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贯穿着与疾病有关的身体经验和文学修辞。从晚清开始, 文学作品中就充斥着大量的疾病话语, 以身体的患病来隐喻民族的衰弱^[1](P281)。五四以后, 中国现代作家们一方面将疾病书写当做患病民族的隐喻载体, 另一方面也通过疾病书写发现了感性的自我, 从而完成了疾病书写的现代转型。1949年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 由于政治一体化时期的到来, 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政治卫生学^[2], 因而文学作品中对身体疾患的表现也必须与具体的政治意图相吻合。这样, 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还是农业合作化小说, 疾病书写大面积退隐。即便偶有涉及, 也常常被指涉为旧社会的遗留物, 或者是由思想落后所致^[3]，造成疾病书写的异化和扭曲。新时期文学到来之后, 由于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重新重视, 人的文学重新被提倡, 因而也带来了疾病书写在文学领域的重新回归。

一、从“祛魅”到“复魅”

鲁迅与贾平凹都是有着丰富的患病体验, 并对疾病问题进行了深切表现的作家。鲁迅的一生是被病痛折磨的一生。据日本学者泉彪之助的统计, 鲁迅一生所患的疾病包括龋齿、疮、肋膜炎、胃炎、痔、赤痢、气管炎、肺炎、神经衰弱、疖等36种, 涉及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4]。身体的衰弱多病使鲁迅深切体味到病人的痛苦, 赴日学医的经历又使他终身保持着对医学的关注。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 他是杰出的疾病书写者, 也是民族病症的伟大诊疗者, 是一个集病人与医生双重身份于一体的作家^[5]。丰富的患病体验和医疗知识不可能不影响到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创作的取向。他的日记中, 病与药是相当重要的几个关键词之一, 因此有学者曾说他的日记“包含了一部鲁迅的病史”^[6](P180)。书信中谈到病的内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而他的文学创作, 无论是在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还是众多的杂文中, “医药治病”已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主题意象^[7](P240)。鲁迅对疾病的描写总是从身体指向精神, 从个人指向民族, 具有多重隐喻意义。同时, 他又以科学态度去除包裹在疾病上面的神秘、迷信色彩, 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 拒绝赋予其道德、美学的意义。这使得鲁迅笔下的疾病书写具有了隐喻与祛魅的双重变奏。

作为“文坛著名病人”的贾平凹, 有着长达30多年的患病历史。他曾频繁入住过西安的各大医院, 体味过一个传染病患者被歧视、被疏离的痛苦。丰富的患病体验使他一直把疾病作为重要的创作主题。他的小说几乎可以算是疾病大全。《蒿子梅》中的疟疾、月经不调, 《妊娠》中的肝硬化、癌症、瘫病, 《人极》中的肥胖病, 《浮躁》中的肝病、瘫痪, 《白夜》中的牛皮癣, 《土门》中的小儿麻痹、肝病、哮喘、牛皮癣、胃癌, 《高老庄》中的小儿麻痹症、疯病、皮肤病、肝癌、鼻癌、肺癌、白癜风、心慌病、软骨病, 《高兴》中的痔疮、神经衰弱、白癜风、肝硬化、肝癌、乙型肝炎、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 《怀念狼》中的头疼病、软骨病、肝病、夜游症、痔疮, 《病相报告》中的乙肝、哮喘病、疟疾、口腔溃疡、胃病、糖尿病、前列腺炎, 《古炉》中的疥疮, 《带灯》中的脑溢血、肝癌、抑郁症、食道癌、矽肺病、癫痫病、糖尿病、高血压、烧伤、妇科病、脚气病、内分泌紊乱、前列腺炎、夜游症, 《老生》中的瘟疫，等等, 几乎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的疾病现象一网打尽, 体现出对他对疾病问题深切而持久的关注。总体来说, 贾平凹早期作品中的疾病意象较少, 在整个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太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作品中疾病意象的密度越来越大, 类型也越来越丰富。他作品中的疾病书写既是他本人患病经历的投射, 也常常连带着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思考。《怀念狼》中的头疼病是生态失衡所引发的病状, 《古炉》中的疥疮是“文革”乱象的隐喻, 《带灯》对矿工所患矽肺病的描写, 则表现出对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关注。因此, 疾病已经成为贾平凹表达人生体验与社会思考的重要修辞手段。

鲁迅在作品中极力破除那种迷信人是“万物之灵”, “月经精液可以延年, 毛发爪甲可以补血, 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 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的思想^{[8](卷1, P191)}，主张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身体。无论对脚、头发、乳房还是身体的其他部分, 鲁迅都希望能洗尽东方传统谬误不洁的思想, 通过科学教育, 去掉笼罩其上的神秘色彩。而贾平凹的作品却正相反, 他热衷于描写各种与身体有关的民间传说, 比如吃胎盘可以滋补身体, 喝童子尿可以治病, 唾沫可以消炎, 头发灰可以止血，等等, 对各种与身体有关的灵异现象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病相报告》里写“爹以老鼠的形状显灵”^[9](P15)，《高老庄》中写残疾孩子石头可以预测未来, 子路父亲临死前, 灵魂出窍, 身体在炕上躺着, 灵魂则在堂屋走来走去。《古炉》中的狗尿苔可以和动植物对话，等等, 都表明他对这些神秘诡异现象的浓厚兴趣。

五四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 就与科学、民主的口号紧密相连。“经过对巫魅文化的批判、科学与玄学大讨论以及非宗教运动，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本土神秘主义祛魅的文化语境”^[10]。在这种语境下，现代文学创作担负起了批判封建迷信思想与民间鬼神信仰的职能。在对疾病的认识方面, 现代作家们努力去除身体的迷信, 打破疾病禁忌, 以科学思想和理性观念来为身体进行一次“祛魅”。所谓“祛魅”, 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11]，英文为Disenchantment, 也可翻译为“除魔” “解咒” “去神秘化”等。“祛魅”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以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12]的过程, 由此使世界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 从神秘主义走向理性主义。鲁迅就常常以科学态度, 对疾病观念中所包含的迷信思想进行批判。《狂人日记》中提到孝子的割肉疗亲, 《父亲的病》中怀疑病情与前世的“冤愆”有关, 《弟兄》中的白问山说红斑痧能否治好取决于“府上的家运”, 《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将牙损和阴亏联系起来, 认为牙疼是由于“不自爱”。这在鲁迅看来, 都渗透着“鬼道”精神, 是缺乏科学观念所致。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大量与鬼神迷信、民间信仰相关的书写开始出现在疾病叙事当中, 当代文学又迎来了神秘主义的“复魅”。“复魅”亦可称作“返魅”, 主张恢复自然的神秘性, 重建人与万物沟通交感的灵性状态。贾平凹正是这一“复魅”思潮的主角之一。在早期作品中, 贾平凹对于疾病的描写较为写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患病与疗病的表现越来越神秘化。从《商州初录》开始, 有关疾病治疗的民间传说大大增多, 神秘气息日渐浓厚。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驱鬼、通说等带有民间宗教信仰甚或迷信色彩的经验, 还喜欢描绘亦医亦巫的民间奇人。《商州初录》里就写到怀有接骨奇招的老人。《土门》中的云林爷更是医界奇人。他是一个独眼瞎子, 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 发过一次疯之后竟然有了一身治病绝技, 对一些疑难杂症尤其对乙型肝炎, 几乎是药到病除。一个患肝硬化腹水的病人, 害了三年病, 什么医院都去过了, 药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吃, 一身肉都吃成苦的, 晚上蚊子都不叮他。可是云林爷的三服药下肚, 腹水就排下来了!这几乎堪称医学奇迹!在仁厚村的乡民眼里, 云林爷不仅仅是一个医生, 他是仁厚村的灵魂, 是神。《高老庄》里的残疾孩子石头, 莫名地竟然也学会了给人扎针、拔火罐治病, 而且能预感灾难。《古炉》中也有两位民间“医生”, 一位是以推拿、针刺、拔火罐、立筷子驱鬼、替病人叫魂等方式给人“摆治病”的蚕婆, 另一位则是擅长给人说病的善人。贾平凹热衷于表现这些富有神秘意味的民间医药传奇, 与《百年孤独》中的某些风味暗合, 带有丰富的本民族信仰和民间文化特色。在解释病因方面, 贾平凹作品时常半信半疑地夹杂一些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之类的说法, 而且特别强调患病、疗病与道德之间的关联。透过患病与疗病, 贾平凹发现了一个混沌、丰富而又神秘的前现代世界。他对前现代生活的迷恋, 既可以看出他在文化立场方面的保守性, 也反映出他对民间生活的深刻体察。

二、从笃信西医到推崇巫医

鲁迅曾将“祖传散丸, 秘制膏丹”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物事进行抨击, 从中可见他对中医药文化的排斥和拒绝。他的作品中, 对各种民间看病秘方、土方充满了鄙弃和嘲讽。《药》中的人血馒头, 《明天》中的吃单方, 《从胡须说到牙齿》中的“风干的栗子”, 《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冬天的芦根, 经霜三年的甘蔗, 蟋蟀要原对的, 结子的平地木”, “败鼓皮丸”之类的奇方, 在鲁迅笔下都显得愚不可及。而贾平凹似乎特别注意对民间疗病土方的搜集, 《高兴》中用抹猪板油, 然后用火烤的方法治疗裂口, 拿瓷片挑眉心放血, 拔火罐, 或者用凉水浇头治疗上火或便秘。《土门》中用熬桑树根和灶土的汤治过敏性哮喘。《高老庄》中用冰片搅着捣碎的蓖蓖芽草治疗崴脚, 床下放木瓜治小孩尿床, 用热尿浇伤口防止感染。《病相报告》中用野葱草熬荷包蛋汤治糖尿病等, 到处可见贾平凹对民间土方的兴趣。在他的众多作品中, 《古炉》是有关治病土方描写的集大成之作。作品中五花八门的治病土方, 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写到喝黄鼠狼血可以治疗肾病, 用鸡毛止血, 拔火罐治疗伤风感冒, 用猪尾巴根蹭嘴可以治疗尿炕, 抹鼻涕可以消肿止痛, 杜仲能治腰疼, 用金戒指熬过的水能治疗偏头痛, 熬绿豆汤治疗猪瘟, 抹窑灰治疗疥疮, 熬薄荷叶子水治疗湿疹, 用烫了猪的水洗脚能预防脚冻, 用簸萁虫做药引子能治疗骨折, 等等，使人不禁惊叹贾平凹对民间生活观察之细, 对疗病土方搜集之勤。《带灯》中对民间土方的描写也不少, 比如用南瓜瓤子敷伤, 用头发灰能止血消炎, 吃三个月左右引产下来的胎儿滋补身体，等等。作品中, 贾平凹甚至将被称作“陈神仙”的陈大夫的诊断和用药过程全部写出来, 甚至连药方也全部抄出来。这种写法当然并非贾平凹首创, 《红楼梦》中就有不少药方和菜谱。贾平凹似乎对菜谱不甚热衷, 但对药方却是情有独钟。他不吝纸墨地将搜集到的民间偏方一一记录下来^{[13](P281-282)}，还饶有兴趣地记录了平时积累来的各种按摩方法^[13](P158)。贾平凹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记录这些用药、按摩的民间土方, 并且不惜花费大量篇幅将它们细致无遗地写进小说中, 正体现了他对这一事项的深切关注和浓厚兴趣。他对中医药及民间土方的非比寻常的兴趣, 形成了当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医学风景。

鲁迅作品中出现的中医形象大多比较负面。在小说《明天》中, 鲁迅着力从外形和语言两个方面刻画中医何小仙的形象:一是他四寸多长的指甲, 二是他诊病时所用的语言。医生本应是很讲卫生的, 而指甲特别容易藏污纳垢。何小仙的长指甲就给人传达出一种污浊不洁的印象。鲁迅大约对留长指甲的人没有好感, 于是顺带把卖中药的贾家济世老店也讽刺了一下, 因为那家的店伙也翘着长指甲。透过这一细节形象生动地说明中医和中药店同流合污的事实。而何小仙在诊病时所用的“中焦塞着”“火克金”之类的语言, 亦透露出中医医巫一体的形态。他开的药名为保婴活命丸, 结果却没有保住宝儿的性命, 也表明庸医误人的一面。

《父亲的病》里的名医, 诊费昂贵, 用药奇特, 然而不仅毫无效验, 病势反而日益沉重, 最终使“父亲”在病痛中亡故。鲁迅通过各种离奇药方抨击中医“医者意也”的随意性、非科学性及无效性。鲁迅是在学习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的科学知识之后才“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8](卷1, P438)}。因此, 他总是在与西医的对比中抨击中医。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中, 鲁迅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来说明中医是如何将“牙痛”妖魔化的。由于受父亲的遗传, 鲁迅从小患牙病。绍兴当地没有西医, 只好求救于《验方新编》, 试尽各种验方、秘方都不灵之后, 又正式看中医, 服汤药, 也无效。对此, 他的长辈们不但不予同情, 反而斥责他不自爱。当时他还不解其意, 后来看中国的医药书, 才恍然大悟被斥责的原因。原来中医上说齿是属于肾的, “牙损”的原因是“阴亏”。后来去日本的长崎找到牙医, “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 这才不再出血了”。这一次的经历, 让鲁迅感受到西医的巨大优势。对于中医久治不愈的牙病, 西医只“化去的医费是两元, 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就轻松搞定。对比先前在中国的遭遇, 他感觉到自己身受的耻辱。中医既看不好病, 还要平白无故地诬陷人, 这使鲁迅彻底破灭了对中医的信任:“到现在, 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 单方怎样灵, 我还都不信。自然, 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 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8](卷1, P264)}

《弟兄》中, 鲁迅让中西医全部出场, 进行了一次同场竞技。张沛君弟弟生病, 因为报上说流行猩红热, 他有些疑心, 立即叫听差请普悌思大夫。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 情急之下, 张沛君只有去请同寓的中医白问山来看。他虽然曾攻击过中医, 但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想着中医虽然未必诊治有方, 但“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白问山诊查之后说是“红斑痧”, 他还以为不是猩红热, 结果白问山说红斑痧就是猩红热。至于如何医治, 白问山说“要看府上的家运”, 虽然这个回答已经相当荒唐了, 但他因为一时情急, 稀里糊涂地还是请他开了药方。当他已经被不祥之感折磨得头晕目眩的时候, 还是西医普大夫化解了他的焦虑, 结束了这一场中医闹剧。普大夫诊查之后说不是猩红热, 只是疹子而已。他是外国人, 当说到这个病名的时候用的是英文“Measles”。这一词语不仅传达出一种令沛君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更附带着一系列科学的诊治手段。普大夫没有谈及任何与家运有关的荒唐言辞, 只嘱咐让病人忌口，“酸的, 辣的, 太咸的, 不要吃”, 热退之后, 拿小便, 装在一个干净的玻璃瓶里, 送到他的医院里去化验。面对同样一个病症, 中西医的诊断如此不同。在鲁迅笔下, 中医不仅诊断有误, 而且胡拉乱扯, 将一个普通疾病的疗治和“家运”联系在一起, 可谓荒唐至极。而西医虽然诊疗费昂贵, 但他不仅诊断准确, 而且过程简洁。处处透露出一种严谨、科学、卫生的态度。鲁迅通过这样的描写完成了一次中西医的同台竞技, 最终是以西医的完胜告终, 表明鲁迅对于中西医的爱憎取舍。

五四以来, 现代作家们常常把中医和西医对立起来, 关注的不仅仅是治疗方案的取舍, 更象征着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医象征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或者民间文化, 而西医则代表着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与方法。因此, 中国现代作家通过疾病疗救中的中西医的对立, 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迷信之间的冲突。鲁迅笃信西医, 批评甚至否定中医, 实际上表达出对科学的崇尚和对传统思想中所包含的迷信、荒诞色彩的批判。正因为此, 当听说孙中山病危仍坚持不服中药时, 鲁迅非常感动也相当钦佩。他写道:“人当濒危之际, 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 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 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8](卷7, P306)}在他看来, 孙中山对中药的拒绝实质上是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理想。鲁迅青年时代立志学医, 除了要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 也是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8](卷1, P438)}他后来虽然弃医从文, 但一生笃信西医, 排斥中医, 就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他的科学启蒙思想。

而在西医与中医甚至巫医的对峙中, 贾平凹似乎更偏爱后者。因为它们包含着更为神秘的自然与生命现象, 蕴含着悠久的民间文化积淀。在贾平凹的作品中, 西医并没有像鲁迅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么简洁有效。在《高老庄》中, 当西夏崴了脚, 菊娃说:“土方子比那洋药膏顶用的, 王厂长前两个月也是崴了脚, 什么药水儿、药膏儿用尽了就是不消肿, 敷三次蓖蓖芽草就好了的。”^[14](P126)《病相报告》中写道:“肾炎是几乎无法治愈的疾病, 尤其是西医, 除了靠激素来控制外, 最后的结局就是发展为尿毒症, 就是换肾。”^[9](P101)因此只能求救于中医。然而当多方求医之后发现“西医在推, 只会让你去做这样检查那样化验, 中医则在吹, 拍了腔子说只要服他的药, 绝对治好”。在中西医都束手无策之后, 只好病急乱投医, 甚至寻气功师发功, 找巫师驱鬼, 喝黄鼠狼的血, 一切想到的办法全想了^{[9](P103-104)}。在《白夜》中当请了无数中西医都治不了祝一鹤的病, 气功师也没办法时, 只好找了一个巫医刘逸山来, 让每天子夜焚符化水给病人喝, 焚符前需面东, 右手掐莲花手印, 念服灵符咒语。服过三次符水后, 人还是痴傻着, 但明显地胖起来, 也白了许多。服过第七张符之后, 竟然“脸上嫩红如妇女, 皱纹也没有了”^[15](P355)。《古炉》中也有不少去医院就诊无效转而向蚕婆和善人求救的情节。这些描写都说明贾平凹对现代医学的怀疑。他不仅没有像鲁迅那样把西医当成是治病救命的最佳选择, 反而不断地表现西医甚至中医的局限甚至无效, 这就给他对巫医或者神医的兴趣留下了空间。因此, 贾平凹对前现代生活的迷恋, 实质上包含着对唯科学主义的怀疑, 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他看来, 现代医学的功能有限, 当人们求医无效后, 就想重新回到过去的民间生活经验和精神信仰当中, 期望自然万物能以其神秘之力发挥治病奇效。于是贾平凹尽量不以单纯的现代科学思维去否定传统民间生活的意义, 而是以他特有的“神性”眼光打量着乡村生活的一切。因此, 贾平凹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保留了与疾病有关的种种身体、心理、情感以及民间文化的信息, 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文化、历史、社会甚至人类学的意义。

同时, 贾平凹尽可能地呈现农民生活的现实处境, 认为说病、巫术这些疗病观念的存在和农村生活的贫困有关。如杨念群所言:“乡民看病时往往会在几种就医方式之间来回斟酌选择, 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医药费的承受力, 其次还要注意路途成本的承担状况。即使是同样的求仙方, 也会因药费的贵贱而分流。”^[16](P190)这说明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就医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 也关联着经济、距离等现实问题。因此, 在民国时代, “许多地方乡人有病先请香头去治, 不得已时才请中医, 最后才请西医”^[16](P187)，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贾平凹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当代中国, 但乡村生活的贫困本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古炉》中, 老顺的老婆得了羊癫疯, 由于没钱请医生, 迫不得已只好请善人说病, 这种描写说明民间信仰的存在是与人的生存处境息息相关的。因此, 与鲁迅所表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不同, 贾平凹的立场更具民间性。对于民间生活中贫困、落后、迷信的一面, 鲁迅抱着一种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 而贾平凹则有一种身处其中的亲切感甚至认同感。

三、从崇尚科学理性到注重文化民俗

鲁迅从小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植物学有浓厚兴趣, 南京求学时期, 又系统接触了金石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对科学的兴趣日益浓厚。赴日学医的经历, 更使他具备了深厚的科学素养。虽然他个人的道路选择是从科学救国走向了文学启蒙, 然而他对科学的热爱始终不渝。鲁迅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将科学看作“神圣之光”^{[8](卷1, P35)}，并认为科学是医治中国人思想昏乱的一味好药, 但他并非唯科学主义者。早在《科学史教篇》中, 鲁迅就提出:“世有哂神话为迷信, 斥古教为谫陋者, 胥自迷之徒耳, 足悯谏也。”^{[8](卷1, P26)}在随后的《破恶声论》中也极力为神话辩护。这说明, 鲁迅虽然重视科学启蒙精神, 但却反对以科学主义的眼光去批评诗歌、神话、童话、民俗以及一切其他艺术。如果看绍兴戏“女吊”, 而批评说自杀是卑怯的行为, 鬼魂报仇不合于科学, 那就是“呆鸟”^{[8](卷6, P640)}，是《诗歌之敌》中所说的“固执的智力主义者”^{[8](卷7, P246)}。就疾病叙事而言, 鲁迅排斥中医, 坚信西医, 崇尚科学, 抨击迷信, 既源于他个人体验中的“切肤之痛”, 也和他曾系统接受过西医训练有关。在鲁迅看来, 身体疾病的疗治是一个纯然的科学问题, 不容有任何的鬼道精神渗入其中。而贾平凹并无鲁迅那样的西医背景, 对科学的兴趣也不如鲁迅那么浓厚。他更多关注与疾病有关的各种民俗事项, 在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地方, 正是孕育疾病神秘化的土壤。在鲁迅笔下, 西医总是显得简洁、卫生、快速、高效, 而贾平凹的作品里对现代西医却常表怀疑。他沉迷于各种民间土方、中草药方、推拿甚至巫术之类的治疗方法, 那种混合着神话、迷信、巫术的前现代世界, 对他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如果说鲁迅对疾病的描写带有科学的、理性的色彩, 那么贾平凹的疾病叙事则更倾向于一种文化的、民俗的意味。虽然他的写作中逐渐淡化了科学思想和启蒙精神, 但却完整地呈现了中国民间社会藏污纳垢而又神秘美丽的复杂形态。透过从鲁迅到贾平凹的疾病叙事,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着的中医与西医的争论、科学与迷信的纠缠, 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消长起伏的一个面向。

晚清以来, 由于遭受被现代化的命运, 整个中国被看作一个亟需疗救的病弱之躯。于是,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文学作品中爆发了大规模的疾病书写。知识分子借用疾病话语, 呼吁建立新的民族国家^[17]。《老残游记》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中医, 在作品中, 他既是治病救人的郎中, 也是拯世济民的“社会医生”“国家医生”^[18]。可见, 中医形象在晚清时期还是相当正面的。民国以后, 由于对科学启蒙思想的信仰, 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知识分子都曾发表过反对中医, 支持西医的言论, 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崇尚科学的普遍风尚^[19]。因此, 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成为那时知识界争论的一个话题。1929年南京的“废止中医案”更集中体现了中医所面临的危机。中国现代作家们常常把中医当成“庸医和骗子的代名词, 而西医则是良医和科学的代名词”^[20]，就是由于受科学启蒙思想的影响所致。在科学思想的引领下, 现代文学的疾病叙事担负起了批判封建迷信思想与民间鬼神信仰的职能。巴金《家》中所描写的“捉鬼”闹剧, 就是一次现代启蒙思想与封建迷信思想的正面交锋。《春》《秋》和《寒夜》中也有不少篇幅表现由疾病的治疗而引发的中西医之争。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围绕虎妞之死, 写出了蛤蟆大仙的丑行, 揭示了中国人的迷信和愚蠢。萧红笔下, 疾病就是科学与迷信的交战场。在《呼兰河传》中, 围绕小团圆媳妇的患病与疗治, 萧红把国人思想观念上的落后、愚昧、迷信、残忍表现得惊心动魄。在《马伯乐》《北中国》里也有不少篇幅表现人们在疾病方面的迷信思想。

1949年以后, 由于毛泽东对中医的重视, 政府开始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 并实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制度, 由此, 中医重新受到重视。被鲁迅抨击过的绍兴名医何廉臣的著作在50年代以后陆续被重印如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了何廉臣编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 196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著作《重订广温热论》。，也可见中医地位的回升。在当代文学作品中, 中医也不再被当作批判嘲讽的对象, 而赋予了积极的意义, 如苏叔阳的话剧《丹心谱》中的中医方凌轩、俞天白《吾也狂医生》中的中医文超尘都是被肯定的形象,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文学在文化立场上回归传统的倾向。从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 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国学热的兴起, 大量中医药题材的作品如《药铺林》《大宅门》《大中医》《大国医》《女国医》《推拿》等的问世显示出中医药文化在文学界的复兴。

四、结语

鲁迅与贾平凹都有长期的患病历史, 丰富的疾病体验, 因而在创作中常常涉及与疾病有关的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疾病叙事中, 他们都是相当重要的代表人。从鲁迅到贾平凹, 对疾病的认识从科学化到神秘化, 疾病叙事则从“祛魅”到“复魅”, 从追求现代性发展到回望前现代。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倒退, 而应重审文学与科学的复杂关系。对文学作品而言, 是否符合科学精神并非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准。否则, 神话、童话以及很多幻想性、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无法立足了。从崇尚西医到肯定中医甚至巫医, 从批判鬼神迷信到热衷于展示各种神秘灵异现象, 从对现代科学的信仰到怀疑, 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叙事的演变, 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往复的复杂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