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9年我国政府在农村地区试点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进, 到2012年末已基本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2014年在合并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演化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城乡居保)制度, 成为我国完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城乡居保是一项基础养老金免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制度推行之初就吸引了大部分农民参保。当前, 尽管城乡居保在参保数量上已达到较高水平, 但是参保质量并不高, 存在参保档次普遍较低和持续参保意愿自愿性不足的问题。学界从参保档次方面研究农民参保质量及其制约因素的文献较为丰富, 却较少关注持续参保意愿与行为。

城乡居保原本是一项农民自愿参加的制度, 但在制度推行过程中非自愿参保的农民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制度覆盖面虚高, 中青年农民长期缴费意愿不足, 断保行为不容忽视^[1](P87-88)。顾文静对广东省佛山的调查研究表明, 尽管城乡居保参保率在不断的提升, 但有持续参保意愿的农民仅有43%^[2]。吴玉锋和周明对甘肃会宁县的调查研究表明, 超过50%的农民持续参保意愿不高, 并有中途断保的可能^[3](P86)。马杰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力推家庭捆绑的参保方式, 导致被动参保农民占据了很大比例, 部分参保农民在其父母获得养老金资格后, 会选择中断参保^[1](P86)。贾晓华和徐世江认为农民的缴费意愿受到政策稳定性、基金运行质量和思维习惯的影响, 特别是受到家庭缴费捆绑条件的约束, 被动缴费农民参保后中断缴费的可能性很大^[4]。丁煜认为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和缴费年限缺乏挂钩机制, 难以激励农民长期持续缴费, 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中交足15年即停缴的现象可能会在城乡居保实施过程中重演^[5]。城乡居保制度规定的“15年缴费年限”使得45岁成为农民参保的重要分水岭。中青年农民实际参保率低, 参保意愿也不高, 更多持观望态度, 更愿意到45岁再参保^[6]。中青年农民即使参保, 由于距离制度受益期较远, 其参与意愿和行为也存在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黄瑞芹对湖南省两个贫困县的调查表明, 各地区虽然制定了鼓励中青年农民长期参保缴费的政策, 但中青年农民参保意愿不强, 仍然是观望的心态, 由于捆绑缴费等原因, 部分县市出现了退保现象^[7]。薛惠元认为中青年农民的养老收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参保后极容易产生退保或断保现象^[8]。中青年农民长期缴费意愿不足和中断参保无法享受制度“长缴多补”和“长缴多得”的财政激励, 导致养老待遇水平降低, 制度养老保障能力下降, 对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研究中青年农民的持续参保意愿和行为很有必要。

对城乡居保的长期参保意愿和行为体现了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的忠诚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继续贯彻落实“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的新要求, 推进应保尽保。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不仅应关注参保数量, 更应关注参保质量。作为城乡居保制度参保质量的重要表征, 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基于2015年对全国5省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期望确认度为自变量, 以感知有用性、满意度和特殊信任为中介变量, 探究期望确认度对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的影响, 以进一步丰富城乡居保制度理论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同一产品或服务形成的偏好, 并能在未来做出重复购买的意愿与行为, 是顾客在比较投入与产出, 计算风险与收益之后做出的选择, 期望确认、感知有用性、特殊信任和满意度都是顾客忠诚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期望确认度是消费者比较购买之前的期望与使用后实际感知的确认结果, 期望确认度通过满意度、特殊信任和感知有用性对顾客忠诚度有直接和间接影响^[9]。与顾客忠诚度一致, 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是农民持续参保意愿与行为的统一, 是已参保农民建立在制度满意度体验基础上的持续参保意愿与行为^[10]。期望确认度是农民在参保后感知到的制度绩效与参保前建立的制度期望一致程度的判断。感知有用性是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能够化解养老风险, 提供养老保障和提升老年生活质量的主观认识。特殊信任是农民对制度自身及制度制定者和实施者相关政府部门的信任。制度满意度则是对城乡居保筹资机制、补贴额度、待遇水平以及经办服务等内容的满意程度。期望确认理论认为, 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受到农民参保前的期望和参保后的绩效感知比较结果的影响, 期望确认度通过感知有用性、特殊信任和制度满意度对制度忠诚度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

中青年农民制度期望确认度直接影响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顾客重复购买同一产品或服务的意向和行为取决于顾客对产品的实际感知是否符合期望的效用, 期望确认度直接影响持续购买行为^[11]。中青年农民参保前通过政府宣传和周围邻居交流等渠道了解城乡居保制度, 通过计算参保以后获得的养老金来判断养老待遇和保障水平, 从而对城乡居保制度产生一定的预期。在观察到制度对60岁农民兑现的养老金待遇之后, 如果中青年农民参保前的期望大于参保后的绩效感知, 则会产生期望不确认和不满意, 从而抑制制度忠诚度; 反之, 如果中青年农民参保前的期望小于参保后的绩效感知, 就会产生期望确认和制度满意, 进而有助于提升制度忠诚度。中青年农民参保积极性本就不高, 如果制度预期没有得到确认, 即使参保, 中途断保的可能性也极大, 期望不确认负向影响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 反之, 如果制度预期得到确认, 则会正向影响制度忠诚度。

H1:期望确认度直接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

中青年农民制度期望确认度提升了制度满意度, 从而间接有助于提升忠诚度。期望确认度是预期效用与实际效用比较后得出的一种结果, 是期望(投入)与实际(收益)符合的程度。满意度是顾客感受到自己需求被满足的程度, 是对实际效用与预期效果符合程度的主观情绪反应。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满意度是忠诚度的重要前变量, 满意度越高, 持续参保的选择越容易发生, 城乡居保制度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忠诚度^[3](P85)。制度满意度是形成制度正面口碑, 避免中途断保, 维系制度忠诚度的重要因素, 满意度强化了农民对制度的情感忠诚和意向忠诚, 制度满意度越高, 忠诚度越高^[12]。参保农民会综合缴费投入、待遇水平以及经办服务与制度预期进行权衡, 如果待遇水平和经办服务与参保前所预期的差距不大或者实际效果大于期望时, 中青年农民的收益感知大于投入, 会认为城乡居保制度是一项“白赚钱的制度”, 对制度具有较高的满意度, 从而对制度忠诚度产生间接影响。

H2:期望确认度直接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的满意度。

H3:满意度直接影响中青年农民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

H4:期望确认度通过制度满意度对中青年农民制度忠诚度有间接影响。

中青年农民制度期望确认度提升了特殊信任水平, 从而间接提升制度忠诚度。期望确认是特殊信任建立的基础, 期望确认直接影响信任水平^[13]。顾客的期望在先前的购买经验中得到确认, 其对产品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就会增加, 进而提高持续购买意愿和行为^[14]。信任承诺理论认为顾客信任和承诺是顾客忠诚度的重要因素, 特殊信任是承诺的关键决定因素, 关系双方的信任水平越高, 承诺越强, 忠诚度就越高^[15]。信任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行为, 并且能显著减少用户感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 进而促进持续使用行为^[16]。顾客信任意味着未来交易中感知风险及交易成本的降低, 提高了继续交易的获利性, 提升了顾客交易关系维持的欲望, 从而对消费者的持续购买意向有正向影响^[17][18]。在城乡居保制度推行过程中, 如果农民对制度形成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则会对制度产生较高的信任水平, 农民的心理预期影响其对制度的信任水平^[19]。特殊信任是制度忠诚度的直接前因变量, 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的特殊信任降低了城乡居保制度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 削弱了农民对制度的风险感知, 增强了制度会兑现待遇和收益的信心, 进而有助于制度忠诚度。

H5:期望确认度直接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的特殊信任。

H6:特殊信任直接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的忠诚度。

H7:期望确认度通过特殊信任对中青年农民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有间接正向影响。

期望确认通过感知有用性间接提升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的制度忠诚度。顾客对产品或服务感知越有用, 持续购买的意图就越高, 也就越忠诚^[20]。消费者感知有用性会直接影响忠诚度^[11]。就城乡居保制度而言, 作为一项养老保障制度安排, 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感知有用性直接影响农民的制度忠诚度。中青年农民在了解城乡居保制度后对参保产生期望, 如果制度实际的待遇水平、经办服务质量和养老保障能力符合之前的预期水平, 就会认为城乡居保制度“有用”, 可以保障老年生活, 提高老年生活质量, 就会将城乡居保制度作为养老的重要依靠, 从而趋向于继续参保。对于参保农民而言, 感知有用性是农民对制度养老保障能力的信心, 是农民选择参保和持续参保的重要影响因素。参保农民在对制度设计、待遇水平、补贴水平、基金管理和经办服务质量进行评价的基础上, 判断城乡居保制度待遇水平和老年生活保障程度, 制度待遇水平能够实现老有所养, 心理上会表现出感知有用, 行为上则表现为持续参保。

H8:期望确认度直接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的感知有用性。

H9:感知有用性直接影响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的忠诚度。

H10:期望确认度通过感知有用性对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有间接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和假设, 形成理论模型, 如图 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对辽宁、山东、河南、陕西和四川5省的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为16-60岁已经参加城乡居保的农民。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的方法选择了5省60个村1 500个样本农户进行了入户调查, 根据农民阅读和填答能力的不同, 运用当面访问和自填式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本次调查一共发放1 402份问卷, 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已参保农民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城乡居保制度主观认知、参保行为及主观评价等方面。本文从样本中选取中青年农民(16-44岁)作为研究对象, 在678个有效样本中, 男性占65.36%, 女性占34.64%;未婚占15.59%, 已婚占83.33%, 其他占1.08%;16-35岁占28.96%, 36-45岁占26.39%, 46-50岁占23.68%, 51-59岁占20.97%;党员占8.66%, 非党员占91.3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678个中青年农民样本并不能代表 5省中青年农民的总体情况, 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样本量要求不大, 本调查数据可以满足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理论模型的研究需要。

(二) 变量测量

问卷采用18个指标对期望确认度(EC)、感知有用性(PU)、制度满意度(SS)、特殊信任(PT)和制度忠诚度(SL)5个潜变量进行了测量, 5个潜变量指标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期望确认度从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待遇、经办服务和保障能力3个方面的赞同程度进行了测量, 即“待遇比我预期的更好”“经办服务比我预期的更好”“养老保障能力比我预期的更好”。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包含了认知忠诚、情感忠诚与意愿忠诚3个维度, 针对认知忠诚, 问卷中设计了1个问题, 即“持续参保是我非常正确的选择”; 情感忠诚的测量问题为“我会劝说周围人缴费续保”; 意向忠诚通过询问“我会继续缴费参保, 不会中断”进行测量。感知有用性的测量问题为农民对城乡居保有关的3个陈述式问题的赞同程度, 即“对解决我的养老问题很重要”“可以提高我的老年生活质量”及“是我以后养老的重要依靠”。制度满意度从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政府补贴水平”“经办服务态度”“经办服务能力”“基金管理”“领取条件”及“待遇水平”6个方面的满意程度进行了测量。特殊信任测量了农民对“政府会持续对城乡居保进行补贴”“政府会确保高质量的基金管理”和“政府会确保高质量的经办服务”3个方面的信任程度。本研究中5个潜变量18个具体测量问题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 答案的赋值方式见表 1。

四、数据分析 (一) 信度和效度

信度是为了检验潜变量测量指标的稳定性, 信度检验可以通过观察克朗巴哈信度系数(Cronbach’Alpha)进行判断。一般认为, 当Cronbach’Alpha值大于0.7时, 变量各个题项之间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本文采用SPSS24.0对期望确认度、感知有用性、制度满意度、特殊信任和制度忠诚度5个潜变量进行了克朗巴哈信度系数验证, 结果显示, 信度系数皆达到0.7以上, 5个潜变量的克朗巴哈信度系数分布在0.72-0.92之间。本文潜变量的测量指标内部一致性较好, 测量工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是为了检验潜变量测量指标的准确性, 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收敛效度可以从复合信度(CR)和平均抽取方差(AVE)及因子负荷数进行判断, 当CR>0.7、AVE> 0.5、因子负荷系数大于0.7时, 表明变量收敛效度较高。本文采用Lisrel 8.54对期望确认度、感知有用性、制度满意度、特殊信任和制度忠诚度5个潜变量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 所有潜变量的CR均在0.80-0.92之间, AVE都在0.58-0.76之间, 因子负荷系数大于0.7, 说明潜变量测量指标的收敛效度符合要求。区分效度指潜变量之间的低相关性和显著差异性, 它可以通过比较潜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平方根与潜变量间相关系数的大小来判断。如表 2所示, 表格中加粗字体的数据为平均方差抽取量平方根, 均远远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说明潜变量所有测量指标的区分效度合适。

(二) 模型拟合分析

本文采用Lisrel 8.54对模型假设进行检验, 得出结构方程模型如表 3。结构模型的拟合参数χ²/df=4.98(P < 0.01), NNFI=0.97, GFI=0.91, NFI=0.97, RMSEA=0.07, NNFI=0.97, PNFI=0.81, PGFI=0.68。不规范的拟合指标NNFI、拟合度指标GFI、规范拟合指标NFI均大于0.9, 平均近似值误差平方根RMSEA为0.07。综合来看, 模型拟合的结果较好。

(三) 模型验证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路径系数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4。表 4显示了5个潜变量之间7个路径系数的T值都分布在-0.5~17.84之间, 除了期望确认度对制度忠诚度直接影响的路径系数之外, 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期望确认度对制度忠诚度没有直接影响(β=-0.04, P>0.05), 假设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期望确认度对制度满意度有直接正向影响(β=0.56, P < 0.001), 制度满意度对制度忠诚度有直接正向影响(β=0.15, P < 0.01), 假设2和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期望确认度对特殊信任有直接正向影响(β=0.71, P < 0.001), 特殊信任对制度忠诚度有直接正向影响(β=0.38, P < 0.001), 假设5和6得到数据支持。期望确认度对感知有用性有直接正向影响(β=0.87, P < 0.001), 感知有用性对制度忠诚度有直接正向影响(β=0.31, P < 0.001), 假设8和9获得数据支持。具体结果见图 2。

(四)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spss 24.0软件的Bootstrap再抽样技术检验中介效应及中介效应之差的显著性。Bootstrap方法采用放回抽样技术计算若干个样本的统计量, 根据若干个统计量的样本分布得到标准误差及95%置信区间, 如果中介效应或中介效应之差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则说明中介效应或中介效应之差具有显著性^[21]。基于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2 000次Bootstrap抽样分析, 获得期望确认度总效应、中介效应及中介效应差、标准误及其95%置信区间。表 5中Ind1代表“期望确认度—特殊信任—制度忠诚度”路径中介效应; Ind2反映“期望确认度—感知有用性—制度忠诚度”路径中介效应; Ind3为“期望确认度—制度满意度—制度忠诚度”路径中介效应。

表 5分析结果表明, 期望确认度对制度忠诚度的直接作用不显著, 在期望确认度与制度忠诚度的关系中, 感知有用性、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充当了部分中介变量。期望确认度的直接效应为0.03, 标准误为0.04, 在95%置信区间中包含(下限为-0.5, 上限为0.12), 这与前文中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一致。感知有用性、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充当了期望确认度与制度忠诚度关系的中介变量。具体而言, 感知有用性的间接效应为0.16, 标准误为0.03, 95%置信区间不包含(下限为0.09, 上限为0.21);制度满意度的间接效应为0.07, 标准误为0.02, 95%置信区间不包含(下限为0.03, 上限为0.12);特殊信任的间接效应为0.17, 标准误为0.03, 95%置信区间不包含(下限为0.12, 上限为0.23)。Ind1、Ind2和Ind3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假设4、7和10获得数据分析结果支持。

特殊信任与感知有用性中介效应之差的95%置信区间包括, 说明特殊信任与感知有用性中介效应没有显著性差异。特殊信任与制度满意度中介效应之差为0.1, 置信区间不包括, 特殊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感知有用性与制度满意度中介效应之差为0.09, 置信区间不包括, 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应大于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根据表 5的结果计算发现, 期望确认度对制度忠诚度的总效应为0.43, 其中, 直接效应为0.03, 间接效应为0.40。在整体模型中, 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97%, 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3.03%。其中, 特殊信任的间接效应为0.17, 占总效应的39.54%, 感知有用性的间接效应为0.16, 占总效应的37.21%;制度满意度的间接效应为0.07, 占总效应的16.28%。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基于全国5省678个中青年农民的调查数据, 以特殊信任、感知有用性和制度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本文构建了期望确认度与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方法研究发现:①期望确认度对中青年农民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没有直接影响, 感知有用性、制度满意度和特殊信任在期望确认度与制度忠诚度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②特殊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应大于制度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特殊信任与感知有用性的中介效应没有显著差异。从期望确认理论视角分析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影响因素, 突破了传统研究将农民参保行为局限在参保选择和参保档次两方面的不足, 丰富了城乡居保制度理论研究。

本文的研究表明, 政府在推进城乡居保制度可持续发展中, 不能只片面重视农民的参保数量, 还要注重参保质量；不仅要实现城乡居保制度数量上的全覆盖, 还要实现质量上的全覆盖。提升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忠诚度是提高制度养老保障能力, 促进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由选择。政府应该继续完善城乡居保制度的筹资机制, 确保高质量的基金管理和经办服务水平, 提高城乡居保的养老保障能力, 让已参保中青年农民切实感受到制度实施绩效与参保前的期望是一致的, 从而强化中青年农民对城乡居保制度的特殊信任和感知有用性, 提升制度满意度, 最终提高制度忠诚度, 实现高质量的全民参保。①完善城乡居保制度筹资机制。应重新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筹资比例的责任，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部分财政补贴。继续完善基础养老金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与生活成本挂钩，随着物价水平的增长而上浮。②着力构建可持续、稳定运行的基础管理平台，在经费投入、人员编制、办公场所和网络信息化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地方政府要实现基金管理的透明化，确保城乡居保基金管理的安全性，规避基金挪用，将使用情况定期公布，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探索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值的多元渠道，纠正将基金存在银行的单一做法，扩大基金投资渠道，有效分散投资风险，提高基金投资收益。③强化经办服务平台建设，提升经办服务质量。地方政府应重点对西部落后农村地区进行资金、技术和管理支持，构建稳定运行的基础经办服务平台。改善经办机构的办公环境，完善缴费参保办理体系，简化城乡居保经办过程，提高服务人员的办事效率。提高经办服务机构信息化程度，让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在线查询，网上缴费，办理转移接续。对经办机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意识，确保提升基金收缴和发放工作的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