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以后, 发生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所谓新时期文学。陈忠实文学创作心理正是在此间开始裂变的。

新时期文学是一个含义模糊甚至暧昧的词语, 它将永远打着政治妥协和折中的烙印, 不过它也显示了中国人的圆融。总之, 此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禁区纷纷捣毁, 批判的锋芒也试探着闪露, 作家的胆正了, 并各展其才, 似乎可以尝到自由表达的一点甜味, 但陈忠实却陷入羞愧之中。这种羞愧的心理持续了三年之余。情随事迁, 并以陈忠实文学创作的恢复, 羞愧虽然有所减弱, 不过它并未彻底消除, 甚至永远也没有消除干净。仿佛肌体上出了疮, 疮会治愈, 然而疮长得再平, 也要留下一点痕迹。那么是什么让陈忠实如此羞愧呢?答:他的文学创作导致的。

1976年陈忠实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 叙述一个公社的年轻干部杜乐对县上一个年长干部刘民中的斗争, 焦点在怎么对待所谓的整顿。显然, 杜乐属于造反派, 刘民中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主题是重大主题，涉及如何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小说在思想感情的倾向上支持杜乐, 反对刘民中。小说表现了当时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 是典型的艺术服务于狭隘的政治的小说^[1](P14-31)。

如果当时反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那么陈忠实此小说不但不会有什么错误, 而且一定是优秀作品, 甚至以此为功, 他的文学创作与仕途将如虎添翼。遗憾的是, 时间很快证明反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场阴谋, 而且破产了。这样, 陈忠实的小说便以其主题和思想感情成为错误, 而且是严重的。

陈忠实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他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他沐发濯足的灞水, 也不会连接中南海。他怎么知道高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呢?他只是沿着形势的指向进行文学创作, 从而推出了一个短篇小说而已。然而此小说有了错误, 甚至严重到使陈忠实深感羞愧的程度^[2](P70-81)。

我想考察一下他的羞愧, 因为这直接催化了陈忠实文学创作心理的裂变。

陈忠实毫无反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生活, 但他却通过自己的小说塑造了一个年轻干部杜乐的形象, 并表现了杜乐对一个年长干部刘民中斗争的正确性和勇敢性。这种呼应形势的文学创作, 完全违背艺术的发生和升华, 让他羞愧。这个小说的失败, 显然是陈忠实自16岁发表作品以来, 断续进行文学创作18年的总失败, 标志性失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对他的冷淡, 他也感到了, 所以过去文学创作赋予他的骄傲与杰出已经荡然无存。这种文学创作的悲惨结局, 让他羞愧。陈忠实从政当官, 发愿进步, 也是合情合理的, 并属于君子之道。他担任了一个公社副书记, 也证明了他的才干和业绩。因为这个小说, 不但公社副书记一职遭到撤销, 而且他的仕途也由此而断送。这种宦海沉舟的尴尬, 让他羞愧。陈忠实为儒家文化所熏陶, 非常注重名节, 但小说的主题和思想感情却难免使他染上一抹政治亲疏与向背及其意图何为的斑驳之光。这种道德的暗伤, 让他羞愧。陈忠实的年龄逾越而立, 骏奔不惑, 是如日中天的岁月。当此之际, 忽然云布雨注, 真是倒霉而厄运。这种人生的挫折, 让陈忠实羞愧。

陈忠实内疚至极, 懊悔至极, 不过羞愧是自己招惹的, 他也只能自己忍受。

生活总是要向前的, 艺术也难以幻灭, 怎么办?

虽然文学创作没有激情是不可进行的, 然而陈忠实毕竟是一个理性之士。怎么办?需要自己做出决定。有一段, 1976年至1979年之间, 大约近乎三年, 陈忠实处于彷徨状态。

以陈忠实的智慧和经验判断, 仕途不能走了。对此他也似乎并不十分痛惜, 因为他由衷喜欢的是文学, 喜欢得俨然上了酒瘾和烟瘾。尽管自己的文学创作以一个小说不慎烂包, 然而这个工作仍可为之。

他注意到1977年灿然登场的刘心武, 惊诧小说竟可以是这样的。他渐渐感受到, 文学创作可以成为一项正经的事业了。于是他就申请调至文化馆, 以转移人生的方向, 决定以文学创作为重^[2](P87-88)。

以文学创作为事业, 当一个作家, 显然是陈忠实觉得这能够创造其生命价值的决定。羞愧不会像烟一样轻易散尽。只有发愤成功, 才能雪耻。对其他人, 也许文学创作最高是一种使命, 然而对陈忠实, 它是死生之战。他必须裂变。

从1976年开始的裂变, 一直横贯20世纪80年代, 直至他发表并出版了要为自己垫棺做枕的那部长篇小说。

陈忠实称自己是反思, 并十分审慎地拣选了剥离这一词语表达自己的反思程度^[3](P141)。不过我以为陈忠实是自新, 由羞愧而逼出的一种自新。

自新者, 意识到自己不正确而加以改正, 以求其焕然之新生和新貌也。

陈忠实从中学以来就对文学创作发生兴趣, 可惜他未能在大学深造, 以系统学习文学知识, 也没有大师给其指点。他纯粹是自己摸索, 甚至是照猫画虎。

所谓中国当代文学17年, 指从1949年至1966年的文学。此间的文学显然浸泡在意识形态的盐水之中, 是为政治服务的, 而政治则是神秘的, 缭乱的, 无论少年陈忠实还是青年陈忠实, 都无法看清楚。

他只能按报刊上的作品写, 所以他写过大跃进, 写过地主剥削农民, 写过好社会, 好生活, 好人, 好事, 写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 以至写斗争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P40-65)。习惯成自然, 陈忠实以为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 又是什么呢?

陈忠实拘于地域的限制, 艺术视野的限制, 文化水平的限制, 不可能知道某种意识形态之外的别的作品。他当然相信文学就是这样, 应该为政治服务。

何况他是贫农成分, 能幸福地得到哺育。也许他朦胧地知道, 唯有在号召之下奋进, 才有光明的前途。这有什么错误呢?他相信这是正确的, 遂能有作品发表, 并能从民请教师转为干部, 而且提拔为公社的副书记。

不过陈忠实终于以自新发现今是而昨非, 遂转化了认识。在文学创作上, 他休止了为政治服务的方法, 更不可能围绕形势而表达了。

赵树理曾经给陈忠实以启蒙, 但他崇拜的却是柳青。赵树理的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 使陈忠实觉得他也可以用快板、散文或小说, 写他自己了解的农村生活。这种想法对一个正在起根发苗的作家颇具有意义。发现了柳青的小说, 陈忠实便觉得这位陕西作家更亲近, 更可以当作榜样。柳青把滈河一带农村人的生活变成了小说, 特别让陈忠实兴奋。灞河与滈河远不过几十里, 都属于关中, 尤其是柳青小说里的环境、角色、语言, 陈忠实熟悉至极。那么向柳青学习不是比向赵树理更好吗?遂迷恋柳青的文学创作, 迷恋柳青的小说艺术, 从而陷进了柳青的充满政治意味的现实主义之中。遗憾他取法乎中, 仅得其下, 竟沦落至以小说表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地步, 怎能不羞愧呢!

不过他终于以自新摆脱了柳青的影响, 当然也摆脱了赵树理的影响。唯柳青以人物角度表现人物之技, 让他不忍割爱^[3](P69)。然而一旦陈忠实对现实主义有了自己更宽广和更丰富的理解, 他还是丢下了柳青之技。

曾经奉为信条的典型环境, 典型人物, 典型性格, 让陈忠实甚费心血, 并孜孜以求, 不过他也终于以自新而扔掉了。此乃陈忠实的裂变, 可谓天翻地覆, 脱胎换骨。这种由羞愧逼出的自新, 是一场灵魂的革命。陈忠实削除腐肉的痛苦只有陈忠实自己知道, 但陈忠实的胜利却是整个文学界知道的。

陈忠实称这种裂变为打开自己。此感受表明, 他在文学创作上曾经是封闭的, 局促的, 狭小的, 或是幽暗的, 不可潇洒, 不可酣畅。岂止陈忠实没有打开自己, 几乎中国作家在那个17年间都没有打开自己。作家多是战战兢兢, 忙于接受批判和检查, 甚至只是保身苟活。当时在动的作家, 包括陕西的陈忠实, 也唯有在框定的领域而动。这怎么能打开自己呢?缚着手脚舞蹈, 难免会把人跳倒。陈忠实不就是以小说表现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斗争而把自己跳倒的吗?

陈忠实裂变的有效途径是读书和思考。1976年以后, 特别是从1978年起, 陈忠实读书的范围主要是外国小说。显然, 这是脱离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小说。显然, 他要通过异质的小说打开自己, 发现和学习真正的文学。显然, 读书是伴随着思考的。

他过去多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书和一些苏联作家的书。也许陈忠实知道是什么书把他带到糜子地里去了, 所以这一次他多读外国小说。最早他读契诃夫和莫泊桑, 经过甄别, 他又精选莫泊桑十余个短篇小说进行研究, 目的是清洗沉积在他脑子里的种种非文学元素。接着读马尔克斯, 由此延伸再读其他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 包括卡彭铁尔的小说。当然, 对陈忠实产生了点铁成金般影响的, 肯定是马尔克斯^[3](P62-72)。他读米兰·昆德拉, 由这个作家他明白了思想的力量。他还读莫拉维亚、谢尔顿、劳伦斯和茨威格^[2](P130)。

从陈忠实此间所扩大的小说阅读版图看, 主要是欧洲和美国。这正是小说艺术非常发达的地方, 也是某种意识形态一直要防范其文化流布并进行反应的地方。幸而遇到了一次伟大的开放, 陈忠实才可以如饥似渴地吞咽和消化足以让他自新的小说艺术。他明白, 是大西洋两岸的一些作家给自己补充了珍贵的文学营养。不过他有政治面貌的约束, 不能张扬这一点, 如此而已。

陈忠实也读王蒙和张炜的小说, 应该也读了路遥的小说。他与王蒙和张炜离得远, 趋于敬佩。路遥与他离得近, 是同街, 同院, 经常相会, 一定大有刺激。

陈忠实在初中就读过了肖洛霍夫的小说, 这个对俄罗斯文化多有吸取和继承的苏联作家, 对陈忠实的艺术追求深有启发, 而且会潜伏于灵魂之中。

陈忠实也读了一些文艺理论著作, 这非常有利于他的裂变。文化——心理结构之观点, 由李泽厚提出。陈忠实对此观点感到特别受益, 遂欣然采撷, 并作为他塑造小说里的人物的重要原则了。

读书不仅使陈忠实扬弃了过去在文学创作上的偏狭的现实主义, 及其种种不正确的, 甚至导他迷途的方法, 而且冲破了禁区, 解放了理念, 要在他的小说中为爱情和性寻找一片天地。他很清楚, 在自己发踪从事文学创作的岁月, 小说里或戏剧里是没有爱情的位置的, 更没有性的位置。

陈忠实自新的过程, 就是他复活的过程。不过是否能够复活, 这需要一部在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作品予以证明。

陈忠实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作家。大约在1985年, 他43岁的时候, 灵感顿至, 遂有意完成一部规模巨大的小说。他认为, 如果没有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行世, 死了以后, 他的眼睛不会安然合上。当时他觉得, 所谓优秀的长篇小说, 也未必是评价甚高的作品, 也未必是获奖的作品。它只是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他对50岁这个年龄很是畏惧, 感到这个年龄, 人就老了。他希望在50岁能有结果。他用了豪恨之力, 争取成功。也恰恰是在他50岁前后, 他的长篇小说发表并出版了, 随之誉满九州。2016年4月29日, 陈忠实74岁逝世。他沉静地睡着, 眼睛闭得很踏实, 因为做枕的就是他的著作。

究竟有谁会由于自己没有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在死了以后难以安息呢?陈忠实为什么特别在乎要有一部规模巨大的小说垫棺而瞑目呢?他的想法只有特殊性, 没有普遍性。他这样认真, 属于个案。

其根源仍在1976年那个让他羞愧的短篇小说。他要用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摧毁它带给自己的羞愧。陈忠实要向世界, 包括自己, 证明他是一个纯粹的作家, 有天赋的作家, 思想性和艺术性皆强的作家, 否则那个短篇小说所造成的暗伤就会让他隐隐作痛, 直到呜呼哀哉!

实际上即使陈忠实大获成功, 1976年那个短篇小说所致的暗伤似乎也没有彻底治愈。至2012年, 陈忠实已经德高望重, 然而有一天, 当邢小利和雷电跟他讨论“文化大革命”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突然激动起来, 认为当时的人都疯了, 他也疯了。他猛地摆头仰脸, 怒睁其目, 自问并苦告这两位朋友:到现在他也想不通, 他怎么会用写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瞬之间, 他神凝色固, 神态复杂^[3](P83-84)。

也许其他人早就忘了这个短篇小说, 然而他记着。也许其他人不会追寻陈忠实何以写了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品, 但他却不禁要窥探。是的, 自己没有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生活, 怎么还要写此短篇小说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创作动机呢?创作动机给陈忠实所造成的羞愧比此短篇小说的结果所造成的羞愧似乎还更深刻, 这只有陈忠实可以感到。

然而, 毕竟是这种羞愧逼出了他的自新, 并终于以一部卓然的长篇小说给陈忠实带来了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