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阴岭秀, 碧障插遥天。”巍巍秦岭自古以来深刻的自然与人文内涵, 使无数文人墨客登高揽胜, 竞相流连。围绕着这座划分中国南北的中央山脉, 近年来生态文学的创作成果不少: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白忠德的《我的秦岭邻居》、刘云的《风吹过秦岭》、王若冰的《走进大秦岭》、贾云峰的《大秦岭纪事》，等等。在书写秦岭的作家当中, 叶广芩自20世纪80年代初便与秦岭结缘, 先以《陕西工人报》副刊记者的身份深入秦岭保护区采访, 后以周至县委副书记的身份挂职九年, 长期生活于秦岭腹地的老县城村和大熊猫动物保护站, 具有一般“作家采风”所不易获得的对秦岭的深度了解。她创作出了以秦岭为核心的生态题材小说《山鬼木客》、历史小说《青木川》和纪实散文《老县城》《秦岭无闲草》《秦岭有生灵》等一批佳作, 呼吁保护生态环境与历史遗迹, 以其坚实的生态伦理立场参与和推进了民族心理与生态文学的现代建构, 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西方, 生态文学诞生的思想和历史基础, 是社会高度工业化与现代化后对人类文化的重新审视与批判。而在当下的中国, 在距离西安这座现代都市最近不过几十公里的秦岭中, 仍然有山民过着日出而作的“原始”生活, 他们渴望“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当前现代与现代、后现代处于一个并置的文化时空中时, 生态伦理在中国的发展, 往往伴随着文化的断裂与冲突。如何在“生态文学”这一外来概念中, 塑造出具有中国文化心理与品格的作品, 进行传统文化的“复魅”, 则需要作家们进行深入探索。

出生于北京的满族贵族家庭, 在诗酒茶花、书法绘画的文化熏陶中, 叶广芩很早就表现出对自然的关注与亲近。在《秦岭无闲草》中她说:“我的家庭对草有着特殊的偏爱, 祖父以善养花草闻名。石榴、海棠、丁香、玉簪、蜡梅, 一年四季里花朵不断, 我几个姐妹的名字全部是以香草取定:英、蕙、华、荣、芸、芩、荃, 从落生的那一刻起, 命运就将我们和草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不能分开了。走进凉风垭, 我有种回归的感觉, 我是其中一棵草, 前生在这里, 来生我会回来。”^[1](P7)1983年她的日语译稿被编为《眼镜蛇为什么会跳舞》《什么是生物》《生物》三部小书,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译稿的翻译时间尚在“文革”期间, 已经显示出叶广芩与众不同的文化视点。此后叶广芩的创作也总是和时代主潮保持一定距离, 呈现出传统的文人意趣与文化之美。在传统文化构成中, “地理”是经史子集四部中“史部”的分支, 包括地貌、气候、水文和由此所引起的生态环境保护现象, 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学描绘和吟唱的对象。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到李白的好入名山, 再到废名与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在自然怀抱中的任情自由, 都体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以及与自然不分主客、亲密无间的关系。而叶广芩的创作也具有这种“关注自然”的特质:“我的笔锋和性格注定了我不是一个能做鸿篇巨制、展示高角度、大视野的作家, 我的目光常常向下, 于是便看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 看到了许多沟壑林莽中的草和活跃在山中的精灵。我深深地爱上了它们。”^[1](P8)走进秦岭, 对叶广芩来说, 既是“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的自然选择, 也是中国文人“采风”传统的现代体现。秦岭在她的笔下, 勾连了历史陈迹与今日生活, 也承载了作家独有的文体风格。

龚鹏程在《中国小说史论》中提到:“空间感(space)不是地方感(place), 也不是‘背景’。光是有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地点, 历史背景, 构不成小说的空间。空间感是深入到小说本质的东西, 小说中一切情节与人物, 都因为有了这个空间, 所以才具有生命。”^[2](P23)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影响, 是叶广芩秦岭文学空间感的精神来源, 是叶广芩的“秦岭”形成自身风格的重要原因。纵观《山鬼木客》中以秦岭动物命名的七篇小说, 亲近自然与动物的人往往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悲壮感:《狗熊淑娟》中林尧四处奔走, 也未能阻止动物园里的狗熊淑娟被卖给马戏团的命运, 在坚持寻找的过程中被淑娟扇飞了半边脸, 淑娟仍然难逃被杀害吃掌的命运; 《熊猫碎货》中无私救助熊猫的豹子坪村注定会自然消亡, 专家们认为将山林还给大自然是社会的进步, 四女的爹却清楚从此花熊们再没有了依靠; 《山鬼木客》中和山林中各种动物和谐共处的陈华因为人们鄙夷厌恶居高临下的眼光而选择了自戕; 而在《黑鱼千岁》《长虫二颤》《猴子村长》和《老虎大福》中, 人类与动物的对立从“评法批儒”的政治运动与“可恶的大灰狼”式的幼儿教育开始, 现代人类的贪婪残酷使有灵性的动物遭受了灭顶之灾。叶广芩以看似不加褒贬的笔法暗暗显示出对现代人的批判, “不合时宜”的坚持中透露出传统文化的哲思。

中国古代的环境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版图里具有较为广泛的世界影响。儒家思想重“成己成物”, 如宋代的张浚说:“夫诚信之道, 天下孰不格心而化, 其行欤, 下至豚鱼小物, 无暴殄竭取之祸, 则天下乐遂其生, 以成大治。”^[3](P122)在儒家学者来看, “成己成物”也就是“尽己之性, 尽人之性, 尽物之性”和“使万物遂其生”的过程。在叶广芩的小说中, 林尧、四女及寻访“山鬼”的陈华等人, 无不身体力行着这简单朴素的信仰。反之, 丁一、二老汉、三福四福、佘镇龙等对动物“背信弃义”的行为则使人重新思索儒家的义利观与信义观。“义利之辨”一直是历代儒家争论的核心问题, 儒家典型的态度是“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亦有尚义而不排斥利或兼重义利之说, 但儒家绝对不能容忍只顾私利的行为。《长虫二颤》中的老佘违背了“长虫坪的人从来不吃颤, 以前就是取胆也从不杀颤”的观念, 遭到了身首异处的蛇头的吞咬, 以截肢保全了生命; 《老虎大福》中人们不敢下沟去勘察老虎究竟死了没有, 把二福家的看家狗扔了下去, “上来的黑子连看也不看这边, 掉头就跑了, 它看透了这些人”。作者以儒家生态哲学作为参照系, 比照出现代人精神境界的利欲熏心和精神矮化。

道家哲学对叶广芩的创作也有很深影响, 她在访谈中曾经说到, 在秦岭中攀登到一定高度时, 一路的长林丰草突然变得空无一物, “从有到无, 使人体会到老子的哲学与人生境界”。《山鬼木客》中, 熊猫三三对科学考察员陈华的接受也体现出“坐忘”的道家哲学境界:“(三三)既不惊慌失措也不欣喜若狂。第一次相遇它们四目相对, 坐了一下午, 后来三三睡着了, 他也睡着了, 醒来时各走各的路。第二次见面, 他像给岩岩(一只被他起名的鼹鼠)一样给三三吃糖, ……再后来是三三给他表演爬树, 它爬上去摔下来, 爬上去摔下来, 故意摔给他看, 逗他高兴。他也爬了一次, 却是下不来了……”^[4](P141)庄子在《大宗师》中有云:“堕肢体、黜聪明, 离形去知, 同于大道, 此谓坐忘。”在这种虚静恬淡, 寂寞无为的状态中, 因为山林中这些天真烂漫的动物的陪伴, 陈华反而有一种“回归故土的放松与自然”, 恢复了人之为人的真情至性, 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 空诸一切, 心无挂碍, 和俗世暂时绝缘。在大自然中, 云豹、鼹鼠、蚂蟥、熊猫、黑熊各得其所, 呈现着它们各自充实而自由的生命力, 陈华的“自我”泛化到万物之中, 从物我并峙到物我交融, 体现出道家哲学的至高境界。可是, 步出山林的陈华因为不修边幅而被当作“野人”, 被镇上陌生而焦躁的人们投掷石头土块, 一路追捕。面对着对面的山岩, “庙台槭里有木客, 箭竹林里有三三, 灌木丛里有云豹”, “家”的召唤使他纵身跃入了涧底, 消失在了白云之间……陈华不再“以心为行役”, 在自然的怀抱中得到了永恒的安宁。这里的抒情色彩颇具中国诗学的特质, 将震撼人心的悲剧冲突化为启迪性灵的神韵意境, 在勿过勿滥的克制之中达到含蓄蕴藉的人生境界, 看似恬淡节制, 却似癯实腴, 使人读罢掩卷深思, 低回慨叹不已。

随着现代生活的推进, 人对自然的敬畏感与神圣感几乎已经湮灭。因为地缘阻隔的缘故, 在《长虫二颤》中, 村民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敬畏自然的传统:“陕西民间将‘蛇’称为‘颤’, 写出来仍旧是‘蛇’, 读出来就变为‘颤’了。有姓‘蛇’的, 要是真把它当‘蛇’字来念, ‘老蛇’、‘小蛇’地叫, 姓蛇的人会认为你不懂规矩, 缺少文化, 就像有人把姓‘单’(shàn)的念成了‘单’(dān), 把姓‘查’(zhā)的念成了‘查’(chá)一样, 很没水平, 很掉价。这种变音的读法有敬畏、隐讳的意思在其中, 跟古代不能直呼大人的名姓是一个道理。”^[4](P191)这种敬天地畏大人的传统文化心理, 使叶广芩的秦岭生态文学更具有中国人文主义哲学的审美面貌。在《黑鱼千岁》中, 尽管搏熊馆村每年风云大作雷电交加, “现代气象学将此叫做‘气流漩涡’”, 但是当地百姓一直将其视作汉武帝重回此地巡视的象征。“九十一岁的霍家太婆家的神有很多, 一张黄纸密密麻麻写满了, 内中汉武大帝位居中央, 武帝四周围绕着观音、如来、老君、王母、仓神、灶神、山神、地母、土地, 还有狐狸大仙, 家宅六神等等。老太太这一炷香拜的神仙多了, 撞上哪个算哪个。”^[4](P15)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驳杂丰富的原始信仰与综合思维方式。而霍儒(原名霍批儒)对黑鱼执着抓捕、欲擒未擒却又稳操胜券的“游戏”心态, 已经与上文中所提及的“使万物遂其生”儒家环境哲学背道而驰, 显示出了残忍弑杀的倾向, 而终究也遭到了黑鱼的报复, 将他“带向那无边的黑暗”。这个结局所揭示的主题, 与《老人与海》中通过对大鱼的征服表现出人类的力量截然不同, 显示出反对人类中心的自然整体观, 也显示出中国哲学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哲学中, 自然被内定于人的存在, 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 这种“天人合一”的人文传统, 在《黑鱼千岁》中表现为霍儒与黑鱼“这一对冤家”被水冲上了浅滩, 死了也被麻绳缠在了一起。之后, “儒在堂屋里很舒服地躺在棺材里, 脸上带着笑”, 似乎得到了心灵的平静与满足。看似恐怖而狂暴的自然最终虽然未能使人“与天地合其德”(考虑到“评法批儒”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却“与鬼神合其吉凶”(追杀“千岁”的结果是不胜不败, 最后与黑鱼同归于尽)。与《狼图腾》等近年一批以动物视角为出发点的生态小说相比, 叶广芩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时, 并未将自然和动物“神化”, 而是要求更理性地对待人类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中追求公允、协调、互补和自行调节, 以达到平衡与稳定的人文主义思想。

以传统哲学为基础，叶广芩又从古典文学中取藻敷彩, 使得笔下的生态文学作品铺演出天马行空的想象, 在叙事章法和描写方式上非常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六朝志怪再到唐代传奇, 古典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生气勃勃, 人与动物往往可以相互转换——《山海经》中蚩尤之女化为精卫, 鲧变身黄龙。《聊斋志异》中更是充满了人与动物相恋的美丽传奇, 也同样体现出人对自然的敬畏。《山鬼木客》中, 陈华帮助山民王双印起坟时, 王双印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弟弟表现出“粗粝的山里人所从来没有过的情感”。结尾处陈华从天花镇寄到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包裹及简要报告, 则揭开了老王弟弟身世之谜的谜底——他的弟弟王双财的颅骨与类人猿接近, 是他们母亲受“山鬼”劫掠的产物。人与猿猴的相似, 在唐人记载里十分多见, 《隋唐嘉话》中曾记载唐太宗时期, 长孙无忌嘲笑欧阳询说:“耸膊成山字, 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 画此一猕猴?”而猿盗妇人的母题从西汉时就开始流行于民间, 晋张华的《博物志》、干宝的《搜神记》以及明瞿佑的《剪灯新话》都有不断的改写流变, 反映了人类原始性的异类敬畏感。叶广芩化用了古典文学中的这则母题, 在《山鬼木客》中将猿的形象与“山鬼”结合在一起, 在寻找“山鬼”的迷雾中又嵌套了一层“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真相”, 使整个故事的结构更加复杂巧妙。在《长虫二颤》中, 叶广芩引用了刘秀无故杀蟒, 就会遭遇“王莽新朝”篡政报应的传说, 继续表达了潜藏于民间的原始异类敬畏感; 会用扁豆花解毒的殷姑娘则因为“护颤”而被全山的长虫朝拜, 村民也为她立祠纪念。二颤的体态性格暗示了他是长虫与殷姑娘后代的神秘身份, 却与人为善乐于助人, 使人想到唐传奇中“龙女报恩”的母题, 而老佘杀掉那条盘踞在二颤身旁的老蛇后, 二颤也离奇死亡, 则又一次体现出自然的神秘莫测。这种对人和动物的一视同仁, 没有矫情之气, 而有浑然之仁, 相较于受“科学”影响而富于求实征信心理的大部分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作品, 更具一种别样魅力。而这些看似“荒诞”的情节, 却打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拓展了文学的想象与审美空间, 也承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奇色彩, 使读者获得更具民族经验的审美感受。

在写作技法上, 叶广芩将古典诗歌中的“对仗结构”运用到作品叙事结构的构建上, 形成了场景、对话及人物个性的平行或对立。在小说作品中, 人物表现为“自然话语”的林尧、四女、二福、王安全与“商业话语”的丁一、三老汉、三福四福、佘镇龙的对立, 前者对自然敬畏而尊重, 倾尽所有地保护, 后者则由于商业文化的冲击了而展开了对自然和其他生物无所忌惮地掠夺:“老佘说, 观念得改改啦, 北方的馆子以前也不做蛇, 现在不是也卖得很红火, 油煎、清炖、红烧、黄焖。人家日本还做成了生的撒西米, 吃的花样多了。”……三老汉说, 要是为了治病救命, 用多少蛇胆长虫坪的人都不在乎, 长虫坪的颤们也不会在乎, 那是积德行善的功德, 怕的就是无辜杀生……老佘说, 乡下人不开窍, 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进来呢。”^[4](P217)《黑鱼千岁》中“对仗结构”的平行运用, 则表现为霍儒的好杀与霍法的嗜利, 也都对当地的生态及历史文化造成了破坏。在这种无声的对照中, 读者不难感受到秦岭原有自然空间价值体系受到的冲击, “过去”与“现在”、“自然”与“商业”的对比产生了浓重的今昔之感。“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方”、“科技”与“伦理”的分歧与纠缠是自现代白话文学诞生最核心的命题, 而叶广芩的作品也绝不仅仅是古典文学的直接再现, 在作家对自身的文学态度有所坚持的同时, 同样围绕着民族现代性的命题展开创作。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出现各种“文明病”, 急躁的中国人失去了与自然的亲密相伴、“天人合一”的从容不迫, 而“自然”是如何一步步失去, 又是否能够追回, 都通过叶广芩的笔记载了下来, 为当下现代化进程中人对自然的破坏与挽救的历史存照。同时, 走出过国门, 在日本这一现代发达国家学习生活过多年的她, 并没有如沈从文般将“城市”与“乡下”视作“文明”与“自然”截然对立的范畴, 也未像西方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 人应该纯然为动物代言, 人类应无条件地退出荒野。在《熊猫碎货》《狗熊淑娟》和《山鬼木客》中, 都提到了保护区山民为保护野生动物所忍受的农作物和家畜被损坏的“牺牲”, 提到了四女母女两代人对山外世界的向往, 这种客观和理性的态度使叶广芩的秦岭生态作品既有“诗骚体”的言志抒情, 又有“史传体”的客观叙事。将两种文学传统熔于一炉, 显示出作者成熟的文学功力。

有关秦岭生态的散文作品《秦岭无闲草》《秦岭有生灵》, 是叶广芩与相交三十年的老友, 植物专家党高弟与动物专家梁启慧共同完成的合璧之作。在这两部书中, “对仗结构”表现为“文学”与“科学”话语的交融与碰撞。同样描述祖师麻这种植物, 叶广芩表述为:“祖师麻因又叫瑞香, 是草中祥瑞, 有股深远的香气, 古人有诗称赞它说:‘发挥名字来庐草, 弹压芳菲入醉乡。最是午窗初睡醒, 重重赢得梦魂香。’”接下来是对“文革”期间在农场兼任卫生员时使用祖师麻药膏的回忆, 诗文典故信手拈来, 十分感性而饶有趣味。而党高弟则写道:“祖师麻是瑞香科的小灌木, 花是黄色的, 秋季果实成熟后是鲜艳的红色。根皮和茎皮特别有韧性, 药用的就是这些皮。当地人说打得满地爬, 离不了祖师麻, 一听就知可治跌打损伤。它有小毒, 使用需谨慎。”^[1](P9)实用理性兼有秦岭山地的草木之气。这种平行结构的相互映衬激发, 既富于“兴观群怨”的感事抒怀的文学性, 又能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是古典文学中笔记体与对话体风格的延续。叶广芩曾经在访问中推崇纪昀所著《阅微草堂笔记》:“这部笔记体小说文字漂亮, 用词讲究, 是我的‘枕边书’。”袁枚的《子不语》曾被鲁迅先生评为“其文屏去雕饰, 反近自然”, 妙趣横生而委婉幽峭, 也是她认为“有意思”的作品。在《老县城》《秦岭有生灵》《秦岭无闲草》中, 叶广芩显然承袭了这些笔记小说“广采游心骇耳之事, 妄言妄听, 记而存之”的任性自然, 最终展现的是民族文化与赤子之心。

周至县南的大山林深叶茂, 是千里秦岭最为险峻的一段, 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唐代文人修建“终南别墅”, 为着交游与往返长安的方便, 多选在山前及浅山地带的交通便利处。而周至境内的诸多山峰离长安较远, 又因山高路险, 顶峰终年积雪, 为求取终南捷径者所不取。正因如此, 才以其幽静得到隐士的青睐:县东三十余里留有道教圣地楼观台, 县东南黑水峪口建有隋文帝修筑的仙游寺。安史之乱中, 众多士人选择自京城至周至, 取倘骆道避难。白居易在此担任司户尉, “曾于太白峰前住, 数到仙游寺里来”，留下了大量诗文佳作。千载之后, 叶广芩又以“作家挂职”的形式, 在周至担任县委副书记, 与司户尉白居易, 取得了文化身份上的微妙共通。在《老县城》的第一章“倘骆道”中, 叶广芩提到了白居易的“今日勤王意, 一半为山来”。山野林泉对白居易和叶广芩都有极大的吸引力, 白居易常在蝉声如织里登亭遥望“数峰太白雪”, 手持“一卷陶潜诗”。在叶广芩笔下, 这种传统文人的雅风余韵也常见诸笔端:“石为山之骨, 土为山之肉, 水为山之血脉, 草木为山之皮毛。好山应该是紫气如盖, 苍烟若浮, 云蒸霞蔚, 四时弥留……”^[5](P126)文中引用了来自风水堪舆学的生气说, 彰显出古人对自然生态的保护意识, 与京城大闹的沙尘暴在《老县城》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而在周至的山紫水明中, 白居易与叶广芩的交游圈都由“长安”城内的文人官员转为深山处士:叶广芩“每天就盼着县上的文学朋友来找我, 或谈天论地, 或出去野逛。”在“野逛”中, 她跟着大熊猫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一起进山考察, 去哑柏镇寻找爱动物成“痴”的老汉董志清; 帮着农民打菜籽掰苞谷, 坐在老百姓炕头拉家长; 替老县城的民办女教师转正和学生教育问题操心; 在山里与一群文学朋友召开笔会……这些经历无不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使得她与白居易一样, 笔下的秦岭山水除了具有山水田园派吟咏自然的诗意, 而更贴近民众生活的实况。白居易重回长安时, 在满城争观牡丹车马若狂的人群中, 想到的是“一丛深色花, 十户中人赋”。《熊猫碎货》中, 村委会抢救“花熊”的话题很自然就会转到种枣皮、点木耳的技术探讨上。《猴子村长》中, 红头文件下达了为市动物园逮六只金丝猴的任务, 但国家给侯家坪的工费极其有限, 加之村民的贫困造成的“贪欲”, 最终酿成剩下的猴子集体自杀的惨剧。显示出生态保护固然需要依靠人类的自省与内心精神空间的重建, 但是法律条令与行政手段的维护也必不可少。在书斋里凭借道听途说或影像资料写就的“生态文学”, 是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深度的。从白居易到叶广芩, 文学语言从文言发展成了白话, 不变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自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称:“自长安抵江西, 三四千里, 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 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 每每有咏仆诗者。”叶广芩的作品则不仅出现在北京与西安的书店里, 也出现在老县城的小商店里, 被当地的农民与孩子很自然地读着, 文学的流行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老县城村也因为叶广芩的这本书, 家家户户开办了政府统一挂牌的农家乐, 不少读者“因书而至”, 使得村民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叶广芩的读者在网上建立了粉丝群“豆汁记”, 常常因为有关秦岭的作品而相聚在她笔下的山水之间:从北京到西安多个省市, 从学工程热物理的博士到普通的家庭主妇, 不仅和叶广芩一起重走了佛坪国家自然保护区, 多次探访老县城、青木川, 也对叶广芩的创作与作品鉴赏贡献颇多, 形成了一个有益的生态文学场。这些都是白居易与叶广芩的共通之处, 文学本应具有这样的魅力。

总体来说, 叶广芩的秦岭生态文学作品, 不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秦岭这座中华文明“父亲山”的博大雄奇, 也刻画了生机勃勃的动植物的妩媚鲜丽。在哲学内涵上, 儒家的“成己成物”与道家的“虚静”“坐忘”以及民间丰富多元的信仰, 都富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叙事章法和描写方式上, 她从古典文学中的志怪传奇取藻敷彩, 并活用了古典诗歌的对仗结构, 也吸收了笔记体与对话体的风格, 拓展了文学的想象与审美空间, 富有传统文人意趣及民族传统文化魅力。传统文化中“士大夫”兼济天下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使叶广芩在作品中除了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也同样关注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关系及自身的发展, 她的创作为恢复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生态文学”这一外来概念中塑造出具有中国文化心理与品格的作品, 提供了很多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