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唐代及之前, 对外贸易活动主要以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中国的丝绸是古代东西方贸易交往活动中最为主要和最负盛誉的商品, 故“丝绸之路”也由此得名。陆上的丝绸之路以当时的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 向西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 再沿天山分北南两路进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 即中亚地区, 而后沿黑海北南两岸到达地中海的东岸, 全长7 000多公里。历史上的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通道是我国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 而达地中海乃至欧洲、北非各国进行陆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商人与沿途各国人民在文化上互相融合, 经济上互通有无, 共同保障和维护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通畅。不仅为从事商品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 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与联系。唐朝国力强盛，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达到历史上的顶峰，国家对外开放开展贸易和交流的程度排在当时世界各国之首。以丝织和印染为代表的先进的手工业生产促进了以丝绸为主的对外贸易, 陆上丝绸之路往来的商旅络绎不绝。海上贸易方面, 唐代商船已远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岛), 经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 与欧洲各国开展贸易。不同的时代塑造了不同的商帮精神。唐代商人(下简称唐商)从事贸易活动的发展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史。唐商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称雄世界时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范和文化性格。唐商精神是在经营活动中不断积累、丰富总结和凝练而成的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 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表现形式。

二、唐商精神的内涵与意义 (一) 唐商精神的内涵

唐商精神的内涵可概括为守法护国的高尚情操、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兼济天下的宽广胸襟等几个方面。

1. 守法护国的高尚情操

唐代诗人王维有一组著名的诗《少年行》, 其中有一句“孰知不向边庭苦, 纵死犹闻侠骨香”，体现了民众热爱国家, 并崇尚“侠”的精神。当时的商人即唐商在商业活动中也体现出爱国的精神。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馆藏有一方唐代商人赵惠满的墓志, 这块墓志上记载的文字有:“夫在白屋，奉王税, 自幼及长, 不求奸(减)免, 谓之忠……不汲汲, 不惶惶, 临财能廉, 处约不滥, 家无余积, 衣服鲜明, 谓之富……”这些文字体现了唐代商人不仅追求经济收益, 而且拥有忠于国家, 以德为先, 以善为本, 以礼为敬的“守法护国”的财富观和“修己以敬”的敬业精神。敬, 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先贤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要勤奋、刻苦, 做事要尽心尽力。即所谓“执事敬” “事思敬” “修己以敬”。就是说要始终保持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守法严谨做人、勤奋刻苦做事的作风又是敬业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唐时西安的商人秉承“仁以为富，义以为尊”的财富价值观与国内外商人开展贸易活动。唐商所具有的爱国情操和敬业精神是他们事业兴旺的源泉和基础。

2. 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否亦为之。”《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 尚犹患贫, 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的进取精神, 是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唐商的开拓精神首先表现在他们具有不畏艰辛, 敢于冒风险的勇气。唐代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要翻越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 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戈壁沙漠。唐代诗人在诗中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 乘冰马屡惊”(杨师道《陇水头》)和“黄沙西际海, 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反映了丝绸之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路途的艰险。在海上, 唐商在不发达的交通条件下乘船东渡东瀛, 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正如现今把当时从明州(明代改称宁波)出海的商人具有的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总结为“四千精神”, 即“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千秋大业”。

其次, 唐商善于“无中生有”, 发现和创造商机。唐代商人起初是随新罗商船前往日本进行贸易, 之后逐步独立开拓市场经营贸易, 并日益兴盛。至9世纪后期唐代商人主导了对日本的贸易。据日本文献《日本纪略》记载, 弘仁十年(819年)六月“大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则等乘新罗人船来”。根据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新罗人王请来相看, 是本国弘仁十年, 流着出州国之唐人张觉济等同船之人也。问漂流之由, 申云:为交易诸物, 离此过海, 忽遇恶风, 南流三月, 流着出州国, 其张觉济兄弟二人临将发时同共逃, 留出州。”^[2](P95)这些书籍史料表明, 唐商起初是搭乘新罗商船, 在当时比较落后的交通条件下飘洋过海, 跟随新罗商人参与对日贸易，历尽千辛万苦开拓市场。直至9世纪60年代, 唐代商人才开始独立经营对日本贸易, 并在当时日本社会对于唐货旺盛的市场需求中迅速走向兴盛。由于唐商前往日本的贸易量增长迅速, 日本于840年开始设立“大唐通事”一职。862年前后, 日本大宰府开始设立专人担任“大唐通事”和“唐物使”, 负责与唐商进行语言沟通和货物交易。《入唐五家传记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中记载了大唐通事承担贸易活动中的语言翻译和信息沟通等工作。可见当时唐商贸易发展水平之高和日本政府对唐商的重视程度。

此外, 唐商敢于对商业形式进行创新。唐代长安商人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敏锐的商业头脑, 开创了“飞钱”“公廨本钱”等金融汇兑模式。都城长安西市商业繁荣, 促进了货物贸易的交流, 也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易不断扩大, 货币流通速度加快, 于是一些旨在方便交易的金融机构和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唐代使用的货币是开元通宝等货币，它们是各国商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统一结算凭证。由于外出经商时沉重的开元通宝等不方便携带，因此, 唐代中期产生了一种叫“飞钱”的汇兑业务。即商人可到当地官方机构或富商家存钱, 开具凭证, 然后持证去异地提取现金。据考证, 仅长安西市的各个商行内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飞钱”流入流出。这是最早的汇兑业务雏形, 初步形成了金融资本与商业资本的有机融合, 以高效率的融资机制加速了资本周转和增值。

3. 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

唐商不仅追求经济收益, 更重视“义”。不仅创造物质财富, 更有精神财富作支撑。行大道, 重仁义。既具有商人的精明, 又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先义后利, 以义制利, 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指人们在追求功利的过程中不能纵欲妄为, 而必须受到被人们所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和制约, 这就是义。孟子云“义, 人之正路也”, 《左传》云:“义, 利之本也”, “利, 义之和也”。作为行为准则, 义与人的具体利益有时是一致的, 有时又会存在不一致之处。我国传统文化在处理义利关系时, 更注重以义制利, 先义后利, 甚至舍利取义。唐商在经营活动中亦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义利等价值理念, 以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树立了在与各国从事商业活动中的威望和信誉。唐顺宗时的药商宋清经营药铺四十年一直以诚信为原则，秉承“取利远，远故大”的理念，曾被柳宗元誉为以诚信为本的药材商。

4. 兼济天下的宽广胸襟

西方经济学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为基本出发点, 这个命题应用于国际经济关系中即只有永恒的利益和利益交易, 而没有真正永恒的敌友。相比之下, 中华传统文化以“人之初, 性本善”作为出发点, 提倡以仁者之心待人, “仁者, 爱之理、心之德”“仁者, 爱人”, 并指出人在本源上都有向善、求善的欲望和追求, 都有为他、助他的内在冲动和精神; 尽管人与人个体之间的利益有时会存在差异或者冲突, 但是人在本性上都是相近的(即所谓“性相近”)^[1]。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 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是本性使然, 追求社会进步是共同的目标。唐商也正是在中华传统文化这种兼济天下的理念指引下, 认为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时应该形成互帮互助的合作关系, 应该拥有利益可以由各方均沾共享的宽广胸襟。据史料记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当时客居都城长安的外国人几乎占长安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达十万之众。

(二) 唐商兴盛对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 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3](P505)唐商在为当时的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巩固了唐朝的国家政权、促进了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 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使得我国在唐朝时成为当时世界最为发达和繁荣的国家。

1. 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

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贸易通道, 而且是促进民族和地区之间文化交流、友好交往, 使沿途亚欧国家共享千年繁荣的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唐代之前的时期, 我国北部、西部面临着突厥、吐蕃等族强大游牧部落的侵扰, 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唐朝时通过商人往来贸易, 与西域及百济等各国的经济交流兴盛。唐商用丝绸、茶叶等换回了大量良驹骏马, 改良了马匹的质量, 增加了马匹的品种如吉尔吉斯马、阿拉伯马、蒙古马和伊犁马等。马匹数量和品质的提升壮大了唐朝骑兵队伍的建设, 为战胜游牧部落、阻止其入侵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唐朝能够抵御善于骑射的游牧部落的侵扰。此外, 通过与日本的贸易交流, 来自日本的优良武器, 如弓、箭、牛角、宝刀以及制造武器的材料等输入, 促进了唐代兵器铸造技术的提升, 显著增强了军队的武装力量和装备水平。所以唐代近三百年间，民族间的矛盾没有成为主要祸患, 贸易交流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边境的安全。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控制了西域诸王国, 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袤区域内各王国的宗主国，而边疆的安宁进一步保障和促进了国家间的贸易往来。

2. 促进了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唐朝时对外采取了“废关弛禁”政策来减少对外贸易的关卡和限制。唐太宗还接受魏征的建议, 实行“竭诚则胡越一体”的对外宽舒政策。唐朝为了加强与毗邻国家的贸易, 在全国各州建设七条贸易通道, “唐置羁糜诸州, 皆傍塞份, 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 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 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鹊道; 五曰安西入西域道; 六曰安南通天竺道; 七曰广州通海夷道”^[4]。唐朝统治者不仅建设贸易通道, 而且重视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 在各贸易通道沿途专门设立保护点, 在“军”“镇”“城”和“守捉”等地方都驻扎有军队来保证来往客商的安全。通过建设并保障贸易通道, 唐朝对外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 国力日渐强盛。都城长安是唐朝的政治中心, 也是商业最繁荣的城市。长安城最繁荣的商业街区就是东市和西市。东市主供内需，西市主要为对外贸易。城东南的东市, 因靠近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 因而奢侈品大多汇聚于此, 是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流连光顾之所。据考古发掘发现，位于城西南的西市, 南北长1 031米，东西宽937米，占地1 600亩。市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平行街道各两条，四街交叉或“井”字型，街道宽约16米，道路与皇宫一样实行了统一的车同轨制度，道路坚实，车辙明显，体现了唐时商人如织、车水马龙的盛况。唐西市的商业管理已呈系统化、规模化。商铺一般称“店”或“铺”，按经营规模不同而划分的交易区域为“肆”，存放货品的称为“邸”，销售同类商品的店铺聚在一起称为“行”。西市有220行, 近千家商贾的邸店、旅舍、旗亭、酒肆及饮食摊点密集于此，由于百业兴盛，唐人多称西市为“金市”。敦煌、阳关和玉门等地也因处于贸易活动的集散地而成为“陆地上的海市”。

通过商人的贸易活动，印染技术、造纸技术和铸造工艺先后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和欧洲。同时, 中亚地区的葡萄、苜蓿、石榴等植物通过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传入, 良马等珍禽异兽也陆续进入。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从各地运往长安的商品主要有珍珠、玛瑙、珊瑚、玳瑁、象牙、犀角、红宝石、蓝宝石等珠宝, 还有白胡椒、黑胡椒等调料, 甚至有骏马、大象、狮子以及鹦鹉等动物。此外, 还有许多品种的香料和一些如紫檀木、沉香木等木材。在唐代通过唐商经由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促进了货物的流通, 繁荣了亚欧大陆的贸易市场。同时, 唐代商人还主要通过明州港(今宁波)经由海路运输把商品运到日本博多(今日本福冈)等地。主要商品有丝绸、茶叶和陶瓷。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入唐五家传》等书籍资料而得以考察唐代我国输往日本的商品。在明州商人运往日本销售的货物中, 不少就是明州、越州当地的土特产品, 如越绫、越垸子等。此外, 唐商还从南海贸易转运来百合香等佛教用品到日本销售^[5]。由于当时的日本王室贵族以及富商大户对于唐商运来的货物都有着极其强烈的需求, 贸易过程中时常发生不遵守交易规则的现象。这种状况使日本政府不得不专门选派“唐物使”去博多主持唐商在日本的贸易事务, 以确立日本政府对唐物的优先购买权。在政府与唐商交易之后日本的普通商人才能够与唐商进行交易^[5]。这足以证明唐商赴日本贸易的兴盛程度和日本对唐朝商品强烈的需求。

3. 增进了文化交往与融合

丝绸之路还承载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功能。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便利了各国商人从事货物贸易, 也促进了东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交流。自西汉至隋唐,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 不少中亚的商人、宗教人士来到我国开展贸易活动, 甚至定居下来。唐都城长安聚集了许多来自西域各地的胡人、胡商。这些胡商的到来, 不仅促进了长安的商业繁荣, 而且由于他们长期留居和直接参与,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域各国与我国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为大唐盛世“孝悌移家，忠义形国”作出了贡献。佛教就是经中亚传入我国, 同时还形成了精美绝伦的石窟艺术。唐代著名的“昭陵六骏”就使用了自西方传入的浮雕等工艺技法。大唐西市博物馆馆藏的唐代“对格利芬织锦”上出现了原本流行于中亚、西亚的狮、象及佛教连花的装饰纹样。另有“海兽葡萄镜”的背面图案为狮子和葡萄藤。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茂密的果实象征着“多子和富贵”。这枚铜镜把中亚、西亚的葡萄、瑞兽与我国传统纹样相融合，被誉为“凝结亚欧大陆文明之镜”。唐朝宫廷乐舞中也有不少源自中亚的音乐和舞蹈, 其中来自石国的“胡腾舞”和康国的“胡旋舞”当时在都城长安风靡一时。而宫廷大曲《霓裳羽衣》中不乏西域的元素。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诗句“胡音胡骑与胡妆, 五十年来竞纷泊”生动地反映了唐代我国与中亚西亚各国文化交融的盛况及当时文化生活的变迁。

千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 文明在开放中发展, 民族在融合中共存。我国汉唐时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迎来盛世, 古丝绸之路创造了地区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三、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弘扬创新唐商精神

唐商精神是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形成的经营规范和理念, 在建设“一带一路”新的历史背景下, 应传承并创新唐商精神, 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 构筑具有民族特性、民族情感、传承国脉的精神纽带, 从而形成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一) 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贸易投资发展

自从2013年秋天,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相继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即“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经过四年的建设，我国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 展现出一个有着博施济众、仁民爱物的博大胸怀的大国所应有的“亲、诚、惠、容”的包容心态, 又以亚欧各国和地区的现实诉求为契机, 这与西方的“马歇尔计划”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强调在尊重和维护各国和地区权益的基础上, 以平等、合作、互利和共赢为基本点, 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等经济社会问题为先导内容, 是一个共谋和平发展的倡议, 并将有效改善和提升沿带沿路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6]。

首先, 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要重点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 努力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参与国之间搭建好的贸易平台以及达成的良好的战略合作可以降低企业开展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为各方开展贸易合作提供良好的环境。

其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措施有利于发展过程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从而能够逐步释放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潜力。而国际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间市场需求的扩大和贸易成本的降低。便利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商品或资本的流动效率、降低贸易与投资成本以及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甚至能够产生加强贸易与投资的乘数效应。例如无纸化通关应用、电子商务发展、口岸管理平台建设以及各国政府间的信息交流等都以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来促进贸易活动的开展。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更多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此外, 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市场需求的增加也会使企业进出口规模增大, 进而促进贸易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国家, 贯穿亚欧非大陆。“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包括三条国际大通道, 第一条是中国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 第二条是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 第三条是中国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包括两条海上路线, 第一条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达印度洋, 再延伸至欧洲; 第二条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达南太平洋^[7]。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 整体经济总量偏小, 但经济发展增速较快, 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且各国的贸易结构仍然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如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地区中亚和西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丰富, 产业格局以石油化工、采矿、电力、有色金属、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和加工工业为主。主要出口产品为矿物燃料、金属矿物和制品、粮食皮毛等初级原料。而主要从我国进口机械设备、电子电器、交通工具等工业成品和轻工业产品。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区域的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上逐渐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目的地, 主要进口的是油气、金属原材料等初级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产业投资和能源合作、金融合作以及人文交流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措施的积极推进, 将使区域的国际贸易环境得到显著改善。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合作, 能够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取得更加多元、自主、可持续的发展。四年来，我国同“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自2014年至2016年, 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我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 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6]。

(二) 变革的时代需要传承并创新唐商精神

从历史维度看, 当今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从现实维度看, 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 全球治理需要更为完善有效的体系。实施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加强沿线各国政治经济的区域合作, 促进沿线各国的文化经贸交流, 优化区域内资源的配置, 从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唐商精神与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在新的时代, 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8]。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 创新和弘扬唐商精神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和文化交流与认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 要继承唐商守法护国的高尚情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8], 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弘扬爱国守信、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的人文精神。

其次, 要发扬唐商的开拓创新精神, 善于“无中生有”, 发现和创造商机。走出创新路, 发展新动能。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世界整体经济开始复苏的背景下, 企业要抓住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和外贸转型的机遇, 善于利用国家和地方政府搭建好的平台以及形成的良好的战略合作, 培育并增强企业的核心能力, 从而不断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此外，要通过弘扬并创新唐商精神, 提升与沿线国家在文化利益等方面的共识。由于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与文化利益是当前中国最为突出的几方面国家利益^{[9](P194-195)}，其中文化利益与相互间的理解与信任相关, 而“缺乏理解和信任, 即使有利益的驱动或制度的制约, 也不能保证国际合作的长期性和有效性。”^[10](P159)因而在国际交往过程中, 如果国与国之间在文化利益上缺乏共识, 可能会导致失去在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共享分担的主动意愿。由此可见, 经济交往过程中也需要通过人文合作来增进理解和达成信任, 实现与贸易伙伴的长期顺畅合作。在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沟通, 强调彼此经济贸易等合作的利益共性的基础上, 应该在人文合作的方式上有所创新。为了尽量消除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或误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应充分运用古丝绸之路曾经带来的共同繁荣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感, 弘扬唐商精神等历史上我国与其他国家通过友好交往及贸易合作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记忆, 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利益等方面的共识, 强化谋求发展的共同利益, 通过贸易投资合作与人文交流, 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释放各自的发展潜力, 促进各国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6]。

(三) 搭建顺畅便利的贸易平台, 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我国倡导新型全球化, 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及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 我们要秉承唐朝“向外看”的胸怀和勇气, 积极推进贸易壁垒的减少, 并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 降低贸易成本,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我国与沿线各经济体的贸易便利化合作，将我国的市场与各经济体的市场连接为一体, 从而在经济带内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以点带面, 从线到片,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推进形成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型全球化。

除关税等贸易成本外,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贸易交往与合作都会受到文化、法律、制度的差异等非经济因素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 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如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十大海关关长于2015年4月共同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合作协议》, 协议的签署将推进构建区域通关监管一体化。在通关一体化模式下, 各国企业将有更大的自主选择权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申报口岸、通关模式和查验地点, 这将大大降低企业通关成本, 提高通关效率, 促进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基础设施方面主要包括铁路、港口、物流枢纽等的建设, 基础设施的改善将显著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 从而极大提升国际贸易与合作的水平。

我国各级政府需要继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由于政治、法律、政策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加以科学评估,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健全精准的预警机制, 逐步建立并完善涉外服务保障体系, 为我国企业的对外贸易活动提供相应的保障。同时, 政府应通过加快口岸建设, 推进通关便利化等措施为企业出口提供政策支持。例如2017年8月, 陕西省出台了七项服务自贸区和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出入境管理措施, 支持陕西自贸区及西安市全面创新改革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举措, 这些举措对进一步便利外籍人员申办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及签证居留许可, 激发外籍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热情将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