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闿生(1878—1949), 原名启孙, 字辟疆, 号北江, 安徽桐城人, 吴汝纶之子。幼承家学, 稍长, 又从姚永概、贺涛、范当世游, 受古文义法, 为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重要领袖。吴氏著述颇丰, 尤重诗文选本的编纂, 先后编有《古文范》《古今体诗约选》《晚清四十家诗钞》《汉碑文范》《古今诗范》等。

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后, 汉代碑刻备受金石学家的关注和研究, 历代金石学著作大都著录或选录了东汉碑文。但传统金石学重在“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1](P5), 与碑文写作本身无涉。元、明以后兴起的金石义例之学, 侧重探讨和总结碑文写作的体例程式, 然与文章学家所措意的字句锤炼、章法布局等写作技法迥异。历代文士编纂的文章选本大都以唐宋碑文为法, 不甚重视取范汉碑。因此, 吴闿生从文章学的角度观照和衡鉴汉碑, 选编东汉一代碑文为《汉碑文范》, 以树立碑文写作的典范, 具有独特的文章学价值。然而, 迄今为止, 学界对于《汉碑文范》未予足够重视, 尚未出现专门研究的成果^①。有鉴于此, 本文对是选的成书过程、编选宗旨及其选评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① 目前学界有关汉碑的研究成果, 如杜香文《元氏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郭名询《略论清代金石学与书法艺术的关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何如月《汉碑文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后由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万淳《汉代石刻文献的体式与文字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等, 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汉碑文范序》中的文字以为参证, 但均未涉《汉碑文范》本体研究。

一、综辑《隶释》与“文”之发见:《汉碑文范》的成书过程与编选宗旨

《汉碑文范》共四卷, 选录东汉“碑铭”72首, 分为庙碑、功德颂、墓道碑三类; 又选《老子铭》等6首作为附编, 汇以成帙, 凡78首。1926年由吴闿生同门好友贺葆真取以梓行。

(一) 成书过程

《汉碑文范》的编选始于何时、成于何年, 吴闿生在《汉碑文范序》及《例言》中未有交代, 此书的刊刻者贺葆真在其《收愚斋日记》中则载录了相关信息。贺氏日记1916年4月24日载:“辟疆装裱汉魏六朝碑, 读其文而善之, 因检阅《隶释》, 录其完好者为一册, 出以示余, 且为我读之, 而叹其文非唐宋以来诸家所有。”^[2](P344)同年9月21日又载:“辟疆选汉金石文五十余首, 加以评点。”^[2](P368)据此可知, 吴闿生至迟于1916年起着手编选汉代碑文。又贺氏日记1918年11月6日载:“余又与约定代印汉人碑刻选本。辟疆曰:昔人皆谓退之能造句, 别开生面, 余初亦云然, 观此乃知全本汉人碑志, 故湘帆等见此书皆惊叹。”^[2](P474)由吴闿生之语推断, 《汉碑文范》于1918年已编录成帙, 但尚未付剞劂, 当以稿抄本传阅于朋侪间。直到1924年“冬十二月”^[3](卷首), 方由贺葆真取以筹刻, 两年后刊成, 此时距其编选之始已逾十年。

关于《汉碑文范》的选文来源, 吴闿生《例言》云:“此编以洪氏《隶释》为蓝本, 兼及近代诸家所录, 凡汉碑刻文字觕完可读者, 大氐略备。”^[3]《隶释》是南宋学者洪适为考释汉隶而编撰的金石学著作, 荟萃汉魏碑碣180余通, 后又纂辑续得诸碑而成《隶续》。吴氏选文主要从以上二书中别裁而来, 其中61首出自《隶释》, 7首出自《隶续》。余下10首为《华山堂阙碑铭》《郃阳令曹君碑》《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鸿胪陈君碑》《河间相张君碑》《金城太守殷君碑》《豫州从事尹君碑》《秦君碑》《曹娥碑》《刘镇南碑》, 其中除《例言》中明确指出《刘镇南碑》选自《蔡中郎集》外, 其余9首散见于杨慎《金石古文》、梅鼎祚《东汉文纪》、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续古文苑》、叶奕苞《金石录补》、严可均《全后汉文》等明清以来的金石学著作或文章选本, 此当即吴氏所谓“近代诸家”。

(二) 编选宗旨

关于《汉碑文范》的编选宗旨, 吴闿生在《例言》中有明确交代:

历来金石家于碑刻文字但资考证, 鲜有顾及其文辞, 而学士文宗亦未尝留意碑版。此编则专供文学之研究, 冀辟文家未启之蹊径。至于蒐讨故实, 敬谢未遑。其残泐之字, 间为补缀, 亦皆随手填凑, 多所未安, 意在便读而已。^[3]

吴氏指出其选辑汉碑完全是从文章学的角度进行观照, 至于“蒐讨故实”、考订“残泐之字”, 则并非其用心所在。他之所以从文章学的角度衡鉴汉碑, 为的是纠正历来金石学家研究汉碑偏重考证和文章之士往往忽视汉碑的偏颇。

金石之学兴起于宋代, 元、明两代较为沉寂, 至清代复兴并达到极盛。朱剑心指出, 金石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曰考订, 统经史小学而言; 一曰文章, 重其原始体制; 一曰艺术, 兼赅书画雕刻。”^[4](P4)其中一、三两项重在证经、订史、补佚、考字和品评书、画、雕刻之迹, 第二项重在探讨碑文体制、工拙等, 以有裨于写作为目的, 主要是就金石义例之学而言。金石义例之学发轫于元代潘昂霄所撰《金石例》, 继而有明代王行《墓铭举例》、清初黄宗羲《金石要例》, 世称“金石三例”。嗣后, 至清代嘉道间又先后涌现出梁玉绳《志铭广例》、李富孙《汉魏六朝墓铭纂例》、郭麐《金石例补》、吴镐《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冯登府《金石综例》、梁廷枏《金石称例》、王芑孙《碑版文广例》、鲍振芳《金石订例》、刘宝楠《汉石例》等一系列义例之作。这些义例之作, 或以唐宋碑志为例, 或以汉魏碑碣为法, 或兼综汉唐碑志, 旨在为写作者提供一套可资遵循的操作规范。但受重考证这一金石学主流的影响, 碑志义例之学发展至清代, “出现了与辞章学、文体学渐行渐远的倾向, 具体表现为更倾向于运用金石资料为考据之资, 或正讹误, 或补史阙, 或辨异同, 或较优劣, 整个金石学的发展格局是以考证经史为正宗”^[5]。因此, 吴闿生认为金石家“于碑刻文字但资考证, 鲜有顾及其文辞”, 显然是就金石学的主流倾向而发, 其目的是欲借此凸显其编选汉碑的“文学”意图。

金石家因持特定的著述宗旨, 对汉碑的文学价值不甚著意, 尚在情理之中。而历代文士写作碑文或操持选政, 往往不重视汉碑, 这在吴闿生看来是更令人遗憾的事。《汉碑文范序》云:

东汉碑刻体制穹隆, 多足为后世法, 而薶沈磨灭, 旷千载无人顾及。文章撰述之士, 莫不争为铭志, 大氐取法欧公, 先民矩矱具在, 漫不一訾省, 甚者辄以耳食之说嗤为靡弱而憗置之, 致使煌煌金石之文, 曾不得与欧、苏、归、方平迤浅近之所为相提并论焉。他人不足道, 姚惜抱、曾涤生近代之知言者, 衡文之识至高, 其所甄录裒辑, 轩轾千古, 略无遁情矣, 而于汉代诸碑亦未尝特加褒采也。吾益叹斯文之显晦有时, 而发蒙启覆以开风气之先之不易也。^[3]

吴氏指出, 东汉碑刻虽然体制宏大, 足以垂法后世, 但文章之士撰作碑志却并不以汉碑为法, 而多取法唐宋碑文, 尤其是欧阳修之作。与此相应, 历代选家裒辑文章亦往往不重视汉碑, 即使姚鼐、曾国藩这样颇具“衡文之识”的桐城派大师也不例外。揆诸东汉以后具有代表性的通代文章选本, 事实的确如此, 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所列举的自南朝迄清的二十余种通代文章选本来看, 其中《文选》《古文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骈体文钞》《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等以选录唐前文章为主者选入了较多汉碑, 其余选本或不选汉碑, 或所选汉碑远逊于唐宋碑。选录汉碑者主要以蔡邕为主, 选录唐宋碑者则多以唐宋八家为主, 其中又以韩、欧、王三家居多, 这是由于八家在文体方面各有所擅。正如刘大櫆所说:“论则韩、苏, 书则韩、柳, 序则韩、欧、曾, 碑志韩、欧、王。”^[6]由此可见, 历代文章之士具有偏重唐宋碑文(尤其是八家碑文), 而不甚重视汉碑的倾向。

文章之士所以会产生如此倾向, 主要原因有二:其一, 与骈散之争的文学观念有关。由于东汉是文章渐趋骈化、骈散分途的时代, 彼时文章创作(包括碑文在内)骈俪成分开始增多, “字句之间, 渐互对偶”^[7](P50)。这在古文家看来是文章衰微的表现, 由此便形成了一种贬责东汉文章的观念。如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云:“建武以还, 文卑质丧, 气萎体败, 剽剥不让, 俪花斗叶, 颠倒相上。”^[8](P180)欧阳修《后汉修孔子庙器碑跋》亦云:“前汉文章之盛, 庶几三代之纯深, 自建武以后, 顿尔衰薄。”^[9](P46)桐城派文人亦有此种观念, 如方苞《古文约选》认为“东汉之文滞而繁”^[10], 梅曾亮《古文词略·凡例》称“文衰于东汉”^[11](卷首)。由于宋代以后古文逐步取代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 而此种文章观念在古文家中又影响很大, 所以就造成了此后多数文章选本较少选录东汉碑文的事实。其二, 与汉碑多阙名和残泐之作有关。现存东汉碑文除班固、蔡邕、崔瑗、王延寿等部分名家之作外, 其余绝大部分为无名氏之作。然后世选家一般偏重选录名家碑文, 对于阙名之作选录很少或不予选录。仅有梅鼎祚《东汉文纪》、严可均《全后汉文》等“义取全收”^[12](P1720), 以保存文献为主的总集类选本, 方巨细兼收, 全面选录东汉碑文。另外, 因时代久远, 风雨剥蚀, 东汉碑文传世者颇多残泐之作, 这也是造成后代文士不重视选录汉碑的原因之一。吴闿生称:“汉碑刻存者无几, 文字大半销蚀。……徒供金石家摩挲把玩, 论文之士未有齿及之者。”^[3](卷首)朱剑心《金石学》亦云:“金石之文, 初不为选家所采。其有存录全文, 亦无与文章之事。良以三代鼎彝, 文字奇古; 秦汉碑版, 残泐居多; 所由委置而弗道也。”^[4](P9)吴闿生则有意打破上述文章观念的拘囿, 力图彰显东汉碑文的文章学价值, 所选以无名氏之作为主。

二、祖汉碑与尊“体要”:《汉碑文范》论碑体源流与文法体式

从上文列举的文章选本可知, 历代选家十分重视唐宋八家碑志, 其中韩愈碑志尤为后人所推重。以故, 言碑者往往推韩愈为翘楚, 如元末陶宗仪说:“碑文惟韩公最高, 每碑行文, 言人人殊, 面目首尾, 决不再行蹈袭。”^{[13](P99-100)}明人吴讷论墓碑类文体亦承此云:“古今作者, 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 面目首尾, 不再蹈袭。”^[14](P53)吴闿生则对此种重唐宋碑而轻汉碑的现象颇表不满, 《汉碑文范序》概述唐前碑文发展云:

碑铭始于东汉, 作者不尽知其何人, 要皆遵循成轨, 制作玮异, 其气其辞, 与三代彝鼎、石鼓、秦皇刻石肹蠁相通, 无支离隔绝之诮。所存今不可多见, 见者莫不光气炯然, 皆天地之鸿宝也。论者不察, 辄病东汉靡弱, 谓其气薾然而尽。是岂可谓知言乎?曹氏代汉, 相去未几, 所为大飨、受禅诸碑, 皆当时朝庙钜典, 而气既剽轻, 词亦窳陋, 良由操、丕否德, 亦篡逆之朝, 执笔者固无弘毅之士也。自是以降, 六朝碑志陈陈相因, 一流于骈俪浮冗, 无可观览。至退之而后, 起衰振懦, 敻绝前载, 而规模意度则一秉东汉之遗, 可覆按也。今学者皆知韩文之奇, 而于汉代诸碑熟视若无睹焉, 譬如敬人之子孙而忘其父祖, 可乎?^[3]

吴闿生指出碑体创自东汉, 与先秦彝鼎、秦代刻石一脉相承, 体制瑰玮特出。后魏晋六朝碑文则词、气皆衰, 俱无足观。迨至唐代韩愈起衰振颓, 方使碑体面目一新, 然韩愈碑文虽多奇创, 却仍是规摹汉碑而来。《汉碑文范序》又云:

儿时读韩文, 喜其惊创瑰奇, 以为退之伟才, 故独辟蹊径如是, 后来者所当步趋而莫外也。及睹《蔡中郎集》, 乃知碑刻之体创自中郎, 退之特踵其法为之, 未尝立异, 顾其才高, 遂乃出奇无穷耳。……汉人碑颂, 其高文至多, 崇闳俊伟, 非中郎一家所能概, 而退之不能出其范围。中郎虽负盛名, 亦因当时风气而为之, 非其特创者, 而金石之文固当导源于此也。^[3]

吴氏认为汉碑为碑体之“源”, 汉以后碑刻皆属于“流”。具有创体之功的汉碑确立了碑体的基本规范, 写作碑文理应溯源并取范汉碑。然后世学者只知步趋韩愈碑文, 对汉碑却熟视无睹, 在他看来这是逐流弃源、数典忘祖之举。此种碑文发展观前人已有述及, 同治年间匡源所作《汉石例序》引丁砚丞语云:“魏晋之际, 尚守汉人遗规, 六朝以来, 渐趋冗滥。昌黎起八代之衰, 号称复古, 今学者知祖昌黎, 而不远稽汉代, 是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也。”^[15](卷首)不过此论较为笼统, 相对而言, 吴闿生所论则更为细致深入。

关于韩愈碑志与汉碑的源流关系, 姚鼐曾在《古文辞类纂》中评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时概言:“依次纪述, 是东汉以来刻石文体。但出韩公手, 自然简古清峻, 其笔力不可强几也。”^[16](P1357)指出了韩愈碑文所受汉碑的影响。吴闿生则在选文评点中更为细致地观照二者之间的承续关系。一方面, 他注意揭示汉碑写作程式对韩愈碑志的启迪。如汉代某些祠庙碑除交代建庙立祠的缘起、经过等之外, 还往往花较多笔墨歌颂立碑者的功德, 并成为一种写作程式。吴闿生对此深有体认, 如评《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礼殿记》云:“文无一语及周公者, 亦高眹之功德颂耳。”^[3](附编)评张昶《华山堂阙碑铭》云:“汉人作山川神祠碑, 实则当时长官功德颂耳, 退之《南海神碑》亦本此指。”^[3](卷1)韩愈《南海神庙碑》对神庙本身着墨不多, 而以主要篇幅称颂广州刺史孔戣的政绩, 写法确承汉代祠庙碑程式。又吴闿生《萃升书院讲义》称韩愈《处州孔子庙碑》“后幅赞叹邺侯, 亦本汉碑成法”^[17](卷8), 所谓“成法”亦指此种写作程式。另一方面, 他还注重品鉴汉碑辞采、句法等对韩愈碑志的影响。如评《国三老袁君碑》云:“铭词俊采非常, 昌黎所自出也。”^[3](卷3)此碑铭词以三言韵语综括碑序内容, 语简句遒, 辞采清俊。韩愈碑文铭词文辞俊美, 富于变化, 当是吸收汉碑铭词之长, 又以雄才奇思自出机杼的结果。韩碑铭词以《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和《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最为人称道, 吴闿生尝引王安石之语云:“退之善为铭, 如王适、张彻铭尤奇也。”^[17](卷9)以王适碑铭词为例:“鼎也不可以柱车, 马也不可使守闾。佩玉长裾, 不利走趋。只系其逢, 不系巧愚。不谐其须, 有衔不祛。钻石埋辞, 以列幽墟。”铭词综括了奇男子王适不遇于时的一生遭际, 句式整齐, 语言简净, 声韵谐畅, 词旨俱称清奇, 即取资于汉碑铭词。此外, 吴闿生其他选本中评点韩愈碑文也多指出其踵武汉碑成法者。如评《柳州罗池庙碑》云:“公作碑文, 一本汉碑成法。”评《平淮西碑》云:“通篇多用四字句锤炼而成, 汉碑之气体也。”^[18](卷3)评《施先生墓铭》云:“劲拔警耸, 亦汉碑法也。”^[17](卷9)要之, 吴闿生在选文评点中指陈汉碑对韩愈碑文的启迪影响, 正是其碑体源流意识的具体表现。

吴闿生之所以探源立论, 推尊汉碑为碑体典范, 除了对汉碑艺术成就的欣赏和揄扬外, 主要出于对宋代以后碑版有失“体要”的针砭。《汉碑文范序》云:

文章之事, 以金石刻为最重, 其体亦最难。自退之韩氏外, 殆莫有能为之者, 柳州犹不失法度, 至欧公而后, 则尽蔑古初, 率意自为, 名为志铭, 笔势与他文无异。三苏不喜为碑刻, 世亦知其不工于是。独欧公碑铭至多, 而尤擅大名, 吾尝谓欧公所为碑文, 皆论、序、传状类耳, 实于金石体裁无与。夫文各有体要, 今序书传而用箴颂, 作章奏而仿歌诗, 可乎?欧公铭志之文, 何以异是。呜乎, 法之不明也久矣。^[3]

吴闿生论文颇重辨体, 其《籀雅十二篇·文说第一》云:“凡为文章, 必先辨体, 体之不明, 则无以下笔。”^[19](P888)此序也从辨体的角度指出“文各有体要”, 为文必须遵循特定的“法度”, 但金石刻体制尤难, 文辞结构稍有不称, 便成破体之作。以故, 吴氏认为汉以后碑文, 惟韩、柳之作尚有“法度”, 欧阳修及其后作者所作则大都不合“体要”, 虽“名为志铭, 笔势与他文无异”, 欧文甚至沦为论、序、传状之体。吴闿生曾批评欧阳修碑文之“失体”云:“金石文字当以严重简奥为宜, ……欧公作墓铭, 乃专用平日条畅之体, 以就己性之所近, 而文体遂为所坏。”^[18](卷3)欧阳修碑铭用语平实浅近, 如其墓表名篇《泷冈阡表》, 叙事娓娓道来, 如诉家常, 富有生活气息, 这在吴氏看来与碑文“严重简奥”的体貌不合, 故讥其不明法度。关于宋以后碑版的破体现象, 在吴闿生之前就已为人所诟病。如黄宗羲《金石要例》云:“碑版之体至宋末元初而坏, 逮至今日……其坏又甚于元时。”^[20](P820)又《四库全书总目·金石例提要》云:“明以来金石之文, 往往不考古法, 漫无矩度。”^[12](P1791)这些观点对吴闿生应当有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是批评宋以后碑版不合法度之弊, 他们所持标准却有所不同。黄宗羲等主要以韩愈碑文作为参照标准, 吴闿生则将汉碑奉为碑体典范, 他称宋以后作者“尽蔑古初, 率意自为”, 即说他们不遵循汉碑所确立的体制规范; 又说:“盖气味之古, 时代限之, 惟韩(愈)能得汉碑气体, 盖其时古碑存者尚多, 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后, 不惟无汉人气概, 并体制变矣。”^[2](P344)所谓“气体”“体制”云云, 亦皆指汉碑的文体规范而言。

至于汉碑树立了怎样的“体制”和“法度”, 囿于选本之体例, 吴闿生并未有理论性的概括和总结, 只是从尊体的立场出发, 提倡碑文写作要以汉碑为范。不过他在评点具体文法时, 却渗透着对某些汉碑体式问题的主张。比如汉碑在语体方面, 碑序一般采用韵散结合的方式, 碑铭则通常为韵文。吴闿生《萃升书院讲义》评班固《封燕然山铭》有云:“东汉碑刻序无不韵者, 皆本此体, 其法至昌黎始易之, 后遂无用韵之序矣。”^[17](卷8)说明他正是将韵散结合看作汉碑序文的标准语体, 并据此评价汉碑。如评《豫州从事尹君碑》云:“此碑后出, 通篇无一韵语, 与当时文体颇异。”又评《郭先生碑》云:“以散行之气运之, 在当时为别调。”^[3](卷4)由于此二碑序文纯为散体, 与当时通行的以骈体为主的汉碑体式有异, 所以被吴闿生视为“别调”。

吴闿生评点还颇重视对碑文总束之法的品评。文章写作如能适时地进行概括总束, 可使行文脉理明晰, 避免散乱之状。吴氏对此颇有会心, 他说:“凡行文必有总拏之处, 或在前, 或在后, 或在中央。”^[18](卷1)因此, 他在评点汉碑章法时尤注意体察行文“总拏之处”。首先, 有的碑文在叙事中间进行收束。如邯郸淳《鸿胪陈君碑》在例举陈纪的至孝仁厚、发愤著书、官以恤民等行迹之后, 以“惜乎怀道处否, 登庸日寡; 实使大业不究, 元勋靡建; 兹海内所为嗟悼, 凡百所以失望也”数句总结作收, 慨叹他虽胸怀大计, 却身处乱世, 被选拔重用的时间不长, 未能成就一番伟业。吴闿生评此云:“叙述既竟, 总挈作收, 引起慨叹神情, 开后世碑志文法。”^[3](卷3)此种收束之法的确为后世作者提供了借镜。如王安石《孔处士墓志铭》在叙述完孔旼一生忠信仁德的品行之后, 以“若先生固不为有待于世, 而卓然自见于时, 岂非所谓豪杰之士者哉”三句作收, 从其不求有异于世而又卓然自异者的处士形象中, 生出无限感喟, 文法与陈纪碑同一机杼。其次, 有的碑文以铭词总束全文。如《郃阳令曹君碑》序文叙述了曹全显赫的家世, 以及他举孝廉, 征疏勒, 丁弟忧, 遇禁网, 隐家巷, 后逢张角之乱, 又临危受命, 慰老济贫, 赈粮施药, 修葺城郭, 荐贤举能等生平事迹。至铭词云:“懿明后, 德义章。贡王庭, 征鬼方。威布烈, 安殊荒。还师旅, 临槐里。感孔怀, 赴丧纪。嗟逆贼, 燔城市。特受命, 理残圮。芟不臣, 宁黔首。缮官寺, 开南门。阙嵯峨, 望华山。乡明治, 惠沾渥。吏乐政, 民给足。君高升, 极鼎足。”全面综括了碑序所叙曹全忠孝清廉的一生。吴闿生评云:“综挈前文, 一字不遗。”^[3](卷2)这种以铭词综括全文之法也为后世碑文树立了典范。如前举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的铭词综括王适的一生遭际, 即本此而来。要之, 上述评点虽然都是品评具体文法, 但在碑文写作方面却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 由此不难窥寻吴闿生对于汉碑成法的体悟及其尊体思想之一斑。

三、重“简”与尚“雄”:《汉碑文范》的碑体风格观

关于碑体风格, 历代文论家时有论及。陆机《文赋》论文体风格时称“碑披文以相质”, 《文选》李善注云:“碑以叙德, 故文质相半。”^[21](P766)谓碑体以记述功德为主, 叙事当质实, 同时又要以文采相助, 故有文质彬彬之貌。刘勰《文心雕龙·诔碑》论蔡邕碑文云:“其叙事也该而要, 其缀采也雅而泽。”^[22](P214)称道其精约典雅的风格。元人陈绎曾《文说》云:“碑:宜雄浑典雅; 碣:宜质实典雅。”^{[23](P1340-1341)}将典雅视为碑体的基本风格。又近人林纾《春觉斋论文》云:“大抵碑版文字, 造语必纯古, 结响必坚骞, 赋色必雅朴; 往往宜长句者, 必节为短句, 不多用虚字, 则句句落纸, 始见凝重。”^[24](P56)认为碑文体貌宜典雅、朴厚、凝重。由此可见, 历来论者一般将质实、典雅、简要等视作碑文风格的主调。吴闿生评点汉碑艺术风格时, 既有对前人碑文风格观的承续, 又有突破前人之处, 前者表现为对“简”的推重, 后者体现为对“雄”的崇尚。

就重“简”而言, 吴闿生每以“简峻”“简核”“简练”“简劲”等称道汉碑的行文风格, 由于碑主叙事, 故其所谓“简”主要指叙事的简要和语言的简洁。具体而言, 一是对整篇碑文叙事及语言特点的概括。如评《天井道碑》云:“简峻。是汉人文体。”^[3](卷2)此碑为汉灵帝建宁五年所造摩崖刻石, 其文云:

盖除患蠲难, 为惠鲜能行之。斯道狭阻, 有坂危峻, 天井临深之阨, 冬雪则冻渝, 夏雨滑汰, 顿踬伤害。民苦拘驾推排之役, 勤劳无已。过者战战, 以为大慼。太守汉阳阿阳李君履之, 若辟风雨。部西部道桥掾李, □钻锤西坂, 天井山止, □入丈四尺。坚无舀溃, 安无倾覆。四方赖之, 民悦无彊。君德惠也, 刊勒纪述, 以示万载。

碑文称颂了汉武都太守李翕为民消除道路险阻的功绩, 文只寥寥百余字, 叙事简净, 语言精练, 确为“简峻”之体。又如评《金城太守殷君碑》:“简练矜核, 无一泛语。”^[3](卷3)评《圉令赵君碑》:“简劲绝伦。”^[3](卷4)均属此类。二是对碑文局部叙事及语言风格的评骘。如评《故车骑将军冯公碑》云:“记述功状简峻。”^[3](卷3)这是就碑中所述冯绲南征五溪蛮夷事而发, 碑文云:“斩首万级, 没溺以千数, 降者十万人, 收逋賨布卅万匹, 不费官财, 振旅还师。”此数语叙述冯氏平蛮之功, 简要质实, 几无虚字, 亦属“简峻”之体。又如评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中“瑰辞丽说, 奇技伟艺, 磊落焕炳, 与神合契; 然而体性温良, 声气芬芳, 仁爱笃密, 与世无伤”数句云:“力求简核。”^[3](卷3)此数句叙述张衡在文章、数术、制作、道德等方面的造诣, 但并未作详细铺叙, 仅以简要之语略作点染, 一个德才兼备的人物形象便呼之欲出。凡此都体现了他重视以“简”为美的碑体风格观。

就尚“雄”来看, 历来论碑者较少以“雄”称道碑文风格, 元代陈绎曾说碑“宜雄浑典雅”, 谓碑体风格可以在典雅的本色上写得雄浑一些, 但谈得很简略。相对而言, 吴闿生对碑文“雄”风格的强调和提倡就显得格外突出, 他常以“雄直”“雄岸”“雄峻”“峻伟”“健特”等语品鉴汉碑风格。吴氏言“雄”, 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碑文气体的雄浑刚健, 亦即通过语言、叙事等呈现出来的一种壮美之势。如评《华山堂阙碑铭》“凭托河华, 二灵是与; 故能以昭烈之德, 享上将之尊, 衔命持重, 屯斯寄国, 讨叛柔服, 威怀是示; 群凶既除, 郡县集宁, 家给人足”数句云:“气体雄直。”^[3](卷1)此数语歌颂段煨凭借黄河、华山之险, 讨伐李傕等叛逆, 最终平乱安邦的功绩, 虽寥寥数语, 却将其伟岸的功业表现得气势非凡, 确有“雄直”之气。又如评《析里桥郙阁颂》“遭遇隤纳, 人物俱堕, 沈没洪渊, 酷烈为祸, 自古迄今, 莫不创楚”数句云:“雄岸高古。”^[3](卷2)析里地处嘉陵江西岸, 雨季时道路常被江水淹没, 人们不得不通过沿崖打柱的方式修建郙阁。此数语叙述的是人行郙阁之上, 胆战心惊, 稍有不慎便坠落深渊的情况。作者以简要的四言句将析里交通艰险之状叙述得惊心动魄, 语言古奥, 气势雄伟, 吴氏之评可谓切中肯綮。又如《故北军中候郭君碑》起首将郭氏家世的叙述置于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之中, 以衬托其家族之显赫, 亦使文章气势不凡, 故吴氏评此碑起首云:“气岸峻伟。”^[3](卷3)要之, 如果说吴闿生重“简”主要聚焦于碑文的叙事和语体层面, 那么尚“雄”则着重观照经由简要的语言和叙事所呈现出来的雄健的气势。

吴闿生品评汉碑艺术风格, 为何如此推崇“简”和“雄”呢?首先, 吴闿生重“简”主要出于对碑文固有风格的发扬。吴氏指出汉碑源于先秦彝鼎, 而三代彝鼎“其词尚简”^[3](卷首), 那么作为彝鼎之流裔的汉碑自然也当以“简”为尚。又《萃升书院讲义》评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铭》云:“志铭之作源于三代彝鼎, 其体以雕琢精练、庄严浑厚为尚, 自古未有率意漫为之者。韩公最工此体, 世遂以为韩所特创, 不知金石刻体裁固应尔也。”评韩愈《唐故相权公墓铭》引曾国藩之语亦云:“矜简练慎, 一字不苟, 金石文字之正轨也。”^[17](卷9)凡此在在表明, 吴闿生将简约精练视为碑体“与生俱来”的固有风格。这是因为碑文受到载体的限制, 叙事自然宜简明扼要, 而不宜繁缛冗长。此外, 文贵“雅洁”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之一, 而尚“简”正是“雅洁”的题中应有之义。吴闿生此选裁汰选文也抬出“雅洁”作为去取标准, 《例言》指出:“惟《尧庙》《灵台》《礼器》各碑及《老子铭》之属, 以文理未优, 或涉谶纬荒诞, 稍从删汰, 以归雅洁。”^[3]《尧庙》诸碑因义理不够雅正, 文辞不够简洁, 被删汰而列入附编, 可见吴闿生重“简”与桐城派尚“雅洁”也不无关系。事实上, 受桐城派“雅洁”思想的浸润, 重“简”已成为吴闿生评论各体文章风格时的一种普遍性追求。如《古文范》评韩非子《说难》:“此篇多烹练古奥之句, 朴拙简劲, 最可摹仿。”评苏代《约燕昭王》:“收束异常简峭。”^[18](卷1)《萃升书院讲义》评韩愈《禘祫议》:“简劲绝伦。”^[17](卷3)评欧阳修《五代史·职方考序》:“文亦简峻。”评王安石《读孔子世家》:“文字笔势特为劲悍简捷。”^[17](卷2)等等, 皆属此类。

其次, 吴闿生尚“雄”也与他对碑铭文体特点的认识有关, 他曾评秦代刻石时云:“秦代诸刻乃千古碑铭之祖, 欲作碑铭金石刻文字, 未有不导源于是而能有所领悟者也。其最要者, 一言以蔽之, 曰气体雄直。”^[17](卷8)可知他将“气体雄直”视为金石刻文体最基本的特征, 这就不难理解他在评价汉碑时何以如此推重雄直一路风格了。此外, 吴氏尚“雄”还与曾国藩以来桐城文风的转变密切相关。桐城派传统文风以平淡纡徐为宗, 桐城诸老“气清体洁”, 然“雄奇瑰玮之境尚少”; 至曾国藩“出而矫之, 以汉赋之气运之, 而文体一变”^[25](P51-52), 由平淡转向雄奇, 曾门弟子如张裕钊、吴汝纶等都曾沿袭此风。后张、吴入主河北莲池书院, 作育人才, 其后学受燕赵大地古来养成的慷慨悲歌传统之熏染, 更高倡雄奇文风。王达敏先生曾指出:“方苞、姚鼐和梅曾亮以平淡胜; 曾国藩以雄奇胜; 张裕钊和吴汝纶继起, 推崇雄奇, 又试以平淡调之。而莲池诸子出, 撇开平淡, 又折回雄奇一路。”^[26](P24)吴闿生作为继贺涛之后莲池派的一代领袖, 其少时为文即“有奇气”, 既长, “为文合韩非、司马子长、韩退之、王介甫为一体, 雄奇峭厉”^[27]。他在文章批评中也极力倡扬雄奇之风。如评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云:“西汉文章之盛, 气体雄直, 而奇文奥旨, 足以副其气而举其辞。”^[18](卷2)评贾谊《过秦论上》亦云:“欲求气体雄厚, 须时常多读此类文字, 熟复于胸中, 而时时涵咏揣摩之。久之则自然增长笔力, 吐词落想, 自与庸众不同, 而渐有雄奇之致也。”^[17](卷1)又说刘向《战国策序》风格“质厚”, “以非雄奇恣肆之作, 姑缓读之”^[17](卷2)。评唐宋文章, 亦常以“雄”称文。如评韩愈《原道》时指出, 作长篇文字有二诀, 其二“要气象雄伟, 方能振起声势, 如将千军万马, 大帅之威风必能统摄全军, 方能致胜”^[17](卷1)。评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云:“此文乃短篇中之极则, 雄迈英爽, 跌宕变化, 故能尺幅中具有波涛万里之势。”^[18](卷4)由此可见, 受桐城文风转变的影响, 文章无论时代先后, 篇幅长短, 吴闿生都偏好雄奇、雄肆一路风格, 他品鉴汉碑风格时的尚“雄”倾向正与此有关。

要之, 由于历来金石学家研究汉碑偏于考证, 文章之士又多囿于骈散之争和追求名家效应等文章观念而不甚重视汉碑, 致使汉碑的文学价值长期被埋没。吴闿生从文章学的角度选辑汉碑, 既从宏观上辨析碑体源流, 更从微观细部品评汉碑文法、文辞、风格等体式特点及其对后世碑文的影响, 一改宋代以来汉碑研究中的金石学传统, 并力纠历代文章之士轻视汉碑的偏颇, 体现了奉汉碑为圭臬的文章学思想。吴氏此选在汉碑研究史与文章选本编纂史上均具有重要价值和创新意义。诚如贺葆真评价《汉碑文范》时所言:“夫以晋魏以前文字且久行于世, 而选文者顾不知采录, 所录皆人人读者, 钞袭雷同, 又焉用此选本。辟疆此书出, 后世选家又新辟一境界矣。”^[2](P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