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下半叶始, 作为传统史学堡垒的德国史学界逐渐掀起了一股文化史编写热潮，对以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史权威发起了冲击, 为德国史学向20世纪新史学转型奠定了基础。笔者梳理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化史编写的状况^①, 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化史仍显薄弱, 对政治史的冲击力度亦非常有限, 而且文化史也无法挣脱“历史主义”(Historismus)这一德国特有学术氛围的裹挟。故笔者认为探析文化史编写热潮以及背后的困境, 可充分认识德国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的曲折性和艰难性, 并深入理解德国史学独特的发展脉络。

① 进入到20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化史研究才略有起色，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格哈特·里尔特(Gerhard Ritter)的《“文化史”的概念》(1951)一文和德裔美国史家卡尔·温特劳布(Karl J. Weintraub)的《文化的视野》(1966)等。而19世纪德国文化史的研究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薄弱点，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推进。

一、19世纪以来德国文化史研究概览

文化史编写在德国渊源已久, “早在启蒙时期文化史已经出现, 从阿德隆到赫伦, 再到黑格尔、赫尔德等已经提出了精神的作用, 当时有一些德国历史学家把自己所做的工作形容为书写‘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Geistesgeschichte’这一术语往往翻译为‘精神史’或‘心灵史’, 但也可以译作‘文化史’”^[1](P8)。而当“文化”(Kultur)一词在18世纪80年代的德国开始普遍使用时, 与“精神”(Geist)一词相同, 标志着以这种表达方式的赫尔德以及其他作者对语言、法律、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有了更敏锐的认识。18世纪后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史著作有阿德隆的“《论人类的文化史》(Versuch einer Geschichte der Kultur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1782), 约翰·戈特弗里德·艾克霍恩(Johann Gottfried Eichorn)的《文化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Kultur, 1796—1799)。后者是一本导论性的著作, 推介了不同门类的艺术和科学的‘专门史’”^[2](P2)。

通过考察文化概念在欧洲的流变，笔者发现德国对文化(Kultur)理解具有独特性。“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英国用于表示管理庄稼或牲畜, 到16世纪, 该词的含义扩大到描述人的思想和精神发展。到了18世纪, 已经扩展到包括趣味(taste)问题, 等同于‘有教养的’一词的含义。在19世纪尤其是德语中强有力的Kultur概念, 它被用来表示复数意义的文化, 指涉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精神发展和思想发展相应的带动了人们观念的变化, 与此一致, ‘文化’取代了英国的‘拔拿鳌北一词, 用以指某个民族或者团体的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3](P61-62)而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要求从人类经验的各个维度——社会、经济、法律、教育、思想、艺术、文学、民俗还有道德, 当然还有政治, 宽泛地理解文化一词的含义。如果说政治史被限定为专注于政治, 那么文化史则是趋向于历史全景的表达, 犹如“铺展开多彩的画卷，融汇了奇特的杂糅”^{[4](P293-302)}。

19世纪40—50年代德国出现了一些从事普世——文明史和欧洲文化史书写的文化史家。古斯塔夫·科勒姆(Gustav Klemm)对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和文化学(Kulturwissenschaft)作了区分。科勒姆认为文化史是对时间进展序列中所有事件和现象进行的描述, 人的发展过程是从低到高的演变过程, 而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体, 而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动。格奥尔格·科尔布(Georg Kolb, 1808—1884年)的《人类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843)致力于研究文明进步和18世纪末的文化史研究, 更多关注市民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

卡尔·比德曼(Karl Biedermann)是1856年《德意志文化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 ^①的主创者之一, 1857年在他的支持下成立了德意志文化史协会(Verein für deutsche Kulturgeschichte)。比德曼认为文化史有三个维度:国家和大众生活；专门科学和艺术以及大众生活的发展; 下层群众的活动、思想和感受。其中第三个维度非常接近当下的日常生活史和大众文化史。自1854年起，比德曼开始出版5卷本的《18世纪的德国》(Deutschland im 18. Jahrhundert), 其中使用了宣传册、文学作品、信件、回忆录和旅行记录等传统史学不常用的文献资料^[5](P76-78)。

① 最初的名称是《德国文化史杂志:德国人生活面貌和特征》(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 Kultergeschichte-Bilder und Z-üge aus dem Leben des deutschen Volkes)

威廉姆·里尔(Wilhelm Riehl)在《作为德意志社会-政治基础的民众自然史》(Naturgeschichte des Volkes als Grundlage einer deutschen Social-Politik)中强调地理因素和社会关系以及德意志文化-生活方式^[6](P61)。

此阶段还活跃着卡尔·弗斯(Karl Vehse)和威廉姆·德曼(Wilhelm Drumann)等学者。

19世纪60—70年代, 文化史家开始以比较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德国史学界的舞台之上。奥托·瑞恩(Henne Rhyn)认为“文明的影响因素首先是自然，包括地表条件，气候，土壤等等”, 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分为两个部分, 政治史是外部命运, 也是人类真正的生活史, 而文化史是人类经过教化的历史(Bildungsgeschichte)。政治史是文化史的必要基础^[7](P18), 邻近学科的发展促成了文化史朝着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曾任纽伦堡国家博物馆馆员和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馆员的约翰内斯·法尔克(Johannes Falke)也是《德意志文化史杂志》的创办者之一。法尔克将德国文化史定义为群体有机结合的历史, 是对所有机制的认识, 这就意味着文化史包括了发展的、社会的和教育的推动力, 文化史是有关语言、艺术和科学的历史, 包括了所有生活现象^{[8](P10、17、28)}。

1877年, 埃米尔·雷蒙德(Emil Dubois-Reymond)的《文化史和自然科学》(Kulturgeschichte und Naturwissenschaft)一文引发了巨大反响。弗里德里希·约德尔(Friedrich Jodl)撰成《文化史书写——其发展和问题》(Die Kulturgeschichtsschreibung, ihre Entwicklung und ihr Problem, 1878)^[5](P89), 他认为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 文化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的征服, 而且包括社会的各种运动与人类追求理想的努力^[9](P41)。卡尔·哥温(Karl Grün)分别在1872年和1880年撰成《16世纪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des 16. Jahrhunderts)和两卷本的《17世纪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des 17. Jahrhunderts)。

此外还有约翰内斯·詹森(Johannes Janssen)的《德意志人民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威廉姆·阿诺德(Wilhelm Arnold), 奥古斯特·冯·艾森维(August von Essenwein), 朱利叶斯·利波特(Julius Lippert)等一大批文化史家也广受欢迎。较为著名的人物是柏林的卡尔·威廉姆·尼采(Karl Wilhelm Nitzsch), 他将德国中世纪君主制的衰落归因于地理环境和经济背景^[10](P88)。

进入到19世纪80—90年代, 德国文化史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天主教文化史家格奥尔格·格瑞普(Georg Grupp)在1891—1892年间撰写《体系和文化的历史》(System und Geschichte der Kultur), 在1894年至1922年间写作了数量众多的有关罗马帝国时期直到近代的文化史著作。

格奥尔格·施泰因豪森(Georg Steinhausen)的两卷本《德国史——德国民众的文化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riefes. Zur Kultur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1889/91)和《文化研究》(Kulturstudien, 1893)使他名声大噪。施泰因豪森还是书信研究(Briefforschung)的先行者, 他编写了两卷本《中世纪德意志人的书信》(Deutsche Briefe des Mittelalters, 1899/1907), 研究对象不仅涉及上层阶级如诸侯、贵族、骑士和神职人员等, 还包括新兴市民阶级^[11]。他认为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①外在的生活关系(自然环境、住宅、饮食、经济、交通、科技的影响)；②社会生活关系(家庭, 社会圈,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③社会生活形式和习俗(游戏、节日、习俗和风俗)；④教育和教化的历史, 科学成果, 艺术; ⑤人的内在生活的研究(情感和性情的历史, 巫术迷信和习俗)。从这些方面来看, 施泰因豪森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史^{[12] (P243)}。

1893年, 德国还出现了专门的文化史杂志《文化史档案》(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其创刊号刊登的论文涉及15世纪的婚礼过程、16世纪的女巫审判和流行法式、17世纪的警察缉捕队、对舞蹈的描述、对反犹讽刺文章的分析、军用和商业道路的信息以及箭术指导。这份文化史期刊中的文章似乎涵盖了15—18世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3](P96-97)。此外还有《民俗学与文化史季刊》(Vierteljahr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Kulturgeschichte)等多本杂志期刊面世。这些期刊相对于学术刊物更受欢迎, 但是由于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抵制, 这些期刊逐渐销声匿迹了^[14](P18)。

文化史在整个德语世界亦有相应的发展, 如奥地利文化史家弗里德里希·冯·赫尔瓦德(Friedrich von Hellwald)1875年发表了《自然发展中的文化史》(Die Culturgeschichte in ihrer natür lichen Entwicklung)。其中最知名的是以德语书写的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及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约翰·霍内格(Johann Honegger)1868—1874年出版的5卷本近代文化史, 1879年他还出版了《传教的文化史》(Katechismus der Culturgeschichte)。

1888年, 政治史家特赖奇克的学生舍费尔发表《历史学原本的研究领域范围》(Das eigentliche Arbeitsgebiet der Geschichte)一文, 宣称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仅仅是政治、国家和拥有巨大道德力量的个人, 政治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也是历史最本质的内容, 历史只有关注政治事务才具备科学性, 一旦把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从政治转向宗教、法律、文学、艺术等领域, 就会走向歧途：“把历史的核心视为人民的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钻研礼仪、习俗和生活条件等细枝末节, 将中世纪房屋的历史等微不足道的话题填满厚厚的书册也毫无用处。”^[15](P58)

针对这种吹捧政治史的言论, 戈泰因在1889年出版的《文化史的任务》(Die Aufgaben der Kulturgeschichte)一书中坚决予以反对。在戈泰因看来, 国家和宗教、艺术、法律、经济一样, 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关键，通常在政治领域之外。政治史的传统地位更多是一种非常状态, 如普鲁士统一德国。而历史学这种成长中的年轻科学没有必要因恐惧而限制自己的研究领域。戈泰因崇尚布克哈特的文化史, 自己也长期致力于文化史研究和编写, 出版过《宗教改革前的政治宗教大众运动》《19世纪莱茵航运史》《科隆城宪法——经济史》等多部文化史专著, 所涉及主题涵盖经济、社会、宗教、政治和城市史, 而他将这些领域归为思想与心理史基础上的综合文化史^[16]。

二、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文化史兴起的原因

1871年，德国统一, 恰逢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发展良机, 德国迅速将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悉数收入囊中, 经济发展水平后来居上, 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 农业人口和容克贵族阶级日益萎缩。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 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 俾斯麦政府采取的社会立法和救济穷人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1890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领导下的《反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e)被废除后, 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斗争波澜壮阔。除工人阶级的斗争外, 德国社会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如资产阶级的、福音教和天主教的、外来移民的、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等等, 整个社会分裂成大大小小的若干团体, 与之相应，各种社会问题和群体抗议也大规模涌现。

此时的学院派史学家不屑于从历史中探求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病理。他们对职业未来的“危机症候”(Bedrohungssyndrom)导致对社会现象的反感^[17](P359)。官方政治史学也黔驴技穷, 只能一味地依靠煽动政治效忠和推行殖民扩张来处理。这些变化对只重视政治史的历史编撰从方式到结果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文化史兴起的第一个推力来自保守的学院派和官方史学家之外少数年轻的和当时被视作“不入流的”历史学家。他们开始关注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的历史, 重新调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克服经验史研究缺乏理论方法的弊端, 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兴的历史创作点。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强调经济的重要性, 而且还把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看作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历史学派也把“国民经济史”看作一门真正的科学^[18](P50-52)。威廉·罗舍尔(Wilhelm Roscher)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等人坚持对现实过程进行实录, 否认经济理论是人类经验虚构出来的模式, 提倡运用历史学的方法, 根据事实解释经济问题, 从经验中归纳经济发展模式, 从历史的细节中揭示经济学的本质。

经济增长同时带动了大众文化生活的蓬勃发展。19世纪，德国的各级学校教育逐渐普及, 打破了上层阶级对文化的垄断, 教育水平与国民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的兴起成为瞩目一时的社会现象。Bildungsbürgertum这一德国典型的历史术语指“从19世纪中期以来到20世纪初期部分城市文化精英的自我认知:他们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 拥有一个固定且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 而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一定落差, 这类人群通常信仰基督新教, 社交圈较为集中”^[19]。

文化史热潮兴起的第二个推力是德国新兴的文化资产阶级。他们对文化史有着异乎寻常的阅读需求与写作热情。在德国, 由于普鲁士容克贵族阶级把持政权, 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一直很有限。在物质生活日益充沛的情况下, 受过良好教育但又难以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资产阶级, 只好在精神生活和文化艺术方面寻找补偿, 期望从历史著作中获得更多的阅读快感^[4](P89)。然而研究领域狭窄、选题狭小、史料搜集片面、考证繁琐、写作方法单一、理论指导和理论概括欠缺等弊端导致专业史学家写作的历史著作枯燥乏味，难以引起学术界之外的普通读者的兴趣, 这就为历史专业“第二梯队”——档案管理员、博物馆工作者、中学教师等提供了展现自己才能的场所, 德国随即出现了一种打破各领域为专家所把控的学术体系、超越学者与大众读者之间的藩篱、走出专业学术圈的文化现象。“第二梯队”就是文化资产阶级的一分子, 他们深谙文化史的乐趣, 于是, 他们既为本阶级也为自己编写了大量文化史作品^[20](P514)。除此之外, 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也加入了写作文化史的队伍中。文化史的出现提供了与大学史学(Universittshistorie)相对立的另一种选择, 展示了一种相对复杂的阐释模式, 从普世史到日常生活史皆成为热点。这也使得文化史的受众变得十分广泛, 从政府机关官员到雇员工人, 从大学教授到贩夫走卒, 都是文化史的读者。文化史所带来的具有解密猎奇意味的历史知识很契合他们的阅读需求。此外, 历史教师们还可以直接把文化史的材料运用到生动的中学历史课堂中。

除以上两种推力外,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各种思潮涌动也对德国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西欧的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遗传学、自然—社会科学的决定论和规律思想等等都促进了一种新的阐释模式的发端, 直接影响了德国文化史的发展。19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进步作用, 意识到科学相对于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独立性, 不少人文科学工作者也认可了自然主义方法论, 将科学看作衡量一切知识的权舆, 诸如心理学、人类学、骨相学、精神病学等人文科学都创立了适合本学科的科学方法论^[21](P132)。英国的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是第一位真正将实证主义精神引入历史研究的史学家。他试图让历史学进入社会学体系; 又因过去文献关于统计方面的材料太缺乏, 使历史无法成为与其他自然科学类似、具有一定规律的科学, 所以巴克尔希望利用统计学来证明历史现象和所有别的现象一样, 也是以自然法则的规律性而在人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①。以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为代表的一些德国文化史家把巴克尔奉为“科学文化史运动”的奠基人^[7](P8)。

① 参见巴克尔《英国文明史》(Henry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Vol.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的导言。

此外, 在国际上，文化史再度活跃起来, 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开始成为了解社会观念和某一历史时期意识的密钥。这股思潮徘徊在德意志帝国边缘的各个小国如瑞士、比利时和荷兰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布克哈特, 他发起了19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史运动。

三、文化史编写热潮背后的困境

诚然，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掀起了文化史编写的热潮，但遗憾的是, 直至19世纪末，依然未能出现足以影响整个学术界或产生轰动效应的重量级著作, 文化史相较正统史学或官方史学仍处于边缘的事实也没有改变。

首先，文化史编写陷入困境最直接的外部原因就是来自政治史的压制。政治史对文化史的压制从古代直至19世纪始终十分强大, 这期间享有盛誉的史学著作几乎都是政治史著作。当时的历史专业刊物, 如，1856年德国创办的《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76年法国创办的《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 1886年英国创办的《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都集中关注政治事件, 《英国历史评论》在创刊号的序言称其宗旨是在集中关注“国家与政治”^[22](P2)。可以说, 历史自诞生以来就为政治史与军事史所掌控, 其形式是大人物——首脑与国王的个人传记。

而德国作为保守史学的堡垒, 更是坚定不移地维护着政治史的权威。从18世纪中期德意志兴起的哥廷根学派开始, 之后不论是浪漫主义史学、耶拿学派、海德堡学派还是客观主义史学, 都是以政治史为写作中心。在19世纪20年代兰克将历史学专业化和职业化之后, 以发掘利用原始资料、考证辨伪和客观叙述见长的兰克史学便在德国乃至西方史学界独占鳌头。当时, 占据德国大学历史教席的教授们大都出自兰克门下, 即使非嫡系弟子, 也对兰克顶礼膜拜。

实际上, 兰克的视野很开阔, 他的历史编写虽然以国家和外交为重点, 但在描写人物、刻画事件时, 对人情世故和社会风俗也有充分关注。兰克晚年还计划写作并且也完成了数卷《世界史》, 可见他决非冬烘之人^{[23](P269-308)}。只是兰克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无力继承他的全部衣钵, 逐渐向多个极端方向分化。部分积极活跃于政治舞台, 以历史编写为政治服务, 将政治史发挥到极致, 并且利用政治地位压制其他学者; 部分则一头扎进故纸堆, 专注于史料考证, 专做饾饤之学, 使历史研究范围愈加狭窄。虽然旨趣不同，但他们均对文化史抱有敌意, 认为文化史都是业余史家所为, 空疏而不切实际。

德国职业史学家、学院派史学家为捍卫传统史学, 对包括文化史在内的一切非主流史学流派均不遗余力压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 也与德国近现代的政治现实有密切关系。政治史因其政治保守主义而受到普鲁士国家官方的优待, 成为官方御用史学, 受到大力支持和资助。自中世纪晚期以来, 德意志国家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国家统一问题始终是德意志民族的心病, 社会各界都真切地追求国家统一、富裕和强大, 德意志的历史编撰者也不例外,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绝大多数的历史著作都以国家政治、战争和民族纠纷为主题。

1848年革命失败后, 德意志自由主义遭到严重挫伤, 完全丧失了政治主动权。普鲁士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60—1870年间依靠铁血政策和王朝战争赢得了胜利, 实现了德意志民族梦寐以求的国家统一, 同时也展现了强权的威力, 国家全能说(Staatsomnipotenz)随之甚嚣尘上。原先信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的历史学家, 如德罗伊森(Johann Droysen)、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和特赖奇克都转向了俾斯麦和普鲁士。他们组成了“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 完全背离了兰克“客观主义”的历史编撰原则, 公开宣扬历史学的政治功用, 积极拥护国家统一的“小德意志方案”, 同时也受到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强力保护和宠幸^[14](P2)。这样, 政治史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官方史学, 而具有地方主义或泛德意志政治色彩的文化史成为弃儿, 虽然拥有丰厚的社会土壤, 但却始终得不到官方赐予的阳光, 虽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但却不能顺利地茁壮成长^[24](P248)。另外，当时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德意志的统一是俾斯麦的个人杰作, 于是乎有关个人英雄史诗类的历史著作也成为热门。而特赖奇克适时推出的“伟人创造历史”的说法更迎合了当前的政治局面, 也反映了德国史学的未来走向^[25](P109)。

其次, 德国固守历史主义传统的史学家对文化史的指导思想——实证主义大加敌视。实证主义者反对把史学贬低为纯粹的资料梳理出版、史实资料的汇编和语文学知识的做法, 要求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对此, 兰克继承人德罗伊森很不以为然。他声称历史学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特有的观念去解释和思考历史; 历史学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问题”展开研究。通过记忆、传统和文献来“理解”过去人的所思所愿, 以理解推动人类重大行动的重大“思想”。

继德罗伊森之后,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等人也对实证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严格区分, 认为前者是普遍化的, 后者是个性的。历史学只是纯粹关于无限多样性和变动性中的个体知识。这种与普遍化思想对立的个体感是与德意志民族“历史主义”的传统相吻合, 因为历史主义不仅是一种史学理论, 也是一种支撑德国“特殊的”“非西方的”政治体制的理论工具。面对有宣传民主思想嫌疑的实证主义的挑战, 德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继续高举历史主义大旗, 相信它是最伟大的思想革命之一, 因为它摧毁了自然法的意识形态, 创立了政治现实主义^[21](P134)。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经历了多次危机, “但种种进攻都没能取得成功, 因为对方的理论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历史主义不可撼动的地位”^[26](P13)。

其三，文化史自身存在的难题。文化史始终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 文化史家要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历史; 另一方面, 他们还要开辟出文献档案之中有价值的史料, 而这些有效信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到。他们找到信息后还要结合相应的新方法进行历史专业化的加工, 特别是要将非书面的资料和物证落实到书面, 有时候历史理论诉求和基于经验的事实搜集和材料加工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落差, 一些志向远大的文化史家难以将他们最初的文化史设想与最终的文化史撰写紧密结合起来, 可谓心大手拙, 力不从心^[4](P72)。愈是追求宏观历史, 所要处理的主题就愈多、愈复杂, 要完成的历史编撰的任务也就愈艰难, 远远超过了当时一些文化史家的能力, 以致最终文化史所呈现出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此外，大多文化史家都停留在文献的搜集, 或是专注于个别文化领域或个别地方区域的细节考据, 文化史研究范围过于狭窄, 并未能形成一种文化史的整体观念, 而且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政治史家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根本区别, 因而不可能受到足够重视。这一时期的文化史并没有清晰的界定, 相当一部分著作与政治史缠绕纠结在一起。

19世纪与兰克相关的所谓史学“哥白尼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 是将社会文化史边缘化, 或者说是再次边缘化^[22](P2)。兰克本身的兴趣并不限于政治史, 但是他对档案资料的追求, 使社会文化史家相形之下只像是半吊子的业余爱好者。可以想见, 学科内部总是抗拒着一些外部的侵袭, 于是文化史被排除在大学课堂的讨论课之外, 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对立的科学”(Oppositionswissenschaft), 沦为“历史学科里的灰姑娘”^[1](P1)。如果文化史不能清楚地界定自身的研究范围, 那么就无法摆脱史学界对文化史的既定看法。

四、余论

19世纪末国际史学的大趋势是研究领域的扩大, 对社会、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研究必须给予更多的地位。其他西方国家, 如法国与美国的史学界在转型时并不存在德国所面临的学术氛围和政治环境的重重障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美等国顺利开创出史学新局面, 继而主导了20世纪史学的发展方向。而19世纪中叶以来的德国文化史^[27]编写虽然有所起色, 但终究未能在与传统政治史的博弈中胜出, 错失了史学转型的黄金时代。进入20世纪后, 德国史学的强国地位式微, 文化史编写也一度沉寂。直至20世纪60年代, 社会史研究才在联邦德国兴起, 但与美、英、法等国相比，已经晚了近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