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已迈出坚实步伐, 将开启全球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P873-87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全球和平合作、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革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成为一种现实诉求, 推动着“一带一路”的理论创新。一些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和宏大实践客观上需要学科化的理论构建, 并初步探讨了“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学科定位、研究体系、核心范畴及其与新型全球化的关系等问题^[2-7]。尽管“一带一路”经济学已初步具备了创立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还需要大量深入的理论探讨以论证其可行性、合理性和基本内容。

研究对象是任何一门学科首先要回答清楚的问题。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试图回答什么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把它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原因以及这一研究对象在“一带一路”经济学中如何体现等问题。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正在构建以融入全球、变革自身、塑造世界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战略框架^[8]，“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部分, 是推动和创新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 旨在通过加强各方合作,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实现新型全球化。如何分析这一宏伟倡议的现实影响和实施难题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一带一路”经济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是“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与中国对外开放实践相结合的规律发现, 它既是一门新兴学科, 又是一门综合学科^[3]。迄今为止, “一带一路”倡议的所有内容，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为了加强国际合作, 区别于已有国际合作的是新的合作目标、合作原则与合作模式。分工与合作体现了一切经济活动的实质, 与国际合作密不可分的便是国际分工, 各国在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将形成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这一关系是各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利益关系、责任关系的客观反映。本文提出, “一带一路”经济学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中沿线国家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为研究对象, 研究其形成与演化的规律。

(一)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内涵

从学科创立的角度, 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形成于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实践, 既包括各国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领域务实合作所形成的互利共赢关系, 也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参与完善国际经济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平等民主关系。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 相较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严重的收益不平等,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以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为核心内涵。“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 谋求共同发展的宏伟倡议, 它不仅致力于维护并深化自由贸易体系, 而且强调将生产性投资作为优先方向, 以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等包容性举措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生发展能力，与沿线各国共同构建更加包容的国际分工体系。因此, “一带一路”框架下新型国际分工的本质是发展导向，而非纯粹的资本导向。由此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必然是以互利共赢为核心内涵，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共赢、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间的互利共赢。

从国际合作的角度看, 从倡导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政策沟通协调到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模式层次丰富, 包含了互惠互利的平等合作、开放包容的多方合作、能力导向的务实合作、基础优先的重点合作、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合作^{[9](P268-270)}，等等, 联通了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 赋予了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产生的深厚基础。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以共同利益基础, 以共同发展为导向,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以平等民主为核心内涵, 摒弃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 以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二)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特征

“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所要研究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理论的反思和超越。其理论基点在于:从“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实践和中国对外开放长期形成的发展道路与国际关系出发, 根据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商、共建、共同发展所形成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新变化, 在客观分析新型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中国自身发展新特点的基础上, 探索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内涵的演进规律。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新”, 主要具有两个特征：

一方面是突破传统。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突破和超越。传统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产生自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化, 其缺陷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国际分工体系、经济利益分配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均衡。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产生于基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协同发展, 体现为各国在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关系, 在推动全球治理上实现平等民主关系。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对传统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突破和超越体现为从零和博弈到互利共赢, 从少数人获益到包容性发展, 从资本导向到发展导向, 从规则失衡到平等民主。这顺应了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另一方面是动态演进。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本身具有动态演进的特征, 即这一关系本身是运动的。这种动态演进特征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生产技术的变革和世界主要大国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是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新特点产生的两大根源。生产技术的变革决定了全球产业分工形态的变化, 进而导致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发生变化。世界主要大国, 如七国集团成员国, 其经济实力的变化决定了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进而会影响与之相关的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演变。二是“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阶段性新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决定了其实施必然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合作。并且, 沿线国家发展差异较大, 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倡议实践过程必然具有阶段性特征, 不同阶段可能具有不同的合作目标、重点、方式, 因而不同阶段合作各方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分工合作关系。三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条件与沿线国家要素禀赋的结构性变化。一国要素禀赋特征影响着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微观经济基础, 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演化, 进而能影响一国融入国际分工的方式和地位, 最终会导致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演变。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国, 中国国内发展条件和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策略, 进而会对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形成和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对象确立的依据 (一) 分工与合作概括了“一带一路”倡议中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

分工与合作是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质最一般的理论抽象。“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其倡议的经济合作内容包含了国际基础设施联通、国际贸易投资、国际金融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等内容, 而分工与合作作为最一般的理论抽象, 概括了这些经济活动的实质。不仅如此, 分工与合作在目标、方式以及生产力水平等维度上的差异将催生不同的分工合作关系。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再到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国际分工理论, 分工理论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演化过程。已有的国际分工理论按照不同的研究视角, 可分为五大流派:基于世界体系视角的国际分工理论、基于自由市场机制的国际分工理论、基于国家视角的国际分工理论、基于企业视角的国际分工理论和基于个人分工视角的国际分工理论^[10]。以上理论视角不同, 侧重亦不同, 其中的任何单一理论在分析当前国际分工实践时都会力有不逮。“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新模式的探索, 将赋予国际分工合作大量新内涵与新形式, 必将催生出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在现有理论力所不及的情况下, 内生于“一带一路”实践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理应作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互利共赢内涵, 集中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和最高目标。“一带一路”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合作共赢与平等交流的理念, 具备更广的合作范围和内容以及全新的合作方式, 以“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合作重点, 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11]。同时, 以实施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 以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 区别于绝大多数现有区域贸易协定所追求的目标^[12](P25)。可见,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在操作层面通过实施多元化合作机制落实“五通”, 做好国际公共产品, 分享中国目前的广阔市场、优质资金和技术, 以己之长扶人之短, 实现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发挥协同效应, 进而实现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目标。因此,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逻辑。

(三)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扩展是形成新型全球化的基础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是一种良性机制, 率先形成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这一良性机制将借助基于互联互通的协同发展效应在世界范围内扩展, 将成为实现新型全球化的有益基础。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 新型全球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位置^[3]。如上文所述, 在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反全球化思潮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地带抬头的背景下, 中国首倡并推动“一带一路”, 肩负起维护和完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责任。一种好的开放主义政策一方面通过增加参与全球经济交易的单位的个数和频率创造更多的交易剩余, 同时也通过增进交易过程的竞争水平提升全球经济联系的效率, 另一方面也是最深刻的一方面，体现在好的开放主义政策会推动全球经济交易规则的建立和完善^{[13](P295-296)}。由于具备更加开放、多元和包容的特征, “一带一路”正是一种好的开放主义政策, 它并不是“另起炉灶”——对已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替代, 不仅能与现行国际经济基本秩序和合作机制并行不悖, 而且将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 将提供一种实现包容、公正、普惠、均衡的新型全球化的新路径。也就是说, 率先形成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由于具备互利共赢的内涵而成为一种良性机制, 会在世界范围内自发扩展, 进而为新型全球化的实现提供理念基础。

三、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在“一带一路”经济学中的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包含的多层次现实内涵和广泛地理空间决定了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内涵的多元化体现。根据已有文献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体系的探索^[3], 本文认为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体现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中, 一是产生关系的具体经济合作领域, 二是关系的主体, 即体现在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中。

(一) 在具体经济合作领域中的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经济合作包括设施联通、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上述经济合作领域。

1. 设施联通中体现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全方位互联互通的纽带和基础, 是“一带一路”提供的首要国际公共产品, 是沿线各国获取共同收益的重要基础, 自然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已有学者考察了构成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的三个基本条件——基础设施、产业关联和市场制度, 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论证了基础设施联通能够在亚洲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真正的主导作用, 而非市场制度体系和产业关联^[14](P298)。以设施联通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先导, 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中国提供的融资平台, 各国在基础设施联通领域相互配合、通力合作, 逐步实现基础设施在亚洲范围内的互联互通, 不仅可以在短期改善发展滞后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就业, 而且奠定了它们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使它们能够融入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 据此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现代化。以设施联通为基础和先导是“一带一路”倡议区别于已有国际经济合作协议的重要特征, 集中体现了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2. 贸易投资中体现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重点解决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11]。国际贸易投资格局、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关系的演变及其规律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的互利共赢内涵在贸易投资领域的集中体现, 一方面反映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立多层次、多种类的自由贸易区、经济走廊、境外产业合作园区等, 利用国际产能合作等新模式促进协同联动发展, 直接促进相关国家贸易增长和投资水平, 使沿线各国获取共同利益, 这是实现互利共赢的直接来源; 另一方面, 反映在中国以“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的形式, 与沿线国家分享自身的优质资金、技术和市场, 沿线国家各取所需, 不仅能收获短期经济利益, 还可以帮助发展滞后的国家建立特定产业的自生发展能力。更进一步, “一带一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将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型价值链, 这将成为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产生的微观基础。

3. 金融合作中体现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一带一路”经济学对金融合作的研究不仅限于资金融通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具体问题, 更关注其背后涉及的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合作机构的筹建过程、定位功能、治理结构都体现了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互利共赢、平等民主的内涵。这些中国倡导建立的多边金融结构将推动现行国际金融体制架构的增量改革, 解决经济全球化深化与现行国际金融经贸治理基本框架不相适应的矛盾^[15]。此外, 区别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推动的新型全球化更加重视各国政府在金融资本市场监管上的合作。

(二) 在中国与大国、周边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中的体现 1. 在中国与大国关系中的体现

大国是影响“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推进、按预期落地的关键力量, 取得与世界主要大国对“一带一路”的共识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是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中的重要基础。首先, 俄罗斯与中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两国已经建立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长久以来两国合作的主要领域在政治互信和战略支持上, 相比之下, 两国在经济领域特别是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伴随“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所倡导的欧亚联盟对接的逐步落地, 中俄两国在经贸合作领域的互利共赢水平将得到更大提升。其次, 欧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 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外交上中国与欧盟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将使欧洲和亚洲的联系更加紧密。不难预期, 中国与欧盟间的贸易投资将继续稳定增长,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在中国与欧盟国家间将更多体现为在已有互利共赢关系基础上打造更加深厚坚实的共生关系^[16]。再次, 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 尽管目前并未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来, 但毫无疑问美国对这一倡议的认知和反应将对倡议的落地及其目标实现产生重要影响。长期以来, 少数人炒作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国威胁论”^①, 本质上都源于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怀疑态度甚至是压制态势, 这是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一带一路”倡议无疑再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信念, 无意挑战现存国际秩序, 而是为完善现存秩序尽到中国责任与智慧。因此,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在中美两国之间更多地体现为积极落实新型大国关系^[9]。

①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的守成大国，而现存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2. 在中国与周边关系中的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 周边被视为中国安身立命之所, 发展繁荣之基^[9]。周边国家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内涵的多元化体现, 但总体上,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建立在“睦邻、安邻、富邻”理念的基础上^[17]。在东北亚, 中日韩的经济联系已十分紧密, 特别是在高技术行业, 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却因历史原因及域外大国因素推进困难。“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特征决定了中国对韩国与日本各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持的欢迎态度, 通过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中日韩三国能深化现有经贸合作关系, 达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互信互利。东南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 中国历来重视同东盟的合作关系, 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在东南亚首先体现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 即超越传统自贸区协定的范围, 扩展到设施联通、金融与科技等更多领域, 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12]。南亚地区基础设施水平较为落后, 限制了域内国家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扩展的空间, 鉴于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孟印缅经济走廊的逐步落实, 南亚地区的对外经济活动将日益增多, 互利共赢的局面将逐步形成。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在中国与印度两个发展中大国之间如何形成, 是未来研究应关注的重点问题。目前,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地区进展较快,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形成了发展战略对接的良好局面, 一些产能合作项目已取得前期收获并成为样板工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产生于产业互补基础上的互利共赢, 中亚国家可以借助“一带一路”获取更大外部市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3. 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中的体现

“一带一路”倡议要推动实现新型全球化, 就必须建立起、维护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非洲、阿拉伯地区集聚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历史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孕育了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 例如中非合作并非纯粹的国际援助, 也绝不是西方国家所渲染的“资源掠夺”。“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已有合作基础上继续以深化经贸合作为突破口, 逐步扩大其他领域合作范围, 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丰富合作内容, 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工业化水平，并融入更加公平的国际分工体系, 提高国际地位和话语权, 共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的合理方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