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30多位专家历时八年编撰完成的《关学文库》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作为我国第一部对宋以来历代关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大型丛书, 它以继承、弘扬、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 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为特点, 其出版在关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16年10月, 文库获得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2017年2月, 其中的“关学文献整理系列”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本文仅以文库中收入的由刘学智、孙学功点校整理的《冯从吾集》为例, 以窥《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的学术价值。

冯从吾(1557—1627), 字仲好, 号少墟, 陕西西安府长安人, 学者称“少墟先生”“关西夫子”, 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 官至工部尚书, 因不屑与宦官集团交往, 又上奏《请修朝政疏》抗言皇帝失德, 遂见恶, 后告归, 居家从事学术著述25年, 同时热衷于讲学, 时人目为东林党的西北领袖。1627年卒, 谥恭定。其生平事迹见于《明史》本传、《明儒学案》和《关学续编》等。

冯从吾一生, 既以道德气节著称于政界, 又以治学育人受仰于学界, “他行事严谨, 性格耿直率真, 个性鲜明突出。为人‘严气正性’, 一丝不苟, 为官‘侃侃理朝’, 勇于担当; 为学重会通而求自得, 戒空谈而敦实行”^[1](P2)。

冯从吾是明代自吕柟之后对关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学人, 其学术思想统继张、程、朱、陆、王而一之, 为明季关学之集大成者。“从冯从吾的学术之路, 可以窥见晚明关学的实学特征以及中国学术向实学转化的动向。”^[2](P14)冯氏平生著述甚丰而版本繁多, 整理点校出一部质量服人的《冯从吾集》, 诚非易事。为了整理出一个迄今最完整的冯从吾著作版本, 刘、孙二位学者孜孜矻矻, 寒暑辛劳不辍, 终于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既定目标。

笔者以为, 《关学文库》之《冯从吾集》的点校整理, 大抵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 在考镜关学思想源流的基础上, 对现有冯从吾文献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取舍。据清雍正《陕西通志》卷74、卷75及《经籍志》记载, 冯氏所著史类有《关学编》《元儒考略》《冯氏族谱》《冯氏家乘》等, 其理学思想集中在《疑思录》《辨学录》《善利图说》《语录》等著作中。后人将其主要著作编为《冯恭定公集》22卷, 《续集》4卷。此外, 据《陕西省志》卷79《人物志》载, 其著作还有《古文辑选》《关中四先生要语录》《太华书院会语》《秦关全书》等。

新点校整理本《冯从吾集》完整地保留和收录了《冯少墟集》(22卷本)以及《续集》, 既保持了两书的古本原貌, 又做了充分的辑佚工作并以“补编”形式予以反映。但在具体整理过程中, 作者不是把凡署名冯从吾的著作尽皆收录, 而是进行了翔实的考镜学术源流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对其理学著作以及能反映其理学思想发展背景的著作尽可能地收入, 努力不使有所遗漏, 而对那些缺乏学术性或学术性不强或属于以抄录性、整理性为主的文献(如由冯氏整理的《秦关全书》等)则不予收录。

该书广泛地搜集冯氏著述, 除完整地收录《冯少墟集》以及《续集》外, 还将辑佚的文字编为《续编》四卷, 在其中收录了周传颂、李元春的《关中四先生要语录序》以及冯从吾所编吕柟、马里、韩邦奇、杨爵等四人的《语录》; 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 收入以往诸集和《续集》所没有收录的冯氏重要元代儒学史著作《元儒考略》(4卷); 此外还把冯氏的《廷试进士策问》和有关伊斯兰教的两则碑文等珍贵文献收入, 后者弥补了学界以往对冯氏关于伊斯兰教的态度难以了解的缺憾。在搜罗文献过程中, 作者从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冯从吾所辑《古文辑选》, 经过考察研究, 发现所辑文字多是一些人们所熟知的历代文献, 所以果断将其舍弃。但为了能让读者了解《古文辑选》的基本面貌, 从中窥测冯氏对古代文献的了解情况和兴趣侧重, 文集中又完整地保留了《古文辑选目录》, 并将邹元标的《古文辑选序》、周邦基的《古文辑选叙》收入。集中还编选了《附录》四卷, 把费力搜集到的后人有关冯从吾著作的一些重要的序、跋、提要以及关于冯从吾的行实等编入其中, 其中有些内容极为重要和珍贵, 如刘得炯、李元春、贺瑞麟、柏景传等关于冯从吾《关学编》的序言, 其中柏景传《重刻关学编后序》对于今人了解《关学编》的内容尤其具有启发性。

可以不夸张地说, 该书是目前了解和研究冯从吾及其思想的最齐全的著作集本。

第二, 在选择冯从吾文献时, 对版本做了尽可能周全的考察。整理者对底本和校本的选择, 没有机械地坚持学界一般认为的选取最早版本的做法, 而是从实际出发, 坚持“从优”和“齐全”的原则。整理者为考察冯从吾文献, 几乎跑遍了北京、上海、四川等地重要的图书馆, 翻阅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认真比对各种不同版本的基础上选定底本和校本。例如, 虽然冯从吾著作的正集(如《冯少墟集》或《冯恭定公集》)有较早的万历和天启年间的刻本, 但作者在考察和比对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二年(1896)陕西的刻本之后, 发现后者虽晚出但内容比前者更为齐全, 与明刻本大致相同, 故没有刻板固守学界以早期版本为底本、以晚出版本为校本的传统做法, 而选取了既有正集也有续集的陕师大图书馆藏和冯氏家藏的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为底本, 以明万历丁巳浙江本、明天启本、清康熙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知服斋本等为校本, 并广泛参考了其他有关文献进行校对。而对于其中的《关学编》, 又以清康熙癸丑年间重刻重校的明万历本为底本, 以天启辛卯沣西草堂本为校本。如此积极而又审慎的择选, 保证了《冯从吾集》所用正集、续集是一部文字经过后人校对了的且内容比较齐全的集本, 其中又较多地收录了其他版本不太齐全的后人的序、跋等。

第三, 文字点断细致, 校勘颇为精审。试以其中之《关学编》为例说明。《关学编》早有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点校本和2012年的重印本(简称中华书局本)。笔者对比发现, 整理者此次重新点校《关学编》时, 对中华书局本的一些差错做了必要纠正。如中华书局本第7页事涉张载弟天祺时的句群:“少孤, 不得事亲, 而奉其兄, 以弟就养无方, 极其恭爱。”将“以弟”断属下句, 明显不妥。文库本冯集修正为:“少孤, 不得事亲, 而奉其兄以弟, 就养无方, 极其恭爱。”如此则文通义顺。又同页倒2行言及吕大防“令与刘忱使辽, 议代北地, 会遭父丧, 起复, 知代州”。这样断句, 其意不甚明了, 应为误断。文库本冯集改后三句为“会遭父丧, 起, 复知代州”, 这样断句, 当然是合理的。书中如这样的例证, 还可举出一些。

从校勘记看, 作者参校了万历本、天启本、康熙本、四库本等多种校本, 工作认真细心。例如《续集》卷二原文有“意俗负笈”句, “俗”字在此不知所云。作者据康熙本将“俗”字校正为“欲”, 此校非常重要(第493页)。书中如此校勘, 例证甚多。作者还在多处正确地使用了理校。如第603页, 原文“如无稍工之舟漂荡于风波之上”中的“稍”显系字误, 整理者依文意改“稍”为“艄”, 句意因之豁然。此类例证, 书中亦有不少。

冯集中引用了不少儒家文献, 对此本书作者参校了《周易》《论语》《孟子》等经典文献, 尽可能地对照原著进行校勘, 有些文句的改正颇为重要, 如果疏忽大意, 势必影响今人对冯从吾思想的理解。

此外, 书中《续集》中收有文翔凤撰写的《冯恭定公祠碑》(第558—561页), 该碑文文字非常绕口, 字义难读, 故文句颇为难断。本书作者基本上做了正确断句, 为了慎重, 又参照了《陕西金石志》所收碑文, 并附陕西通志馆1934年所刊宋伯鲁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对该碑文的按语, 该按语已指出当时不收录该碑文的理由, 即认为该碑文“文不能读, 间有可读, 亦以险怪矜奇, 非可寿世”, 该志“故不节录, 存其名也”。但本书作者为保存历史知难而进, 对碑文进行了断句, 同时又负责地做了注释:“今权且断之, 以期存之。”可见整理态度之严肃。

学术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关学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张岂之教授在《总序》结尾坦言:“由于时间紧迫, 文库书稿中的疏漏差错难以完全避免。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使用时加以批评指正, 以便日后进一步修订, 努力使该文库更加完善。”张先生说的“疏漏差错”, 的确是存在的, 有的出于作者撰写环节, 有的出于排版校对环节。《冯从吾集》亦不例外。笔者欣喜地看到, 已经发行的文库修订版, 纠正了初版中的一些问题。对于关学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今人和后人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期待更多的学人加入到关学文献整理工作和关学思想文化研究工作中, 守正创新, 继往开来, 不断提升关学的学术研究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