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决定着士子的前程，左右着他们的命运，明代士子在科举考试中所面临的激烈竞争、承受的巨大压力前所未有，尤为可悲的是许多文士的人生因科场舞弊事件而改变。其中，唐寅、王衡、吴炳、汤显祖等深受科场舞弊案的影响。深入探讨这些舞弊事件的影响和成因，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的特点与功过、明代科举与文人心态及明代文风演变的关系。

明代科举制度“防范和惩治作弊的制度达到了空前严备的程度”^[1]。为防范买通考官、行贿监考人员、倩笔代作等作弊行为发生，实行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至于惩治作弊，也比前代严厉。嘉靖以后，令作弊者身负重枷示众一月，然后褫革为民；万历以后，对作弊者重枷三个月，并发配边远地区充军。《明史》记载：“(万历)四十四年会试，吴江沈同和第一，同里赵鸣阳第六。同和素不能文，文多出鸣阳手，事发觉，两人并谪戍。”^[2]1704

官员作弊，不论职位高低皆严惩不贷，甚至涉嫌作弊者也予以重罚。如弘治时礼部侍郎程敏政、嘉靖时首辅翟銮皆因涉嫌科场作弊而罢官。《明史》记载：“銮子汝俭、汝孝与其师崔奇勋所亲焦清同举二十三年进士，嵩遂属给事中王交、王尧日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銮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勒銮父子、奇勋、清及分考官编修彭凤、欧阳为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乡试主考谕德秦鸣夏、赞善浦应麒诏狱，并杖六十，褫其官。”^[2]5112

尽管明代的科举考试防范严密，然而，作弊依然屡禁不止。《明史》之《志·选举》记载了考试舞弊的情形：“其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事属暧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2]1705由此可见，科场舞弊的花样繁多，防不胜防。

轰动一时的弘治十二年己未会试案、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案，使唐寅、王衡的人生因之逆转。

唐寅才气过人，名闻天下，其诗歌独具一格，钱谦益称：“伯虎诗少喜秾丽，学初唐，长好刘、白，多悽怨之词，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漫，时复斐然。”^[3]297-298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参加应天府乡试，高中榜首。第二年，赴京参加会试，胸有成竹的唐寅没有金榜题名，而是因科场舞弊案而入狱。在狱中，唐寅饱受摧残：“身贯三木，卒吏如虎; 举头抢地，洟泗横集。”^[4]222出狱后唐寅被革除功名，发浙江充吏，唐寅未就职而还乡。在这场弊案中，唐寅蒙受了奇耻大辱。

明弘治十二年己未(1499) 二月，会试未揭榜前，华昶弹劾主考程敏政，罪名是程敏政给徐经、唐寅泄漏试题，礼部遂命李东阳率五经同考官复审程敏政所阅试卷。经复查，徐经、唐寅并不在已取中的正榜之列，礼部裁定二人试卷没有作弊。华昶、徐经、唐寅被关押。林廷玉指责程敏政出题、阅卷、录取有可疑之处，奏请释放华昶逮捕程敏政，其他官员纷纷附和林廷玉的言论。徐经在狱中辩称华昶所说乃挟私诬陷，程敏政亦屡次上书反驳对他的指责。廷审时，徐经招供程敏政曾接受他的金币，程敏政因此入狱。程敏政不服，请求与同考官及礼部官员当面对质，闵珪等人也要求会审，但程敏政的请求未获批准。复审时，徐经翻供，否认自己行贿。最终判定程敏政贪财，不避嫌疑，令其致仕，华昶言事不实调任南京太仆寺主簿，徐经、唐寅夤缘求进，赎罪充吏。

王衡擅长诗文，精通戏曲，学贯经史，钱谦益称赞王衡“学殖益富，能诗善书，散华落藻，名动海内”^[3]625。王衡18岁参加科考，41岁中进士授官。尽管王衡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是在科考之路上却饱受磨难。万历六年(1578)，王衡考试落榜，万历十三年(1585) 赴南京秋试仍然失利。万历十六年(1588)，王衡在顺天乡试中考取第一名。由于此前张居正以权谋私，他的两个儿子得以高中，朝野对此事不满，此次乡试又取中宰相申时行的女婿，因而引起众人对考试是否公正的质疑。万历十七年，高桂揭发此次乡试有人舞弊，王衡等八人被列为嫌疑人。王锡爵认为高桂有意诬陷他，于是导致王锡爵与高桂、饶伸等人的激烈冲突。万历皇帝下令对试卷进行复校，复校结果使众考官信服王衡确有真才实学。万历十八年举行复试，王衡通过复试，向世人证明了他的清白。饶伸因此被革职为民，高桂被降两级。六年后，王锡爵被迫致仕。万历二十九年(1601)，王衡在殿试时取中榜眼，再一次展示了他的实力和清白。之后王衡被授翰林院编修，但他对仕途深感畏惧，借奉旨南下之机，以终养为由辞官归里。

与唐寅、王衡相比，吴炳在科场舞弊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吴炳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李渔称赞吴炳的剧作：“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吾于近剧中，取其俗而不俗者，《还魂》而外，则有《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5]65万历三十七年(1609)，吴炳14岁，被取为弟子生员。万历四十三年(1615)，吴炳20岁时，参加乡试中举。此次乡试吴氏有4人中举，这引起他人嫉恨，有人举报吴氏子弟作弊，吴炳因此不能参加会试。万历四十四年(1616)，吴炳赴南京，通过了复试。万历四十七年(1619)，吴炳中进士，万历四十八年(1620)，吴炳被选为蒲圻知县。吴炳的传奇《绿牡丹》描写了考试中舞弊的现象，在文社考试中，柳希潜请谢英代写文章而骗取第一名，才华出众的顾粲仅列第三，复试中，顾粲、谢英名列前茅，柳希潜作弊的行为被识破。剧中的情节，是根据吴炳乡试遭诬陷，被迫参加复试的经历而写，借此抒发心中的不满。

汤显祖虽未曾被怀疑作弊，但也是科场舞弊的受害者。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谦益称赞“临川四梦”：“虽复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3]563并对汤显祖的贡献给予极高评价：“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駮。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3]563-564汤显祖14岁补县诸生，21岁参加江西省乡试，考取举人。然而汤显祖在以后的进士考试中，因得罪张居正而屡次落第。由于替在科场弊案中遭受打击的官员辩白，而得罪了王锡爵、申时行，这成为他被贬的重要原因。

科场舞弊事件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弘治十二年(1499) 己未会试案，对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害。程敏政、徐经、唐寅因为此案而命运多舛，程敏政罢官丧命；徐经英年早逝，家族受累；唐寅名誉受损、家庭破裂、功名断送。马宇辉认为：“弘治己未春闱案的影响并不限于唐寅一身，还通过唐寅对当时文坛, 尤其是吴中诗文复古集团造成了严重打击。”^[6]万历十六年(1588) 顺天乡试案，前后持续十多年，王衡一生未摆脱此事造成的阴影，为避嫌疑，他长期不敢参加会试，及第后辞官不就，因为郁郁寡欢，不到50岁而卒。汤显祖、沈璟、陈与郊等人受此案连累仕途蹭蹬，或贬职，或辞职。科场舞弊事件对士人的影响主要有这几方面：

程敏政学问渊博，著作宏富，在史学、文学方面取得一定成就，朱彝尊评价：“篁墩数与西涯酬和，集中存诗数千，究乏警策。至其辑录诸书，若《明文衡》《新安文献志》，甄综有法。余如《宋纪受终考》《宋遗民录》，皆有功史学。”^[7]212在弘治己未科场案中，程敏政被诬受贿而入狱，后因证据不足令其致仕，出狱不久，因病不治而亡。

徐经无法摆脱弊案的折磨，在抑郁不平、痛苦失意中走完短暂的人生苦旅。

唐寅在弘治己未科场案中遭受严重摧残，其人生与文学创作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受此事影响唐寅平步青云的梦想彻底破灭，他的家庭也出现变故：“僮奴据案，夫妻反目。归有狞狗，当户而噬。”^[4]222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唐寅由充满自信、抱负远大的进取者变成颓废放诞、游戏人生的苟活者，从此那个富有理想的才子在酒肆歌楼中流连忘返，在风花雪月中消磨时光。同时，科举受挫、前途断送、理想成空的不幸现实使唐寅的创作风格也发生改变：“始为诗，奇丽自喜，晚节稍放，格谐俚俗，冀托于风人之旨。”^[4]557唐寅后期的诗歌不假雕饰，直率自然，真实吐露其心声，如“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仍旧残灯照半床”^[4]89，此诗表达了对人生厄难的恐惧，流露出理想幻灭的绝望，抒发了命途多舛的悲凉。

万历十六年(1588) 的顺天乡试事件对王衡伤害极深，时隔多年，王衡仍然难以平复心中的伤痛，万历二十九年(1601)，房师温纯提及往事，令他伤心不已；辞官回家，邂逅陈继儒，触动伤心旧事，依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王衡在诗中或含蓄或直接抒写此事造成的痛苦，“生长宰官家，心情春后花”，“惆怅浮生堕棘闱，几番心事恨多违”是其苦闷、无奈、压抑、愤懑心境的写照。在杂剧《郁轮袍》里，王衡以自身的经历为背景，无情地揭露了科场弊端，发泄了心中的郁愤不平。剧中岐王请王维到九公主府弹奏琵琶，许诺他状元及第，王维拒绝了岐王的利诱。不学无术、利欲熏心的王推闻知此事，冒充王维去九公主府弹奏《郁轮袍》，赢得公主的欢心。在公主与岐王的关照下，王推中了状元。主考官宋璟复查试卷，改王维为第一，王推落榜。王推恼羞成怒，诬告王维买通权贵而中状元，于是王维被黜落。《郁轮袍》讽刺了科场上弄虚作假、暗通关节等歪风。

1588年顺天乡试不仅使王衡深受其害，也连累了沈璟、陈与郊、汤显祖。

沈璟对音律的研究颇有建树，他编纂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著有《属玉堂传奇》17种。王骥德在《曲律》中对沈璟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其于曲学，法律甚精，泛澜极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没。”^[8]222沈璟21岁考中举人，万历二年(1574)，22岁的沈璟中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沈璟被任命为顺天乡试考官。言官认为此次科考辅臣的儿子、女婿能考中，原因在于主考官黄洪宪舞弊，黄洪宪则归罪于沈璟。于是沈璟在万历十七年迫于舆论压力引咎辞职。

陈与郊学识渊博，雅好戏曲。著有传奇《痴符》4种，杂剧5种，诗文集《隅园集》18卷。《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的散文：“摹仿汉、魏，似古色斑驳，而不出弇州四部之门径。”万历十四(1586) 到万历十七年(1589)，陈与郊连续担任乡试考官，万历十六年(1585) 的科考舞弊案，使他受到牵连。万历十八年(1590)，陈与郊被迫告假回乡省亲，两年之后被免职。陈与郊退出官场后，致力于戏曲创作。

科场舞弊事件改变士人命运的同时，也让他们看清了现实。汤显祖不愿攀附权贵，拒绝张居正的笼络，因此万历五年(1577) 的会试，他铩羽而归。汤显祖在《别荆州张孝廉》诗中写道：“谁道叶公能好龙，真龙下时惊叶公。谁道孙阳能相马，遗风灭没无知者。一时桃李艳青春，四五千中三百人。掷蛀本自黄金贱，抵鹊谁当白璧珍？”这首诗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表达了对营私纳贿的憎恶。万历二十八年(1600)，汤显祖的长子去世，导致其长子病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备考的劳累及压力，鉴于自己与长子的不幸，汤显祖对科举感到厌倦。在经历过多次科举失利及宦途挫折之后，汤显祖对明代科举的腐败以及政治的黑暗有了深刻认识。在其传奇作品中汤显祖辛辣地讽刺了科场弊端，《邯郸记》揭露科举考试中钻营、贿赂公行，黄榜招贤，卢生“尽把所赠金资，引动朝贵”，因此“满朝勋贵相知，都保他文才第一”，最终卢生通过行贿和巴结权贵而成为状元。《牡丹亭》反映考官任意妄为，考试如同儿戏，苗舜宾“一见真宝，眼睛火出。说起文字，俺眼里从来没有”，这个胸无点墨的人因“能辨番回宝色”，便被“钦取来京典试”，他主试不看文章优劣，一味迎合皇帝的心理并且徇私舞弊，在他的通融下，考试迟到、毫无主见、与自己相识的柳梦梅成为状元。由此可见，科举考试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严肃和公正。

科场舞弊事件产生的原因复杂，或起因于政敌之间的钩心斗角，或因得罪权贵而被报复，或被人嫉恨而遭诬陷，或由于自身失于检点而招祸，或自己无辜而受人牵连。有的时候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难以厘清，如前人探讨唐寅罹祸的缘由时，就有遭到株连、被人陷害、疏狂惹祸等不同说法。然而，其深层原因在于，对明代士人而言，科举是他们入仕为官的唯一途径，巨大的诱惑和激烈的竞争，导致一些人舞弊而另一些人因此受害。

对于弘治己未会试案，有史家揭示其内幕为朝臣间的政治倾轧。王世贞即持此说，他认为：“(焦芳)又谓傅瀚欲攘取内阁位，嗾监生江瑢奏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既而恐事泄，乃嫁祸于程敏政，谓敏政实代瑢草疏，以触当道之怒，而敏政之祸自此始矣。……适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有憾于敏政，堂发其事，而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嘱科道数辈，内外併力交攻，罗织成狱。”^[9]462-463陈继儒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王衡的遭遇与其身份有关，曾充满同情地说王衡：“不幸生于相门，为门第所掩。”^[10]351徐朔方认为：“这次少壮派官员提出弹劾，是十来年前首相张居正的两个儿子破格以高名次录取而引起的过时的抗议。这次考场风波触发一连串矛盾冲突，包括少壮派和元老大臣之间，在野的东林党和执政之间的斗争。”^[11]

吴宽在《与履庵为唐寅乞情帖》中认为唐寅落难因盛名招妒：“今岁科场事，累及乡友唐寅。渠只是到程处为座主梁洗马求文送行，往来几次。有妒其名盛者，遂加毁谤。言官闻之，更不访察，连名疏内。后法司鞫问，亦知其情，参语已轻。因送礼部收查发落，部中又不分别，却乃援引远例，俱发充吏。此事士大夫间皆知其枉，非特乡里而已。渠虽尝奏诉数次，事成已无及矣。”^[4]624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也说：唐寅“竟罹媢嫉者中伤之祸”^[4]556。刘凤在《续吴先贤传》中指明嫉妒诬陷唐寅者为都穆，他说：“都穆嫉寅潜谮之，谓有寄请。给事论罢之，且斥寅为掾。”^[4]554

吴炳不能参加会试，也是因为众人嫉妒，故意举报吴氏子弟作弊。

沈德符在《敝帚轩剩语》中说都穆认为唐寅轻视自己而怀恨在心，故借机陷害唐寅：“弘治中，唐解元伯虎以诖误问革，困厄终身。闻其事发于同里都冏卿元敬(穆)。都亦负博洽名，素与唐寅善，以唐意轻之，每怀报复。会有程篁墩预泄场题事，因而中之。”^[12]55

祝允明在《唐子畏墓志铭》中把唐寅罹祸的原因归结为受他人株连：“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4]547王世贞也持此说：“尝赴会试，而有所同载者以贿主司得题事株累，罢为吏，谢弗就。”^[4]557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明代科场之弊》中认为唐寅因疏狂而招祸：“敏政得二卷，独条对甚悉，将以为魁；而寅出场后，亦疏狂自炫，给事中华昶遂劾敏政鬻题。”

汤显祖参加了万历五年(1577)、万历八年(1580) 的两次会试，结果落第，这与他得罪张居正有密切关联。当朝首辅张居正欲使其子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想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张居正让宣城知县姜有方笼络汤显祖、沈懋学等人，汤显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拒绝了张居正的招揽，结果导致名落孙山。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详细记载了此事：“尝下第，与宣城沈君典薄游芜阴，客于郡丞龙宗武。江陵有叔，亦以举子客宗武，交相得也。万历丁丑，江陵方专国，从容问其叔：‘公车中颇知有雄骏君子晁、贾其人者乎？’曰：‘无逾于汤、沈两生者矣。’江陵将以鼎甲畀其子，罗海内名士以张之。命诸郎因其叔延至两生。义仍独谢弗往，而君典遂与江陵子懋修偕及第。”^[3]562直到万历十一年汤显祖才中进士，此时张居正已经去世。

张居正虽身为首辅大臣，但其子欲为官，也必须走科举之路，以至于千方百计徇私枉法。《明史》记载：“神宗初，张居正当国。二年甲戌，其子礼闱下第，居正不悦，遂不选庶吉士。至五年，其子嗣修遂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至八年，其子懋修以一甲第一人及第。而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亦皆先后成进士。”^[2]1702-1703 “万历四年，顺天主考高汝愚中张居正子嗣修、懋修，及居正党吏部侍郎王篆子之衡、之鼎。居正既死御史丁此吕追论其弊……”^[2]1704

张居正之所以舞弊，究其原因在于明代“学校和科举考试几乎成为非贵族地主乃至平民获得政治身份并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以科举考试博取身份特权，再以身份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1]。因此，社会各阶层对科举考试极为重视。在《郁轮袍》中王衡讽刺了世人崇拜科举之路上的获胜者而把其他人不当人看的现象。科举入仕，是当时绝大多数士子所向往并为之不懈奋斗的道路。然而，从明初到明中晚期，举人、进士的名额增长却非常有限，进士录取名额每科三百人左右，因此科举之路困难重重，众多士子在科场蹭蹬一生。

明代科举在选拔了大批人才的同时，也压抑了大量人才。由于科目单一、名额有限和考官衡文失误等原因，越来越多的杰出人才，或被挡在科举正途之外，如吴承恩、冯梦龙、凌濛初等虽然才华横溢，却屡屡在乡试中受挫；或艰难地跋涉于科举之路而浪费生命，如归有光。

综上所述，明代科场舞弊事件影响深远且广泛，这些事件对文士的人生、创作乃至当时的文风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这些事件的特点、影响、成因等问题加以探讨，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的功过、明代文人的命运、明代文学创作的演变发展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