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1]。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脱贫攻坚要充分“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2]。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3]。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凸显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性, 为新时期反贫困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脱贫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与重要制约因素。只有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相关论述的要义, 一步一个脚印, 做好扶志与扶智, 切实挖掘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充分调动贫困户的主体意识, 使贫困主体可行能力提升, 实现可持续发展, 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脱贫。

一、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相关论述的形成历程

习近平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与不懈的解决探索, 摆脱贫困一直是他的价值坚守。七年的知青生涯中, 他带领梁家河群众辛苦劳作。在县、市、省、中央工作期间, 扶贫始终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在1992年7月首次出版的《摆脱贫困》中, 习近平强调扶贫先要扶志, 强调了精神在摆脱贫困中的重要性，“能否实现‘先飞’‘先富’, 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4](P3), 精神扶贫思想已见雏形。为深入推进扶贫工作, 习总书记走遍连片贫困地区, 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提出了反贫困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其在长期领导反贫困工作中源于实践的认真思考与探索。

2013年至2016年, 我国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5%^[1]。同时, 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开始逐步暴露出来, 中国贫困治理遇到新阻碍、新挑战。习近平围绕贫困治理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形成了全面深刻系统的贫困治理理论体系, 是推动脱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理论结晶。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苗族山寨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了解毕节扶贫经验时指出: “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习总书记深入云南昭通、大理、昆明等地，调研了鲁甸地震灾后各地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9月9日，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师大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中说道“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5]。2015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中强调“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6]。这一系列重要论断指明了精神扶贫的重要性，体现了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阈。

2016年1月，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时强调“既防止不思进取、等靠要，又防止揠苗助长、图虚名”。2017年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7]。2017年6月23日，在《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许多深度贫困地区长期封闭，同外界脱节”“不少群众安于现状，脱贫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等精神贫困问题正是深度贫困的主要成因之一。因此，必须“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要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求改进扶贫工作方法，“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8]。深刻剖析了深度贫困的主要成因，明确了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指明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方法论、关键点、突破口和需要把握的问题，对精神扶贫指明了系统的路径。

2017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要求“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1]。在两个月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精准脱贫”为今后三年要重点抓好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 “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2], 并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精准脱贫力度、激发区域发展新活力的重大部署。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要求“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9]；2018年2月, 再次强调了“全力以赴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10]。更加凸显了扶贫工作“精神”层面的重要性, 为精准脱贫成果的巩固、为新时期反贫困工作系统指明了努力方向与实现路径^[9]。

二、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相关论述的理论内涵与主要内容 (一) “志”是脱贫的内因, 脱贫需要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指出:“脱贫致富贵在立志, 只要有志气、有信心, 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志”就是内因, 唯有激发其内生动力, 才能实现脱贫。

在扶贫工作中, 出现了一些精神贫困现象, 比如有的贫困群众安守贫困, 陶醉于低生活境界中; 有的贫困户消极被动, 一味依赖政府给钱给物; 有些地方群众甚至“争当贫困户”“坚决不脱贫”。这些缺乏志向、信念消极, 自身认同程度低的精神贫困的核心内容就是“缺志”, 主要原因在于贫困主体缺乏应具备的认知资源能力^[11]。精神贫困问题是消除极端贫困的重中之重, 也是难中之难。精神扶贫是培育贫困主体内生动力的途径, “扶志”是“内在源头”式扶贫, 旨在通过激发贫困群众努力致富的内生意志, 树立自力更生的脱贫精神, 从而培育勤劳脱贫的内生动力, 摆脱现有的贫困状态。

(二) “智”是脱贫的基础, 有“智”才能保障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智”就是内力, 脱贫不仅仅是物质上脱贫, 还要精神上脱困, 要摆脱思路的局限、行为的失灵。

精神贫困有着自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农村偏远山区, 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僻、信息闭塞, 久而久之形成了保守自安的精神状态。加之教育设施落后, 师资力量薄弱, 文化活动匮乏等原因导致贫困主体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志”“缺智”的父母难以为子女提供科学的人生规划及正确的指导, 其观念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 决定了精神贫困的长期性和代际相传性。一辈辈代际沿袭的保守、静态的思维方式引发许多“行为失灵”的精神贫困问题。贫困群众以“缺智”为表现的理性决策与认识能力的缺乏，直接原因在于教育资源以及优秀文化氛围的稀缺^[12](P5-13)。“扶智”是提升“内生动力”式扶贫，旨在充分激发贫困群众积极奋斗的主观能动性，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从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 精神扶贫是物质扶贫的保障, 二者相辅相成

习近平指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扶贫必扶智，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需要同时作用, 构建多维度消除贫困的政策体系, 才能从根源上消除贫困。

贫困的成因是多维的, 从经济的角度看, 贫困是因为收入或资产资源不能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从社会视角看, 贫困是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的割裂; 从政治学视角, 贫困是基本权利的缺乏; 从发展的角度, 贫困是可行能力的不足^[13](P5-13)。物质扶贫侧重于对贫困群众财和物的支持, 通过经济支持能解一时之贫, 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见效, 但若是贫困户没有形成主体意识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一旦物质扶贫力度减弱, 贫困群众就可能再度返贫。精神扶贫侧重于对人的“志”和“智”等精神空间的开拓与发展, 要求不仅要抓住“贫”, 而且要捕获“困”, 通过提升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深度激发贫苦群众的内在主体活力, 切实提高贫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职业能力, 使贫困群众持续保持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因而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需要共同发挥作用、相辅相成。

(四) 扶贫要依靠人民群众,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习近平多次指出“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着重强调了个人可行能力的提升和发展能力的塑造, 强调了内生性的结构型扶贫, 即扶贫着重点在贫困群众的能力建设上, 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生变化的关键,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贫困主体所处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落后等因素都是致贫外因, 而贫困主体缺少志气志向、缺乏技能才是致贫的内因。仅仅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单方输入帮扶式扶贫并不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贫困群众是脱贫的主体, 只有深刻激发贫困群众主体意识, 深入挖掘贫困群众自身力量, 使贫困群众在意识上主动, 在能力上拓展, “授之以渔”的造血式扶贫才能产生持续的自我减贫的动力和创造力^{[14](P328-335)}, 从而彻底摆脱贫困。此外, 扶贫工作的效果需要人民群众来检验, 临时性的给钱给物只能解一时之需, “填表式扶贫”“数字式扶贫”得不到群众满意, 扶贫帮扶工作要深入彻底, 效果要持续长效, 经得起人民的检验。

三、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相关论述的重要实践价值 (一)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创新脱贫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

基于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 对于精神贫困的政策干预落脚点在于对贫困户微观个体的关注和重视。干预目标就是要用制度政策使个体非理性变为理性, 变“缺志”为“有志”, “缺智”为“有智”。干预原则是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四元治理体系, 以贫困群众为主体, 做到精准化的社会治理, 引入精准的靶向性公共政策工具。

无论是就“精准扶贫”而言，还是就“精准帮困”而言，都要求帮扶不能仅仅止步于物质、经济方面，还应提供精神支持与智力支持。不仅要精准帮扶贫困群众在物质上脱贫，而且要帮扶贫困群众在思想、观念、技术上脱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15]。在习近平精神扶贫思想的指引下, 依据精细化社会治理原则, 创新精神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成为可能。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在数据证据客观基础之上诊断精神贫困的原因, 科学分析精神贫困的本质, 有的放矢地选择政策工具, 对症下药施策, 矫正个体失灵。此外, 可以成立各类研究基金, 鼓励高校、智库甚至企业加入研究联合体, 鼓励交叉学科研究探索精神扶贫新机制, 不断创新精神扶贫新举措, 为精神脱贫贡献智慧。

(二)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脱贫致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精神扶贫思想挖掘出了贫困的主观精神内因, 体现从根源上治理贫困, 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以外, 更加强调了“幸福感、安全感”, 形成贫困群众自我提升、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

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有两年时间, 在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过后, 剩余的未脱贫地区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特困地区, 未脱贫人口是自身可行性能力极其缺乏的极端贫困人口。特困地区缺少区位优势, 群众可持续增收能力困难, 极易受经济波动影响; 基础设施不完善, 卫生医疗条件落后, 容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教育设施及师资力量薄弱, 贫困的代际传递阻断困难。贫困具有极大的脆弱性, 返贫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物质扶贫逐渐会呈现效应的边际递减, 而激发贫困群众主体意识、培育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精神扶贫成为新时期扶贫工作的重点。通过文化、教育、科技等多种手段促进贫困群众内生能力的提升是巩固脱贫成果, 消除贫困陷阱, 实现全面小康的迫切需要。

脱贫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与重要制约因素。只有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相关论述的重要内涵, 一步一个脚印, 做好扶志与扶智, 切实挖掘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 使贫困群众可行能力提升, 实现全面发展, 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脱贫, 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

四、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相关论述的重大历史和时代意义 (一)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对精神扶贫全面系统的论述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观点以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 而在这一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了经济基础的性质^[16],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 经济关系的变革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时,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新的上层建筑会打破旧的经济基础, 促进新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正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理论的深刻体现, 随着扶贫攻坚的逐步深入, 贫困人口的收入逐年提高, 以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果呈现边际递减效应, 扶贫中的物质扶贫也不再是贫困人口最迫切所需, 作为上层建筑的扶贫政策一定要适应新的经济基础, 精神扶贫要在扶贫中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要通过精神扶贫作用的发挥挖掉穷根, 消除贫困, 形成全新的经济基础。

2. 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

马克思定义并区分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也就是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之间分离的过程, 这一分离使“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占有权。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 本质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剥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正是从生产资料被剥夺、劳动力变成唯一商品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界定“相对贫困”的含义为工人的相对工资以及相对社会地位与资本家相比较都会下降^[17](P587), 本质上是“工人多得到的社会满足程度”的下降, 正是精神贫困。

马克思界定绝对贫困是由于劳动者平均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 劳动者没有足够收入, 引发物质贫困, 继而引发精神贫困。相对贫困本质上是“社会满足程度”的下降, 正是精神贫困的直接表现。马克思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界定与区别, 从理论上说明了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产生原因, 也提示了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相伴相生的关系。虽然现在的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概念内涵也与马克思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是马克思关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解释仍然能够从本质上挖掘出精神贫困产生的原因^[18]。

习近平“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正是解决马克思所指这一贫困问题的现实方略。

3.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P29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明确地从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角度论述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全面”既指人的知识、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也指人的自然素质与社会素质的整体提高以及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充分实现, 全面发展理论充分体现了精神要义。马克思特别提到了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要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 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 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20](P159, 743)}。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理论首先阐述了精神进步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次阐述了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一方面, 马克思主张从儿童时期就要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能力；另一方面, 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相结合^[21], 教育中的理论可以用于实践生产, 实践生产中的经验又可以转化为教育资源, 教育与生产共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指出“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国家教育经费要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22](P85)。脱贫不仅要物质脱贫, 还要精神脱贫。教育培训是精神脱贫的重要实现方式, 是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扶贫思想的改革与创新

改革开放40年来, 面对不同的形势, 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定了不同的扶贫策略, 扶贫重点在变化, 扶贫措施也在调整。在反贫困的过程中, 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针对性地探索出大量扶贫理念和做法, 从着力于贫困对象救济到农村基础设施供给, 从以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划片扶贫到注重构建机制化常态化的扶贫模式, 扶贫事业一步步得到深化。

1.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70年代末期的反贫困

新中国建立之后, 通过土地制度和农村经营制度的改革,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农民生活显著改善, 农村贫困现象明显减少。在这一阶段, 导致国家贫困和人民贫困的政治制度基础被彻底粉碎,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 形成了通过恢复生产、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消灭贫困的理念。该时期, 对贫困问题的关注集中在国家贫困的问题上, 针对个人贫困采取救济式扶贫方式。同时, 这一时期制定的城市导向的赶超型工作化战略下城乡二元分割逐渐形成, 为西部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精神贫困埋下了伏笔。

2. 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贫困观的反思

改革开放后, 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贫困治理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民的贫困面貌。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困”“三步走战略”等一系列重要论断^[23](P109), 对贫困及贫困治理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首先, 树立了不能把贫困看作是光荣的, 甚至“越穷越光荣”的理念。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富裕之间没有逻辑矛盾, 从意识形态层面, 对精神贫困观进行了反思。第二, 开展了政府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第三, 根据中国贫困的现状制订了稳步推进的反贫困计划, 确立了从“两步走”到“三步走”的贫困治理时间布局。第四, 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思想。

这一阶段, 共同富裕思想成为脱贫的重要内在机制, 减贫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涓滴效应”。东南沿海地区先行改革开放, 也带来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大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前西部农村精神贫困问题的原因。

3. 以人为本的扶贫理念中精神扶贫的体现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 开始了以贫困地区为主体协同推进的扶贫。这一时期提出了要改变一个地区的贫困面貌, 要有国家的优惠政策, 要有外部组织的积极帮扶, 更根本的是“靠当地干部群众自身的努力, 靠干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 克服等、靠、要的思想”^[24](P555),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要让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意识到贫困现状, 形成发展动力, 积极主动走脱贫致富之路。贫困的内因与脱贫的主体意识被强调。2011年全国扶贫开发会议上提出“扶贫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真正关心贫困群众的生活, 切实帮助贫困群众解决现实困难和切身利益问题”^[25]等要求,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贫困治理理念。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 尤其是贫困的农村, 必须毫不动摇地按照既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到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调了对农民政治权利的尊重与维护, “三保障”强调了贫困群众的义务教育权利, 精神扶贫的要义得以体现。

习近平继承了这些精神扶贫观点, 并且结合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进行系统凝练、思想创新与理论创新。在总体思路、战略重点以及工作要求等方面形成了全面、系统、深刻的方略。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更加科学, 是扶贫脱贫工作的根本遵循,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与实现路径。

(三) 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前沿

世界各国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对贫困原因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减贫策略, 其中包含着一些精神贫困的论点。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有过这样的描述:“作为出席会议的需要, 一个人应该拥有一件亚麻衬衫。”相对于御寒的物质需求, 亚麻衬衫之于出席会议的需要定位更强的体现在了端庄体面的精神需求层次, 亚当·斯密将其视为恒量贫困的标准。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提出了社会排斥理论, 主要指残疾人、失业者等与主流社会群体断裂的弱势人群由于贫困或缺乏学习机会和基本能力, 无法平等地获得公共资源, 享有公民权利, 在社会制度领域探寻致贫原因。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26](P62-63), 贫困是一种基本能力的被剥夺。拓展了对贫困的认识, 使得反贫困政策从重收入提高转向了重生活质量的提高。

西方贫困理论对贫困的测量、贫困的标准进行了探索, 包含了一些精神要素, 但都未对精神贫困的本源进行深入挖掘, 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反贫困理论体系。因为时期不同、国情不同以及认知能力的差异等因素, 这些理论在解释与治理中国贫困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值得注意的是, 阿马蒂亚·森和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这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穆罕默德·尤努斯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分别诞生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两个贫困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但两国至今未实现大规模减贫。反观我国情况, 按现行标准向前追溯, 从1978年到2016年,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3亿, 贫困发生率从97.5%下降至4.5%,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发挥了核心作用。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中国在做好国内脱贫工作的同时, 也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 支持和帮助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减贫消贫。

习近平总书记精读国内外反贫困经典论著, 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全面掌握了解国情，从党的十八大至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考察调研50余次，多次涉及扶贫脱贫工作。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深刻阐释了反贫困的基本规律及特征, 尊重贫困群众的脱贫主体地位, 不断激发其内生动力, 把精准的理念用于贫困原因分析^[27], 用于脱贫施策的各个方面, 触及了贫困的根源, 是系统的战略思想与治理体系, 并经过了实践的成功检验。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是国际贫困治理理论的创新,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完备性与战略性, 是世界反贫困理论前沿。其对贫困根源的深刻认知, 对贫困治理规律的准确把握, 对减贫脱贫的全面创新, 对于推动世界减贫事业具有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 为全球治理贫困, 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方案”。习近平关于精神扶贫的相关论述是指导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指南, 也将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