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 犹太人命运多舛, 曾屡遭屈辱和苦难卓绝的“大流散”, 犹太人的足迹也随之遍布世界。据希伯来大学发布的《世界犹太人口报告》, 2015年全球犹太人总数约为1 430万, 其中北美的犹太人约609万人, 以色列犹太人约622万^[1](P15-17)，其他犹太人则分布于世界各地。国内外学界关于世界犹太人的研究虽然比较充分, 但对澳大利亚犹太人的研究却凤毛麟角, 甚至连以色列著名学者埃利·巴尔纳维(Elie Barnavi)主编的《世界犹太人历史》一书也未提及澳大利亚犹太人^[2]。事实上, 澳大利亚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最早踏上澳大利亚这片土地的犹太人是一批英国囚犯, 这些早期的犹太人与后来不断从世界各地陆续移居此地的犹太人, 共同构成了现今的澳大利亚犹太人族群, 并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发挥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一、早期的澳大利亚犹太人及其创业

犹太人是在18世纪后期来到澳大利亚的。1788年, 英国政府开始向澳大利亚流放在英国本土犯有不同罪行的囚犯, 主要流放地是新南威尔士州和塔斯马尼亚州。英国之所以向澳大利亚遣送囚犯, 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摆脱大量囚犯对英国正常社会秩序产生的压力和破坏, 以减轻英国的社会包袱; 二是早在1770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抵达澳大利亚东海岸后, 英国便宣布它已占有了这片土地。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当时又被视作蛮荒之地, 这就为英国流放囚犯提供了条件。及至19世纪中期, 英国先后向澳大利亚东海岸遣送了151 000名囚犯。这些囚犯中, 约有800人是犹太人^[3](P11), 他们便成为最早来到澳大利亚的犹太人。

这些踏上澳大利亚土地的英国犹太囚犯, 大部分来自伦敦, 基本上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其中93%为男性, 7%为女性, 平均年龄为25岁。英国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的赛法迪犹太人, 他们曾在西班牙生活了近两个世纪, 直到1492年被驱逐, 继而又辗转来到了可以公开信仰犹太教的英格兰, 并在这里扎根。后来，由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的陆续到来, 英国犹太人的数量不断增多。不过, 在英国的犹太人中, 也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而皈信了基督教。被遣送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犹太囚犯, 大都属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第二和第三代后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 最初是指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 近代德国也有阿什肯纳兹之称, 因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即德系犹太人。后来,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泛指在欧洲各国谋生的西方犹太人。当第一代从欧洲大陆移居英格兰时, 他们虽很贫困，却恪守犹太律法, 保持安息日的传统。他们在英国通常能够选择的职业主要是在伦敦东区的市场上充当仓库保管员、零售店店主, 或是沿街摆摊叫卖的小贩等。然而, 随着时光推移, 其子孙们却逐渐开始疏离严格的犹太戒律和习俗, 有些人甚至触犯了英国法律。这些违法行为大都属于轻罪, 诸如偷盗、扒窃、转移赃物、制造和使用假币等, 致使违法者最终成了囚犯。

当英国犹太囚犯在澳大利亚揭开洗心革面的新生活时, 他们面临多种挑战。首先是宗教问题。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 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伴随犹太教而形成, 犹太人的生活与犹太教义、律法密切联系, 并否认宗教与世俗之分。故此, 作为犹太人日常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和祈祷礼仪等, 对这些犹太囚犯来说同样不可回避。但由于犹太囚犯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 受教育程度很低, 而且基本上都不懂希伯来语, 他们甚至不具备犹太教和犹太传统最起码的常识, 更不用说那些严格的祈祷礼仪了。同时, 他们也无法找到能够为他们主持宗教仪式和行使犹太教规的精神导师拉比。这种状况造成犹太囚犯宗教生活的匮乏, 从而限制了犹太人组织的发展。其次是犹太人的婚姻问题。如前所述, 来到澳大利亚的犹太囚犯中, 女性比例很低。当犹太男性面对犹太女性的稀缺而无法解决婚姻问题时, 他们不得不把择偶对象转向基督徒, 这就在犹太人中引发了一些宗教矛盾, 因为在19世纪保守的犹太人是不允许与异教徒通婚的。其结果, 自然导致犹太人的分裂。最后是犹太囚犯的生计问题。犹太囚犯初来乍到, 澳大利亚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 谋生的本能迫使他们只能将自己熟识的自由职业和商贩经营视为求职的主要选项。据统计, 1842年在塔斯马尼亚州的42 000名居民中, 有259名犹太人, 他们多为杂货店店主。另有统计, 在当地802名杂货店主中, 有四分之一为犹太人。而在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犹太人主要操持与服装业有关的布店生意, 在墨尔本的57家布店中，犹太人的布店就有25家^[3](P20)。

由于多种因素的局限, 截至19世纪40年代, 犹太人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微乎其微, 他们无法建立一个能够引起社会关注的犹太社团或犹太教会组织。这种状况直到183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确认南澳大利亚为自由殖民地后, 才开始发生变化。该法案刺激了许多移民从欧洲大陆、英国向澳大利亚移居, 他们之中也包括一些犹太人。但是, 犹太人大量进入澳大利亚还是在1850—1930年间，即在澳大利亚出现的三次移民潮。第一次是在“淘金热”年代。1848年, 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先后发现金矿, 许多年轻的德国犹太探险家和淘金者纷至沓来。例如, 维多利亚的犹太人从1848年的200人激增到1861年的3 000人。第二次是在1881—1914年间。1881年,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激进学生暗杀, 其中一人为犹太人。继位者亚历山大三世利用反犹情绪为沙俄的动荡局势寻找到发泄口, 大批俄国犹太人遭到迫害, 纷纷外逃。他们中的一些人途径英格兰, 辗转来到了澳大利亚。据统计, 1881—1921年间, 澳大利亚的犹太人由9 125人增加到了21 615人^[3](P30)。第三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主要是波兰犹太人向澳大利亚的迁移。但这次移民潮的规模不如前两次大, 犹太移民人数也不太多，可能是由于路途遥远和海上航行艰难, 从而遏制了波兰犹太移民的步伐。

从早期的英国犹太囚犯到三次移民潮的出现, 澳大利亚犹太人历经百余年的演变, 其族群结构呈现多元化。截至19世纪末, 在澳大利亚的犹太人中, 土生犹太人数为58.4%，英国出生的为17.8%，德国和奥地利出生的为5.7%，东欧出生的为12.2%，其余近6%的犹太人则出生于南欧和西欧^[4]。从居住地分布来看, 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大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一些城市, 并在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以及塔斯马尼亚州的霍巴特、郎塞斯顿和等地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犹太人聚居区。实际上, 19世纪60年代尚有40%的犹太人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州的乡村, 从事农业活动。但此后随着采矿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 许多乡间的犹太人深受吸引, 络绎不绝地离开农村, 融入到城镇发展的洪流中, 致使在乡村务农的犹太人在1901年骤减至2.2%。而当时澳大利亚从事农耕的人数却占全国总人口的40%左右。

早期澳大利亚犹太人的变化在职业选择或转换上更为明显。根据1901年的统计, 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中从事金融和地产业的比例为2%, 犹太人占7%;全国从事纺织业及其销售的比例为4%, 犹太人占24%;全国从事杂货生意的比例为9%, 犹太人占48%^[4]。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犹太企业家和犹太企业。如, 新南威尔士州的大卫·科恩家族(David Cohen)经营的联合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澳大利亚石油公司等都曾享誉整个澳大利亚; 墨尔本的米查理斯/海伦斯泰恩(Michaelis/Hallenstein)家族经营的皮革公司, 该公司的创立者莫里茨·米查理斯(Morltz Michaelis)在1902年去世时, 已是维多利亚州最富有的百人之一。犹太人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 也为他们参与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奠定了初步基础。如, 澳大利亚犹太人的杰出政治家朱里亚·萨姆逊(Julia Salomons)在1870—1889年间, 曾先后担任澳大利亚的副检察长和上议院副议长。截至1914年, 在新南威尔士州共有21名犹太议员, 在维多利亚州则有15名犹太议员, 他们开始在澳大利亚参政议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澳大利亚犹太人为赢得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同时也表达他们对英国的效忠, 积极为英国人提供战争所需的各种支持。一战期间, 澳大利亚全国男性的入伍率为9.2%, 而澳大利亚犹太男性的入伍率则达到13%, 犹太士兵先后有300人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犹太军人当属约翰·马纳什(John Monash), 他在战争中显示出的过人智慧与才干, 使其从一名士兵迅速晋升为陆军少将, 并任澳大利亚皇家军队总司令。他指挥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在1918年8月8日的对德战役中赢得重大胜利, 以至于德军指挥官鲁登道夫(Ludendorff)将军将这一天称为“德军最黑暗的一天”^[3](P49)。1923年，马纳什被任命为墨尔本大学副校长, 1931年马纳什病逝后, 为纪念马纳什, 墨尔本大学改名为墨尔本马纳什大学。

早期澳大利亚犹太人在其他领域的发展同样引人瞩目。澳大利亚“剧院之父”巴尔奈特·莱维(Barnett Levey)和音乐之父伊萨克·纳桑(Isaac Nathan)都是犹太人。尤其是纳桑，由于他为拜伦的《希伯来旋律》谱曲而闻名遐迩。同时, 他还为人们留下了第一部澳大利亚歌剧《奥地利的约翰》(Don John of Austria)。

在社会慈善方面, 犹太大商人阿道尔夫·巴萨尔(Adolph Basser)出资4万英镑创办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巴萨尔学院, 随后又为悉尼大学出资10万英镑推动核研究和电子计算机的开发等。凡此种种, 都预示着澳大利亚犹太人将以全新的面貌脱颖而出。

二、反犹主义与澳大利亚犹太人的救赎

20世纪20年代, 当澳大利亚犹太人还在憧憬和构思其美好的未来时, 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随后在欧洲逐渐显露的反犹思潮不仅使他们的美梦迅速破灭, 而且还直接对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存环境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澳大利亚犹太人产生的连锁效应是澳国内出现了一股所谓“反难民”的情绪, 其矛头直指澳大利亚犹太人以及那些意欲向澳移居的犹太人。这种针对犹太人的“反难民”情绪, 由澳国内的一些传媒、政治团体和议会议员煽动, 他们将犹太人作为宣泄极端情绪的主要对象, 并通过涂鸦等方式丑化犹太人。在墨尔本和悉尼的犹太聚集区, 犹太人的财产遭到严重破坏, 人身安全也不断受到威胁。然而, 对犹太人的迫害只是一种表象, 透过这一表象, 它折射出澳大利亚的孤立主义倾向。多数澳大利亚人担心大量犹太人的移居将对澳人的就业形成挑战, 尤其是在那些以犹太人为主的“血汗工厂”, 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和恶劣工作环境, 是其他任何澳大利亚的工厂都无法与之竞争的^[5]。而经济上的竞争又将进一步冲击和打乱澳人已有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 一些澳人还扬言, 随着犹太人的大量移居, 裹挟而来的还有鸦片、走私品, 乃至犯罪等, 从而破坏澳大利亚的社会稳定。因此, 直到20世纪30年代, 许多试图移居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大都被挡在了澳大利亚的国门之外。

1933年初, 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 肆意鼓动和制造对犹太人的仇恨, 挑起反犹主义, 并日益加剧对犹太人的迫害, 大量犹太人纷纷出逃, 从而引发了新的难民问题。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 加之人口出生率又很低, 是最适合移民的地方。因此, 在伦敦和澳大利亚, 犹太人的代表不断呼吁和请求澳大利亚政府接纳犹太移民，但却遭到拒绝。澳大利亚政府规定, 只准许那些拥有500英镑财产或是确认在澳有亲属的外国人才有移民资格。这些苛刻的条件对那些逃离家园和流离失所的犹太人来说根本无法满足。在这种情况下, 澳大利亚犹太人在澳国内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声援海外受难的犹太人。1937年, 在澳政府的默许下, 澳大利亚犹太人福利社(The Australian Jewish Welfare Society)成立。犹太人福利社通过一系列艰苦的工作, 不断协调与澳政府的关系, 竭力改变澳大利亚政府和国民对犹太人的看法。二战爆发初期，即1938—1940年, 约有9 000名波兰犹太人被准予进入澳大利亚。但是, 那些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移居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却因来自交战国而被视为“敌对的外国人”(enemy aliens)，这些犹太人必须到澳当地的警察局注册登记, 并责令他们及时通报其在居住地以外的行踪。直到后来有关犹太人遭受希特勒残酷迫害和屠杀的史实被大量披露后, 这些犹太人的身份最终才被确定为“友善的外国人”(Friendly aliens)。

二战期间, 希特勒变本加厉地实施排犹和屠犹政策, 数万无辜的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 并遭到惨绝人寰的杀戮。特别是波兰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事件发生后, 澳大利亚国内出现了两个极具影响力的犹太人组织：一个是在悉尼建立的犹太人联合应急委员会(The United Jewish Emergency Committee), 另一个是在墨尔本由波兰裔犹太人发起成立的犹太人联合海外救助基金会(The United Jewish Overseas Relief Fund)。在这两个犹太人组织的领导下, 澳大利亚犹太人想方设法筹措钱款和物资, 并通过各种方式救助那些正在希特勒铁蹄下受难的欧洲犹太人, 帮助他们逃离希特勒的魔掌。截至1945年, 又有8 200名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难民移居到了澳大利亚。

随着大批犹太难民的到来, 澳大利亚犹太人福利社积极开展活动, 其组织结构迅速扩大。他们不仅为犹太难民提供日常生活和物质所需, 甚至帮助他们购买土地经营农场等。同时, 福利社也告诫犹太难民, 应尽快调整自身, 入乡随俗, 融入澳大利亚社会, 使自己成为100%的澳大利亚人^[6]。澳政府内的两大党——工党和自由党认为, 接纳犹太难民是犹太社团的义务和责任, 为避免引起政治纠纷, 政府不应提供财政支持。但由犹太社团独自承担救助犹太难民, 未免负担过重。澳犹太社团不得不寻求海外援助。这也成为二战后澳海内外犹太人相互协作, 接纳幸存犹太难民的主要方式。鉴于墨尔本犹太人与东欧的渊源很深, 在救助欧洲犹太难民方面, 墨尔本提供的帮助最大。故此, 在1947年前后进入澳大利亚的波兰犹太难民, 约60%定居在了墨尔本, 40%定居在悉尼, 定居其他地区的人数则极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量犹太难民的进入, 对澳大利亚犹太人社团产生了重要影响。战前, 犹太人社团主要是以宗教组织出现, 其领导人也是宗教权威。但战争爆发后, 犹太人的各种不同社团或机构应运而生, 它们包括宗教的、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化的、民族的, 等等。1944年8月, 作为澳大利亚犹太人的联盟机构, 澳大利亚犹太人行政委员会(Executive Council of Australian Jewry, 缩写ECAJ)成立, 该机构的建立是澳大利亚犹太人历史的一个分水岭, 它对澳犹太人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墨尔本和悉尼是ECAJ的两个中心, 这两个中心之下是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等分支机构。此外, 还有霍巴特希伯来大会和后来的澳大利亚首府地区组织等, 这些组织都是在各州或地区代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的, 并得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纳入ECAJ及其分支和相关机构议事日程的工作涉及诸多方面, 如，犹太移民问题、协调澳各个犹太社区的需求、安置犹太退役军人、调解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关系、应对澳国内不断升温的反犹主义、确保犹太社区的安全问题、对新诞生的以色列国的声援与支持以及对海外犹太人发展的关注等。

接纳二战期间遭纳粹迫害的犹太幸存者, 依然是澳大利亚犹太人委员会在战后的重要工作。澳大利亚也成为1947—1950年间继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之后的第四大接纳犹太幸存者的国家。战后, 除了那些陆续零散移居的犹太难民外, 先后出现了两次大批犹太幸存者涌入澳大利亚的高潮:第一次是1946—1954年间从欧洲和上海抵达澳大利亚的17 000名犹太人^①; 第二次是持续到1961年的另一批10 000名犹太难民的到来, 他们之中也包括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逃离的一些犹太人。及至1961年, 澳大利亚犹太人的总数已达到61 000人^[3](P51)。

① 二战期间, 大约有两万多犹太人逃离纳粹占领的欧洲城市, 来到上海避难所, 受到中国政府的庇护。二战结束后, 这些受到庇护的犹太人才陆续离开上海, 移居到其他国家。

三、澳大利亚犹太人的拓展和犹太新移民的融入

伴随战后澳大利亚犹太人群体的不断壮大, 犹太人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这与二战结束前犹太人在澳大利亚的境遇形成了明显反差。

(一) 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态度

澳大利亚犹太人通常不愿过度卷入澳大利亚国内政治的漩涡中, 这可能与早期犹太人的囚犯身份以及大部分犹太人都是作为难民移居而来有一定关系。但澳大利亚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和1948年诞生的以色列却表现出超常的政治热情。在澳犹太人曾围绕犹太复国的方式和途径, 发生过激烈争执。犹太正统派坚持以宗教弥赛亚救赎思想为使命, 主张只有上帝才能拯救和决定犹太人的命运。换言之, 正统派否定借助一切世俗手段实现建国之目的。后来, 各派犹太人经过反复协商, 最终促成了宗教复国与政治复国的合流。澳大利亚犹太人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建国, 并认同在巴勒斯坦应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方式。澳大利亚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 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以各种方式为以色列募集资金和提供物质支持; 二是通过在澳犹太社团力促澳大利亚政府长期奉行亲以政策; 三是在海内外强化对犹太人历史遭遇和以色列的宣传；四是致力于澳大利亚犹太人与海外犹太人的广泛交往, 竭力扩大犹太人的影响。

(二) 文化教育的发展

强调文化教育历来是犹太人的传统, 在澳犹太子女受教育的水平总体上都高于其他澳大利亚人, 注重古老的犹太宗教文化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是其一大特点。在澳犹太人一方面要求其子女接受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教育，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对犹太宗教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他们的主要措施是通过犹太社团大力开办犹太幼儿园和犹太日间学校,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 各级犹太日间学校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新南威尔士州的墨里赫学院最负盛名, 2004年，墨里赫学院成为该州排名第一的学校, 它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犹太日间学校, 注册学生接近1 800人。犹太学校之所以能够勃兴, 得益于澳政府实施多元的文化教育政策。同时, 自以色列诞生后, 再加阿以战争的影响, 这些因素强化了犹太人对犹太族群的认同感, 通过开办犹太学校来加强犹太人的凝聚力和实现犹太宗教文化的传承也就成为一种趋势。根据澳大利亚2001年的人口调查, 在犹太人口中, 占77%的学龄儿童和少年, 仅有23%的人在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就读, 其余学生都在私立的犹太小学和中学就读^[7]。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犹太宗教文化教育对澳大利亚犹太人的深刻影响。

(三) 社会生活的变化

二战之前, 在不同时期移居澳大利亚的犹太人, 大都比较保守、循规蹈矩, 恪守犹太伦理和教规。尤其是那些来自英国的犹太移民, 他们一直保持着英式的程式化犹太信仰和仪规。二战结束后, 这种状况有了明显转变。严格意义上的犹太正统派在澳大利亚已经很少, 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甚至认为, 上帝早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 因而出现了宗教淡化倾向。但形成反差的是, 在一些年轻犹太人中却呈现向宗教回归之势, 他们凭借自身的学养, 对犹太教的认知和感悟以及在研究和传承犹太教上的作为, 远远超过了前辈。1992年有关墨尔本犹太人的一份调查统计, 大致可以反映澳大利亚犹太人对犹太教的基本态度。调查统计显示:6%的犹太受访者认为他们是“严格意义上的正统派”犹太人, 33%的犹太受访者认为他们是传统宗教信奉者, 15%的犹太受访者认为自己是自由改革派犹太人, 43%的犹太受访者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但不是宗教人士”, 1%的犹太受访者反对宗教, 2%的犹太受访者选择了其他^[3](P95)。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的犹太女性则在教育、社会服务、公益慈善、育儿和敬老、公共交往中协调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以其特有的方式发挥着作用, 努力使犹太文化融入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中。

(四) 经济的崛起

二战后澳大利亚犹太人的经济活动大都集中于商界, 他们一般不太涉足澳大利亚传统的畜牧、矿产资源、重工业和大型企业等。同时, 犹太人主要凭借家族经营模式来积累财富。澳大利亚的纺织和服装业、软装潢业、食品加工业、餐饮和旅馆业、娱乐和出版业、公共服务业、房地产和建筑业等领域的一些巨头或大商人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固有的精明和商业天赋使许多犹太人的经营大获成功。在过去20年, 犹太人不断登上《商业周刊》(Business Review Weekly)的财富榜。在澳大利亚前200位最富有的人中，约有20%—25%为犹太商人。今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大都属于城市中产阶层。此外, 犹太人在学术界、医学、法学、声乐和舞台艺术表演等领域, 亦曾产生了一批在澳大利亚乃至世界享有盛名的人物。犹太人在各行业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就其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尚不足1%来说, 确实是惊人的。

犹太人在澳大利亚的拓展及其取得的成就, 对海外犹太人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20世纪60年代后, 澳大利亚又出现了三次犹太移民潮。

第一次是南非犹太人的移居。实际上, 早在1948年一些南非犹太家庭迫于国内的反犹压力, 已开始向澳大利亚移民。但移民高潮则是在1976年索韦托反种族歧视事件之后, 并持续到了1995年。移民原因在于, 南非的刑事犯罪猖獗, 社会秩序很不稳定。根据2001年的统计, 移居澳大利亚的南非犹太人大致在14 000—15 000人。南非犹太人主要定居在墨尔本、悉尼和西海岸的珀斯。他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约有72%的人拥有学士学位, 堪称澳大利亚犹太人中最有技能和最富裕的犹太移民群体。由于南非犹太人基本上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因此他们能够很快在各自的相关领域站稳脚跟，并迅速适应当地的生活。同时，南非犹太人具有强烈的犹太族群意识, 通常相互间都使用依地语, 饮食习惯一致, 犹太会堂的管理和犹太仪规相同, 而且与异族通婚率极低。南非犹太人重视犹太教会和学校建设, 但较少介入澳大利亚犹太人代表大会或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

第二次是苏联犹太人的移民。1971—1981年间曾首次出现苏联犹太人向澳大利亚移民的浪潮, 当时的苏联政府允许一部分犹太人前往以色列与离散的家庭团聚。但许多犹太人一旦离开苏联, 便想方设法前往西方国家。移居澳大利亚的苏联犹太人大部分都是依照澳大利亚1982—1987年的人道主义移民项目获得签证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 旋即出现了新一轮俄罗斯犹太人向澳大利亚移民的高潮, 并且一直持续到1997年。根据2001年的调查统计, 移居澳大利亚的俄罗斯犹太人总数为6 404人, 但一些研究者认为, 该数字远远少于实际移民人数。与南非犹太人一样, 俄罗斯犹太人主要选择墨尔本和悉尼作为移居地。由于在国内对犹太教的诸多限制, 大多数俄罗斯犹太人抵达澳大利亚时, 几乎不具备任何犹太教知识, 只是在与当地犹太人的交往中, 才不断强化他们对犹太教的信仰。他们家庭观念浓厚, 并坚持族内通婚。同时也十分重视社会活动，于1979年在墨尔本建立的平安协会(Shalom Association)是俄罗斯犹太人的社区基础。此外, 他们还办有俄文版的报纸和新闻通讯等。犹太工程师协会是俄罗斯犹太高级知识分子的社团，也是澳犹太人代表大会的成员。

第三次是以色列犹太人的移民。以色列犹太人向澳大利亚移居肇始于以色列诞生后, 阿以冲突导致的国内动荡是以色列犹太人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真正形成向澳大利亚移民的高潮则是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在向澳移民的以色列犹太人中, 也有一些人原本是从其他国家先移居到以色列,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应在以色列的生活, 转而又再度移民到澳大利亚。2001年的调查显示, 在澳的以色列犹太人总数为6 574人, 约占澳犹太人总数的4.6%, 其中3 886人出生于以色列。但民间的统计数字要比调查数字高得多。以色列犹太移民大致分为三类:与澳大利亚公民结婚的，对以色列感到失望的，短期来访者转为长期移民的。以色列犹太人大部分定居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 也有一小部分定居在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这类比较小的城镇^[8]。以色列犹太人大多不愿意生活在高度密集的犹太人居住区, 主要原因是昂贵的生活成本以及对以色列社区缺乏归属感。许多以色列犹太人不太愿意与任何澳大利亚犹太组织来往, 并仍将以色列视为自己的故乡, 而且保留以色列国籍。但从与异族通婚率上看, 以色列犹太人又是三大犹太新移民群体中最高的, 达到45%^[9]。正是这个原因, 再加上以色列犹太人居住的分散、对犹太社团活动的低参与率, 这便导致他们很容易丢失其犹太人身份。

犹太新移民的到来无疑为澳大利亚犹太人群体增添了新活力, 也在丰富着犹太人的生活。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域, 甚至带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烙印, 但犹太宗教和文化中特有的内聚力却能够将澳大利亚犹太人牢固地凝聚在一起, 形成强大的合力, 并在澳大利亚社会施展能量, 以实现各自美好的移民梦。

四、余论

根据相关数据推算, 澳大利亚犹太人目前的总人数约为15万左右^①。可以肯定的是, 澳大利亚犹太族群的不断壮大, 并非通过人口的繁衍和自然增长, 而是主要凭借不同历史时期大量犹太人的移民来实现的。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东西海岸的各个城市里, 悉尼和墨尔本是犹太人的两大聚居地, 而且他们大都属于中产阶层, 还有一些人已进入社会上层, 并在澳大利亚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来自不同国度和地域的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在澳大利亚开辟新天地, 并融入、脱颖于澳大利亚社会, 其关键因素主要有:一是澳大利亚犹太人十分重视教育, 大都具有较高的现代专业技术和文化素养, 这成为他们创业的有力杠杆; 二是澳大利亚犹太人一直与欧洲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能够及时了解社会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新动向, 使自身总是走在发展的前列; 三是在澳犹太人普遍具有除旧创新和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 他们不畏困难和险阻, 敢于并善于尝试改变命运; 四是犹太人特有的精明和智慧使他们能够比较成功地融入澳大利亚社会, 适应当地的生活, 并能与不同文化和文明在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实现和睦相处。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围绕可能出现的同化问题、与越来越多的异族通婚以及在潜移默化中犹太人特征的弱化乃至丢失, 也是澳大利亚犹太人面临的严峻挑战。

① 200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 移居澳大利亚的以色列犹太人总数为6 574人, 约占澳犹太人总数的4.6%, 以此计算, 澳大利亚犹太人总数约为142 665人; 另有数字统计, 澳大利亚目前总人口为2 392万人, 犹太人约占总人口的0.5%—1%, 如取中间值0.75%来计算, 大约为17.9万人。另外, 一些研究者认为, 已有的各类调查数字大都比实际人数少, 因此推算出的澳大利亚犹太人总数不应少于1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