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贫困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 “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往往比较清楚, 但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1]。贫困成因的多元化、模糊性决定了贫困治理仅依赖政府这一单中心主体是不够的, 需要引入其他主体达成广泛的社会参与, 形成多中心贫困治理秩序。广泛的社会参与赋予贫困人口、贫困家庭、贫困地区获得自身持续发展的内生性能力, 这也是贫困治理的最终目标。当前时期, 精准扶贫作为贫困治理的一种主要政策工具, 其一切行动均应围绕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 “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 从根本上清除导致贫困的原因和障碍, 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2]。此外, 精准扶贫作为贫困治理的一种理念和行动, 其进程不应是政策输出下暂时化的、输血式的规模运动, 而应该借助扶贫政策、扶贫项目等外部力量, 支持符合当地社会系统规律的事物生存发展, 并以组织化的方式使之制度化、正式化, 使其最终服务于强化该社会系统内生性发展能力。贫困地区作为一个具有自组织性的社会系统, 其内生性发展动力需要各种组织搭建贫困治理的平台, 更需要调动贫困人口、贫困家庭自身的积极性, 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鼓励分散的微观个体嵌入组织这一参与平台, 以组织化集体行动参与贫困治理, 并以组织行为的竞争合作推进社会大系统自发、自主地发展演进, 使社会系统具有内生性、可持续性、长期性。

二、嵌入式发展与贫困治理

贫困“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综合问题”^[3], 贫困治理是涉及广泛社会利益的一种行动和过程, “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 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 也包括私人部门, 是公私部门的持续的互动”^[4]。可见, 贫困治理不仅需要协调公私部门的利益, 也需要二者之间的互动, 这就意味着贫困治理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

然而, 广泛的参与行为并非凭空产生, 一则需要外部的利益刺激:贫困治理关乎贫困人口、贫困家庭、贫困地区切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利益, 其实践的不断深入总是伴随着社会利益的广泛调整。人类对于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具有天然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 其参与行为由动机决定, 而动机的产生基于其自身的需求。也即, 贫困人口有在贫困治理中获得更多利益的需求驱使参与动机的产生, 并外化为参与行为。二则需要发挥内部主观能动性:即分散化、碎片化的个体参与力量微弱且不受重视, 因此参与贫困治理时, 个体会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通过各种可能途径最大限度争取自身话语权和影响力。从嵌入式发展的角度看, “在受外部结构规制、限制的情况下, 嵌入者仍能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扩大自己的活动和影响范围”^[5]。为了突破零星分散的天然弱势限制, 更好实现自身目标, 个体需要借助一定的平台和媒介, 组织便是最好的参与平台之一。这是因为“组织能够达到远非个人可以企及的目标, 组织正是完成这些目标的机制——即媒介”^[6]。组织作为个体参与贫困治理的媒介, 可通过个体嵌入的方式使之组织化, 将分散、脆弱的个体参与转变为集体行动, 以组织行为的方式输出个体的意愿和利益诉求, 在参与贫困治理的过程中以强有力的话语权争取权益, 并满足其参与者的参与需求, 从而继续强化个体的参与动机和行为, 巩固贫困治理中二者的合作关系。

按最基本的生活领域可以将组织划分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等, 各种类型组织掌握着不同类型的扶贫资源, 影响着组织事务参与者获得扶贫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此外, 各类组织也将通过组织力量为其参与者争取更多利益。贫困治理本身就是一个管理与分配各种组织扶贫资源的过程, 是调整广泛社会利益的过程, 治理中的利益分配方式将对参与其中的各方主体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作为分散的、脆弱的贫困个体将会嵌入组织为自身争取资源和利益, 努力获取“既依赖于经济地位, 也依赖于政治权力、历史惯例、社会身份关系”^[7]的生活机会以摆脱贫困。

(一) 个人嵌入政治组织进行利益博弈

贫困治理过程中的政治组织处于主导地位, 是扶贫资源的分配者、利益格局的塑造者。政治组织包括中央政府及其部门, 诸如民政部、财政部等; 也包括具体的地方政府及其部门, 诸如扶贫办公室、扶贫小组等专门负责精准扶贫工作的部门; 还包括县乡级政府、政务化较强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除了政府部门, 各级党组织也都是政治组织的重要主体。个人参与政治事务往往表现出一种功利性的态度, 即“政治参与主要是或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需要出发来考虑的”^[8]。此外, 参与政治事务的动机也较为世俗化, 即“利益表达成为参与的首要动因”^[9]。可见, 个人期望在政治组织中参与一系列事务影响扶贫资源分配, 目的是表达自身利益或者获取更多政治权力, 在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甚至依托现有的政治资源获取更稳固的政治地位。个人参与政治组织事务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即成为政治组织的一员, 成员身份可以带来组织内的权力, 在政治组织内有可能获得扶贫资源向自身倾斜的机会。第二种即结成利益团体, 积极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采取游说、监督等积极的政治行动影响政治决策, 力图为自身争取合理甚至超额利益。

在当前的精准扶贫过程中, 扶贫资源最终是由基层的县政府、乡政府分配。扶贫资源既包括贫困户指标确定、贫困户识别等涉及贫困户切身利益的微观事项, 也包括扶持政策的出台等具体事项。一般来说贫困户是通过参与村委会事务来表达利益, 而非基于政府成员身份。由于识别贫困人口工作难度较大、信息成本较高, 基层政府往往没有动力去分辨谁是真正的贫困户, 出于“故意排斥或过失排斥”^[10], 较少参与政治事务、拥有较弱政治话语权的贫困户往往处于劣势地位, 即使真正贫困也难以获得贫困户指标。相反, 联合起来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乡村精英群体, 或其亲属拥有一定政治资源的群体往往成为贫困户。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是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矛盾的集中点, 究其原因, 政治组织掌握扶贫资源, 资源分配方向是从组织内部向外部扩散, 从政治话语权强的人群向话语权弱的人群扩散, 资源分配的数量随着分配扩散而削减。贫困户作为政治组织边缘化的群体, 本身拥有较少政治话语权, 因此在扶贫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经济利益也在减少。贫困户自身形成利益团体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与政府组织进行博弈, 是强化自身话语权获取利益的有效途径。

(二) 个人嵌入经济组织实现资产积累

2016年11月, 国务院发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 规划明确提出要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业脱贫、异地搬迁脱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保护脱贫、兜底保障、社会扶贫。以上几种脱贫路径, 大多要依赖经济组织, 可以说经济组织是精准脱贫赖以存在的基础, 也是激活地区内生性发展动力的最关键要素。

经济组织包括市场企业、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等, 其自身具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产出经济效益、增强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特质。经济组织产生的经济效应包括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收入来源及劳动技能提升的机会; 为贫困地区培育产业, 引进人才、技术、资金、基础设施, 极大激发地区发展动力和活力，提升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促进地区内生性发展等。当前农村地区存在的经济合作社组织是精准扶贫中的骨干力量。贫困人口通过加入专业合作社, 为收入来源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也可通过入股专业合作社, 获取资产性收益。另外, 贫困人口成为企业中的一员, 可以了解企业的经营运作模式, 培养自身的市场意识, 有能力创业的人也能通过企业获得学习的机会, 以助力其个人成功创业。总之, 个体通过参与经济组织可以获取脱贫的资源, 解决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及收入水平不高的难题, 同时还可以提升维持收入稳定增长的技术, 增强其持续发展的能力, 逐步实现资产的积累。收入的提高、储蓄的增加、家庭资产的不断积累将提升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质量。

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实践中普遍做法是政府将扶贫专项资金发放给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并配合提供工作、技术培训、小额信贷、产业扶贫等措施。扶贫金额可以作为贫困家庭的资金积累, 属于输血式支持, 其他相关措施则是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的造血式支持。可见, 我国当前的扶贫要消除绝对贫困人口, 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项目输出及其他组织的配合性支持, 更需要扶贫的客体——贫困人口, 也是脱贫的第一责任主体, 积极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经济组织, 以个人自身努力摆脱依靠低保救助生存的贫困状态, 获取经济收入和储蓄的稳定增长, 实现家庭资产的积累。

(三) 个人嵌入社会组织获得社会资本

贫困人口在政府、社会的帮助下仍难以摆脱贫困, 还和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拥有量及社会网络的范围、质量有关, 社会资本的存量在中国社会作用尤为突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 是有机团结的社会, 人们的社交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构建起来的, 社交范围也是以自己为中心延伸出去的。社交范围的半径“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11], 也就是社会网络的大小依个人的社会资本量多少而同向变化。贫困群体因自身社会资本量较少, “无法通过有效的关系网络获取机会和资源而总是陷于贫困状态”^[12]。可见社会网络对贫困群体的意义重大, 原因在于社会网络承载着贫困人口生存发展所必须的种种社会资源, 社会网络也是资源网、信息网、情感网、支持网, 为了摆脱长期的贫困, 力争构建丰富而宽广社会网络以获取社会资源是个人的理性选择。因此, 贫困人口亟需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平台构建宽范围、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 而社会组织就可以充当这一媒介和平台。个人可以通过参与一些社会组织缔结社会网络, 社会组织是构建人际关系、形成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重要基础, 也是激发家庭内生性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此外, 社会网络构建的过程也是贫困人口加强与社会联系的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增强其与其他类型组织或其他社会成员社会交往的深度, 获得更多机会。

社会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基金会、互助组织、行业协会、社团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将贫困人口纳入内部, 为其在组织中构建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提供机会, 并凭借对其他成员的信任和依赖结成深层次的利益网络, 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 摆脱贫困不能只依赖政府的物质帮扶, 也无法依赖政府的政策输出, 更重要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个人通过参与代表自身利益的社会团体, 获取表达利益和争取权利的渠道, 凭借组织的力量影响政府, 为自身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这一意义上讲, 个人参与社会组织是扩大中心势力、构建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四) 个人嵌入文化组织促进素质提升

物质帮扶历来是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手段, 大量实践经验表明, 一旦物质资源停止输入, 贫困人口特别容易重新返贫。究其原因, 物质帮助是输血式的帮助, 可以暂时缓解贫困现状, 但大部分贫困人口难以将物质帮助转化为内生性发展能力。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现象, 不是简单的物质不足导致, 还有更深层的非物质因素, 诸如“人”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大量研究成果发现, 贫困人口受着贫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总有一副“相似的面孔”。这种贫困文化是“相对贫困的小部分人群在长期贫困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的总和”^[13]。贫困文化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改变, 文化的稳定性将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智模式, 使得贫困具有“代际传递性”。贫困的代际传递使得贫困家庭的成员复制着父辈的思想和行为, 受限于信息的闭塞、教育水平低下、素质技能匮乏, 难以实现个人自身的发展, 也难以获取摆脱贫困的能力。“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 以及文明开化程度, 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的命运”^[14]。因此, 精准扶贫要从文化的角度改善贫困文化, 最终是要从“人”的角度提升其摆脱贫困的能力。

文化组织是思想扶贫、智力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的实现载体, 个人参与文化组织是获得内生性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 也是造血式的途径。文化组织具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 肩负着传播文化知识的使命, 承担提升人口素质的责任, 是改善贫困人口意识观念、重塑地区文化氛围、隔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文化组织主要包括学校、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电影院等基本公共文化设施。文化设施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 带来接触新事物的机会, 打破长期以来的闭塞和局限。公民通过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了解并掌握自身需要的知识, 逐步提升自身素质。此外, 贫困的青少年儿童通过接受新式教育增长知识, 培养不同于父辈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并为其接受高等教育打下文化基础, 以防止新的贫困人口产生, 阻断贫困代际遗传。其余正值壮年又缺乏劳动技能的贫困人口可以接受职业教育, 以获取更多劳动技能, 增加劳动附加值。总之, 贫困人口须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 积极参与到文化组织之中, 通过利用基本公共文化设施、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 最大限度提升自身文化素养、技术水平, 改善思想观念, 最终解决“人”思想上的贫困, 逐步改善贫困文化, 继而让新的文化代代相传。

三、参与式合作与贫困治理

任何一个地区均有自身运行的系统结构, 任何系统结构都有自组织性, 即:“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 系统并不需要借助外力或其他机制, 而是自发地、自动地发生反应, 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15]这种自发性依赖于其内部组织的发展变化, 也就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小到大的变化。社会系统的自组织特性可以维持其自身的发展演化, 因为社会系统发展演进的动力来自组织内部, 是任何事物本身都具有的力量, 即“将自己组织成日益复杂的系统的持续力量”^[16]。系统的日益复杂体现在组织的不断丰富发展, 因为组织自身的发展变化本身便是社会结构变化的标志之一, 也体现在组织间关系日益复杂, 还体现在组织行为对外界环境影响的大小。为何组织是影响社会系统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需从组织特性角度来理解。组织是“某种现存事物的有序存在方式, 即事物内部按照一定结构和功能关系构成的存在方式”^[17]。从社会大系统的角度来看, “组织是社会结构系统运转的基本要素和微观载体, 其承载着社会运转不同部分的职能”^[18]。作为最基本的微观单位, 组织的发展变化具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味。此外, 组织除了影响社会系统的复杂程度, 还影响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动力, 因为社会系统内部的动力正是由组织间的“竞争和协同”^[15]推进的。动力来自社会系统的组织内部并不意味着社会大系统自身可以实现良性发展, 往往就是系统内部组织的竞争和协同状况影响其内在动力的强弱, 影响地区的发展速度。贫困地区作为一个社会系统, 其自组织的特性决定了其内部也存在发展动力, 只是动力稍弱。这一动力需要依靠其微观结构——组织与个人、组织与组织的参与式合作来激发和强化。在贫困治理的背景下参与式合作既包含组织和嵌入其中的参与者的合作, 也包含组织与组织间的竞争合作, 共同致力于贫困问题的解决。

组织通过与嵌入的参与者合作, 广泛吸纳分散的贫困人口嵌入组织, 使组织规模得以扩大。规模扩大的组织加上内部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 在二者的合作下极易增强组织自身的力量和话语权, 间接增强个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满足个体最初嵌入组织的诉求。个体和组织相互合作参与贫困治理, 把个人行动凝聚为集体行动, 通过集体行为输出的诉求尤显重要, 争取组织利益更为容易。争取到的资源用来满足其成员的需求, 使得贫困人口乃至贫困家庭获得生存、生活的必需要素, 逐渐减少贫困。另外还会进一步激励成员的参与行为, 持续不断的参与将增强组织的权威和吸引力, 进而使组织发生更大的转变, 输出更强有力的影响。在不断前进的合作治理中, 个人和组织获得双赢。

同时, 在贫困治理的过程中, 不同组织之间因各种形式的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 使得组织与组织之间互相包含、互相依靠、互相合作、深度融合。此外, 利益诉求有冲突的组织也会相互竞争、相互倾轧、相互排斥。协同和竞争是治理过程中组织间行为交互的体现, 其实质是不同组织在治理过程中进行的深层次、复杂化的资源争夺、交换、创造、转化的合作与竞争, 其影响了扶贫资源的分配方式, 塑造了利益格局。各种承载不同社会功能的组织间竞争合作行为将扶贫资源转化为贫困家庭的治理收益, 转化为贫困地区的治理成果。这些新成果将成为新的社会结构, 承担新的社会功能, 由此不断影响催生高级的社会结构, 激发和强化社会大系统运行演变的内生性动力, 推动社会大系统的变迁, 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四、嵌入式发展、参与式合作与贫困治理

贫困治理依赖于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的资源交换及竞争协同, 也依赖于个体保持高昂的热情和充足的动力积极参与, 以最终达成贫困治理。组织作为一种由个体和架构组成的有机体, 个人参与是保证组织活力的必备条件。个人参与是个体以积极参与的态度和行动嵌入组织。组织中的个人在经济上相互关联, 在生活上相互帮扶、在感情上相互支持、在文化上相互包容, 形成彼此关系密切的生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贫困治理中组织履行其使命, 输出并满足个体利益诉求, 并为其中的个体提供参与各项事务的机会和渠道, 实现组织中个体间的深层次、宽方位、广范围的利益交换、资源交换、情感交流、信息交流, 以全面满足组织中个体的需求, 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参与动机, 从而保持个体积极的参与行为, 实现嵌入式发展。

政治组织承担着精准扶贫的首要管理责任, 在所有组织中政治组织先行, 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首先, 赋予贫困人口主体地位, 保护其相关权利的行使, 尤其是言论自由权和批评建议权, 保护其参与贫困治理的积极性。其次, 鼓励贫困人口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活动, 积极引导贫困人口共同参与贫困治理的过程。尊重贫困群众的真实意愿, 认真听取和反馈基层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并对精准扶贫相关工作进行及时调整, 以保障贫困人口利益的实现。同时, 鼓励和培育其他组织, 支持有利于贫困地区建设的其他组织健康发展, 同文化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结成伙伴关系, 共同参与贫困地区治理。明确自身权力边界和职责边界, 做到不越位、不缺位。最后, 政治组织应高效行政, 便民利民, 为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发展及组织的发展减少政治阻力, 为有需要的贫困人口或其他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资源支持和政策支持。政治组织作为地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要使“外部干预”与地区“自系统的内部要素”相结合, 进而“转变成系统内部发展的动力”^[19]。

在获得政治组织的鼓励和支持的同时, 文化组织应发挥改善贫困思维, 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首先, 文化组织应对贫困地区人口进行知识传播和思想教育, 尤其注重对于青年、少年的思维引导。由于长期处于贫困地区, 受到贫困文化的长期浸染, 青少年思维也会受到来自祖辈、父辈的影响。青少年处于生命周期的前期, 其思维仍未定型, 具有较强的可塑性, 鼓励其追求更高的教育层次, 在积极参与文化组织中接触新鲜事物开阔眼界, 这有助培育其参与热情和公民精神, 从思想上激发积极行动的动力。其次, 还要通过知识传递, 提升其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 为贫困人口获得脱贫致富的思维和能力做前期的文化准备。最后, 文化组织应肩负各自使命和职责, 为贫困地区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进行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积极推进文化设施建设, 为贫困地区人口提供优秀的影视作品, 组织丰富的文化活动, 培育积极向上的新型文化氛围。

在政治组织提供支持和文化组织培育新公民的同时, 经济组织将大力吸纳贫困人口, 为其提供赖以生存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农村专业合作社应吸纳贫困地区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使其有机会参与具有增值性的劳动过程中, 增强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并在参与经济劳动的过程中再次加强和提升其劳动技能和水平。有条件的合作社可以将贫困人口的相关资源折成股份, 使贫困人口参与劳动的同时获得资产性收益。外来企业也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建厂, 培育更多的企业, 生产产品并提供服务, 便利当地人口的生活。金融机构可视情况为农业合作社、当地企业或有创业能力的人口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 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贫困地区最终脱贫依赖于各类经济组织协同竞争, 各类经济组织在不断发展中形成具有经济价值、社会影响的特色产业, 将大大驱动地区的内生性发展动力, 足以支撑地区持续发展。

社会组织也应协同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为贫困治理发挥作用。任何组织都有天然的扩张性, 社会组织也不例外, 社会组织的扩张性体现在组织成员的增加。因此, 社会组织应积极吸纳组织成员, 并逐渐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及同其他组织平等对话、协商、博弈的能力。社会组织代表的是组织内部成员的利益, 也就是弱势的贫困群体的利益。社会组织的强大本身也意味着其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成员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也意味着弱势群体话语权与谈判权的扩大, 这意味着贫困群体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甚至是政治资本, 使其有能力积极表达自身需求和权益, 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 甚至对抗制度性的不公平。

五、结论

贫困治理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改善社会结构、重塑社会秩序的过程, 仅通过自然个体分散化、碎片化、不稳定的参与难以保障贫困人口实现发展, 也难以强化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使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组织作为自然个体实现自身嵌入式发展的平台和媒介, 通过将个体嵌入组织的方式, 把分散的自然个体转变为集体行动, 在和组织的参与式合作中对贫困治理格局产生影响。组织在参与贫困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其与其他组织的参与式合作及竞争强化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 同时又满足其内部参与者最初嵌入组织的利益诉求, 进一步强化个体的参与动机。整个治理过程以个体嵌入组织为前提, 以组织参与式合作竞争激发内生性发展动力为关键, 以组织满足个体嵌入式发展的利益需求进而正强化其参与式合作行为为归依, 形成一个“个体—组织—组织—个体”的循环圈, 在个体和组织、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体的互动中影响着贫困治理的格局, 塑造着贫困地区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