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陇地区一般泛指陇右道内河西、陇右两大军镇所辖地区, 古称雍州或凉州^①。这里气候早寒, 地势复杂, 民族众多, 水草丰美, 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对于中原王朝而言, 河陇自古以来就是隔绝羌胡、西挺青海、征伐漠北、开拓西域的战略要地。自高祖李渊建国以来, 唐朝在西北就面临着严峻的边疆形势:突厥、薛延陀、回鹘、吐谷浑、吐蕃等连成一片，如同一朵笼罩在王朝头顶的巨大阴云, 严重威胁中原农耕区的安全。连接这些异族政权的重要枢纽便是河陇。河陇一旦失守, 不仅会将丝绸之路被拦腰斩断, 西域沦陷, 更有可能会成为异族武装进攻京畿长安的跳板。从军事地理角度观察, 要保障关中—长安安全, 必须要牢牢河陇, 正所谓“欲保秦、陇, 必固河西; 欲固河西, 必斥西域”^[1], 河陇地区在唐代京畿防御中的战略地位重大。

① 黄新亚:《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繁荣》,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4年第1期, 第74页。此外, 梁勤认为, 河陇地区是唐代河西、陇右节度使辖区, 包括今甘肃省(除去六盘山以东地区)和青海省东南部分。与黄新亚观点略同。参见梁勤:《论唐代河陇地区经济的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2年第4期, 第64页; 郭弘将唐代的甘肃地域称为“河陇之地”, 参见郭弘:《试评唐蕃战争中的河陇形势》, 《甘肃社会科学》, 2000年第5期, 第79页; 杨发鹏认为, 河陇所涵盖的范围在不同时期不尽相同。到了唐代, 河陇还涵盖了广大的西域地区。杨发鹏:《汉唐时期“河陇”地理概念的形成与深化》, 《中国边疆史研究》, 2010年第2期, 第26页; 本文倾向于黄、梁二位先生的观点, 河陇地区大体来说是指陇上以西、西域以东的地区, 大致是以今天甘肃省为主体(除去六盘山以东地区), 包括青海省东北、东南部分地区(青藏高原东北一带)。

1 河陇山川形胜和镇戍置设

地域环境对军事战略要地的形成作用甚大。无论是在冷兵器时代还是在机械化的今天, 一个地区的气候、地貌、土壤、水文等在军事上都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河陇地区位于东南季风湿润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三大地貌区交汇处, 属于大陆性很强的温带季风气候, 又处在黄土高原、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 地势大致呈西南向东北倾斜。高山、平原、沙漠、戈壁、盆地等兼而有之, 是典型的山地型高原地貌。河陇地形复杂, 山脉纵横交错, 为高山大川所环绕, 可以说是地控黄河上游, 北扼大漠、西达域外, 东通中原、南瞰巴蜀的战略要地, 故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正如《孙子兵法·地形篇》所云:“夫地形者, 兵之助也。料敌制胜, 计险厄远近, 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 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此外, 河陇气候干燥, 东南部年降水量在500~600mm, 向西北而逐渐递减^[2]。河西走廊的北部和西部年降水量在50~200mm^[2]，但祁连山丰富的冰雪融水为河陇成为可耕可牧的经济区提供了可能。

河陇大致可以分为河西与陇右两地。河西自乌鞘岭向西北延伸, 长1 000余里, 南北宽数十至百余里, 因处在黄河之西而得名。河西大部分为祁连山山麓倾斜平原, 其间50余条大小河流皆出自祁连山, 并汇合为石羊河、黑水、疏勒河三大水系^[3]。南侧的祁连山以2 000m高差下临河西走廊, 屏障生成。北侧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海拔多在1 500~2 500m。^[3]河西一带绿洲面积较大, 沙漠分布其间, 水草丰盛, 适合畜牧, 为重要牧场。古人以西为右, 陇右当是指黄河、青海湖以东, 陇山(六盘山)以西地区^②; 北部陇山山脉由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隆起, 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 如同帐幕一般将关中与陇西相隔开来。渭水是陇右中部的重要河流, 也是连接陇右与关中的通道, “关中有事, 沿渭上下可度者不一处, 战守之宜, 所在皆急, 此诚都域之襟带, 畿辅之堑防也” ^[1]。洮水发源西倾山, 东流至临洮突转北流, 经狄道注于黄河, 客观上起到了分隔东西的作用。“洮河者, 亦陇右西南之巨防矣”^[1]。陇右南段地形破碎, 沟壑纵横, 峡谷幽深, 河流切割严重, 地势极为险要。因地理环境之因素, 河陇成为一个天然的地理单元, 在古代战争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南面守住祁连山等山口要径, 北面在河谷水源之地设置关卡, 加之重兵把守, 就可以堵塞主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武装政权入侵。

② 唐初贞观年间，将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东起陇山，西达沙洲的地域始设陇右道，地域包括今甘肃、新疆大部分地区和青海湖以东地区。唐睿宗景云二年，以黄河为界东设陇右道，黄河以西地域设河西道。至此，“陇右”作为地域范围，就有了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陇右等同于“十道”时期的陇右道辖域，狭义的陇右指今甘肃省黄河以东、青海省青海湖以东至陇山的地区。陇山以东的平凉、庆阳二市，习称陇东，就其隶属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而言，与陇右地区颇多相似，故也属“陇右”。

隋末, 盘踞在河陇的势力主要有金城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和凉州的李轨。李渊夺取关中后, 意识到河陇重要的战略地位, 首先将矛头伸向这里, 采取武力征服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策略, 各个击破, 巩固好后方后, 才调转兵锋, 剑指中原, 进行扫除割据政权的统一战争。随着全国统一形势的发展和中央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 唐太宗李世民依“山河形便”, 析全国为十道。陇山以西迄于沙洲(甘肃敦煌)为陇右道, 下设秦、渭、河、鄯、兰、阶、洮、岷、廓、叠、宕、凉、瓜、沙、甘、肃等州, 即本文所要研究的大致范围^[4]。随着西突厥的衰落, 唐朝势力进入西域, 置安西都护府和大量羁縻府州, 陇右道范围也不断扩大。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 唐廷又将陇右道分黄河以西为河西道, 辖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2, 4]}以适应西北战事需要。

2 唐前中期的西北战争同河陇防御体系之构建

唐朝立国后, 边疆形势严峻, “北方草原军事部落组织, 自北魏至隋唐, 鉴于中原王朝军事势力的扩充, 都在处心积虑地谋求抵制, 从而形成了一个东西呼应笼罩在北边的大弧形。”^[5]河陇地区与关中地区毗邻, 周边民族复杂, 是唐王朝边疆防御之前哨。地缘关系上看, 要保障关中安全, 必须要牢牢控制河陇, 正所谓“欲保秦、陇, 必固河西; 欲固河西, 必斥西域”^[1], 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从贞观年间到天宝年间, 唐廷历时100多年, 在河陇实行马政与屯田相结合的方式, 积极构建保障京畿长安的防御体系, 并以此为基地, 主动发起对其他部族的征服战争。

2.1 唐太宗时期河陇马政兴盛下的攻势防御

在冷兵器时代, 骑兵犹如现代重型机械化武装力量, 不仅肩负着攻击、牵制、迁迥、侧击等多重作战任务, 还能够缩短行军时期, 提高运行速度, 发动突然袭击等, 故杀伤力极强。正所谓“马者, 国之大用, 兵之先务也”^[6]。河陇地区处在农牧交错地带, 当地居民多从事畜牧业, 中原王朝控制河陇地区就相当于建立庞大的的畜牧业体系, 能够与周边强悍的游牧民族进行骑兵对战。唐初, 为了满足军队对战马的需求, 李渊将从东突厥引入的两千余匹战马与隋朝遗留的三千余匹战马一同“迁之陇右, 监牧之制始于此”^[7]。

李世民上台后, 励精图治, “唐朝的国家实力和军事能力处于上升和强化阶段, 对周边地区形成了的战略攻势”^[8]。为了满足西北战争中唐军对战马的需求, 在时任太仆寺卿张万岁的管理下, 河陇设立八坊牧地, “八坊之田, 千二百三十顷”^[7]。八坊牧地分四十八监管理, 并且规定“凡马五千为上监, 三千为中监, 余为下监”^[7]。加之完备的管理制度, 这无疑促进了牧马业蒸蒸日上。随着马匹的不断增多, 唐政府又不得不在“河西丰旷之野”^[7]又分出八监进行经营。当然, 唐廷还多次派人到域外引进优良的马匹, 各国向唐朝进贡的礼品中也不乏优质骏马。如“武德中, 康国献四千匹。今时官马, 犹是其种”^[9]。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居住在瀚海以北的骨利幹“遣使朝贡, 献良马百匹, 其中十匹尤骏” ^[9]等。

战马的增多有助于唐军在与西北游牧诸部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优势。贞观九年(635年), 唐太宗借口吐谷浑屡次侵扰河陇, 派大将李靖对其严惩。待河陇形势基本稳定后, 唐朝以此为跳板, 又发动一系列对西域的征服战争。贞观十四年(640年), 唐太宗派侯君集率大军平定高昌, 设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八年(644年), 唐将郭孝恪率军攻破焉耆城, 押解其国王长安问罪。贞观二十一年(647年), 唐军联合西北诸族攻下龟兹国, 俘获龟兹王。此战结束后, 安西都护府迁移龟兹, 唐廷设立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大军镇。贞观二十三年(649年), 唐太宗驾崩, 阿史那贺鲁反叛, 唐朝派大将苏定方征讨, 大获全胜, 西域地区被唐朝所控制。唐廷在此设立大量的羁縻府州。

唐太宗时期, 唐廷西北战争中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绩, 固然与在河陇大力发展马政密不可分。经过数十年精心经营, 河陇马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史载“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①这是唐朝河陇牧马最兴盛的时期。河陇被唐朝牢牢控制, 也形成了京畿西北防御的广阔战略缓冲地带。

① 参见：《张说之集》卷12《陇右监牧颂德碑》。

2.2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河陇屯田下的战略防御

唐高宗时期, 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与唐和好的国策逐渐发生逆转, 双方摩擦不断, 最终兵戎相见。咸亨元年(670年), 吐蕃寇陷“西域十八州, 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 陷之” ^[4], 唐朝被迫放弃安西四镇^①。面对吐蕃的挑战, 唐廷“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 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 以讨吐蕃, 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 ^[4]。但在讨伐途中, 因郭待不服薛仁贵管制, 擅自行动, 结果导致唐军在大非川几乎全军覆没。大非川之战对唐朝在河陇地区防御体系的构建影响深远。同年九月, 高宗任命左丞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 ^[4], 以防备吐蕃。咸亨三年(672年), 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亹水南” ^[4], 但“吐谷浑畏吐蕃之强, 不安其居, 又鄯州地狭, 寻徙灵州, 以其部落置安乐州, 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4]。上元二年(675年), 随着辽东战事渐息, 唐朝开始着手准备大举进攻吐蕃。仪凤三年(678年), 唐廷命李敬玄为主帅, 率18万大军征讨吐蕃。吐蕃以噶尔·钦陵督兵, 严阵以待。唐军在龙支被击败, 又在承凤岭被围困, 幸赖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率500勇士乘夜偷袭吐蕃兵营, 唐军才狼狈撤回鄯州^[4]。

① 唐朝之所以放弃安西四镇, 原因是多方面:第一, 驻守在西域的将领措施失当, 导致西突厥残部倒向吐蕃, 与吐蕃内外夹攻有直接关系, 也有西突厥十姓, 群龙无首, 致使吐蕃迅速取胜; 第二, 唐朝从显庆五年(660年)到乾封元年(666年), 不断兴师动众讨伐百济、奚、高丽, 陷入两线作战而无法全力西顾; 第三, 唐朝在西域的军队力量薄弱, 主要靠拉拢西域各族, 实行羁縻统治, 故战斗力很强的西突厥各部成为了唐蕃双方拉拢的重点。需要指出的是, 吐蕃翻上越岭来到西域, 粮草、辎重补给困难, 也无法再西域发动大规模战争。西突厥各部又向背无常, 这就形成了这一时期唐朝与吐蕃在西域反复争夺的特点。参见: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M], 2003年1月第2版, 中州古籍出版社, 第172-173页。

青海之战失利对唐廷震动很大, 也让唐朝意识到河陇在京畿防御中的战略地位。从高宗时期起, 唐廷从国防战略高度出发, 开始大规模开发河陇, 意在要将河陇变成对抗吐蕃, 以战养战, 守护京畿的前沿阵地。黑齿常之和娄师德因御边才华出众, 分别被任命为河源军副使、河源军司马, 负责屯田事业^[4]。永隆元年(680年), 黑齿常之击败入侵河源的吐蕃, 凭此功擢升为河源军经略大使^[4]。永淳元年(682年), 吐蕃试探性进攻河源军, 却八战八败, 娄师德以此功委任为河源军经略副大使^[4]。

唐军在河源打了几次胜仗, 致使吐蕃不敢来犯, 一方面在于“广置烽戍七十余所”^[4], 加强了战事预警以及信息联络, 并在边界上大建堡垒, 依托其建立防线, 使得吐蕃一时难以攻入; 另一方面得益于“开屯田五千余顷, 岁收五百余万石, 由是守战有备焉” ^[4], 唐军没有后顾之忧, 可以全心投入战斗, 战斗力自然变得强大。需要指出的是, 黑齿常之和娄师德主防在陇右西南与河湟一带, 而河西的甘州、凉州等地兵力却很薄弱, 这为吐蕃日后进攻该区域埋下了伏笔。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 边疆局势极为严重, 从辽东地区到蒙古高原, 再到西域, 唐朝在整个北方边境几乎陷入全线战争状态。河陇由于有强大的军事布防, 使吐蕃不敢贸然入侵, 只得将进攻重点转向西域。唐朝与吐蕃在西域围绕着安西四镇展开拉锯战。尽管唐廷连年发兵, 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域一片混乱的局面, 武则天不得不主动放弃安西四镇, 全面收缩军事防线。但四镇废弃不久, 吐蕃“大入西域, 焉耆以西, 所在城堡, 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 逾高昌壁, 历车师庭, 侵常乐县界, 断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10], “西域既动, 自然威临南羌, 南羌乐祸, 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 则河西危, 河西危, 则不得救”^[10]。为了解除河陇的威胁, 载初元年(689年), 武则天授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西道行军大总管, 率领三十六总管再次反攻西域。待价指挥无能, 唐军在寅识迦河畔被吐蕃军打得丢盔卸甲。武则天震怒, 惩处无能将领之后, 又积极部署, 寻求伺机反击。此时, 吐蕃国王弃都松对钦陵专权的不满与日俱增, 君、帅猜忌加重, 矛盾越来越大, 吐蕃在西域行动受损。唐廷见有机可乘, 天授二年(691年), 武则天再次派王孝杰、阿史那忠领兵发起反攻, 唐军大败吐蕃, 一举复夺安西四镇。

武周政权在西域之所以越战越勇, 取得收复安西四镇的重大胜利,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河陇地区为唐朝西域征战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天授元年(690年), 娄师德升任左金吾将军, 检校丰州都督, 他“衣皮袴, 率士屯田” ^[7], 蓄积粮食数百万石, 边军军粮充足, 免去了转运粮草的之苦。为此, 女皇亲自下诏书嘉奖娄师德屯垦之功^[11]。延载元年(694年), 娄师德又任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的检校营田大使, 唐代河陇屯田进入了辉煌时期。

吐蕃为反败为胜, 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 在河陇地区大举进犯, 重点攻击河西凉州, 意在切断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正如钦陵所言:“甘、凉距积石道二千里, 其广不数百, 狭才百里, 我若出张掖、玉门, 使大国春不耕, 秋不获, 不五六年, 可断其右。”^[7]唐廷出动十余万大军, 迎战吐蕃。双方在素罗汉山进行会战, 结果唐军惨败, 吐蕃军趁势围攻凉州。圣历元年(698年), 钦陵被弃都松杀害, 吐蕃政局动荡, 暂缓了对唐朝的进攻。唐廷此刻显然也意识到在甘、凉驻军的重要性, 长安元年(701年), 武则天任命郭元振为凉州都督, 陇右诸军大使, 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 以解决粮草问题^[4]。甘、凉一带从此进入了大规模屯田时期。

唐朝在河湟鄯廓地区与河西甘凉地区的开发, 有效钳制住了吐蕃进攻河陇南北攻势。吐蕃将目光又投到了陇右道东南部的秦渭兰之地^[12]。睿宗龙景四年(710)年, 吐蕃贿赂鄯州都督杨矩, 取得“其地肥良, 堪顿兵畜牧”^[11]的黄河九曲之地。黄河九曲之地不仅盛产优良战马, 更是与洮、河二州接壤, 靠近渭州、秦州、兰州, 这相当于吐蕃取得了战略和地理上的双重优势。

2.3 唐玄宗时期河陇马政、屯田的持续与唐军战略反攻

唐明皇李隆基继承大统后, 唐朝国力臻于极盛, 军事力量迅速恢复。玄宗时期的唐蕃战争仍在河陇和西域两个战场上进行, 唐廷特设河西节度使, 管兵七万三千, 马一万九千四百匹, 目的就是防止吐蕃与大漠游牧政权结盟^[11]。陇右、剑南两节度使是专门防止吐蕃东侵, 其中, 陇右管兵七万五千, 马一万○六百匹^[11]。开元二年(714年), 吐蕃10大军进犯洮、兰等州, 唐廷同样调集大军10万大军反击, 大败吐蕃于武街, 连战连捷。

唐军大胜后, 唐廷“置陇右节度大使, 需嗣鄯、奉(秦)、河、渭、兰、临、武、洮、岷、廓、叠、宕十二州, 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4], “管兵七万”^[11]，驻守鄯州。郭知运在陇右的屯田经营, 弥补了唐军战略防御上的漏洞, 吐蕃基本停止对陇右大规模进犯^[12]。

开元十四年(726年), 吐蕃又对唐朝发动新一轮攻势, 重点在河西。“陇右道东部, 特别是河西诸州, 是有战略上的缺陷的点的。河西诸州东西延袤数千里, 南北最窄处却短促到只有一百多里, 又夹处南北两强邻之间, 万一中间被截断, 不仅陇右道东西不能兼顾, 就是安西北庭四镇, 也将和中原难以联系。”^[13]吐蕃在攻击甘州、河湟无果后, 又转向瓜州、沙州。开元十五年(727年), 吐蕃军陷瓜州, 俘虏了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换之父, 妄图要挟。唐朝迅速作出反应, 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 设瓜州都督府^[4]。张守珪驻守瓜州后, 在修复城市, 收合流散的同时, 还积极兴修水利, 屯田垦荒, 储积军需^[12]。吐蕃不断发动对瓜州的袭击, 但因唐军有所准备, 多以失败而告终。

“从陇右道东部的秦州到河西的瓜州, 唐朝所设的屯田罗列于上千公里长的唐蕃交界处, 极大限制了吐蕃的活动范围”^[12], 也彻底改变了“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 地租营田皆不能赡”^[4]的局面。河陇屯田成效显著, 唐军也基本摆脱对吐蕃作战中的粮食补给问题, 开始主动向吐蕃发起进攻。

从714年到753年, 唐蕃之间较大规模的战役达二十次以上, 唐军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在河陇地区, 唐军“大军万人, 小军千人, 烽戍逻卒, 万里相继”^[11]; 西域战场上, 唐朝“的势力也达到了极盛”^[14], 对吐蕃的战争即将取得了全面胜利。玄宗时期, 全国共有十个节度使, 西北地区就有五个。天宝元年(742年)“全国边兵约49万余人, 马8余匹, 布防在西北的军队人数为327 700人, 战马为61 900匹”^①[15], 分别占66.88%和77.34%左右^②。如此严密的军事布防, 可谓“猛将精兵, 皆聚于西北”^[4]。尽管唐朝黄河九曲之地丢失, 但因唐玄宗曾经担任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 故他在位期间对马政极为重视, 经过不断努力, 河陇畜牧业又有所恢复。至开元十三年马匹终于又发展到了四十三万匹。^[4]开元二十一年(733年), 唐朝共有屯田1025屯, 将近三分之一在陇右, 而整个河西、陇右、关中北部三地则战全国屯田的一半以上。^[16]正如史书所叙, “是时中国强盛, 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 闾阎相望, 桑麻翳野, 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4]。

①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对天宝元年各镇兵马校正表中最后统计:合计北边兵210700、马34800, 西边兵117000、马27100, 西南兵105900、马12600, 东边兵37500、马5500, 南边兵15400。总计边兵49万, 马8万。参见岑仲勉:《隋唐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年, 第232-237页。

② 杨红伟、沈祯云认为, 布防在西北边兵数目为256700人, 马52000匹, 分别占总数的52.4%和65%。参见, 杨红伟、沈祯云:《汉唐明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北的边防设置叙要——兼论西北开发的重要意义》,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 第23页。

“天宝八年, 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 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 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 ^[17], 河陇屯田占36.63%。虽然我们无从考证以上数据是否包括唐在西域地区的屯田, 但不能否认的是, 至安史之乱爆发前, 河陇屯田达到了鼎盛。马政与屯田事业的发展, 必然大大提高唐军的战斗力, 河陇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效遏制住吐蕃进犯内地的可能。史载:“唐自武德以来, 开拓边境, 地连西域, 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 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 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 缯帛为军资, 开屯田, 供糗粮, 设监牧, 畜马牛, 军城戍逻, 万里相望”^[4]。唐朝在西北战争过程中能建立如此繁荣的战略基地, 实属罕见, 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抵抗异族入侵、屏藩京畿长安的巨大作用。这时的长安不仅是通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各色人群的聚居之地，也是世界各地货物的汇聚之所，同时还是科技、宗教、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中心，在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8]。

3 唐中后期河陇的失陷与京畿危迫

天宝十四年(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在府兵制趋于崩溃, 内地政府军战斗力每况愈下的情况下, 塞北有着实战经验的叛军一路势如破竹, 直扑长安。原河陇地区防御吐蕃的精锐部队纷纷内调, 前往平叛, “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之堡外, 皆赴行营, 令节度使自将之”^[4]。唐朝在河陇地区的军事部署被打乱, 吐蕃趁虚而入。

“至德元年(756年),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至德二年(757年), 吐蕃陷西平。乾元元年(758年), 吐蕃陷河源军。上元元年(760年), 临洮沦陷。”^[18]广德元年(763年), 正月, 吐蕃攻入大散关, 七月, 又“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4]。河陇战略缓冲带丧失, 唐都长安告急!十月, 吐蕃进攻泾州, 直过邠州, 又指向奉天、武功, 京师震骇。唐朝大将郭子仪临危受命, 仓促凑合了二十骑迎战, 但是寡不敌众。吐蕃军渡过便桥, 直逼京师。唐代宗仓惶出逃陕州, 吐蕃攻下长安后, “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4]。虽然后来, 郭子仪设计逼迫吐蕃退出长安, 但“凤翔之西, 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 ^[11]长安依然受到严重威胁。

长安失守是唐蕃百年战争以来的最大一次失败。唐蕃双方军事对峙有原来的祁连山、青海湖至黄河九曲一线推进到京师长安、泾州、邠州一带^[18]。“数年间, 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 邠州以北, 皆为左衽矣”^[4]。

河陇地区的丧失对唐廷的损失重大。唐朝丢掉了繁荣富饶之地, 吐蕃获得巨额的军需物资, 又呈居高临下之势, 随时可以发动进攻, 京畿彻底暴漏在吐蕃兵锋之下。为了保障京畿安全, 唐朝在京西北集结重兵, 重新构建防线。唐廷将平叛军队调回长安, 在陇州灵州、盐州、银州、夏州坊州、邠州等驻守, 以拱卫京师^[18]。需要指出的是, “京西北藩镇的重新组建改变了原来以抗击突厥为主的朔方节度使格局, 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导致安史之乱的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军事割据恢复了唐初在关中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的态势。”^[18]这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又继续存活上百年的重要原因。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期间(755—797), 国力达到了鼎盛, 但不可能一下灭掉唐朝。唐朝虽由盛转衰, 而在关键时刻, 君臣在抗击吐蕃方面能够团结一致, 致使吐蕃始终不能再次攻下长安。德宗贞元三年(787年), 李沁出任宰相, 提出“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接大食、天竺, 如此, 则吐蕃自困”^[4]的外交战略, 唐蕃局势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 到了宪宗末年, 唐军已经主动出击。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 赤松德赞死, 吐蕃发生内讧, 开始衰败。穆宗元和十年(815年), 吐蕃赤祖德赞继位后, 为了稳定内部, 保持对唐扩张的既得利益, 急于与唐廷修好。唐朝因连年战争, 人皆惮战, 也愿与吐蕃息兵。长庆元年(821年), 唐蕃各派代表在长安西举行隆重的会盟仪式, 标志着双方持续一百余年的战争基本结束。

4 余论

有唐一代, 始终面临着周边部族的侵扰, 并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关系”^[20]中走完自己的历史进程。唐长安地处西北，是唐朝国防安全体系的核心，是国家长期的战略重点^[21]。河陇地区是唐朝经略西北的重要通道, 对于抵抗异族入侵、屏藩京畿有着非凡的战略地位。自高宗时期起, 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恶化, 为了保证中原农耕核心区域的社会稳定, 唐廷派重兵驻扎河陇, 并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对这一地区构建防御体系。虽然高宗、武后时期, 唐朝与吐蕃的战争陷入胶合状态, 但因牢牢控制着河陇这一战略要地, 所以唐廷总能在失败后迅速集结重兵, 组织反攻。这其中固然有唐朝实力强大的因素, 而河陇西北防御之前哨的地位却不能忽视。玄宗在位的近四十年间中, 随着河陇防御体系构建的全面成功, 唐军逐渐发起主动进攻, 败少胜多, 颇占上风。开元、天宝盛世，唐朝国力雄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西域各国使臣、商贾、僧人、伎艺人等顺着河西走廊来到长安。由唐三彩等文物实证所保留的满载丝绸的驼队自长安出发的历史写真，也反映了当时交通史、贸易史和文化交流史的实际情景^[22]。天宝十四年前(755年), 河西陇右精兵良将云集, 军事布防严密, 既抵御了吐蕃进攻, 翼辅京畿, 又维持了丝绸之路的通畅, 是唐廷经营西域的可靠后方。唐朝对吐蕃形成了强大威慑力。

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 打破了唐廷在河陇地区的军事部署。“吐蕃乘我间隙, 日蹙边城, 或为虏掠伤杀, 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 凤翔之西, 邠州之北, 尽蕃戎之境, 淹没者数十州”^[11]。吐蕃占领河陇百年有余, 实行残暴统治, “州人皆胡服臣虏, 每岁时祀父祖, 衣中国之服, 号恸而藏之”^[7]。建中元年(780年), 唐使韦伦出使吐蕃, 回来途经河陇, 见到唐遗民“皆毛裘蓬首, 窥觑墙隙, 或搥心陨泣, 或东向拜舞, 及密通章疏, 言蕃之虚实, 望王师之至若岁焉”^[4]。穆宗长庆二年(822年), 会盟使刘元鼎前往吐蕃, “至龙支城, 耋老千人拜且泣, 问天子安否, 言:顷从军没于此, 今子孙未忍忘唐服, 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 ^[7]。吐蕃的残暴统治终于导致人民的反抗。宣宗大中元年(847年), 嗢末起义爆发。沙洲民众首领张义潮响应, 并与唐朝发生联系。唐朝在此时也趁着吐蕃的内乱积极部署收复河陇计划。大中五年(851年), 唐廷任命张义潮为河西节度使, 懿宗咸通二年(861年), 张义潮又收复凉州。至此, 沦落吐蕃百年之久的河陇故地基本上全部回归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