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打破引经据典的言说模式

如果系统通读汉魏之际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政论文，《昌言》总会给人一种“通透”之感。而这种感觉的形成自然是《昌言》文字中诸多因素混合作用的结果。但最为直观的一点是，《昌言》作为一部政论性质的散文合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两汉以来引经据典的传统言说模式。

刘文英在《仲长统评传》中已经有所注意：“我们在《昌言》中还很容易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仲长统对有关问题的分析论证，很少像王符、崔寔那样动辄引用‘子曰’‘《诗》云’，而总是直抒胸怀，放言高论，表现了他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品性。”^[1]1综观现存《昌言》中最为完整的《理乱篇》和《损益篇》，可以看出《理乱篇》通篇无一处引经据典之语，而《损益篇》仅征引《易》与《周礼》各一处。在东汉末年，这种政论散文中完全“以实为实”，对儒家经典弃之不用的行文风格，着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仲长统究竟是故意回避两汉以来渐成范式的引经据典言说模式，还是并不擅长这种“套路”呢？

这一点答案很明显！仲长统之所以能够在许多问题上纵论古今、见解独到，不仅源于其思想的深刻，更源于其对史传经典的透彻把握。范晔《后汉书·祭祀志下》载录了一段仲长统与侍中邓义关于句龙究竟是“社主”还是“配”的辩说，因文字冗长不予摘引。这段辩难，在很大程度上较为真实地记录了仲长统的论辩之语。而这些论辩之语与仲长统《昌言》中的言说存在很大差异。首先，这段文字并没有一如《昌言》那样开门见山，而是在论说之前做好充分的蓄势和铺垫：

统答彧且以义曰：“前见逮及，敢不敬对。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国之大事，诚非学浅思薄者所宜兴论重复，亦以邓君难，事有先渐，议则既行，可谓辞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

究竟是句龙是主还是配呢？荀彧令仲长统与侍中邓义二人相互辩难。仲长统作为首先陈述的一方，一改《昌言》中直抒胸臆的态势，而是先谦辞一番，不过不卑不亢中已经透射出几分强硬与自信。以退为进的开场白中，一句“诚非学浅思薄者所宜兴论重复”可谓铿锵有力作金石声。尽管，在分析文中所透射出来的情感时要注意到《后汉书·祭祀志下》中这段注文与《昌言》的区别。毕竟《后汉书·祭祀志下》的注文是对仲长统与侍中邓义辩难的文献载录，在某种程度上近乎可以等同于双方论辩的再现，是口头性言说材料的整理，而《昌言》则是政论散文的合集，本身是书面文章的集成。由于口头言说和书面表述的天然区别，所以，无法进行较为客观的比较。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得到一些较为重要的信息。

仲长统在建安十二年(207) 入许出任汉廷尚书郎至延康元年(220) 离世，在这之间，仲长统的气质性格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便是由为官之前的“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逐渐地出现了一种打磨后的光滑。即便在针锋相对的论难场合，在论说之始仍在言辞上有所修饰和雕琢。这些微妙的变化都可以回过头来与缪袭“《昌言》表”中透露出的些许隐微信息相佐证：

大司农常林与统共在上党，为臣道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汉帝在许，尚书令荀彧领典枢机，好士爱奇，闻统名，启召以为尚书郎。后参太祖军事，复还为郎。延康元年卒，时年四十余。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发愤叹息，辄以为论，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2]620

据陈寿《三国志》中的相关史料可知缪袭为仲长统入许为官之后的好友。然而，据缪袭“《昌言》表”可以看出，至仲长统离世时缪袭对仲长统气质性格的认知，与大司农常林所知晓的那个在建安十一年(206) 间一同避居上党的仲长统之气质性格当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建安十一年(206) 间常林结识的仲长统是“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完全一个无所忌惮率性自我的狂生。而缪袭熟知的仲长统则是“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发愤叹息，辄以为论”，一个心中饱含郁结之气且不得抒发，只得默默著书立说的压抑士人。不然，何至于在表述好友性格时要引用约十年前与其相处的第三方之评语？验之《全后汉文》亦没有品评好友性情时借用他人评论之例。综上分析，可以推知仲长统在建安十二年(207) 入许为官之后，至延康元年(220) 这段时间里，其气质性格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变化。那种初出茅庐“敢直言，不矜小节”的锐气，在入仕之后，至少在言行上，被逐渐地“打磨”得中规中矩了许多。但是，这种率真的性情是不会就被这样被彻底压抑下去的，所以“补偿效应”开始以另一种形态产生了微妙的作用，在现实的言行上逐渐合乎常理，而在笔下的论述中则越发得犀利和愤激。然而，这种犀利与愤激又不同于其早年的率性而发，在对东汉末年诸多社会乱象大加挞伐之时，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身居汉廷日食汉禄的官员所应当做到的“曲笔”与“回护”。

东汉末年，在政论散文中刻意回避大量征引典籍的著述态度是有着开创意义的。在行文中刻意回避儒家经典的写作心态，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上主观地挣脱经学束缚的尝试，质而论之实是在思想深处对已经彻底僵化经学的全面反动：“经生既在无关社会民生、政治治乱的根本处转饰骛说，经术士的政治见解则愈来愈迂腐可笑、弊败固陋。风气所坏，激起了儒学内部有识之士的一再不满。”^[3]177因此，在注意到这种作为表象的文学性区别时，还应看到更深层次上思想性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文学特征。还应看到，在仲长统所处的那个时代，尤其是在朝为官的文士，毕竟如仲长统这样态度鲜明地回避引经据典的尚鲜有人。纵然汉魏之际多狂生，然而士人们由其自身“位置”的不同，处世态度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的。大体上在朝士人尚能维护儒家礼教的正统性，而在野士人则相对洒脱得多。

二、 以实为实与消极修辞

《昌言》中的政论散文，在文学修辞上多采用消极修辞的手法。尽管“消极修辞”属于现代汉语修辞范畴，但用它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亦未尝不可。如仲长统行文中对指代君主意涵词汇的选择上多采用“愚主”“下愚之主”^[4]890等词语。在思想上固然体现了仲长统对东汉以来日益强化的“王圣”思想的反动，而在修辞上已经属于消极修辞的范畴了。仲长统选用这些词汇来指代君主，并不是出于刻意的揭露和抨击，而是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朝之中前后相承数代君主，这种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又为政之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4]890同样，仲长统在指代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被压榨的小民时，使用“弱力”“少智”这类字眼儿。由此看来，仲长统在对人的评价上秉承的是以实为实的观点，抛去血统贵贱、地位高低，将每个人放在智和力的卡尺上进行客观地衡量。在仲长统所处的那个时代，这样评价小民是不存在问题的，但如果这样评价君主，那么在客观上会给人造成刻意揭露和抨击的深刻印象。

因此，接下来要从较为具体可感的修辞角度来探讨仲长统《昌言》中政论散文的文学特征。仲长统《昌言》中的文章在思想上挣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在心态上跳出了尊汉的套路。因此，在当时看似离经叛道，实则无论在思想基础还是在心态取向上都比同时代的作品更为冷静和现实。纵然《昌言》在写作动机上饱含着仲长统浓重且郁结的情感，但在实际写作中恰恰因为这种特殊的情感使其在思想和心态上都挣脱了时代的束缚，以客观乃至冷峻的文字去剖析东汉王朝的种种积弊。从现存《昌言》中的《理乱篇》《损益篇》等篇目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仲长统在分析历代王朝开国之君夺得天下时也只是冷峻而平静地进行了“说明”：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图，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4]890

在论述过程中并没有像两汉以来的儒士那样夹杂太多的“情感因素”。既没有对开国之君盛德大业的赞美，也没有对天道、三统无上规律的膜拜。只是在文字中，从切实的人事层面分析豪杰夺得天下的真正原因。《昌言》中的政论散文几乎都是秉承着这一风格撰写的。无论是对王朝新立夺得天命的总结，还是对历代君主王权注定走向崩溃的分析，以及两汉以来的选举、赋税、官制、刑法制度的评论，都是以相对客观的态度进行冷静分析, 完全看不到那种两汉儒士对经学的推崇和对两汉王朝的尊奉。

三、 “逆向”使用的四言句式

另外，《昌言》中政论散文在句式上也有独到之处。以《昌言》中的《损益篇》为例，通篇三字句以上(含三字)的各种句式数量为：三字句8句，四字句354句，五字句55句，六字句54句，七字句48句，八字句30句，九字句14句，十字句3句，十一字句3句，十二字句4句，十三字句2句。

从这些数字很容易看到，四字句占据了绝对优势，五字句和六字句数量近乎相等皆居其次。这些数据似乎都在说明，仲长统在文章创作过程中，在文章体式的谋划上已经开始走向自觉：

至于四言，最为平正，词章之内，在用宜多，凡所结言，必据之为述。至若随之于文合带而以相参，则五言、六言，又其次也。^[5]150-158

从《尚书》到《诗经》再到秦并天下后的刻石之文都采用了平稳典雅的四字句式。这种句式，在汉代庄重场合的文辞中同样被传承下来。至东汉末期，这种典雅庄重的句式仍被世人沿用。相较之下，五言句式虽然只是多了一字，但在节奏上则要明快得多，这种区别为钟嵘在《诗品·序》中就已指出：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单纯从句式上来讲，四字是典雅的，而五言则是轻快且富有韵味的。那么，为何在仲长统的文章中四言句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并且从纯然的数量关系上并不少于同时代的其他文章，但却使其文章读起来有耳目一新之感呢？

仍以仲长统《昌言》中《损益篇》为例，虽然四字句式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忽略，仲长统似乎是在有意地利用这种句式的自身特点而没被这种句式的特点所利用。细细品读《损益篇》中的文字，尤其是其中的四言句式部分，不难发现，仲长统恰恰是利用这些句式来完成他消极修辞乃至批判陈述的目的。如直陈西汉初年诸王子弟骄奢淫逸、枉法虐民一段使用的就是四言句组：

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4]891

在揭露汉朝病态赋税制度带来的种种危害时使用的还是四言句组：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矣。^[4]893

从这些巧妙的笔法可以看出，仲长统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句式的特点。四字句式本身固然典雅庄重，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前提，就是一定要将这种句式与典雅庄重之意涵相结合。也许真是“常见则不疑”，从《尚书》到《诗经》再到秦代纪功刻石，都是将这种节奏平稳的句式与典雅庄重的意涵相结合，而这种撰写习惯又为后人所承袭，长期的承袭之后，在人们的认知理念中四言句式便径直成了典雅之文的外化形式了。

不难发现，长久以来多与庄重典雅文辞相配合使用的四言句式一旦与揭露与否定之辞相结合，在表达效果上便产生了深刻而微妙的转变。原来的典雅变成了直露，既往的庄重变成了犀利。原本传统的句式结构植入了全新意涵后，这一句式结构的作用也发生了彻底改变。

四、 平稳雅正的七言句式

在仲长统的政论散文中，又是哪种句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呢？答案是更富节奏感和韵律性的七言句式：

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奇刻以绝烦暴。^[4]892

这段文字可谓仲长统改革构想的集中展现。包含了编户齐民、抑制兼并、核定刑罚、尊王兴政、重农抑商、敦德化俗、整饬荐举、防备边患、惩恶扬善、去邪杜奸、禁刻止暴等方面。对仲长统而言，这些恰恰是最为核心的思想且是其改革东汉丛生弊政的蓝图。在表述上，仲长统并没有采用相对平稳和传统的四言句式，而是选择了更富活力且易为当下接受的七言句式，更将这些七言句式结成句组，再编成更具气势的句群, 使文章的思想内涵和感染力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高扬。句群句式，在内容上严格遵守“以字中心”原则，即以“以”字为中心，“以”字前叙述的都属于方法和手段，“以”字后叙述的都是所能达到的效果和目标。在逻辑上给人以层次清晰、因果分明之感。

当然更要注意全段整齐的七言句式。虽然，七言诗的最终出现要晚于五言诗，但这并不是说七言韵语或吟谣的流行也要晚于五言诗产生。^①之前的历史暂不赘述，至少就两汉而言，七言句式自西楚霸王的《垓下歌》到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就已经在两汉民间吟唱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至东汉中期之后，《后汉书·党锢列传》就记载了这种在党人中传扬的七言句式。

① 关于该问题可以参看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和《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218页。

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说经铿铿杨子行。

问事不休贾长头。

此类例证《后汉书》中颇多载录，故不复征引。另外，更应当注意一个结构上的细节：“东汉士人间互相称誉标榜，品评人物，好用四字评语，冠于其姓名之前，显然受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官场考语之影响。这种七字歌谣，议题狭窄，语言格式化……但在统治阶层、知识群体中，却颇具舆论效应。”^[6]103-104从上面引述的材料中，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分析。东汉士人在现有的评价举荐机制中，为了最大程度地兼顾谣言携带的内容和传播效果，最终选择了这种语言组织形式。无论在选择的过程中是出于有意利用语言规律，还是出于一种不自觉的约定俗成，至少都可以说明一点，这种七言句式是士人间传播最理想的谣言形态。此外，党人互相称颂谣言的七言句式近乎都是“4+3”结构，可见这种结构的七言句式在传播中又是七言句式中之最优秀者，恰如胡震亨所言“七字句以上四下三为脉。”^[7]31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仲长统《损益篇》中这段纲领文字，不难发现，这组句式不仅都是整齐的七言句式，且在句子结构上也是由三字和四字两小节组成的。所不同的是，它的组合结构是“3+4”^②而不是“4+3”。但为什么七言谣言或者汉末七言诗歌的节奏感和韵律感非常明显，而仲长统《损益篇》中的这段文字，宏观上也可以拆分成三字和四字两个独立小节，但在阅读感受上却存在如此大的不同呢？

② 此结构只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说法，下文中会对此结构作更为细致地分析。此种句式结构从诗句角度来看虽非常例属“折腰”，但若对文辞精心雕琢也会克服结构上的缺欠。

在解答这一问题时，还要重新回到这几类七言句式本身展开探讨。回顾上文引述的党人名士互相标举的谣言，这些谣言虽然在宏观结构上都遵守着“4+3”结构模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前面四字部分，还可以从组合结构和词语意涵上划分为前后相对较为独立的两个二字节。因此，这种谣言的语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近乎可以直接等同于汉魏时期的七言诗句了：“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七言句式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4+3”的结构模式，但如果做更细致的切分的话，就会划分为“2+2+3”的组合结构。而这种切分无论从组合结构上还是从词语意涵上都恰恰与此相契合，按《诚斋诗话》“诗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似乎作此解也未尝不可。因此，在诵读过程中，这种典型的七言歌谣或诗句都遵循“12-12-123”的诵读节奏^①，使语句更富节奏感和韵律性。反观仲长统《损益篇》的这段文字，虽然同为七言句式但通读下来似乎并没有太过鲜明的节奏感。^②其实，造成这种微妙差别的原因并不是七言句式，而是七言句式内部结构的不同。

① 本文是借诗谈文，故不可全从刘大白《中诗外形律详说》中将七言诗的诵读分为四节之观点。

② 此句意思并非是否定仲长统《损益篇》中的该段文字没有节奏感，而是意在申明这段七言句式构成的句群在节奏感上远过于四言句式的前提下，强调该段文字的节奏感又不如七言谣言或诗歌那样鲜明。

《损益篇》中的这段文字每句都是整齐的七言句，然而其内部结构已与上文分析的七言歌谣和诗句存在差异。

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纠游戏以杜奸邪，察奇刻以绝烦暴。

可以发现，仲长统在撰文时虽然采用了节奏明快的七言句式，但却没有使用该种句式下的典型文字组合形式，即“2+2+3”的组合结构。《损益篇》中的该段文字属于“3+4”结构。如果再对句子内部词语意涵进行划分还可以将句子划分为“3+1+3”的结构。由此结构而产生的诵读节奏应当为“123-1-123”。不妨将仲长统这段七言句群的诵读节奏模型与东汉晚期普遍存在的七言谣言和诗歌进行比较，从“12-12-123”与“123-1-123”的对比可以看出，虽然都可以划分为三节，但是前者在诵读过程中富于节奏感。

因为，前者句式的节奏感在诵读过程中很容易造成一种递进增强的效果，而后者的句式结构虽然也是三节，但在诵读过程中却会造成一种“对称平衡”的效果。也就是说，《损益篇》中的这段七言句群，都是以“以”字为中心将两个三字节连缀起来的。在这种结构下，表面上属于七言句式，实则可以看作两个三字节的对称组合。因此，在句式结构上会呈现一种对称平衡的特殊效果。在这种对称平衡的七言句式中，节奏和韵律相对弱化，而庄重与典雅相对增强。

当然，这种语句结构模式并非仲长统首创，可以看出仲长统受到法家文风的影响。《韩非子》中《奸劫弑臣》篇的核心观点便是以这种句式表达的“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管子》中《牧民篇》这种句式也开始以句群形式出现：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实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至于仲长统行年略有交集，且比仲长统年长的荀悦，这类句式又得以扩充：

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律。^[8]9-10

然而，在两汉政论散文中像仲长统《损益篇》这样如此大规模地以十六句组成句群，集中使用该种类型句式仅此一例。此种组合结构的句式，在阅读上会有一种前后对称平衡的感觉，虽然外形上是富于韵律的七言，但诵读时会给人一种平稳雅正之感。此外，将两个结构短小的三字节相连缀，又克服了三字句过于短小，诵读时太过短促的局限：“三言以还，失于至促。”^[5]158

由此看来，仲长统《损益篇》中的这段文字恰恰是在七言句式的大框架内借助对称平衡，将两个相对独立的三字句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即回避了三字句在诵读过程中流于短促的问题，又以对称平衡结构消解了通行七言节奏感过于明快有失庄重的不足。仲长统将传统四言句式的平和雅正巧妙地施用在七言句上并取得了成功。虽然在法家文献中，该类句式亦时有出现，但像《损益篇》中作为纲领性段落大量集中出现，这都说明了仲长统在撰写该段文字时并非是率性而为，实是在主观上已经对句式结构问题予以思考，并成功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