官方对文艺建设的重视程度并不太高。该社成立不久, “此后两年, 因人事上的变迁, 便趋于沉寂了。月刊也因负责人和经费的关系, 时断时续, 一切工作，停顿的也不少”^[12]。另一篇回忆文章则称, “中央剿共军兴, 颇无暇注意于文化事业, 因此‘中艺’仅聊备一格, 得政府拨给一点经费, 帮助几个与中央有关系而无出息的文人, 党部与政府皆不以‘中艺’为需要的组织, 不但‘中艺’不能给国内文艺界有何影响, 连在南京的文化人亦有尚不知其为什么团体的。但, 该社早已成立了, 悠闲的存在着”^[13]。前锋社是引领“民族主义文学”的核心力量, 但仅仅存在一两年间便自行解体。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其核心人员竟被官方调离上海。范争波、李赞华被调往江西行营, 黄震遐也随军驻扎外地, 这对前锋社的实力大有影响。陈立夫在1934年召开的文艺宣传会议上发表训词, 对前锋社的解体有过一番检讨。他认为, 前锋社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有几位同志离开了上海, 同时又没有补充办法, 力量不足”^①。这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万国安在《国门之战》刊出之后, 尚有破屏刊于《涛声》 1931年第7期的《陇海线上的姊妹篇:国门之战》和游丝刊于《星期文艺》1931年第22期的《反日声中的战争文学:国门之战》两篇文章进行宣传支持, 但当前锋社解体后, 1933年和1934年其出版《东北英雄传》和《三根红线》时, 已无任何宣传和评论。此时, 万国安的处境也在一则“文坛新讯”中有所透露:“《三根红线》作者万国安, 曾任梁忠甲部下连长, 现感在沪笔杆生活乏味, 大有重临战场之慨, 已于日前赴赣, 重尝枪杆滋味云。”^[14]除了文艺社团的组织涣散外, 右翼文学群体也体现出重理论阐发轻文学评论的倾向。据统计, 《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的理论文章一共约有近50篇, 而书报评论却不到10篇。用“民族主义文学(艺)”为题名检索民国期刊库, 在1928—1937年间有文章近100篇, 大部分来自右翼文艺期刊, 但这些刊物上关于现代长篇小说的评论文章却屈指可数。由李赞华主编的名为《现代文学评论》的右翼刊物, 竟没有一篇关于现代长篇小说的评论。这无疑使右翼长篇小说的传播环境变得更为尴尬。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本是抗战文学的先声之作, 在右翼文学中艺术水准已属上乘, 但这部长篇小说的接受文章几乎全部来自左翼:如方英(钱杏邨)发表在《文学月报》的书评、《现代》杂志上佚名的书评和鲁迅的《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止哭文学》等杂文, 这使得《大上海的毁灭》出版后因自身的传播接受渠道严重受阻而任由左翼构建接受视阈, 被“误读”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

①参见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61页。

由此可知, 虽然有着颇多的刊物和热闹的理论文章探讨“三民主义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 但在长篇小说创作与传播接受领域, 右翼在与左翼的博弈中堪称完败。官方背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而降低了右翼的作家群质量, 束缚了创作自由并疏离了目标读者群, 虚无的理论和涣散的组织又使右翼长篇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接受陷入了更为尴尬的低声甚至无声之中, 右翼长篇小说淹没于历史尘埃之下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既然在“左右博弈”的结构中, 处于官方一极的右翼看似强大, 实则虚弱, 而作为对立面的左翼则凭借契合的读者群, 新书业的配合, 以及左翼内部高效的推介和提携占据了优势, 那么, 这种不平衡的博弈结构又如何塑造着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样态呢?换言之, 右翼视野中的左翼长篇小说、左翼视野中的右翼长篇小说的接受样态是否有所新拓和偏至呢?

总体而言, 左右博弈结构下的现代长篇小说接受, 多是以互相攻伐为目的而非文学探讨的接受。目前看来, 右翼对单篇的文学批评是极端不重视的, 除了文学批评家队伍自身的素质缺乏外, 也有着官方身份所带来的掣肘:既然是代表官方的文艺引领者, 右翼文人更多着眼于发表高论, 而缺乏具体批评单篇作品的耐心, 更何况右翼文学鼓噪最盛的1930—1931年间, “革命+恋爱”模式的左翼长篇小说又大多被禁——既已是禁书, 自然不必再作批判, 对左翼的攻击也就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中这样宏大的表述:“我们看见那自命左翼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 他们将艺术‘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在我们中国的旧文艺已倾圮, 而新文艺建设的过程却产生这类意识的阶级的意术运动”^[9]。泽明的《中国文艺的没落》、李锦轩的《最近中国文艺界的检讨》、洪为法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之崩溃》、张季平的《中国普罗文学的总结》^①等大题目的文章, 也只是把左翼文学作为一个现象来攻击, 并未进入具体的作品层面。《前锋周报》上仅有的一篇涉及左翼长篇小说的评论, 是右翼文人锦轩评论《虹》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 锦轩就《虹》中梅行素的形象和全书的结构发表了一些亦褒亦贬的评论, 最后断然下结论道:“我们不能说他是一本成功的创作。站在民族的利益上讲, 我们民族更是决不需要这样的作品。”^[15]全文篇幅较短, 至于“我们民族为什么不需要这样的作品”也远未说清。这显然预示着“危机”。

① 参见泽明:《中国文艺的没落》, 《前锋周报》1930年创刊号; 李锦轩:《最近中国文艺界的检讨》, 《前锋周报》1930年第3期; 洪为法:《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之崩溃》, 1931年2月19日《中央日报》; 张季平:《中国普罗文学的总结》, 《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第1期。

相反, 左翼对右翼长篇小说的接受则显得更有技巧, 常常能从具体的细节中读解出值得批判的内容, 虽然这种读解常常是“误读”。对《国门之战》和《大上海的毁灭》的解读便是这种“误读”的典型例子。《国门之战》本是一部反映“中东路事件”的小说, 因万国安本人有着军旅经历, 小说描写战争较为真实。在刊出之初, 破屏撰文推荐, 将其视为黄震遐《陇海线上》的姊妹篇, 并认为“写恐怖, 写血, 写义勇军, 写炮声, 写总攻击, 都是有声有色, 吸引读的人恍如身临”，而“国门之战的长处也在他没有一点捏造, 真实的军人情感，军人头脑，描写出来”^[16]。游丝也认为, “文章的可取处就在于实感两个字”, “纵使有人说《国门之战》或许结构不好, 但它的真实的描写与热烈的情感, 来引诱着我们读下去, 已使我们够感动而忘记了结构一方面了”^[17]。但对于《国门之战》的真实性, 瞿秋白和茅盾却有不同看法。对于小说中一段砍杀苏联间谍的细致描写, 瞿秋白认为，“《国门之战》里面唯一真正真挚的情感, 大概就只有这一点儿吃人肉喝人血的精神”^[18], 并将其称作“屠夫文学”。当然, 大肆描写砍杀俘虏的行为固不人道, 但考虑到战争环境的特殊性和万国安的作为国军军人对敌军的痛恨, 这样的描写也并非不可理解, 更谈不上“吃人肉喝人血的精神”。而茅盾则对小说中主人公枪毙为苏俄当间谍的妻子流波的情节表示怀疑, 认为如果事情是真实的, “何以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的报纸上竟没有片言只字提及这样一件‘热心爱国’‘大义灭亲’的大事件呢?是国民党的宣传部太发昏呢, 还是万国安的造谣, 二者必居其一的”^[19]。茅盾进而推论, 整部小说“是谣言说谎的结晶。一切战争小说里应有的谎都有在那里”^[19]。这显然就犯下常识性的错误了:对本就是虚构的小说情节强求现实依据, 一旦不得, 便认为整部小说都是谎言, 这显然难以成立。按理说, 茅盾的文学思辨能力不至于如此低下, 但党派文人间的偏见和左右间的对抗性思维压倒了正常的文学思考。《大上海的毁灭》出版之时, 前锋社已经解体, 但因黄震遐毕竟是“民族主义文学”的干将, 这部小说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小说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题材, 通过前线战士的辛苦和后方大上海的现代糜烂生活的对比, 彰显抗战军民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以抨击那些苟且偷安者, 抒写爱国民众自发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以讽刺那些只说不做的可怜虫, 同时也流露出对中日两国军力不对等致使中国政府被迫撒退的失望之情。应该说, 这是一部讴歌中国军民不屈不挠地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小说, 但左翼批评家钱杏邨却指出:“《大上海的毁灭》怎样呢?这里面, 有的只是对于‘战争’的赞美, 有的只是‘杀哟’‘前进’, 有的只是不可一世的英雄; 这里面, 看不到一点反帝国主义的热情。”(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总之, 从《大上海的幻(毁)灭》里是很明白的可以看将出来, 黄震遐既没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也没有向统治者表示一点反抗。”^[20]显然, 这是对小说内容的歪曲。事实上《大上海的毁灭》不但书写了十九路军正面抗战的镜头, 也表现了战士们对撤军的怨言。鲁迅作为左翼文学的旗帜发表了以下两段颇有偏见的评论, 更使《大上海的毁灭》长期被误读:“一部《大上海的毁灭》, 用数目字告诉读者以中国的武力, 决定不如日本, 给大家平平心”, “而且以为活着不如死亡(‘十九路军死, 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 无趣！’), 但胜利又不如败退(‘十九路军的胜利, 只能增加我们苟且, 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战死是好的, 但战败尤其好。”^[21](P43-44)“这是警告我们, 非革命, 则一切战争, 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现在, 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 然而切不可打胜, 而打死也不好, 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22](P43-44)鲁迅的解读完全抹杀了小说中对十九路军抗战的正面描写, 抹杀了作者对现代化的大上海生活方式的批判, 而将其视为一部替官方撤军决策作解释、打补丁的小说。但事实上, 十九路军抗战并非一场官方排练好的假戏, 小说中主人公那段被鲁迅捉住把柄的祈祷——“十九路军打, 是告诉我们, 除掉空说以外, 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 只能增加我们的苟且, 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 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 无趣”后, 紧跟着就有一段话：“躺在床上, 我拿着四个答案翻来覆去地想着, 卒于又发现了许多的矛盾与错误, 而尤其是, 自己看到的那些‘我们’, 只是些躲在外人保护下的苏秦张仪们, 那又何必提?”这里作者已经对自己的空谈空想作出了反省, 所想的那些内容显然也并非整部小说的主题。鲁迅在这里确实有断章取义之嫌。

可以看到, 左翼视野中的右翼长篇小说, 被“误读”的现象确实比较严重, 这也显示出“左右博弈”的结构带给长篇小说传播接受的最大伤害——即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 在谈论一部对方的小说时, 多数时候并未涉及小说艺术本身, 而是带着有色眼镜就其承载的思想进行政治观点的联想和引申、批判, 显然不是正确地解读文本的思维方式。这里对比发表在较为中立的《现代》杂志上、一篇未署名的关于《大上海的毁灭》的接受文章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双方的不同。在这篇文章里, 论者首先提到的是小说的手法——“由第三人称的客观的描写, 转到第一人称的主观的叙述, 再用书信来补充, 想将整个的事变, 从前线以至后方, 用不同的角度所摄取的影片, 来凑成一幅完整的图画”, 但作者的驾驭力有待提高, 因为“作者虽有着这样的企图, 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雄伟而又纤细的组织力”, 于是小说虽有“一件号称‘战争小说’的外衣, 却包了一个既不是恋爱, 又不是战争的破碎的内容”, 而且“就技术方面说, 作者是陷入了一种文字上极度雕琢的歧途中去了”。不过, “虽然有着这许多的缺点, 但从这册小说上看起来, 作者假如肯虚心的运用自己的聪明, 不流入歧途, 努力于人生的观察和技术上的修养, 前途是有希望的”^[23]。这篇文章以文学的审美标准进行评判, 着重于探讨小说的技巧, 而不是不由分说地予以偏激的否定, 就显得客观了许多。这才是真正既有利于作者也有利于读者，并有利于构建良好文学生态的文学批评。

由此可知, “左右博弈”结构下的现代长篇小说接受, 已偏离了正常的文学轨道, 双方以自身的立场和政治观念取代对长篇小说艺术的探讨, “攻伐”与“误读”成为双方呈现的关键词, 偶有的正常的艺术批评也显得微不足道, 不能不说, “左右博弈”的结构束缚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自由, 也狭隘化了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四、结语

综上, 在1928—1937年间“左右博弈”的文学生态结构中, 现代长篇小说是左右翼文学群体争夺的重点体裁。由于左翼文学群体处于官方的对立面, 契合了新文学读者群, 应和了新文学的先锋精神和批判权力, 而上海新书业的繁荣为实现左翼文学群体内部有效的推介和提携提供了平台, 使左翼长篇小说在十年间皆保持着较强的传播效果和较大的影响力。相反, 右翼文学群体的官方色彩使其疏离了新文学潜在的读者群, 创作的单薄和理论的虚无以及文学群体内部组织的涣散与重理论阐发轻文学评论的倾向, 使其无论在长篇小说的创作还是传播接受的博弈中, 都完全处于下风。不均衡的博弈结构使长篇小说的接受偏至多于新拓, 攻伐多于交流, 立场决定观念, “误读”成为常态, 既未能实现长篇小说文本意义潜势的多元打开, 也在客观上狭隘化了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令人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