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宋政权重建的关键环节之一, 大元帅府^[1]不仅是赵构重组政权的基础, 更为其施政提供了直接的统治经验, 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关于赵构大元帅府, 学者在探讨宋代军制问题时往往有所涉及^[2](P60), 专题研究也逐步展开。

近年来，梁伟基着力于大元帅府重建武力过程的研究, 他将高宗初年军队的兵源构成溯源至大元帅府时期, 论证了大元帅府时期的治军经验与南宋初期武力重建之间的继承关系, 对深入了解两宋之交军政问题颇有助益^[2](P59-81)。但是, 武力重建只是大元帅府所面临的重要政治问题之一。其实, 处于两宋之交中央军制重组过程中的大元帅府, 以帅府幕府核心成员所组成的军政集团以及大元帅府的军政运作, 至少在人事与制度两方面深刻影响了南宋政权的重建进程。就人事而言, 除军队本身之外, 大元帅府以帅府集团为依托，其形成及运行, 更明显地主导了重大军政决策, 关系到大元帅府时期乃至南宋初年的军政走向；就制度而言, 大元帅府组建之后, 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运转, 其运行方式及效果也影响到帅府本身及南宋初创政权的组织方式。

基于以上认识, 笔者将大元帅府置于两宋之交中央军制整合与新政权重建的双重背景之下, 着重从人事与制度两方面探讨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及其对南宋政治的潜在影响, 以期推进学界对大元帅府时期的认识, 并希望能为进一步理解南宋政权的特质提供一些参考。

一、帅府集团的形成与人员组成

政治集团学说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概念。近年来, 政治集团的分析范式受到一些挑战, 有学者认为, 我们需要警惕政治集团之下政治人物的复杂性^[3](P50-58)。从政治集团内部的复杂性来看, 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 质疑者往往还是首先肯定这一范式在政治史研究中的有效性。在这一前提下, 我们似不应矫枉过正。笔者以为, 对于赵构大元帅府时期的这段历史, 政治集团分析仍能显现出其有效性。

赵构大元帅府的发展壮大及有效运行, 有赖于其所倚靠的文武臣僚协力辅佐。对于这一臣僚群体, 我们或可称之为“帅府集团”。随着靖康年间军政形势的变化, 这一军政集团渐次形成, 不仅关涉大元帅府的运行实效, 而且对南宋初年的政局走向也有重要影响。此前, 学者多关注帅府集团的某个侧面。如，寺地遵讨论“与宋政权重建构想有关的政治斗争”时, 将“高宗集团”区分为“拥立高宗集团”和“张邦昌系官僚”, 主要分析了他们在南宋建立后的政治主张及权力争斗^[4](P53-76)。梁伟基分析赵构大元帅府的武力重建问题, 主要着眼于大元帅府重建武力的过程及其武力的结构、特点^[2](P59-81)。

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笔者着重从整体上考察大元帅府时期赵构帅府集团的形成过程及人员组成特点。

作为徽宗第九子, 康王赵构本无染指最高权力的可能。但对赵构来说, 靖康之变可谓是“厄运中之幸运”^[5](P7)。金军第一次南侵时, 赵构曾作为人质出使金营。金军第二次南侵, 赵构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再次奉命出使议和。此次议和, 康王赵构为告和使, 王云为副使, 耿南仲之子耿延禧与高世则为参议官, 康王府潜邸亲随蓝珪、康履、黎楶、杨公恕、韩公裔等随行^[6](P473)。以告和副使、参议官及康王府潜邸亲随为核心, 赵构开始组建起自己的势力。当十一月二十日行至磁州(今属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时, 知州宗泽请留赵构, 又逢王云之变^[7](P26), 时知相州汪伯彦亦“请王还相”, 赵构遂“以所部千人抵相州”^[7](P27)。“所部千人”中当包含军队人马^[2](P69)。在赵构抵达相州不久, 耿南仲亦至, 诈称面奉钦宗圣旨, 令其尽起河北将兵入卫。赵构遂公开召募武装力量^[22](P27)。

在金人围困东京并得知康王赵构已在相州自立的事实后, 宋钦宗最终发布诏书, 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在任命诏书中, 除任命赵构为大元帅外, 还任命陈亨伯(即陈遘, 以字行)^{[8](卷一○九)}为元帅, 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但是, 由于上述诸人并不在大元帅府驻地, 所以赵构并未立即按照钦宗的安排, 任命元帅、副元帅, 而是先行任命了一些大元帅府僚佐。

赵构刚刚组建大元帅府时, 将麾下兵万人分为五军^[2](P69-70)。十二月二日, 大元帅府差官置属, 进一步细化内部组织结构:

王命差耿延禧、高世则参议官, 徽猷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张愨, 直龙图阁、京东转运副使黄潜厚^[7](P28)充大元帅府随运应副, 徽猷阁、知信德府梁扬祖充大元帅府随军运使, 杨渊、王起之、秦百祥充干办公事, 蓝珪、康履、黎楶、杨公恕^[7](P28)、韩公裔充主管机宜文字, 武显大夫陈淬充兵马大元帅府都统制五军兵马, 修武郎赵俊等中军统制, 武义大夫刘浩前军统制, 武显郎张琼左军统制, 修武郎尚功绪右军统制, 果州刺史王孝忠后军统制。^[6](P537)

在此次任命中, 跟随赵构出使议和的耿延禧、高世则为参议官, 张愨、黄潜厚、梁扬祖等人负责大元帅府后勤供应, 成为大元帅府的核心幕僚。陈淬为五军都统制, 负责统领大元帅府军队, 其下有赵俊、刘浩、张琼、王孝忠等将领, 是大元帅府主要武将。原康王府亲随蓝珪、康履、黎楶、杨公恕、韩公裔, 主管机宜文字, 掌控重要信息的通进。如前所述, 耿南仲、宗泽、汪伯彦等人虽不是大元帅府僚佐, 但他们是赵构的最早支持者, 亦属帅府集团。另外, 持钦宗“亲笔蜡书”拜见康王的使臣秦仔、侯章、刘定等人^[6](P533)亦成为帅府集团的重要成员, 在大元帅府初期的军政决策中有一定发言权。

自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至靖康二年(1127)五月, 大元帅府先后流徙于相州、大名府、东平府、济州、应天府等地, 帅府集团往往随之变动, 集团内部多有增减变化。从大元帅府发展历程来看, 赵构在相州初开大元帅府时, 军力尚小, 且受金人围追, 只是初具规模。在驻扎大名府时期, 其军政实力得以有较大提升。

赵构按预先计划, 于十二月十四日发相州, 率大元帅府向东北方前行, 渡过黄河, 于十六日到达北京大名府。相较于相州, 大名府的战略地位更为优越, 对大元帅府来说, 驻军大名府也颇多便利，史载:

以河冰方坚, 自相至大名, 虽涉河, 而地里不远, 密迩王室, 发勤王之兵为便也。时京城围久, 王既渡河, 驻军北岸, 天下申(请)【陈】四集, 取决于霸府矣。^{[9](P807-808)}

驻军相州时, 京城围闭, “又号令不通, 王军在河北, 天下不得闻动静”。此时渡过黄河, 并驻扎于北岸^{[6](P545-546)}。在大名府驻扎时, “天下申陈四集, 取决于霸府矣”。这说明, 大元帅府成为诸勤王部队的军情沟通中心和决策中心, 获得了统率诸多勤王力量的权力^{[6](P545-546)}。以大元帅府为核心, 赵构逐步建立起来初具规模的临时军政系统, 军政地位得以迅速提升。这时, “宗泽以二千人先诸军至, 知信德府梁扬祖以三千人继至, 张俊、苗傅、杨存中、田师中皆在麾下, 兵威稍振”^[10](P441)。其他重要者, 如知相州汪伯彦率至少3 000人马、宣总司前军统制韩世忠率千余人, 归附大元帅府^{[2](P71、73)}。这一时期, 由于秦仔、侯章、刘定等人在行军所向问题上与帅府集团成员相左, 逐渐被排挤出决策层^[6](P544)。甚至在汪伯彦力请下, 侯章于靖康二年(1127)四月被杀^[9](P817)。

大元帅府驻扎东平府时, 帅府集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其一, 杨惟忠取代陈淬, 成为大元帅府都统制^[2](P71)。其二, 知河间府兼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领军250 000人至东平府投靠元帅府, 元帅府军声益振^[2](P72-73)。其三, 宗泽抵达大名府之后, 钦宗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谕泽供副元帅职事”^[6](P548)。但因在应战与逃亡问题上宗泽和赵构、汪伯彦明显不同, 对于“行军所向”出现分歧, 宗泽被派往开德府(今属河南省濮阳市)驻扎, 吸引金军兵力, 掩护赵构东逃。宗泽最终远离大元帅府决策核心层, “自是泽不复预府中谋议”^[10](P441)。这一时期, 大元帅府的实权派主要有掌管大元帅府直属五军的都统制杨惟忠和率领大军归附元帅府并统领以兴仁府为中心驻军的黄潜善^[2](P74-75)。其四, 在大元帅府即将起发东平府之前, 其所调发的勤王部队, 除大元帅府核心力量之外, 还要协调宣总司及各路部队。宣总司是大元帅府极力争取统御的勤王部队。但是, 作为宣总司的长官，范讷、赵野最后却退屯南京, 并未听从大元帅府的调度^[6](P637)。

驻扎济州时期, 帅府集团的变化主要有:其一, 刘光世、王渊、赵子崧、何志同等将领先后归附大元帅府^[2](P74)。其二, 靖康二年(1127)三月十一日, 金人分兵进犯济州, 赵构命杨惟忠应战, 而惟忠面有愠色, 推脱不前, 很可能因此而失去赵构的信任^[7](P65)。其三, 靖康二年三月, 徽宗北迁之后, 赵构任命原为副元帅的汪伯彦为元帅, 黄潜善为副元帅, 任命赵子崧为元帅府参议官、东南道都总管^[10](P441)。实际上, 汪、黄二人逐渐成为元帅府最重要的辅佐者。其四, 张邦昌向赵构表忠后, 张邦昌系伪楚官员范宗尹、颜岐等成为帅府集团的一部分^[4](P57-58)。

驻扎应天府时期, 随着大元帅府“结局”, 帅府集团趋于分化。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 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登基, 改元称帝。同日, 重建中枢机构, 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 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 “即日押付都堂治事”^[6](P749), 此时二人同居权力核心, 但位次先后发生了微妙变化。次日, 下令“元帅府限十日结局。大元帅府应一行将佐、官吏、卒伍, 自河北、京东扈卫有劳, 较优劣等第来上, 当与推赏”^[6](P751)。此诏令不仅为大元帅府“结局”制定了时间表, 而且按“优劣等第”对僚佐加以奖赏。“扈卫有劳”的大元帅府幕僚及为南宋建国有功的臣僚, 多被任命为中央、地方要职, 如，朱胜非任中书舍人, 吕好问任尚书右丞^{[6](P755、757)}, 翁彦国知江宁府、兼江南东西路经制使, 赵子崧知镇江府、梁扬祖知扬州。有些官员则被授予闲职, 如，耿延禧、董耘、高世则提举宫观, 兼侍读^[7](P99-100)。因宗泽主张正面抗金, 与高宗意图不合, 外任知襄阳府, 后在李纲力荐下, 复任命他为知开封府^{[11](P483-484)}。随着中枢机构的恢复, 大元帅府逐步被替代。按照规定, 大元帅府于建炎元年五月十日“结局”, “幕府官僚、五军将佐、应扈卫过河至应天府军兵, 并与等第推恩”^[6](P760)。这不仅标志着大元帅府的终结, 也宣告了以大元帅府为中心的临时军政机构正式结束。值得注意的是, 在大元帅府“结局”之前, 赵构于五月八日任命黄潜善、汪伯彦分别兼任御营使、副使, 设御营使司, 并将驻扎于南京应天府的原勤王军队分为五军, 由其统辖, “总齐军中之政”^[6](P760)。尽管宋廷逐步建立了御营使司统军的新体制, 但权力核心层仍是帅府集团班底。

以上是对帅府集团形成过程的基本梳理, 下面笔者拟对帅府集团的人员组成特点略加探讨。

首先, 通过考察帅府集团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帅府集团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军政群体, 而是随着军政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并逐渐定型的。在赵构即位前夕, 宗泽已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 大元帅府基本形成了以汪伯彦、黄潜善为主导的帅府集团。帅府集团的人员变动, 是特殊军政形势下的产物, 这其中既有军政实力和能力的因素, 也有政策、路线是否契合赵构个人利益的因素。

其次, 从帅府集团内部来看, 赵构主要依托文、武臣僚及侧近等三类人群。由于大元帅府以图存为第一要务, 帅府集团的文、武界限较为模糊, 掌军权的文臣往往更有机会成为帅府集团中的实力派。陈淬、杨惟忠等大元帅府五军都统制很快失宠, 黄潜善、汪伯彦逐渐得到重用。但是, 在两宋之交的乱局中, 文、武臣僚中却没有出现有足够号召诸勤王力量的实权人物, 黄、汪二人资历尚浅, 且能直接掌控的军队亦较有限。如何掌控由军贼、寇盗、勤王军、民兵队伍、溃兵以至地方上的原驻军等所组成的大元帅府武力^[2](P69-79), 是帅府集团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侧近之人以赵构潜邸亲随和钦宗所派使臣为主, 潜邸亲随(蓝珪、康履等)一直得到赵构信任, 人员构成较为稳定, 但钦宗所派使臣(秦仔、侯章、刘定等)逐渐被边缘化。

二、大元帅府的军政运行——以檄书行用为切入点

大元帅府成立之初, 赵构面临“安内攘外”的严峻形势:对内需要号召勤王部队, 扩充实力, 防止内部变乱; 对外需要抵抗金军以及盗贼的侵扰。其中, 前者是大元帅府最重要的军政要务, 扩充实力、整编重组勤王军队更是重中之重。作为军政机构, 大元帅府主要依托军用文书处理军务, 其中檄书、劄子是最重要的两种, 尤以前者为重。檄书正式出现于战国时代, 发展至汉代已经是一种日常行政事务性质的普通官方文书。汉代的檄书已具备征调军队、传递军情、讨伐敌人等功能, 三国以后演变成用于战争的军用文书^[12](P41-47)。至唐代, 檄书的内容、格式、语言和风格基本定型^[13]。在宋代, 檄书仍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文书。劄子是从宋代开始广泛使用的一种公文书写形式, 普遍应用于宋廷日常政务中^[14](P50)。在大元帅府时期，上述两种文书成为大元帅府处理军务的重要载体, 檄书更是大元帅府频繁使用的文书。据前所述, 虽然钦宗授予赵构自设中书舍人的权力, 但赵构出于对自己身份的顾忌, 未用诏敕文书而用了臣僚所惯常使用的檄书、劄子。大元帅府所发布的檄书, 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檄书在传布各地时, 一部分会使用“劄付”“劄送”字样, 送往特定某人或某处。结合两宋之交的时代背景, 考察大元帅府如何运用檄书传布军令、催促执行, 能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大元帅府运作方式的认识。

自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三日侯章自京城带蜡书至大元帅府, 传钦宗宣谕“康王辟中书舍人随行, 可以便宜传谕, 令草诏书, 可尽起河北官兵入援”^[6](P537), 钦宗赋予大元帅府类似于宰相机构的权力, 可以传谕号令、草拟诏书。在收到钦宗蜡书后, 大元帅府当晚草成诏书, 十二月四日一早便行下州郡。在诏书中亦表明, 大元帅府于十二月十四日发相州, 入大名府驻扎, 并要求河北守臣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后至正月三十日以前到大名府会合。为保证将文书顺利送达, 赵构共遣六番^{[6](P538-539)}。实际上, 大元帅府驻扎相州时, 处于初创阶段, 军力尚小, 且受金人围追, 赵构的命令难以传布四方。

此后, 随着大元帅府军政地位的提升, 檄书发布频繁, 史书中有不少檄书录文留存。今节录一例, 以作分析。靖康二年(1127)四月八日, 大元帅府移檄郡邑, 晓谕军民(以下简称“晓示檄书”):

见危致命者忠臣之心, 视死如归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沐湛恩, 今陈沥血之辞, 庶致捐躯之效……凡关津之出入, 谨于防奸; 成文书之往来, 审于办诈。以报皇朝之涵养, 以底天下之治安, 报德赏功, 决非空言, 三辰在上, 实闻斯言。檄书到日, 晓示军民, 教令知悉。右劄付某处。^[6](P676)

以上引檄书节文为标本, 我们仍能发现此一时期檄书的特点。“晓示檄书”虽是传统的宣谕、晓示类檄书, 但有“右劄付某处”这一表述方式, 类似于劄子, 表明专门送往某处。大元帅府劄子是大元帅府行用的另一种文书。如，靖康二年(1127)三月二十五日, 大元帅府下东平府劄子, 要求东平府会合诸路人马前去京城, 末尾为“右劄付知东平府安抚卢待制, 准此”^[6](P644)。这与大元帅府檄书的“劄付”用语是一致的, 意指专门送达某人或某处。

鉴于当时军政混乱、联络困难的现实, 为保证军情传达的效率, 大元帅府檄书会专门转发某些重要人员, 从而呈现出劄子的某些特征。下文将以檄书的传布为切入点，研究大元帅府如何处理军政事务, 并借此探讨其实际效果。

大元帅府重大军政决策的制定通常是赵构与帅府集团僚属共同商议, 并由赵构最终决定。如驻扎相州时, 大元帅府讨论迁徙去向, 钦宗使臣秦仔等人、内臣康履等人与汪伯彦等人议论不同, 经过激烈讨论, 高宗最后决定听从汪伯彦的意见, 北向大名府^[6](P544)。再如从大名府到东平府时, “王聚幕府僚属, 议所向”, 副元帅宗泽建议去开德府驻扎, 汪伯彦主张往东平府, 参议官耿南仲、高世则等“无异论, 更召诸将问之, 诸将亦以为然, 王遂议往东平府”^[6](P552)。在此次军事决策中, 经幕府僚属参与决策并咨询帅府将领意见后, 赵构统一意见, 决策施行。各勤王机构需及时与大元帅府沟通, “节次不移时申当府, 以凭差拨人马, 前去策应”, 其他紧急军情亦“飞申当府”, 以便大元帅府决策、调度^[15](P20-21)。

军政决策既定, 则需拟定檄书, 传布四方。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 为安定人心, 大元帅府草檄行下郡邑:

大元帅集府聚议, 念京城围闭, 朝廷政令久不通, 四方失所望, 奸宄乘时妄作。群臣建言, 布檄四方, 以定人心。乃命耿延禧草檄书, 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同共参订呈定本, 命蓝珪刊行之。^[6](P664)

如上所述, 在聚议之后, 赵构命令参议官耿延禧草拟檄书, 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等参订, 上呈定本, 最后下命主管机宜文字官蓝珪刊行。檄书颁行, 多由吏人书写或雕印行下^[6](P538)。大元帅府时期, 檄书的颁行基本遵循这一流程。檄书的基本内容需大元帅康王最后审定, 因此, 在行下的檄书中多见“幕府奉大元帅康王指挥”的字样^[6](P609)。檄书中“劄付(送)”则表明由大元帅府直接送达某处。除有速度要求外, 檄书往往“封角行下”^[6](P676)。通过对檄书颁行程序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到:大元帅府檄书速度快; “劄付(送)”某处, 指挥层次高, 针对性强。这有助于提高军政效率, 保证军政命令的准确传达。

当檄书颁行后, 臣僚接收并执行调动军队、晓示军民等任务。建炎元年(1127)五月初, 时任两浙西路安抚使叶梦得在《申大元帅府已节次奉行檄书状》中详述了接收并执行的情况:

当州四月二十八日酉时, 承发运向学士录到檄书一道, 五月初三日又承录到张邦昌退宝位等劄子, 五月初四日又承发运向学士差人传送到檄书真本、劄子一道, 本州逐次承受, 并已继时遵奉行下所属县分, 及出牓晓谕军民, 各令知悉。施行讫, 须至申上者。右谨具申兵马大元帅大王府, 伏乞照会。^[16](卷二)

在此申状中, 叶梦得先后收到向子諲录白檄书、张邦昌退宝位等时录白劄子, 随后又收到檄书、劄子的真本、并“逐次承受”, “继时遵奉行下所属县分, 及出牓晓谕军民”。据此, 叶梦得当按规定执行了大元帅府的命令, 并将执行情况反馈给大元帅府。需指出的是, 由于文书传递时差, 此时赵构已登帝位, 而此时叶梦得尚不知情。

以上是臣僚接收并执行大元帅府檄书的一般程式及执行情况。显然, 在两宋之交的内外形势之下, 以檄书为载体的文书传布往往难尽如人意。除了金军南侵所带来的军事压力外, 还有其他诸因素制约大元帅府的军令传递与执行。

以赵构为核心的帅府集团军力有限, 难以有效驾驭诸多性质不一的勤王力量。大体而言, 在帅府集团内部, 各方势力对赵构的忠诚度不尽相同，其中投奔、归顺大元帅府的四道副总管、诸知州知府、都总管司、宣总司等较差。尤其是宣总司多不按要求执行大元帅府的命令, 因此在檄书中经常提到“仰南京宣总两司照会, 与宗元帅、黄待制一依今来指挥, 各精觇探, 互相关报, 会合进寨, 约日于近京驻扎, 务要声援相应”之类的话语, 同时, 还要“仰一面备坐今来指挥行下陕西、京西、江淮等路勤王领兵去处, 约日催发会合”^{[6](P609-610)}。

靖康二年(1127)三月八日, 张邦昌称帝, 建立伪楚政权。张邦昌伪楚政权的建立亦对赵构及其大元帅府的正统性形成严重挑战。张邦昌曾向各地发送很多诏书文移, 这与大元帅府檄书形成冲突, 直接影响到大元帅府对各地的控驭。但是, 在金军撤退之前, 大元帅府尚不敢公开反对金人所扶持的伪楚政权。在金军退师之后, 大元帅府专门发文强调, 不得按伪楚政权所发文书行事:

契勘金人先于三月初七日抑逼宰相张邦昌僭称伪号, 今来邦昌已归宝退避, 所有三月八日已后称中旨事并不得施行, 差到官不许放上。如阙官, 即开具状申, 以凭差官填阙施行。兼自今后凡有公事并须申禀当府与决, 如有奸诈伪冒可疑文字并不得施行, 缴连供申。^[6](P690)

张邦昌于靖康二年(1127)三月八日称帝, 其后发布了一些包括兵马调度、任官命将的诏令, 这些伪楚所颁行的公文影响了到大元帅府命令的传布。故而在张邦昌已上表劝进之后, 大元帅府命令“自今后凡有公事并须申禀当府与决”, 以抵消伪楚政权的影响。

总之, 大元帅府成立后, 赵构多以檄书开展军务, 这当源于钦宗赋予其发布诏敕文书的权力。但是, 在当时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 赵构不敢如此“僭越”，因此使用了相对平顺、朝廷机构指挥军政的常用文书形式——檄书。为了有效、迅速地传递军令, 檄书“劄付”或“劄送”某处, 有助于提高军政效率。在军政决策、檄书拟定、军令传布等方面皆突出强调赵构的核心地位。因靖康年间复杂多变的军政形势, 大元帅府的军政执行力度往往大打折扣。

三、大元帅府的政治遗产

大元帅府是在靖康初年原有中枢体系失效后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大元帅府的建立, 标志着两宋之交新的统军机构开始在混乱中逐步重组。大元帅府的崛起, 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就大元帅府本身来说, 帅府集团的形成、壮大以及大元帅府建立了相对有效的运行机制, 是其能在先后流徙于相州、大名府、东平府、济州、南京应天府过程中完成政权重建准备的重要原因。

不仅如此, 在两宋之交的复杂局势下, 大元帅府在人事与制度两方面的举措, 留下了很强的时代烙印, 其影响不仅限于南宋初期, 甚至某些方面贯穿于整个南宋王朝。这便涉及了大元帅府的政治遗产问题。南宋政治所展现出的诸多特质, 与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关系匪浅。若从帅府集团的形成过程、组成特点及运行方式来看, 那么我们可以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观察其对南宋政治的影响。

首先, 南宋建立后的十余年间, 宋廷宰执变换频繁:李纲—黄、汪—范宗尹—吕颐浩—赵鼎—秦桧。在绍兴和议后, 以秦桧为核心的官僚集团方才最终确立^[4]。从帅府集团的人员构成来看, 帅府集团内部始终没有出现强有力的实权人物, 是导致这一政治现象的重要原因。在大元帅府时期, 虽然赵构最终确认了黄、汪二人在帅府中的领导地位, 但他们资历尚浅, 军政实权有限, 仍不足以掌控大元帅府下诸臣僚及勤王武力, 帅府集团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南宋建立之初, 宋高宗任命李纲为御营使, 其原因之一, 便是黄、汪二人资历、人望不够。黄、汪二人主政后, 也因维扬之变, 很快被罢免。此后宋廷主政者范宗尹、吕颐浩、赵鼎等人的更迭, 实质上仍是如上问题的反映^[17](P41-69)。

其次, 在南宋初年(绍兴四年、五年间), 尽管各支武将势力逐渐壮大, 形成了吴玠、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五支大军^[18](P169), 但南宋不仅没有出现如汉唐时代的军功集团, 也与北宋初年迅速消亡的军功集团不尽相同^{[19](P103-113)}。南宋初年甚至未及形成所谓的军功集团, 便伴随着宋廷的收兵权运动, 在绍兴和议后大致实现了对武将的有效掌控。这也与大元帅府武将力量单薄不无关系。大元帅府成立之初, 大元帅府五军都统制陈淬所能统领的万余人军马, 大致是包括地方民兵、勤王军、溃兵在内的乌合之众。在赵构前往东平府之际, 杨惟忠取代陈淬, 成为新任都统制。此后大元帅府军马大量扩充, 其成分更为复杂, 有盗贼、军贼、溃兵、勤王兵、民兵等。从军队分布上看, 大元帅府直辖五军约占八分之一, 而宗泽和黄潜善所节制的驻军等军队占八分之七^[2](P70-76)。因此, 杨惟忠对大元帅府非直辖诸军的实际掌控其实很有限。并且, 由于杨惟忠在驻守济州时怯弱畏战, 南宋建立后亦未受重用^{[7](P101、103)}。总之, 从陈淬到杨惟忠, 都未能实现对成分复杂的诸武装力量的有效驾驭。

再次, 在南宋政治史上, 近习往往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自秦桧当政时, 近习与之联合, 形成主和阵营, 至南宋中期, 近习与道学集团的政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线索^[19]。其实, 早在大元帅府时代, 侧近之人便在军政决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大元帅府驻扎相州之时, 钦宗使臣秦仔、侯章、刘定等人在行军所向等重大军政决策上往往有较大发言权。此后, 钦宗使臣逐渐被排挤, 康王府潜邸亲随蓝珪、康履等成为赵构所倚赖的谋士。南宋建炎年间, 蓝珪、康履等宦官与武将王渊相交, 成为苗、刘之变的重要诱因^[20](P51-52)。这表明, 近习参政, 不仅关涉大元帅府时期至南宋初年, 更是贯穿南宋一朝的重要政治问题。

最后, 从军政运行来看, 南宋建立后, 逐步确立了新的中央统军体制——笔者称之为“御前-枢密院”体制。与北宋枢密院-三衙体制不同, 在“御前-枢密院”体制下, 以皇帝为中心的“御前”进一步走向军务前台, 摒弃北宋时期枢密院、三衙相互制衡的军政运行方式, 代之以帝王直辖统领、相关机构辅助执行的新方式。其政治目的便是试图突出以皇帝为核心的权力配置, 达到“御前”总掌军权的目的。“御前”加强对军权的掌控，是帝制时代的整体发展趋势，自五代北宋以来更为突出^[22]。此亦展现出大元帅府军政运作方式的影响:大元帅府军政决策的拟定、以檄书为载体的军情传递, 皆突出体现了赵构大元帅府的核心地位。南宋建炎年间“御前”统军权进一步增长以及绍兴和议后诸屯驻大军逐步冠以“御前诸军”的名号, 无不体现了对大元帅府军政运作方式的继承。

总之, 既有研究已从武力重建的角度, 指出大元帅府时期与南宋初年存在承传关系。相比之下, 笔者进一步以为, 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对南宋政治可能有着更深刻的影响。南宋初年宰执更迭、武将受控、近习干政、御前统军等诸多政治现象, 追溯其渊源, 大元帅府时期的施政往往“渗透”到南宋初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统军思路及军政运行的方式之中。关于南宋政治, 前辈学者提出了诸如“包容政治”^[23](P41-77)“统合性与整体性的联合、妥协的政治”^[4](P477)、战时状态下的“战时政治”等颇有启发性的观点^[24]。以上论点各有侧重, 但均涉及君、相、将等方面, 着眼于南宋政治主体的变动, 强调皇帝之下诸政治势力的包容、妥协。追索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 这一政治特质早在大元帅府时期便已初显端倪。进而言之, 南宋的“包容政治”, 其核心目标却是清晰明确的:在内廷侧近的辅佐下, 高宗尝试增大“御前”的军政权力, 逐步将文武臣僚加以掌控, 进而实现重整军政秩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