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 在文化研究“空间转向”和情感化的影响下, 地理学开始重视对情感性空间的探讨并引发了地理学的“情感转向”^[1], 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受到关注^[2-6]。相关研究中, 学者们多关注“人—地”间正向的情感联系, 而较少涉猎负向情感的研究。但要充分理解人地关系, 必须将“人—地”情感进行全面分析。近年来, 学界提出黑色旅游、恐惧景观等概念, 进行的“消极地方感”、灾难景观游客体验等探讨都是对“人—地”负向情感研究的体现。从“人—地”负向情感联系研究游客体验已成为情感地理学的独特视角。

纪念性恐惧景观地是指为纪念某些重大灾难, 经政府许可后开发建设，以展示灾难及相关题材为主要内容, 供公众纪念和回忆的真实或象征性空间和地方。主要有两种类型:原位区和新建区。原位区指灾难实际发生地; 新建区指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来的纪念性建筑等。其相关研究主要是从负向角度来阐释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7]。

纪念性恐惧景观地的游客体验研究在国外通常被列入黑色旅游的研究范畴^[8]。研究主要集中在游客情感体验、体验本质及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发现游客在这种特殊地理空间会产生情感反应, 且是积极和消极方面情感的结合体^[9-11]。在旅游体验本质及影响因素方面, 与目的地无关的游客更多的将参观过程作为一种休闲活动, 特殊的情感经历很少^[12]。游客获得的体验会受到个人情感、文化因素、个人及集体记忆等的影响^[13]。

有关研究国内出现较晚, 早期集中于对国外成果的引进, 2008年汶川地震后相关文章增多, 主要集中于实践方面, 涉及纪念性恐惧景观地的规划和建设、管理和解说、景观建构和演变过程中的争议和冲突、旅游和纪念活动、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等方面^[14-19]。

总体而言, 从人地负向情感视角探讨主观体验和人地互动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尤其缺乏对其形成特征的深入分析。基于此, 本文从实证研究入手, 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地游客体验的负向的情感特征, 利用情感地理学理论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是四川省灾后精神家园重建“一馆三地”的龙头项目, 国家5A级景区——“北川羌城旅游区”的核心组成部分, 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 由两种类型的纪念性恐惧景观:原位区——室外遗址(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区)和新建区——室内场馆(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区)组成。其中原位区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整体原址原貌保护规模最大、破坏类型最全面、次生灾害最典型的地震灾难遗址区; 整个空间具有公众祭奠、遗址保护、爱国教育及地震科普等众多功能, 承载游客情感体验更加复杂的特殊的文化景观和象征空间, 是典型的纪念性恐惧景观地。

1.2 数据来源 1.2.1 调查问卷数据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在案例地原位区与新建区分别发放100份问卷, 包括游客内部人口特征和外部旅游行为特征两方面, 以及游客凭情感偏好画出的情感认知地图。回收问卷200份, 剔除无效问卷22份, 有效率为89%, 达到研究需求, 逐一录入SPSS21.0并进行统计分析。

1.2.2 网络文本数据

利用爬虫工具抓取蚂蜂窝上关于案例地原位区和新建区的网络旅游点评283条作为实验数据, 时间范围设定在2013年5月至2017年10月, 删除不符合研究的7条, 得到276条有效样本, 作为游客情感体验时间特征分析的实验数据。

2 研究方法

情感地理是用情感书写并书写情感的空间知识, 从“社会—空间—时间”的层面来经验地及理论地理解情感^[20]。基于此, 本文从社会性、空间性及时间性三个维度对游客情感体验的特征进行分析。首先, 由于游客的情感体验会受到个体性别、文化、出游同伴及停留时间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从社会性角度出发, 运用问卷调查与数理统计分析游客情感体验在各社会性因素影响下呈现的特征; 其次, 基于游客在不同空间形成的情感体验不同及游客情感空间具有不同分布特点, 从空间性角度, 运用认知地图和问卷调查研究游客情感体验在空间上具有的特征; 最后, 考虑到游客情感具有即刻性、暂时性和动态性等时间性特点, 运用情感分析法, 以年份为时间尺度探索游客情感体验在时间上表现的变化特征。

2.1 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法

简称ANOVA, 主要通过计算F的统计值而进行F检验, 公式如下:

$ F = \frac{{{S_A}/\left( {k - 1} \right)}}{{{S_E}/\left( {n - k} \right)}}。$

(1)

其中：S_A为组间样本离差平方和, 表示的是各水平分组均值和样本总体均值离差的平方和; S_E表示的是组内离差平方和, 为每个数据与其本水平分组平均值离差的平方和; k为水平分组值; n为水平组的样本容量。

F统计值可以运用Spss21.0统计软件自动计算得出, 同时系统会自动给出与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P。当显著性概率值P < 0.05时, 表示控制变量不同水平下各总体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反之, 则认为没有显著差异。

在统计调查问卷的基础上, 主要运用Spss21.0软件里的方差分析方法来探索游客情感体验在多种社会性因素影响下呈现的差异特征。

2.2 情感分析法

提取情感大类的均值和情感小类的标准差两个指标, 有利于对游客情感体验在时间上的整体倾向和波动程度进行分析。

情感体验类型的情感均值公式如下:

$ Y{\rm{earAvgE}}{{\rm{M}}_{it}} = \frac{{{\rm{AvgE}}{{\rm{M}}_t}}}{n} $

(2)

其中：AvgEM_t为年度Year_i的网络旅游点评中情感类型t的情感分值, 即情感类型t的强度之和与其情感词汇之和的商; n指年度Year_i中网络旅游点评的条数。

情感标准差是指情感小类的情感均值在各年度标准差, 能详细地反映游客各类情感体验在年度上的波动程度, 公式如下:

$ {\rm{StdE}}{{\rm{M}}_t} = \sqrt {\frac{1}{5}\mathop \sum \limits_{i = 1}^5 {{({\rm{YearScoE}}{{\rm{M}}_{it}} - {\rm{AvgE}}{{\rm{M}}_t})}^2}} $

(3)

其中, YearScoEM_it为年度Year_i的网络旅游点评中情感类型t的情感强度值; AvgEM_t为年度Year_i中情感类型t的强度平均值。

3 纪念性恐惧景观地游客情感体验特征分析 3.1 游客情感体验的社会性特征

从游客的内部个体差异和外部行为差异两个层面展开分析^[18], 以案例地的游客情感体验中积极情感3个分维度和消极情感3个分维度的均值作为变量, 运用Spss21.0软件里的方差分析, 探究游客不同的社会性导致其情感体验的结构性差异。其结果分别入表 1、表 2所示。

3.1.1 游客内部个体差异的情感体验特征

由表 1可知, 在欢愉感体验特征方面, 不同文化程度(Sig.=0.047 < 0.05)和不同客源地(Sig.=0.016 < 0.05)的游客之间差异性显著。高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游客更易体验到欢愉的情感(均值为3.53以上), 主要是一般文化程度的游客多将此次旅途当成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旅行, 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游客(均值为1.51及以下)更多将此行当成是缅怀、悼念死难者; 在客源地方面, 来自川内极重灾区和川内较重灾区的游客较之一般灾区及省外游客的欢愉感体验均值明显较低(分别为3，4和4.52), 原因是极重灾区和较重灾区的游客此行更易回忆起地震当时的惨痛景象而使心情沉重。

在使命感体验特征方面, 不同年龄(Sig.=0.024 < 0.05)和不同文化程度(Sig.=0.015 < 0.05)的游客显著性差异。从均值看, 中青年均值得分最高(3.21), 其次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2.82), 表明年轻人群心态积极, 在旅途过程中更能感受到正面的情感; 同时, 文化程度在使命感维度的均值得分基本上呈现出受教育水平越高, 其使命感维度均值得分更高(初中、高中、专科和本科以上的得分分别为1.62，1.91，2.43和2.63),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化、教育能够帮助人树立积极的价值观。

认同感体验在不同年龄(Sig.=0.004 < 0.05)、不同职业(Sig.=0.032 < 0.05)及不同文化程度(Sig.=0.046 < 0.05)的游客中差异性显著。在年龄组, 40岁以下的中青年和青少年其认同感体验均值较高(2.51~2.82), 这与使命感体验特征相同, 表明越年轻其心态更积极和活力; 在职业组, 学生、企业管理者和职员及事业单位的游客的体验均值得分基本相同且明显高于个体商户、自由职业者和离退休人员, 这与该类人群平均年龄较年轻化且大多接受高等教育有关; 文化程度组均值本科及硕士以上分别为2.71和2.92, 远高于高中和初中的1.62和1.31, 说明学历越高认同感体验强度越强。

在恐惧感存在显著性差异的是性别(Sig.=0.026 < 0.05)和客源地(Sig.=0.039 < 0.05)不同的游客。从体验均值看, 女性体验到的恐惧感较男性要强, 分别是3.097 2和2.146 3;四川省外游客体验到的恐惧感均值最高, 主要因为省外游客大多是第一次真实感受到汶川地震造成的伤害, 而在川内, 来自3种不同受灾程度的游客其体验均值相差不大, 来自较重灾区的游客其恐惧感体验稍强, 可能原因是四川省内游客对地震知识及其伤害了解更多, 表明地域联系对游客情感体验有一定影响。

在排斥感上, 性别及年龄具有显著性差异。女性较男性游客更易排斥恐惧景观地(其均值分别为3.62和2.68), 这与女性更易体验到恐惧感有关; 年龄在41岁以上的游客较年龄小的游客感受到的排斥感更强烈；此外，年龄20岁以下的游客相对比年龄在21~40岁的游客其排斥感得分较低, 表明中青年承受能力更强。

在悲痛感分维度上, 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客源地每一个因素在此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这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弱者、死难者等的同情与尊重。

3.1.2 游客外部行为差异的情感体验特征

由表 2可知, 游客的旅游次数在欢愉感(Sig.=0.027 < 0.05)、使命感(Sig.=0.032 < 0.05)和恐惧感(Sig.=0.048 < 0.05)的体验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就均值而言(图 1), 在欢愉感和恐惧感维度上, 旅游次数越多其欢愉感体验程度性越大, 恐惧感体验程度越小, 说明游客旅游次数越多恐惧心理会减弱, 同时心情会更加放松进而欢愉感变强; 而在使命感维度上, 旅游次数1次的游客使命感体验最强, 然后随着旅游次数的增加程度越来越弱, 说明到一地旅游多次之后会让游客失去新鲜感导致其旅行意义变弱。

游客的停留时间在恐惧感(Sig.=0.006 < 0.05)和排斥感(Sig.=0.017 < 0.05)上差异显著(表 2)。停留时间在1~3h的游客体验的恐惧感和排斥感都较高, 但停留3h以上的游客排斥感较高而恐惧感相对较低, 这缘于随着游客在景区的停留时间增加导致其恐惧心理越来越强, 相应地排斥心理随之增长; 此外, 就单独的恐惧感和排斥感来说, 恐惧感随着停留时间的增加而变强, 但停留时间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其恐惧心理就会逐渐减弱；而排斥感在停留时间3h以下的几个时段均较高, 但停留时间3h以上, 排斥感较低, 这是因为随着停留时间的增加, 游客的恐惧感逐渐变小且在心理上逐渐接受了这种景观, 导致排斥感降低。

就认同感和悲痛感维度来看, 悲痛感在出游方式不同(Sig.=0.039 < 0.05)的游客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表 2)。单独旅游的游客相比团体出游和有家人、朋友陪伴的游客悲痛感体验更强, 原因是单独游客在旅途中更易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 而有家人朋友陪伴则会稍感安慰, 且与他人交谈能疏解压抑使得悲痛感程度相对较低; 认同感维度并未受旅游次数、停留时间及出游方式等影响而产生组别间的显著性差异。

3.2 游客情感体验的空间性特征

游客在不同空间中所形成的情感体验不同, 其情感的空间分布特点也有异。本文运用认知地图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分析在原位区和新建区两种空间类型中的情感体验特征。

3.2.1 情感认知草图的类型与要素分析

根据Appleyard对认知草图 3大类和10亚类的类型划分, 本文将草图归总整理, 发现原位区游客的情感认知草图呈现“序列型>节点型>区域型”依次减少的分布特征, 分别占比46.4%，38.1%和15.5%;而新建区呈现出“序列型>区域型>节点型”的空间分布特征, 分别占比47.4%，33.3%和19.2%。

借鉴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 归纳总结出5类情感元素, 同时统计每类情感元素出现的频次和频率、出现的总数量和平均数量, 原位区和新建区的结果分别如表 3、表 4。

3.2.2 原位区游客情感体验的空间特征

1) 游客在原位区的情感体验是消极情感类别大于积极情感类别, 且在认知草图类型上呈现出“序列型>节点型>区域型”的特征。

说明多数游客的情感体验是沿着道路格局进行。主要原因是原位区是灾难发生地, 且震后真实完整的保存了地震遗迹, 众多残景塑造了悲凉氛围; 在现实空间结构中, 政府开辟的供游客参观的游览步道有利于引导游客按既定道路行进, 因而导致序列型最多。游客对某些节点空间要素的情感体验较为强烈导致了节点型的数量不少, 而区域型的数量过少则表明游客对景区的整体空间格局缺乏了解, 导致其情感体验多为一些散状、零星的部分。

2) 原位区游客情感体验的空间要素中表现出“标志物—节点—道路—边界—区域”依次递减的特征(表 3)。

结合主要情感元素可知节点类要素数量最多, 表明此区域是游客情感体验的强势区, 且该类空间要素内容丰富, 标志物更易引起注意, 游客易于对其主动解读, 赋予情感并形成自身体验; 道路类主要与景区的空间格局和讲解员的到位讲解和各种感人事迹的讲诉有关; 边界类要素则是因为停车和景区布置的原因, 主要是景区大门和河流; 区域类要素出现频次及总数量都最少, 应该是游客在每个区域的停留时间不长而对区域缺乏完整的了解。

3.2.3 新建区游客情感体验的空间特征

1) 游客在情感体验中积极情感类别明显大于消极情感类别。这是因为纪念馆的陈展主题多为教育、学习等正面主题, 展陈方式多是图片与文字的结合, 单调展示方式会削弱消极情感体验。

2) 认知草图在类型上呈现出“序列型>区域型>节点型”的特征。一是由于整个纪念馆区的主要景观是主馆内部的参陈, 而主馆内部的空间格局又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布局, 因此游客沿着游步道逐个主题的参观就易形成序列型大于区域型再大于节点型的特征。

3) 在情感空间元素方面, 呈现出“标志物—区域—节点—道路—边界”数量依次递减特征。游客对标志物类情感空间元素的体验程度最强, 而对边界型情感空间元素的体验最弱。说明游客情感记忆的主要来源是那些识别性较强的视觉景观——标志物。

3.3 游客情感体验的时间性特征

本文选取2013—2017年5个年份, 采用情感分析法面向网络文本提取情感大类的均值和情感小类的标准差两个指标, 分析游客情感体验在时间上的整体倾向和波动程度。

首先采用爬虫工具“八爪鱼采集器”抓取蚂蜂窝上有关案例地的有效点评276条, 对其按时间特征整理, 采用分词软件对每年度的文本进行分词得到各年度的词汇个数。然后选用中文情感词汇本体库并结合游客情感体验量表, 将词汇进行情感词匹配与标注。整理出每年各类情感的词汇频数, 利用情感词典计算得出各年度每类情感的强度之和(表 5)。

3.3.1 游客情感体验的整体倾向

情感均值能去除网络旅游点评条数的影响, 较准确地反映网络旅游点评整体情感在各个年度中的倾向, 利用公式2计算得出各年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均值, 然后根据游客情感均值的变化情况绘制情感体验变化折线图(图 3), 得出游客情感体验在时间上的整体特征:

整体上前期消极情感体验均值高于积极情感均值, 后期则正好相反, 表明游客的总体感受正由消极情感体验占主导转变为积极情感占主导; 游客的消极情感体验均值先快速下降而后略有上升, 说明游客在案例地的消极情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弱; 游客的积极情感均值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而后再下降的特征, 说明游客在案例地的积极情感在时间上具有不稳定性。

3.3.2 游客情感体验的波动程度

依据各年度点评条数, 再结合各情感小类的词汇及其强度, 利用公式3计算得出各年度各情感小类的标准差, 据此分析情感体验在时间上的波动特征:在所有情感小类中, 恐惧感和悲痛感的标准差较为明显(分别为3.23和2.21), 欢愉感和排斥感的标准差相对较小(分别为0.33和0.47), 说明恐惧感和悲痛感在不同年度的波动程度较大, 欢愉感和排斥感在不同年度的波动程度较小。

4 结论

通过对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游客情感体验从社会性、空间性及时间性3个层面的特征进行分析, 研究表明:

1) 在社会性特征方面, 游客内部个体差异中女性游客较男性更容易产生排斥感和恐惧感; 中青年群体游客较年长者或小孩更易体验到使命感和认同感, 相应地该类群体的排斥感体验最低;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游客其使命感和认同感体验上都强于其他群体; 川内游客与川外游客相比, 其恐惧感和欢愉感体验强度都较弱。游客外部行为差异中游览次数多的游客更易获得欢愉感体验, 同时恐惧感体验也会相应下降; 停留时间较短或时间特别长的游客都更易产生排斥和恐惧的体验; 选择跟家人、朋友共同出行的游客其悲痛感体验程度相对较低。

2) 在空间性特征上:原位区和新建区游客的情感体验都表现出积极情感类别和消极情感类别共存的状态。在原位区, 游客情感体验是消极情感类别强于积极情感类别, 其情感认知草图在类别上呈现出“序列型>节点型>区域型”的特征, 在情感空间元素中表现为“标志物—节点—道路—边界—区域”依次递减的特征; 在新建区, 游客积极情感类别强于消极情感类别, 其情感认知草图在类别上表现为“序列型>区域型>节点型”和绘制区域呈局部性的特点, 情感空间元素表现为“标志物—区域—节点—道路—边界”数量依次递减和由主馆内部展厅向四周快速衰减的空间结构模式。

3) 在时间性特征上, 整体上消极情感的强度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弱, 积极情感的强度随时间变动具有不稳定性; 在游客情感体验的波动程度中, 恐惧感和悲痛感在不同年份的波动较为明显, 欢愉感和排斥感的波动程度很小; 游客情感体验随时间的波动与相应旅游点评数量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也即网络旅游点评的数量与游客的实际情感体验并不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