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十八年(1838)底, 两江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 赴任广东主持禁烟, 整治海防。大学士王杰之孙王笃也于次年初由闽奉檄赴虎门辅佐林则徐监销烟土、办理潮州政务等, 其间做出了突出功绩^[1](P4236)。林、王年龄相仿, 皆出身于家风严肆门第, 自幼深受儒家济世情怀的熏陶。内忧外患之际, 他们因心怀驱夷救亡的共同志向而结下了笃深的友谊。然而诸多史料都载有王笃落井下石, “两次构陷林则徐”的记录, 尤以魏源的记述影响深远。魏氏在《道光洋艘征服记》中, 将矛头直指王笃, 认为林氏被罢谪, 甚至后来谪戍伊犁, 无复重用, 皆与王笃的谮毁有直接关系。本文通过对当事者奏折、日记、诗文、墓志铭以及其他笔记、传记、实录等史料的考校, 客观还原王笃两次“谮毁”林则徐事件的真相, 厘清二人从交好至交恶的真实情形。

一、倚重与倾心:林、王从相识到相善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 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 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布政使、巡抚、总督诸职。道光年间, 英、德等列强借鸦片贸易频频危害清廷经济和海防, 继而国内烟土日益流散, 社会矛盾持续恶化。道光十八年(1838), 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与鸿胪寺卿黄爵滋等人屡屡上书, 密陈禁烟为挽救时局的唯一途径。林氏深刻意识到:“此祸不除, 十年之后, 不惟无可筹之饷, 且无可用之兵。”^[2](P11490)是年十一月, 林氏奉命进京。自十一日至十八日, 连续八次受到道光皇帝的召见, 商讨禁烟策略。十一月底, 朝廷授予林氏钦差大臣一职, 令驰赴广东禁烟。抚粤期间, 他力查鸦片、缉捕烟犯、督练兵团、严防海口, 固结邓廷桢、王笃等将领与民众悉数销毁缴获烟土, 筑防严守, 屡溃英军。二十年(1840)九月, 清廷以“禁烟挑衅”为由将林氏革职, 改任琦善接管广东事务。二十一年(1841)三月, 林氏改任浙江镇江协防。同年五月, 林则徐、邓廷桢接到急诏, 遂被贬戍新疆伊犁。六月, 林氏又应诏改赴河南, 协襄大学士王鼎(时署东河河道总督)治堵祥符(今开封)黄河水患。二十二年(1842)二月, 林则徐驶戍伊犁。二十五年(1845), 林氏改授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后病卒, 谥文忠。

王笃(1791—1855)，字宝珊, 陕西韩城人, 名相王杰之孙。笃夙慧, 六岁能赋物成句, 七岁入京为太子禺页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陪读。王杰家风严恪, 尝教育子孙:“入仕则正途可也, 不以宰相子孙暄耀于人。”^[3](P491)宗稷辰称赞王氏族脉云:“祖(王杰)为师臣, 孙(王笃)作州伯。恪成先型, 为国宣力。”^{[4](卷首P4)}王笃是道光三年(1823)的进士, 尝署四川学政视察学务, 宋伯鲁《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其恪守成章, 一遵儒道, “按试以明伦, 敦品为先务”^[1](P4236)。他历任福建汀州知府等职。道光十九年(1839)，王笃由汀州守升任广东督粮道署盐运使, 辅助林则徐禁烟, 与林氏因共同的政治使命而相识进而相善。

林、王友谊的进一步加深, 首先缘于林则徐胸怀大略、任贤用能、知人善任。据《清史稿·林则徐传》载:“则徐才识过人, 而待下虚衷, 人乐为用。”^[2](P11494)早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 他典试云南乡试时就谈到了对任用人才的看法:“大抵皆志于学, 求副实用, 不以小成目甘, 而浸淫风雅。”^[5](P134)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在回复邵懿辰的一封信中又说:“有才而不用与无才同, 用之而不使之尽其才与不用同。”^[5](P134)林则徐使粤禁烟期间, 尤其珍视人才, 广纳治理良方。而王笃正是一位能搏击豪强、震慑奸盗, 在整治海防、对抗外敌等方面很有智略的官员：

道光二十年, 番舶入虎门, 君(王笃)即籍省中游手精壮, 尽为我用, 人服其见机敏速。君素善骑射, 尤能击剑。^{[4](卷首P4)}

王笃果敢坚毅, 是虎门治防时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经由他的几番紧急部署, 英军挑衅与侵犯终不得逞, 这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初期屡屡击退外夷打下了坚实的防御基础。林则徐对王笃的赏识之言多表于奏折, 他频以“尽职尽责”“才识卓越”等褒奖之语呈报王笃功绩。另外, 王笃在惩治烟犯、盗犯等事务上, 也堪负重任。林氏抚粤期间, 共有15份奏折中提及王笃。其中9份在涉及抓捕、惩治盗犯和烟犯等事由时, 均拟“由署广东按察使王笃招解前” “饬委署按察使王笃……将该犯……绑赴市曹, 先行正法”等语^①。与那些依靠幕客主笔者不同, 林氏的奏折皆亲自撰写, 故奏折中陈述的事实和表述的见解, 更能反映其真实内心。综上可见, 林氏对王笃在潮州、虎门等地办事、办案的能力和绩效, 是充分认可的。

①林则徐奏折:《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为出洋烟犯陈亚幅等审明定拟折》《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报烟犯邱阿长、卢文秀等审明定拟折》《审办续盗犯李亚二折》《审办拿获盗犯幡陇等折》《拿获逸盗陈亚幅审明定拟案》《审办续犯逃犯何亚斗折》《审办劫饷盗犯邓亚裕等并请赏还苍梧知县官晰顶戴折》《审办逃犯卢亚胜等叠劫案折》《审办盗犯何荣等并请复桂平通判向培芳原官折》。

当道光二十年(1840), 清廷改任王笃为长芦盐运使时, 林则徐接连上书, 以“部文尚未到署”为由, 奏请继用王笃。“一俟臬司乔用迁卸署藩篆回任, 即令王笃交卸, 迅速起程。”^[6](P1569)随着治防形势的日益严峻, 王笃无疑成为林氏治防的肱骨干将。

林、王友谊加深的第二个原因, 乃是他们都怀有挽救时局的济世志向和共同的政治见解。林则徐作为清廷主战派的核心人物, 认为驱除外夷非借武力不能奏效, 更难以彻底。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 浙江海防失利后, 他剖析列强:“抑知夷情无厌, 得步进步, 威不能克, 患无已时。”继而“密陈兵事不可中止”^[2](P11492)。在当时的背景下, 王笃的立场与林则徐完全一致。听闻增援军队即派的消息后, 王笃难抑满怀激动, 写下《近闻有旨调三省兵来粤讨逆夷》一诗:“天师闻已动, 指顾入疆来。已幸鲸波息, 何烦虎帐开。招来恢腾算, 驾驭仗奇才……”^{[4](卷三P14)}诗人漫想天军顷刻间可挥师海疆, 扭转被动局面, 尤其认为凭着林则徐等杰出将帅的运筹帷幄, 士气高昂的清军驱逐外侮指日可待。可以说, 林、王的相善, 建立在为国宣力、济时救危的思想基础上。

《续修陕西通志》云:“(王笃)己亥(1839)奉檄赴虎门监销烟土, 潮州查办案件, 深为总督林则徐所倚重。”^[1](P4236)魏源亦称王笃“前此倾心于林则徐”^[7](P190)。粤东销烟期间, 林、王逾越了上下级从属关系, 一度成为至交。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后懈筠(邓廷桢)制军携酒肴来寓, 与滋圃(关天培)提军、宝珊(王笃)观察同饮。上灯后在箭道观演放火箭而散。”^[6](P4587)邓廷桢、关天培皆是晚清著名的爱国将领。在紧张的政务中, 四人一起把酒言志, 观看火箭演习, 不只基于工作关系, 更因其政治立场的默契。

二、王笃向琦善“谮毁”林则徐事件的真相

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 清廷以“烧烟之衅”为由将中英之战滋起归罪于林则徐、邓廷桢, 二人遂被贬职。实际上林氏被贬职是由于以琦善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怀柔主张迎合了道光帝的真实想法。但近代以来, 诸多学者往往忽略皇帝本人的决定性因素, 而将林氏遭遇归因于个别人的关键性行为。除琦善外, 王笃一直被指责为加速林则徐贬职浙江、继而遣戍新疆的罪魁祸首。

林则徐与王笃并无个人恩怨。蔡敦祺《林则徐》一书中如此书写王笃:

王笃乃是穆党在粤要员, 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时曾清理盐务弊端, 发现广东盐运税赋漏洞甚多, 遂将王笃摘了顶戴……又将盐运使官印收缴封存。^{[8](P939-940)}

然而实际上, “王笃因渎职被免盐运使一职”是一则恶意书写。纵观林则徐任粤时的奏折, 但凡追查盗寇、抓捕烟犯、禁烟活动、察检官宦等事项, 均一一呈报朝廷。林则徐就王笃升迁等相关举动, 共递呈了四道奏折^①, 所涉及者皆为禀报功绩或提拔等内容。王笃之前一直担任督粮道署盐运使等职, 林则徐任粤后不久，王笃改署臬司一职。在英军、盗寇犯边之时, 王笃署任“臬司”即“按察使”, 较“盐运史”一职而言, 更能快速而有效地维持粤省社会稳定。林则徐也力陈:“省外各道均有弹压扶绥之责, 海疆重地, 亦未便更易生手, 实署一时委署乏员。”^[6](P1569)面对强劲的夷敌, 他惜才用才唯恐不够, 更无暇于人事查办与惩治。林则徐与王笃彼此的“倚重”与“倾心”是真切中肯的, 二人并无恩怨。

①分别为《两广总督林则徐等奏请鼓励筹办夷务出力员弁折》《请将王笃暂署臬篆片》《委王笃署广东臬篆折》《请将王笃暂署臬篆片》。

王笃向琦善“谮毁”林则徐事件的真伪, 是可以考证清楚的。魏源《道光洋艘征服记上》中记载因琦善来粤议和, 战争节节失利, 魏源奋笔直书:

而十月绮善至广东……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听盐政使王笃之言, 尽屏广东文武, 专用汉奸鲍鹏往来传信。^[7](P177)

学者对这则史料深信不疑, 芍塘居士《海防纪略》、林崇墉《林则徐传》等史书均直接引用, 据此认为王笃向琦善中毁林则徐, 是改变林氏仕途的关键节点。因此王笃作为林氏极其器重的得力将帅, 在魏源的笔下成了借势谄媚的奸臣。但琦善于道光二十年(1840)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至广东, 十二月四日接印视事, 首先查办林则徐禁烟案。倘若王笃落井下石, 进献谗言, 在初查阶段, 应该是最好的时机。此时王笃是否尾随左右, 极尽谄媚之能事呢?

首先, 琦善、王笃广东任内不在同一时期。据《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载:道光二十年(1840)十月, “以山东按察使徐宝森为安徽布政使, 山东督粮道王笃为按察使”^[9](P169)。“山东督粮道”当属记载有误, 应为“广东督粮道”。琦善于是年十二月接任两广总督时, 王笃已卸任近两月, “谄媚进言”进而“谮毁”等, 有待商榷。

其次, 对于琦善抵广后的军政举措, 王笃更多的是通过听闻而发抒意见于诗中。其长篇七古《英德舟次闻粤中近日情事, 颇有龃龉, 因追溯兹事始末以志感》一诗写道:

为国不以利为利, 尧舜垂裳天下治。无端玉瓉塞黄流, 雨雪皇华烦大吏。百年宽政养奸成, 诛根拔本岂容易……胸中自信富甲兵, 谈笑无难伏魑魅。操之太蹙急何择?升木跳梁起穿鼻……煌煌大诰已宣示, 衮衣星驾晋公来。从容郑重察诚伪, 狂澜既倒挽殊难……^{[4](卷三P15)}

此诗约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初, 真实地反映了王笃对广东议和的即时感受。作为虎门销烟与对英海战的亲历者, 王笃明确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出于人事, 确切地说是因为“煌煌大诰已宣示, 衮衣星驾晋公来”, 所谓“晋公”, 毫无疑问喻指琦善。王笃的诗与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服记》有诸多情感共鸣之处, 如“百年宽政养奸成, 诛根拔本岂容易……胸中自信富甲兵, 谈笑无难伏魑魅”, 对以琦善为首的“主和派”极尽讽刺。诗中的“升木跳梁起穿鼻”句, 即指魏源所说的琦善等人于穿鼻洋一带“撤横档水中暗桩”“迎接”英军战舰, 对于此事王笃也只能叹以“操之太蹙急何择”。

再者, 王笃先于林则徐离粤, 倘若真如魏源所说的“(琦善)听盐政使王笃之言, 尽屏广东文武”, 如此明目张胆地进献谗言、落井下石, 卸官后暂居广东的林则徐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王笃诗中自序云:“今年上元前四日复由粤之山左任。”^{[4](卷三P17)}王笃是留在广东过年的, 于“上元日前四日”, 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十一日才离粤赴山东任职。林则徐在日记中亦有旁证:

(正月)初八日, 甲午。晴。王宝珊(笃)迎折北上, 遣人送之。^[6](P4629)

林则徐笔下的“迎折北上”, 暗指王笃迫于使命撤离前线, 有人才流散之感, 也如王笃诗所云:“人在南邦望异才。”^{[4](卷三P13)}林氏“遣人送之”的言语间, 饱含惜别之意。

王笃北上期间，进一步询问粤中事态的发展, 遂成诗《上元日遇王春绶廉访于清远舟次, 过谈移时, 意以此番夷务将就了事, 颇不满意, 是不知当事情形也。因述其事而成什, 亦以勉其继》，诗云:“不能议战原须守, 无奈三军志已灰。百计惟防城下约, 片言先救目前灾。”^{[4](卷三P13)}诗中一方面对之前林则徐所做的防御努力功亏一篑深为痛惜, 另一方面暗讽了琦善的“主和”是鼠目寸光, 只能“先救目前灾”。

从以上论述可以确证, 王笃在琦善到任之前卸任, 免职后未参与粤中诸事。自始至终, 王笃都力挺林则徐“兵事不可中止”的政举, 对琦善议和等作为颇多控诉, 亦不可能谄媚附和。因此, 王笃向琦善构陷林氏难以成立; 魏源等人关于王笃广东任职期间的记录和描述, 均有悖于史实。

三、林、王关系破裂以及王笃向道光帝状告林则徐事件的真相

王笃与林则徐的关系, 后来渐趋破裂，这在林氏的日记中也有记载。王笃心异于林则徐, 始于他对林氏禁烟措施的不同看法。固然, 晚清内忧外患之际, “爱国主义道德处于道义的制高点, 天然地具有对广大社会成员的强大号召力”^[10], 在当时的粤地, 林氏智勇兼备的“制夷”诸举的号召力尤其强劲, 正如林崇墉的《林则徐传》云:“另一方面, 广东省内的内部问题, 却因文忠的精诚感召及实心任事, 无论官官或官民之间, 都更见团结, 使禁烟的力量也强大起来。”^[11](P335)这当然合乎实际, 但就禁烟的具体事宜而言, 仍有些许不同声音。梁廷枏《夷氛闻记》就记载邓廷桢对林收缴烟枪发表过意见:

少翁在两湖查缴烟具, 以为民间无具可用, 即为戒绝之证, 殊不知具难缴, 而凡可借以为吸而食之者皆具也。^[11](P336)

显然, 邓廷桢虽认为查缴烟具并非禁烟良策。但当林则徐到粤以后, 就“收缴烟具”一事, 邓廷桢又全力以赴积极配合林氏。从王笃虎门禁烟的执行力度可见, 他是支持林则徐禁烟主张的。但当看到嫉恶如仇的林则徐“令监销英吉利所缴烟土于海壖”^{[4](卷首P2)}, 将2 376 254斤烟土尽数销毁时, 王笃的禁烟意念产生了动摇, “然君(王笃)虽奉行, 心以为过举”^{[4](卷首P2)}。他的禁烟理念受到了当时“弛禁”舆论的影响, 这为后来进京面见道光帝发表了与林则徐相左的政治见解, 导致二人关系恶化埋下了隐患。

诸多史书都记载了王笃入京面见道光帝状告林则徐一事, 而该事件也导致了二人友谊的最终决裂。魏源《道光洋艘征服记》卷下交代了大致的时间:

前此倾心于林则徐, 而林则徐又旋有遣戍新疆, 改赴河工之命。盖广东盐运使王笃入京, 于召见时, 力党琦而排林。^[7](P190)

芍唐居士在《海防纪略》中的记述与魏源如出一辙:

而林则徐又旋有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盖广东盐运使王笃入京, 笃故琦善党, 于召见时力救琦而排林。^[12](P188)

关于王笃进京面圣的时间, 魏源、芍塘居士认为在林则徐“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之后不久, 也即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之后^①，目的是为了“救琦而排林”。关于“营救琦善”一说, 林崇墉也非常认可, 只是时间上与之相左, 他认为是年(1841)四月二十六日林则徐谪贬浙江, 而五月初十日又改戍新疆, “前后十余日间, 文忠的遭遇演变如此, 自有潜在的因素”^[11](P521)，即王笃入京“力党琦而排林”, “而王笃后来擢升山东按察使, 他的顶头上司恰是琦善的党羽托浑布, 其依附琦善而中伤文忠, 自属可能”^[11](P521)。据此可推知, 林崇墉认为王笃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初十之间觐见道光帝时中毁林则徐, 然而这一时间有揣测之嫌。至于王笃入京状告为何, 以下详细考证。

①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 大学士王鼎奏请留林则徐改赴工次襄办。

首先, 王笃“救琦”之说不足成立。其一，因为王笃在奔赴山东的征途中犹自伤怀“琦善和议”一事。他在春分前后(约二月中旬)行舟至湖南安仁, 未知广东事宜如何, 继而忧怀成诗《春分后二日, 安仁舟次雨中有怀粤东近事》, 其中有句:“应知指顾妖气扫, 依旧梯航万国通。”^{[4](卷三P24)} “指顾”二字, 一语道破眼下“妖气扫”只是转瞬即逝的幻影, 而“万国通”无异于开门揖盗, 为不可挽救的持久之忧。其二, 琦善早在这年的二月初八日就被查抄家产, 且由军机大臣穆彰阿亲自呈递查抄详情。据《曾国藩家书》载:“琦善于四月十四日押解到京, 奉上谕派亲王三人, 郡王一人, 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 现未定察。”^[13](P122)从审讯阵势来看, 当时朝野内外惩治琦善的呼声很高, 就连琦善依仗的当朝红人穆彰阿也不敢直面求情, 以王笃三品官职来看, 应不会贸然进谏。

其次, 王笃“排林”实有可能。林则徐道光二十四年(1844)一月的一封书信证实了这一段历史:

嶰翁(邓廷桢)来信云:李湘棻造膝之言, 较宝珊(王笃)尤为耸听云云。是其得眷之隆, 全在挤而下石矣。究竟所说何语, 仍不得知。^[6](P3645)

“造膝之言”即指面见皇帝时的陈词。王笃甲辰(1844)的一首诗《八月六日由京旋任暮抵长新店》透露了入京的大致时间:“不道三年别, 才能十日留。”^{[4](卷三P30)}这首诗交代了作者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夜宿于京都郊区, 不觉间一别京城三年在京又只能短暂居留十日。此诗间接地道出王笃三年前(1841)约八月前后入京述职, 这一时间与魏源、芍塘居士记载的王笃在林则徐“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之后入京吻合。由此可见, 林则徐在屡遭迁贬后感慨王笃诸辈“是其得眷之隆, 全在挤而下石矣”, 是事出有因的。至于王笃进言何语, 林氏当然不得而知。反观王笃的禁烟态度, 大抵符合当时“禁烟挑衅”的流言, 或许更多地在为清廷屡遭惨败推诿自己的责任。

魏源、芍塘居士一直认为王笃“党琦善”, 而王笃真正依附的应是穆彰阿及其党羽。虽然琦善也属于穆党的核心人物, 但王笃对此人任粤主和行为嗤之以鼻, “力党琦善”之说实多夸张。终道光一朝, 穆彰阿深为皇帝信赖, 且位高权重。他利用其职务与科场之便, 培植一己势力, 笼络后进分子, 故而“门生故吏, 遍于中外, 知名人士, 多被援引, 一时号为‘穆党’”^[2](P11417)。王笃就任山东按察使的顶头上司托浑布, 也是穆党的核心要员。据无名氏《软尘私议》载:“当时, 满人多主和, 以穆彰阿为领袖; 汉人多主战, 以林文忠为中心, 俨为两集团也。”^[14](P538)王笃为了在山东立稳脚跟, 亲近穆党而中伤林则徐, 不是没有可能的。宗稷辰在《王笃墓志铭》中也隐晦地写道:“(王笃)事迭, 迁长芦盐运使、山东按察使, 甫一年, 进布政使。”^{[4](卷首P2)}仅一年功夫, 他便迁升山东布政使, 这与攀附托浑布、穆彰阿应有一定的关系。

四、结语

王笃是鸦片战争中颇有作为的干才, 在广东、山东海防上亦政绩不俗。王笃在民族危亡之际, 曾固结于林则徐强烈的民族大义之下, 竭尽全力销烟治防, 抵御外侮。然而在党派相争、仕途追逐的境遇中, 王笃又曾谮毁林则徐以明哲保身, 难免为时人和史家所垢病。然而诸多研究者一厢情愿地将王笃作为羁绊林则徐销烟的关键性人物, 却又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