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及问题的提出

我国脱贫攻坚已进入深水期, 难题越来越多, 难度越来越大。在多年扶贫工作中政府起主导作用,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 单纯靠政府扶贫的弊端有所显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努力, 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1]“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 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2]“要通过多种形式,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帮助深度贫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3](P90)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 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短板。因此, 要实现2020年全部贫困人口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种力量多方积极参与, 尤其是全国4 000多万家注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是经济社会的细胞, 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活力, 将企业和精准扶贫工作有机结合将会产生新的发展机会, 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我国仍有4 000万贫困人口, 其中深度贫困地区亟待帮扶,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 不仅可以帮助困难群体, 还可以实现企业产业链的延伸, 实现企业和贫困地区及贫困户群体双赢。

二、相关理论与文献述评 (一) 贫困的涵义与企业精准扶贫

贫困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 并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贫困在不断变换着表现形式。与贫困斗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不同时期和地域, 贫困的界定标准有所不同。同时，贫困标准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已有来自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对贫困进行了深入研究。

英国学者朗特里(S.Rowntree, 1901)提出一个家庭处于贫困是因为他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其维持最低生理的需要, 包括食品、住房、衣服、燃料及其他杂物。即社会中的个人和家庭生存都需要一定物品和服务, 无法有效获取这些生存必须物品和服务的状态就是贫困^[4](P31)。世界银行在《1990世界发展报告贫困问题与社会发展指标》中提出贫困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认为贫困一般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太低, 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扶持。而社会学中功能主义对贫困的解释为:贫困的范围和性质是整个世纪社会快速变迁的结果, 社会需求因高科技对城乡劳动力减少。进入21世纪,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对贫困做了全面总结, 提出“人文贫困论”, 认为“人文贫困是人们长期健康长寿生活被剥夺、知识的匮乏、体面生活的丧失以及缺少参与劳动等方面的贫困”^[5](P9)，等等。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学方面, 贫困是不能维持其自身生存的一种状态。其形成的原因包括地理地形、自然气候、身体疾病、精神文化等多个方面。

精准扶贫本质上属于资源分配的一种方式。要使精准扶贫达到效益最大化, 需要资源的合理配置。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 企业是一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经过多年政府“大包大揽”式的扶贫,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人口返贫、资源配置扭曲等情况依然存在。我国民营企业经过多年发展, 有充分的市场嗅觉和灵敏度, 洞悉微观层面高效的资源配置方法, 并降低交易成本。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 在积累利润的同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谢尔顿(Diver Sheldon)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 并且企业社会责任包含道德因素”^[6](P6)。企业包含经济性、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企业积累的利润来自社会, 支付必要的再生产支出后, 拿一部分回馈社会, 做到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企业参与扶贫工作是当下实现社会责任最好的方式之一, 在帮助贫困群体的同时, 会极大提高企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 为企业带来更多无形的效益。企业获取的利润成为承担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反过来带给企业更多效益, 二者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由此, 不论是从企业自身的双重属性的角度, 还是为了企业更好发展的角度,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是一项企业和社会互惠共赢、共同促进的事业。

(二) 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文献主要有:谢尚果, 胡美术(2016)认为要兼顾外力帮扶和因地制宜提高扶贫对象积极性, 从而实现脱贫^[7]。徐绍成、李立群和王彪(2017)认为, 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对国家扶贫开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8]。王兴国, 王新志(2017)认为, 农村贫困的本质是物质、人力和社会三维资本综合影响的贫困, 综合提高三维资本是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本方法^[9]。曾春(2017)认为, 增强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扶贫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是企业自我实现的重要方式^[10]。黄莎莎认为扩充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发展有利于中小企业参与社会扶贫工作^[11]。廉超(2017)认为,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推广PPP模式有助于贫困地区服务体系建设, 促进该地区脱贫^[12]。王介勇、陈玉福(2016)认为, 加快推进农村地区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改革, 通过企业化组织有助于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助力精准脱贫^[13]。莫光辉(2016)认为, 企业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减贫绩效的提高^[14]。刘建生、陈鑫(2017)认为, 产业扶贫通过产业渗透到农村, 将土地、农户和资本有机结合, 促进了贫困户发展的同时, 培育了农民的公民精神^[15]。

以上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我国精准扶贫、企业扶贫进行阐释, 只是从一个视角去研究企业的扶贫, 本文主要对微观案例——民营企业恒大集团对贵州大方县的扶贫工作展开研究, 其主要通过易地移民搬迁, 建立移民新村, 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综合全方位扶贫, 实现国家级贫困县大方县的脱贫致富, 对其精准扶贫的经验进行总结, 提出可借鉴的建议。

三、恒大集团实施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的实践 (一) 贵州大方县贫困状况描述

贵州是全国贫困省份之一。2015年, 贵州全省有493万贫困人口, 是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省份, 占全国8.77%。全省88个县(市、区、特区)中, 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的有61个。对照国家规定的“原则上贫困县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降至3%以下)”的脱贫目标, 贵州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 隶属于毕节市, 东邻金沙县, 南连黔西县, 西接七星关区, 地处贵州金三角核心地带, 县城距省城贵阳150公里。大方县为国家级贫困县, 全县共36个乡镇, 居住着汉、彝、苗、白、仡佬等23个民族, 人口103万^[17]。截至2016年全县共有24个贫困乡、175个贫困村、5.4万户18.16万名贫困人口。2016年全县GDP为174.83亿元。相对于全县98.13万的人口数量, 地区生产总值难以满足当地经济发展和精准脱贫的需求。而人均GDP为26 844元, 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4.39%。

从图 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大方县经济总量较小, 从2011年的84.14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74.83亿元, 增加1倍多。总量在不断增加, 但增速不断递减。

由图 2可以看出, 大方县2011—2016年全国城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距离全国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2011—2016年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1.3-1.4之间, 而大方的城镇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一直徘徊在1.6左右，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乏力。

(二) 大方县致贫的原因 1. 自然条件差、耕地稀少

大方县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全县地貌为喀斯特, 土地资源以山地、坡地、丘陵为主, 洼地和盆地较少。人均耕地稀少, 全县耕地面积1 347.69平方千米,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少, 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2. 人力资本水平低、教育落后

截至2016年大方县近五年来高中毛入学率呈增长趋势, 但是总体水平不高。大方县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较低; 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 职业学校部分专业缺乏实训设备和实训基地, 一些专业设备陈旧、落后, 不能正常使用; 民族教育师资不足, 民族学校办学水平亟待提升。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教育投入不足, 学生入学率不高, 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留守儿童问题突出, 家庭教育得不到保障。多方原因造成大方县教育水平落后, 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由图 3可以看出, 高中毛入学率全国平均水平本身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某些发达省份已经达到98%。在2011—2014年大方县高中毛入学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2015年才首次达到国家平均水平，2016年和全国平均标准持平，大方县高中毛入学率勉强达到“及格”的标准，距离优秀仍然有较大差距。

3. 观念落后、部分贫困群体脱贫意愿不强

当前, 除了一部分确因身体等原因无法自己脱贫之外, 有相当一部分贫困户属于主观上缺乏脱贫动力的“精神贫困”, 把贫困归咎于外因, 一味“等靠要”。精神贫困是最严重的贫困, 农村居民表现尤甚。思想问题不解决, 贫穷的种子生根, 贫困的人口会越来越多, 无法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红利。解决当地居民思想落后问题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解放思想, 才能发展经济, 国家的政策扶持和社会力量只能促进一时的经济发展。长远来讲, 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自身的思想转变。

(三) 恒大集团帮扶大方县精准脱贫的经验

2015年12月19日, 恒大集团和大方县政府签定了《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精准脱贫协议》, 计划三年内由恒大集团投入30亿元人民币, 目标到2018年底使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到2016年末, 初步实现大约8.05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占总目标的45%。截至2017年3月20日, 全面开展各项精准扶贫工程建设, 103项重点工程开工建设, 总建筑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包括产业扶贫项目330万平方米, 医院、学校和移民搬迁安置区等80个重点工程70万平方米。本文主要从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培训与吸纳就业、民生保障工程和与政府合作六方面来进行分析总结。

1. 易地移民搬迁扶贫的经验

当地农民长期居住在深山, 交通不便, 靠近县城的地区才有条件修柏油路。针对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的情况, 恒大集团通过调查, 从居住环境改善入手, 投入7亿元兴建移民新村, 结合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发展思路, 建设50个带有产业依托的安置区, 易地搬迁安置2万名贫困人员。

2016年所需的10亿元资金捐赠到位, 经过半年改造, 60个贫困村庄面貌达到总体改善。其中恒大集团首批无偿援建的40项重点工程, 包括10个新农村、1处民族风情小镇, 还有民生方面的中小学、幼儿园和职业技术学院在内共计26所学校已全面开工, 其中22项工程主体已经完工; 200个农牧产业化基地项目全面开工, 其中75个已投入使用。

在易地搬迁过程中, 恒大集团和政府、当地贫困群众充分沟通协商，确保居住条件恶劣的贫困群众彻底告别老旧房屋, 搬迁到新的安置点。拆除山里的破旧老房, 斩断“穷根”, 让贫困群众到城镇、社区接受现代文明、适应现代化的生活。同时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不再走父辈贫穷老路。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发现, 搬到新安置点的绝大多数贫困群众愿意留在新居生活，这表明大方的贫困群众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并不像人们传统印象里那样脆弱。为了提高搬迁群众的生活质量, 恒大集团在大方县各贫困村镇建设集中安置点——恒大幸福新村。新居附近搭配建学校、养老院、医院和现代农业大棚等配套设施, 供贫困群众生活、就业。

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脱贫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的具体做法是, 拆除贫困群众的老旧房屋, 集中到新居安置, 同时配套基础生产生活和就业设施。相比全国其他省份, 这样大刀阔斧的做法比较少见, 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在以往的搬迁工作中拆除农民旧居属于十分敏感的问题, 实施起来难度较大。恒大在易地移民搬迁工作中, 配合当地政府, 说服当地贫困群体实现顺利迁出。贫困群体从旧居迁出, 不仅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更重要的是为整个家庭增加了多种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子女的教育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在“子女是家庭的寄托”观念极重的贫困地区, 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为全国其他地区易地移民搬迁工作提供了新思路。

2. 产业扶贫的经验

易地移民搬迁的最终目的是贫困群体脱贫, 走向富裕, 需要产业的支撑和导入。单纯靠政府主导的易地移民搬迁缺乏产业支撑, 导致部分贫困群众不愿意搬, 或者搬迁后无事可做又返回原住地。产业是贫困群体赖以生存的基础, 好的产业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反哺贫困群体, 构成良性循环。没有产业支撑, 无法达到易地移民搬迁的目的, 不能从根本上为贫困群体摆脱困境作出实际贡献。

根据大方县实际需要和当地气候特点, 恒大集团引入蔬菜种植、中药材培育和肉牛养殖等特色农产业, 每户贫困户均有机会参与其中至少两个产业项目, 同时引入当地的龙头企业参与, 初步建立“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合作模式, 整合农业产业上下游实现一体化, 帮助贫困群体脱贫增收。截至2017年3月20日, 恒大集团已经开工建设蔬菜种植、中药材培育、肉牛养殖和经果林产业化种植基地近300个, 其中201个已经投入使用; 同时为产业扶贫设立专项贷款担保基金1亿元, 担保总额达10亿元, 其中3.2亿元用于扶贫产业合作社的贷款已经发放到位; 同时引进27家上下游支柱企业参与扶贫。

恒大集团在扶持互助合作社组织带动贫困群体发展生产的过程中, 采取援建育苗基地、蔬菜大棚和节水灌溉等先进农业设施的方式。引进包括地利集团等16家蔬菜上下游龙头企业, 并建立蔬菜集散分销中心, 利用互联网+方式整合蔬菜市场供求信息, 进一步为育苗中心生产指明方向。集散分销中心将生产好的蔬菜由合作社的菜地收购, 经过清洗—挑拣—分散程序, 销售到全国各地。恒大这种从生产到销售全过程一体化的蔬菜产业精准扶贫模式解决了贫困农户在蔬菜种植中存在的“盲目引种、盲目种植、盲目销售”等“三盲”生产方式, 保证贫困农户通过蔬菜产业实现持续增收、逐步脱贫。

恒大集团引进肉牛养殖业中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安格斯、西门塔尔优质母牛, 贫困户通过全额贷款以每头低于市场价3 000元的价格购买, 政府为每头牛提供1 000元饲料费。在买牛过程中, 恒大提供全额担保、贴息、保险服务, 每头牛繁殖成活后农户再获1 000元奖励。同时, 恒大设立基础母牛服务中心, 实现选种—贷款—担保—保险—领牛等全方位办理。恒大集团推出的“买牛有补贴、养牛零风险、产牛有补助、卖牛有保障”一站式肉牛养殖产业精准扶贫模式深受贫困群体广泛支持。

通过恒大集团牵线, 香港恒畅、一力制药等9家中药材及经果林上下游龙头支柱企业参与到当地农产业精准扶贫中。中药材及经果林基地开工35个, 建成17个。建立从选种供应—技能培训—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等产业化体系。已经建立起包括3万余亩丹参和天麻等中药材基地, 2万余亩猕猴桃和油用牡丹等经果林基地。经果林和中药材基地帮扶的贫困户通过务工、土地流转、分红等收入年人均纯收入合计超过5 500元。

恒大集团一系列因地制宜、“因贫困户制宜”的产业扶贫政策给当地贫困户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 使“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的总体思路得到贯彻、落实。得到产业支撑后, 贫困户的经济收入有保障、未来可期, 不是简单的一搬了事, 实现“以产定搬、以岗定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 有产业的村庄比没有产业的发展好、有企业支持的村庄比没有企业支持的发展好。恒大集团在大方县产业扶贫工作中起主导作用，办法多、思路多、方案多是恒大集团产业扶贫的特点。恒大集团帮扶不仅改变了贫穷地区落后的面貌, 更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机连接, 建立起长效持久的精准扶贫、脱贫机制, 为民营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摸索出一条可借鉴、可发展、可持续的新路子。

3. 教育扶贫的经验

大方县教育水平落后, 学生入学率不高, 部分地区整村没有幼儿园, 学龄前入学率严重偏低。即使有学校的地方, 因常年贫困, 导致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落后、教学基础设施不完善。教育是长久摆脱贫困的根本方法, 没有良好的教育, 帮扶政策无法延续, 下一代会受到父辈、祖辈的代际传递。在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扶贫工作中, “扶智”成为精准扶贫十分重要的方面。

恒大集团共投资5亿元结对帮扶大方县教育扶贫, 计划建学校26所。大方县恒大二小、二幼就是2016年恒大集团建设的26个教育项目中的一部分, 补齐了白石、余石两村教育短板。大方县恒大第二小学占地面积24 670m², 建筑面积3 348m², 能够容纳学生540人, 建成后一方面可缓解白石村、余石村学龄儿童的入学压力, 另一方面可有效解决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难题。大方县恒大第二幼儿园占地面积3 397m², 建筑面积1 452m²。能够容纳学生180人, 辐射白石、余石两个村。经过十多个月的建设, 建成了恒大二小、二幼的教学楼, 宿舍楼, 配套建设运动场所。原来的白石小学可以改建成山村幼儿园, 可解决将近200名学龄前幼儿的入园问题, 两个村结束了无幼儿园的历史。

恒大集团不仅支持大方县的教学设施建设, 同时注重师资力量培养。2016年11月14日, 来自贵州毕节市大方县的100名中小学骨干教师走进清华校园进行为期一周的学习。参加本次培训班的骨干教师在为期一周的学习中开阔眼界、拓展专业视野、提升个人素质、改进教育理念。对今后的教学工作大有裨益, 学生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获得新的成长体验。同时, 建立3 000万元恒大教育奖励基金, 其中150万元资金已经发放到位, 200名山区优秀教师和300名贫困优秀学生受到帮助, 减轻部分优秀贫困学生的家庭负担, 帮助其专注学业。

恒大集团深知教育扶贫的重要性, 教育扶贫的专项资金占总资金的16.7%, 对当地缺乏学校的地区进行建设, 对师资力量进行优化、培训, 对困难学生免费赠送学习用具。通过一系列措施从学校、老师、学生三个方面改善大方县教育落后、因贫辍学问题, 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难问题。教育条件的改善为当地贫困学子提供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条件, 也使很多因学致贫的家庭重新看到希望。在扶贫工作中, 解决好居住和产业问题后, 教育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只有解决好教育问题, 希望的种子才会播撒到贫瘠的土地里。

4. 就业扶贫的经验

脱贫的关键在贫困群体自身, 贫困群众必须有一技之长融入市场经济社会, 依托政府和企业的帮扶措施, 依靠自身技能去积极创造财富, 才是精准脱贫的真正内涵。

针对易地移民搬迁贫困农民缺乏技能的问题, 恒大集团计划从2016年到2018年的三年内, 每年吸纳1万名贫困劳动力到恒大集团就业。吸纳就业扶贫是恒大集团这种超大型民营企业扶贫的亮点, 仅靠当地政府无法每年解决如此大量贫困户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恒大扶贫办通过组织一系列就业技能培训活动以提高贫困群体的职业竞争力。到2016年6月15日, 职业技能培训班已开展10期, 7万人从中结业, 5 608人在恒大各下属企业和与恒大战略合作企业实现直接就业, 通过这种方式2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恒大集团在帮助贫困户提高职业技能竞争力的同时，对贫困户家庭创业给予大力支持。2016年3月28日, 恒大设立3亿元的“恒大大方贫困家庭创业基金”, 该基金计划3年内分批次以鼓励的形式直接奖励给创业的贫困户, 帮助3万贫困人口脱贫, 942户贫困户已获扶持。

就业是民生之本, 易地搬迁后的贫困家庭就业更棘手, 若不能处理好易地搬迁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 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还会造成其他社会问题。恒大集团紧抓技能培训和企业吸纳就业, 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同时, 恒大集团下属企业及其合作企业吸纳贫困群体劳动力就业, 解决部分贫困家庭的燃眉之急。增加贫困人员就业在解决当地贫困问题的同时, 也为当地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刺激了生产和消费, 提高了经济运行活力。

5. 民生保障工程扶贫的经验

在易地移民搬迁扶贫工程中, 有一定比例的困难家庭由于重病、缺乏劳力、残疾等因素, 缺乏独自脱贫的手段, 政府实施的民生保障工程可使其解决温饱问题。但在实际中, 对深度贫困群体的帮扶是一大难点。特困人群情况较为复杂, 自身缺乏脱穷能力, 部分人群家庭破碎。此外, 当地大多外出务工人员多为18-40岁的男性劳动力, 留守在家中的多为小孩和老人, 对这些留守群体不仅要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还要给予心理层面的关怀。

恒大集团已经为14 140名特殊困难人员每人赠送一份万能险, 该保险计划的固定收益可使其达到3 028元的大方县年人均纯收入脱贫标准。2016年5月28日, 恒大集团出资2亿元设立基金, 收益主要用于当地农村贫困家庭中因重大突发性灾祸和疾病造成家庭特殊困难的生活补助的“恒大大方慈善基金”。同时, 该基金用来帮助农村贫困人口中残疾人士的生活保障和康复治疗、贫困孤寡老人的养老保障和孤儿、困境儿童的生活学习补助。

留守儿童问题受社会深度关注, 也是恒大集团在扶贫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难题, 为改善留守儿童生活困境, 恒大集团发动8万多名员工参与对大方县4 993名儿童“一助一帮扶、手拉手结对”活动。受助者除了留守儿童, 还包括特困儿童(因家贫导致就学、就医和生活存在巨大困难; 因家庭监护不当或监管缺失遭受虐待、意外伤害、遗弃和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无法保障; 因残疾导致的康复治疗、护理和社会再融入困难)和孤儿。恒大集团为每名特困儿童设立每年3 000元的爱心补贴计划, 执行时根据实际情况会有调整, 覆盖全部31个乡镇, 每年的帮扶频度按季度算, 工作体量巨大。统计数字显示, 从2016年4月初活动启动以来，到5月下旬已经有1 500余名学生受益, 总共发放超过百万元的捐款和物资。

民生问题关系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对特困群体的帮扶是民生工程中最重要的一环。贫困群体不掉队, 扶贫工作才有成效。恒大集团在进行易地搬迁、产业、教育、技能培训与吸纳就业的同时，兼顾民生保障工程。通过购买保险、爱心结对帮扶等方式对当地特困群体送去物质、精神层面的关怀, 对于当地特困群体的生活、特困儿童的成长大有裨益。

6. 多方合作扶贫的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4 000万人全面脱贫, 党和政府是领导者、企业是参与者，社会力量是建设者。全面脱贫体量庞大, 政府无法面面俱到，政府出台总体规划、战略, 企业在政府的领导下实施具体措施、规划，负责完善政府不能及的细微之处，企业长期扎根社会, 与基层交往密切的优势明显。企业可以看到政府看不到的地方，可以完善政府不能兼顾的工作，可以利用政府不擅长的市场方式。企业在政府的领导下, 二者相互配合, 产生1+1>2的效果。

恒大集团在结对帮扶大方县脱贫过程中, 在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积极与省委、省政府和大方县沟通，及时了解、学习当地政策、制度、战略和方针, 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贫困状况, 制定恰当的帮扶措施。为14 140名特殊群体购买万能险使其收益刚好达到当地脱贫标准, 就是一个典型的在和当地政府充分沟通后对症下药制定的方案。在恒大集团和大方县结对帮扶过程中, 恒大集团坚持“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的原则, 积极帮助当地困难群体。同时，在与政府合作中坚持各司其职而不越位, 及政府所不能及, 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逐步引导贫困群众自身走出困境。

经过两年精准帮扶, 截至2017年底, 大方县已实现127 128人脱贫, 完成总任务的70.63%。可以看出, 企业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当地政府最了解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和当地政府充分沟通后, 企业扶贫可以发挥出“指哪打哪”的效果。政府扮演领路人角色, 企业充当突击手, 二者的配合可以更好地推动精准扶贫工作。

(四) 恒大集团精准扶贫经验的模式

目前全国范围内企业参与扶贫的典型案例较少, 经验不是很成熟, 实际工作存在盲人摸象的问题。恒大集团结对大方县精准脱贫, 开创了民营企业扶贫的典范, 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些全国其他地区可以借鉴的经验、做法。

1. 斩断穷根式的易地搬迁模式

在大方县的易地搬迁过程中, 针对本地区地形破碎、居住分散的特点。恒大采取整村搬迁模式, 由恒大出资修建“恒大幸福新村”。村民旧居生产率较低的土地集体流转, 由企业统一开发, 村民每月获得部分土地流转收入, 彻底脱离穷根走入新居。在帮助贫困群体脱贫的同时, 某种程度上建立“倒逼机制”, 拆除旧居, 想再回去靠贫瘠的土地生存不可行, 唯一的方式是留在新居, 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

2. 搬迁点配套产业模式

政府的市场嗅觉不如企业灵敏, 企业依据地域自然条件, 建立适合贫困户发展的产业。恒大帮扶大方县在产业扶贫中采取企业+贫困户、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在配套产业方面，政府和企业合作, 由企业牵头完成配套产业的建设, 政府辅以政策优惠。恒大的产业配套措施结合当地特点, 在村民新居旁边建设现代农业大棚、种牛牧场, 建设搬迁和旅游产业结合的民族风情小镇——奢香古镇,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值得其他有大企业参与扶贫的地区借鉴。

3. 特困群体和弱势民生保障模式

对于特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帮扶也是难点。深度贫困造成大量留守儿童、留守老人, 还有很多因为自身、历史原因无法摆脱贫困的特困群体。对此, 恒大集团为特困群体购买保险，为特困学生设立教育奖励基金，出动恒大员工结对帮扶困难家庭, 为他们送去物质上帮助的同时, 送去精神上的慰藉。特殊弱势群体的生活好坏是衡量一个地区扶贫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恒大集团的上述措施, 在帮助当地困难群体脱贫的同时, 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对于其他地区特困群众脱贫具有借鉴意义。

4. 政企合作的新模式

传统的政企合作主要集中在招商引资、共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经济层面, 恒大集团参与扶贫是政府和企业首次在民生领域合作。在贵州省总体扶贫政策的框架下, 结合地方特点制定一系列扶贫措施帮助当地困难群体脱贫, 坚持“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的原则，坚持“扶上马送一程”的理念，坚持不让一个贫困户掉队的全面扶贫政策，力争在三年内帮助大方县18万困难群体全面脱贫, 力争不使返贫现象发生。贵州省政府积极抢抓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的历史性机遇, 以摘掉“贫困帽”才对得起“乌纱帽”的政治觉悟, 以决战的姿态打好脱贫攻坚战。恒大和贵州省政府的脱贫攻坚合作开创了企业参与扶贫工作的典范, 万达集团、中石化等企业也开始积极参与地方扶贫。恒大集团参与贵州省扶贫工作, 将对以后政企合作进行扶贫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提供宝贵的经验。

四、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建议

仅靠政府主导扶贫工作存在资源配置低效、信息扭曲、措施匮乏等缺陷。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对贫困群体的帮扶初见成效, 以往主要通过财产直接转移的方式, 治标不治本。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相关论述, 扶贫要做到“精准”。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扶危助困的责任, 企业可利用自身优势, 积极参与扶贫事业, 深入贫困地区了解当地困难群体实际需求, 对症下药, 更好地帮助困难群体自立自强, 从根本上走出贫困。本文对社会组织的民营企业精准扶贫提出以下建议。

(一) 政府对参与扶贫的民营企业提供政策优惠, 弘扬扶贫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截至2016年, 我国已有超过4 000万家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给社会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 存在参与社会事务的巨大潜力。政府应该给予参与扶贫的民营企业一定的政策优惠, 如税收优惠、产业政策支持等，引导民营企业主动投身精准扶贫事业之中。政府提供政策优惠相当于给全社会的民营企业释放信号, 参与企业扶贫不仅可以帮助困难群体，也对企业自身发展有益。企业的社会属性促使其参与扶贫等公益事业, 企业参与扶贫目前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无法对企业扶贫成效进行总体考核、评价。对此, 可以建立企业扶贫绩效评价制度, 根据不同地区的贫困状况制定相应评价标准, 对其中有效的措施进行研究、借鉴、推广, 对成熟做法进行总结、提升，进一步激发和弘扬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二) 增强对扶贫企业的引导和服务, 建立企业扶贫数据库

全国各个地方政府均出台了当地的脱贫标准和扶贫政策, 在不同的地区, 企业需要学习不同的政策。企业存在对当地扶贫政策解读不准的情况, 需要政府帮助企业快速了解当地政策, 以便于企业在最短时间内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 本地政府将自身的扶贫政策做简化处理, 将与扶贫企业有关的部分集中制作成扶贫政策指南, 便于企业尽快学习。第二, 将本地区风土人情贫困状况、主要致贫原因、优势劣势产业编制成扶贫指导手册。第三，政府应最大限度对扶贫企业提供服务和支持。目前扶贫工作数据资料搜集不全面、数据真实性存疑、数据来源渠道混乱、数据失真情况普遍存在, 使得企业难以及时跟进扶贫工作的最新动态。建立扶贫数据库, 及时把握扶贫动态, 匹配相应扶贫手段。通过建立数据库, 有利于整理贫困地区、当地政府和社会各方的信息, 以便企业提高扶贫效率、更好地落实扶贫措施, 以便各地区及时进行信息交流, 相互借鉴合理措施, 为后续扶贫提供基础。

(三) 建立扶贫企业宣传、奖励、监督和约束机制

对有成效的扶贫企业进行推广、宣传、奖励。通过各种媒介对扶贫企业进行全方位宣传, 使其感受到政府对其扶贫工作的肯定和重视, 对全社会形成政府积极鼓励参与企业扶贫的氛围。使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扶贫企业有荣誉感, 并赢得社会口碑, 鼓励其再接再厉, 作出更大的贡献。地方政府可以每年召开优秀扶贫企业表彰大会, 使其感受到政府对企业扶贫的重视和认可, 并给予实际奖励, 让扶贫企业在当地有归属感和责任感。企业本身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全社会范围内民营企业参差不齐, 随着民营企业深入到贫困地区扶贫工作一线，政府在引导企业进行扶贫的同时, 应加强监督、约束机制的建立, 构建一个有约束、有活力、公平公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