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文是古代一种重要文体, 兹据《全唐文》《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补编》等统计, 初盛唐作家创作碑志数目巨多, 其中初唐虞世南3篇, 魏征5篇, 于志宁9篇, 王勃11篇, 杨炯25篇, 陈子昂21篇。盛唐碑志创作更繁盛, 苏颋17篇, 张九龄20篇, 李邕29篇, 颜真卿39篇, 张说71篇。在这些碑志中, 提及君主多用“神圣”“英武”之类形容词, 提及时代则多以“盛业”“盛举”“盛景”“盛世”等描述。如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中, “神”字先后出现12次, “圣”字先后出现17次, “盛”字先后出现6次。王勃《益州夫子庙碑》中, “神”字出现23次, “圣”字出现18次。盛唐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突出, 尤以张说和苏颋的碑志为最。如张说碑志71篇, 涉及“神”“圣”“盛”“福”字眼达200次以上。可见唐代碑志文从一开始就充盈着对大一统政权盛世建设的追求和礼赞。那么这一整体性的时代情形, 显现出唐代碑志文哪些体例特征?蕴含着书写者怎样的盛世理想和书写技巧?其终极目标又是什么?本文对此略陈管见, 以求教于方家。

一、盛世情结之起因: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和期待

刘熙《释名》释“碑”:“碑者, 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辘轳以绳被其上, 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 以书其上, 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 名其文谓之碑也。”^[1](P32)碑有纪功碑、宫室庙宇碑和墓碑等, 按刘熙所论, 碑主要用于殡葬礼俗, 以记人写事为宗。后世所言碑志, 亦多指墓碑文, 如陆龟蒙《野庙碑》:“碑者, 悲也。古者悬而窆, 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 因留之不忍去, 碑之名由是而得。”^[2](P8418)故虽同为应用文体, 但相比于制诰、诏敕等, 碑志文多以记述人物生死哀葬为主, 与王权政治联系不甚紧密。然而, 初唐以来, 碑志的主要功能及写作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房玄龄《立碑议》云:

勒石纪号, 垂裔后昆, 美盛德之形容, 阐后王之休烈, 其义远矣。陛下声畅九垓, 威横八极, 灵祗不爱其宝, 兆庶无得而称, 但当赞述希夷, 以摅臣下之志, 其登封及禅, 并肆觐之坛, 并请刻颂立碑, 显扬功业。^[2](P1387)

此后, 张九龄在《请东北将吏刊石纪功德状》也持相似观点, 要求“刊石勒颂, 以纪功德”, 以“宣付史馆, 垂示将来”^[2](P2919)。从房玄龄到张九龄, 之所以将碑志功能的定性由传统的殡葬礼俗扩展到深层次的王权所需, 就是因为社会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化——大一统政权的勃兴承前启后、势不可挡, 因此不断有臣工建议借碑志记事铭功, 显扬美政, 垂示将来。这种对于碑志功能的新思考, 体现着唐人强化了的历史期许和时代感知。

自汉魏以来, 中国历经了三国鼎立和西晋以后漫长的政权割据。南北分裂, 战乱频仍, 民不聊生, 渴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恢复秦汉以来的盛世之治, 实现国泰民安, 这成为历史的呼唤, 成为人们的期待。隋唐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建立了大一统政权, 因隋朝运祚较短, 盛世建设的责任落在了有唐一代。初唐时君臣就考虑恢复大一统政权的权威性, 历史的盛世图景遂纳入其视野。《贞观政要》载贞观九年(635)唐太宗云:“当思善始令终, 永固鸿业, 子子孙孙, 递相辅翼, 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 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 鸿勋茂叶粲然可观。岂惟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哉?”^[3](P294)魏征《群书治要序》也期望唐太宗“俯协尧舜, 式遵稽古”, 以“崇巍巍之盛业, 开荡荡之王道”^[2](P1431)。君臣普遍认为帝唐的建设必须效仿商周秦汉盛世, 渐臻尧舜之治, 故支持和维护唐代大一统政权, 迎接太平盛世的到来, 成为时代需求。这种期待在碑志文中表现明显。尽管当时国力初定, 百废待举, 但凭着对历史的认识, 对现实的思考和未来的展望, 甚至凭着直觉, 文士们普遍有一种周汉复兴、盛世到来的预感, 遂藉碑志文为理想的政治作规划和准备, 为盛世的出现作舆论造势, 如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大唐运膺九五, 基超七百, 赫矣王猷, 蒸哉景命, 鸿名盛烈, 无得称焉。皇帝钦明睿哲, 参天两地, 乃圣乃神, 允文允武。……礼优往代, 事逾恒典。于是在三眷命, 兆庶乐推, 克隆帝道, 丕承鸿业。^[2](P845)

于志宁《唐故太子少保上柱国颍川定公碑》亦有“我高祖乘时抚运, 出震握图, 膺五运之宝符, 定九牧之神鼎”^[2](P1459)的描述。此类润色鸿业、讴歌王政的碑志一方面颇多政治说教且虚美套路相近，一方面透露出对盛世到来的期盼，体现出君臣协力建设盛世的决心。其后李峤《洛州昭觉寺释迦摩尼佛金铜瑞像碑》、崔融《嵩山启母庙碑》等也颂美帝唐开国建制, 表达对乱世的厌弃, 呼唤太平盛世。这种颂美的写作, 并非纯粹的好大喜功式标榜, 亦非对君王的虚意谄媚奉承, 而是书写者表达盛世感受和时代期许的一种方式。不仅供职于朝堂中的弘文馆学士、“文章四友”等如此写作, 就连仕途坎坷的“四杰”、陈子昂等也不免为之所动, 写下不少此类文字, 如王勃《益州夫子庙碑》以帝唐“国家袭宇宙之淳精, 据明灵之宝位”起始, 展现“八神齐飨, 停旒太史之宫; 六辩同和, 驻跸华胥之野”^[2](P1861)的盛世愿景。卢照邻《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杨炯《梓州惠义寺重阁铭并序》等, 也是这类政治理念和社会期许的产物。其后伴随着国家实力的蒸蒸日上, 文士们更感觉到盛世到来气势如虹、锐不可挡。陈子昂为此掀起文体改革运动, 追求风骨兴寄。其碑志文则情调高昂, 感情浓烈, 体现出强烈的盛世期许心理, 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写墓主:

尝宴坐谓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观大运, 贤圣生有萌芽, 时发乃茂, 不可以智力图也。气同万里而合, 不同造膝而悖, 古之合者, 百无一焉。呜呼!昔尧与舜合, 舜与禹合, 天下得之四百余年; 汤与伊尹合, 天下归之五百年; 文王与太公合, 天下顺之四百年。……天意其将周复乎?于戏!吾老矣, 汝其志之。”^[2](P21874)

这段文字视通古今, 意蕴深厚, 气势蓬勃, 体现着大丈夫相时而动的自信心, 寄托着奋发有为、参与盛世建设的宏愿。类似的感受在李百药《洛州都督实轨碑铭并序》、上官仪《虢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及许敬宗《鄂国公尉迟恭碑》等碑文中亦屡屡彰显, 体现了这一时代心理的普遍性。

结合张说、苏颋的碑志作品来看, 这种盛世心理更和政权自身建设相关。唐代建国以来, 从李渊的起兵晋阳到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 再到武后、韦氏及李隆基父子的上台, 帝位皇权的更迭交接, 总是伴随兵变叛乱、宫斗厮杀、暴力血拼等危险因素, 远离传统政治文化光明正大、平稳过渡的体征, 这显然难以为士人和民众所认可。而随着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继到来，一个全面富庶、活力四射的社会呈现在每个人面前，元结《问进士》所载“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2](P3860)就反映了这一盛景。当此之际，李唐皇朝为不断巩固已有成果, 臻于至治, 必然要加强自身政权建设, 宣传其正统性与顺承性, 并进行思想领域的一些管控。因为真正的盛世不但体现为经济的繁荣昌盛, 也体现为精神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和谐有序。张说、苏颋等人饱读诗书, 对历史经验教训有着深刻体察, 一旦被赐予国政大任, 必然要对大一统政治做出解读和展望, 这就使得其碑志作品中的盛世期待更为浓烈。张说在《中宗上官昭容集序》中也表明自己对“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4](P1318)的盛世文化无比向往，其碑志创作也缘此而展开，正如《新唐书》所云:“(张说)佐佑王化, 粉泽典章, 成一王法。” ^[4](P4412)

二、盛世书写之模式:儒道精神与典范塑造

开元时期唐王朝空前强盛，文士们的盛世情结随之显示出更合乎时代精神和政治需求的特征, 这在碑志文创作中多有表露。如张说《唐陈州龙兴寺碑》宣传“圣皇在上, 于昭于天。唐虽旧邦, 其命维新” ^[5](P950), 其《齐黄门侍邯卢思道碑》又倡导碑志文要“吟咏性情, 纪述事业, 润色王道, 发挥圣门”^[5](P1196); 苏颋《奉和圣制答张说出雀鼠谷》要求诗文创作“作颂音传雅, 观文色动台”^[6](P807); 张九龄、贺知章等对此也有响应。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碑志文展现盛世的常见模式就是以儒道思想为中心, 推崇皇权王政, 塑造典范人物, 追求宏大壮丽的审美风格, 仪式化体征明显。

《新唐书·儒学传》云:“高祖始受命, 钼颡夷荒, 天下略定, 既诏有司主周公、孔子庙于国学, 四时祠。”又载:“贞观六年, 诏罢周公祠, 更以孔子为先圣, 颜氏为先师, 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4](P3635)以儒学为统治思想是维护大一统政权的理论基础, 也是盛世建设的关键。当时不少士人对此有着明确认知, 如张说《右羽林大将军王公神道碑奉敕撰》行文起始便宣扬儒家的忠君爱国精神, 展开对帝唐王政的感知和歌颂:

夫事君效命之谓忠, 杀敌荣亲之谓勇, 干星袭月之谓气, 逐日拔山之谓力, 有一于此, 名犹盖代, 矧兼其四, 人何间焉!……至矣!盖圣主推仁恕于天下, 悬大信于后人。^[5](P840)

范履冰《大唐韦府君仁约墓志铭》:“盛唐篡历, 天下文明。……神皇临驭区宇。”^[7](P7)张说《淄州司马郑府君神道碑》:“神皇玉册受天, 金坛拜洛, 顿纲而鹤书下, 辟门而群龙至。”^[5](P908)无不从历史中寻找依据, 附会以儒学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记述墓主也多突出其学问政绩, 以此弘扬积极入世的儒学精神。如苏颋《扬州大都督长史王公神道碑》谓墓主“八岁工词赋, 十五读典坟, 十八历涉代史, 十九初游太学, 二十外甲科。三倾五城, 一日千里, 阶选部, 册天门, 出九流之先, 当万夫之特”^[2](P2618); 张说《中书令逍遥公墓志铭》赞墓主“德行、言语、文学、政事, 四者实总而兼之”, 可谓“天之经也, 国之宝也”^[5](P1056)。其他如张嘉贞《故荆州大都督开国伯孙公之碑》、贺知章《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徐浩《唐故赠工部尚书张公墓志铭并序》等, 都以儒道思想为立意之中心, 气势张扬, 情感激荡。在他们笔下, 帝皇英明贤能, 士吏竭忠尽智, 君臣同心戮力经营国家的盛世建设, 从而为时代政治标指了方向, 树立了榜样。

盛世常见多才, 衰世常患无才。盛世经营的关键是人才的拔擢善用。盛唐碑志文常通过不同典范的塑造, 既展现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时代景象, 又抒发作者欣逢盛世、时不我待的情怀, 而着笔的关键则在于有选择地美化人物的亮点而舍弃其不足, 尽力展现其刚健有为、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荣华富贵的人生历程。如韩休《赠邠州刺史韦公神道碑》:“公淳辉秉灵, 鸿芬锡祉, 合英秀发, 扬光炯曜。其少也, 则圭璜自然, 克有成器; 其长也, 则礼乐攸在, 光其大名。……所谓乐只君子, 邦家之晖者也。”^[2](P2990)梁肃《尚书户部侍郎李公墓志铭》:“公天姿俊迈, 少负英气……公以盛名冠甲科, 群辈仰之, 如鸿鹄轩在霄际矣。”^[2](P5289)都强调墓主以江山社稷为己任, 奋进努力, 勤于王政, 终成大器。在张说、苏颋等人的作品中, 典范人物的塑造更为突出, 技巧也更为高明——墓主已不是简单的文儒或武将, 其智勇双全, 神奇英武, 具有文学、军事及政治等多方面的才能, 均效力国家, 功德巍巍, 最能显现盛世人才的学以致用、全面发展。如张说《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写墓主文武双全:“公雄姿沈毅, 凛难犯之色……文其诗书, 武其韬略。”^[5](P773)《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颂》写墓主才华超群以致辖地“昼游则华风可观。……夜作而灾火不发。……物无二价，路有遗金，殊裔胥易其回途，远人咸内我边郡”^[2](P2288)。张九龄《赠太师正平忠献公裴公碑铭》写墓主:“终致大用, 克成休烈。……能允明主之鉴, 不负真贤之宝。”^[2](P2957)韩休、徐浩等人的碑志文, 也都通过对一批忠勇有为、入世参政、功昭日月的时代英杰之塑造, 既讴歌盛世的文治武功, 又启迪、引导广大士人积极投身盛世建设, 报效家国。

时运交移, 质文代变。文章写作技巧的变化必然带动审美风格的转变。就品相而言, 盛唐碑志体现出清新刚健、宏大壮丽的审美追求。自初唐起, “四杰”、陈子昂等为迎接盛世的到来, 便追求“风骨”“兴寄”。王勃等人虽在政治上不甚得志，但所创作的“宏博雄壮”的赋颂碑铭，却促使初唐碑志向着适应盛世之需的宏大壮丽的方向发展。此后张说、苏颋推动文体改革, 也提倡“风骨”与“壮丽”之美, 反对虚浮不实文风。张说《洛州张司马集序》推崇“逸势标起, 奇情新拔”“天然壮丽”^[5](P1329)的行文风格, 岑参《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雄词健笔皆若飞”^[6](P2066)、韩休《许国文宪公苏颋文集序》“壮思雄飞”^[2](P2987), 也都强调光朗宏大的审美风尚。张说骈散结合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从“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 承天下征战之弊”写起, 展现唐帝国“于斯之时, 天下以一缣易一马, 秦汉之盛, 未始闻也”^[5](P622)的盛世风貌, 洋溢着物质财富与精神生活双重丰富的时代豪情。其中铺叙皇帝巡狩的场景, “局阵开张, 笔情踔历, 尤为卓荦入奇”^[8](P237), 可谓对初唐作家盛世期待的良好解答:大唐不仅赶上了秦汉, 更超过了秦汉, 中国历史新的盛世出现了。近年来, 西安及邻近地区出土的众多初盛唐时期粟特商胡的墓志, 再一次见证了当时商旅云集、经济发达的盛世场景^[9]。此外, 李华《韩国公张仁愿庙碑铭并序》、贺知章《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及苏颋、张九龄、李邕、颜真卿等人的碑文, 也都通过海清河晏、百姓殷富、兵强马壮、四方归附的宏大场景的描写, 展现盛世生活的繁荣兴旺并显现出文笔的刚健宏丽之美。值得注意的还有, 盛唐碑志写法上重铺陈排比、夸饰渲染, 篇幅上则甚多鸿篇巨制, 如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达三千多字, 李邕、颜真卿、王维等人的碑文, 也多在千字以上。

三、盛世宣教之目的:文化构建与历史传承

作为一种应用文, 碑志的目的是载人记事以传之后世, 正如刘勰所论:“后代用碑, 以石代金, 同乎不朽。”^[10](P214)在初盛唐文士笔下, 碑志文的盛世书写体现出较多的相似性, 比如对时代的赞美, 对人物活动历程的颂扬及对儒道精神的弘扬等。但我们更应当看到盛世碑志所体现的时代目的性:基于文化构建和历史传承之需, 强化思想宣传和政治说教。这就使得碑志创作往往不仅仅是个人经历的记录而成为整个社会的见证, 也不再仅仅关乎过去而更多追求当下影响^[11]。

按照历史规律, 帝王在夺取政权后, 都会进行文化建设以展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具体包括王朝建立的顺时性、权力继承的有序性和意识形态的先进性。通过碑志进行文化建设, 正是有效形式之一, 因为碑志载体坚固、流传不朽、受众面广, 特别是著名文人的碑志作品, 传播更广, 影响更大，正如刘勰所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 ^[10](P214)

张说、苏颋等人的碑志文, 体现出相近的写作思路与情感倾向, 即通过赞美盛世以宣扬、维护当世王道政治的神圣性和法统性, 文化构建功能突出。如张说《中书令逍遥公墓志铭》:“圣朝知其周慎忠肃, 简易循良, 是以绸缪两禁, 重叠千里……明主封立帝之谋, 表高臣之志也。”^[5](P1055)更典型的碑志文如王维《京兆尹张公德政碑》:

云从龙, 风从虎, 气应也; 圣人作, 贤人辅, 德同也。君臣同德, 天地通气, 以康九有, 以遂万类。惟皇御极二十载, 光格四表, 至于海隅日出, 越小大邦, 蛮貊师长, 罔不钦于成宪, 以承天休。然天子犹日省三揖列辟, 日听万方舆颂, 惧人有未化, 贤有未登。^[2](P3307)

尽力展现大唐政治清明、国家昌盛、万邦来贺的气象, 以此进行盛世实现的话语构建。其他如李乂《幽州刺史崔公群墓志铭并序》、贺知章《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及张九龄等人的碑志作品, 亦多此类。当然, 这种话语构建有着历史渊源。《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 以守宗祊, 世不绝祀, 无国无之, 禄之大者, 不可谓不朽。”^[12](P1047)三不朽价值观念与儒家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最终落脚点是追求超越肉体生命的声名不朽, 而碑文所承载的“追述君父之功美”^[1](P32)的文字, 满足了人们实现声名不朽的期望。蔡邕《铭论》:“钟鼎礼乐之器, 昭德纪功, 以示子孙, 物不朽者, 莫不朽于金石, 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13](P198)刘勰《文心雕龙·诔碑》:“属碑之体, 资乎史才, 其序则传, 其文则铭。”^[10](P214)都强调碑文的功能在于记事铭功、垂范不朽。房玄龄《立碑议》之所以要“刻颂立碑, 显扬功业”, 目的正是为了“勒石纪号, 垂裔后昆”^[2](P1387)。张九龄《请东北将吏刊石纪功德状》也重复这一观点。由此可见唐人对于碑志的重视, 在于其具有传承历史、连接过去、恢弘当世、昭示未来的意义。这在李邕《兖州曲阜县孔子庙碑并序》中有着明示：

我国家儒教浃宇，文思戾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礼官而崇祀，侯褒圣于人爵，尸奠享于国庠。是用大起学流，锡类孝行，敦悦施于万国，光覆弥于允宗。^[2](P2666)

李白《天长节度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伸义与李邕无二：

我唐至公而无私，越三圣而殊轨。……噫大块之气，歌炎汉之风。云滂洋，雨汪濊。澡渥泽，除瑕纇。削平国步，改号乾元。至矣哉！其雄图景命，有如此者。^[2](P3547)

盛世碑志是盛世文化的写照。文士们讴歌盛世之治，展现时代美好图景，将大一统政权的繁盛风貌载之碑志，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其文的政治参与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构建。

值得一提的是, 唐人碑志创作中的盛世书写, 还推动了文体革新。“唐兴, 文士半为陈隋之遗彦, 沿徐庾之旧体。……凤池专出纳之司, 翰苑掌文章之柄, 率以华缛典赡为高。”^[14](P213)这种情形下的碑志创作沿袭南朝徐庾文风, 多浮艳绮靡、阿谀不实之辞, 缺乏阳刚大气之美, 被讥笑为“气调渐劣”^[15](P5013) “铺排郡望，藻饰官阶, 殆于以人为赋, 更无质实之意”“多见虚浮华靡, 气格不振” ^[16](P29)。而伴随着盛世梦由期待成为现实, 文人将个体的奋斗成才与王朝的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起来, 碑志文也得以不断革新发展。《新唐书》载张说:“为文属思精壮, 长于碑志, 世所不逮。……于玄宗最有德……开元文物彬彬, (张)说力居多。”^[4](P4410)在以张说、苏颋为代表的文士努力下, 唐代文体革新顺利完成, 而盛世碑志的文体特征也最终确立, 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注重细节描写, 突破单线条叙述, 善于选取典型环境典型情景写人记事; 二是以灵活巧妙的构思改变行文平铺直叙、面面俱到的章法, 突出人物主要形象, 形成曲折有致、详略得当、引人入胜的结构方式; 三是措句骈散结合, 议论、抒情、说理三位一体,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气魄。

四、余论

盛世书写源于盛世情结。唐人盛世碑志以雄浑刚健、宏正典雅、华茂壮丽为特征, 不仅展示出现实的盛世感受与对未来的热切期待, 也光大了唐前碑志文化的优良传统。士人将碑志文创作与时代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或讴歌王政一统，颂美时事; 或渴望王朝振兴, 抒发豪情壮志。其影响在中唐以后表现明显, 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杜牧、李德裕、欧阳修、王安石等创作碑志文, 多从初盛唐碑志中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