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签。文化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多维概念。它就像空气一样，伸手去抓，手心里看不见，但无处不有。文化就以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状态融化在人们的一切活动当中。

档案工作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它以记忆文化和文化记忆的形式，而早与文化结缘，只不过它或是隐藏于其他文化类型，或是湮没于显性文化现象，没有被把握而已。从文献的角度分析, 档案文化的确是社会文化体系中新兴的分支。1989年，署名阿迪的作者发表了《档案文化意识：理性的呼唤——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思考》^[1]，该文首次使用“档案文化”概念，意在借助档案文化意识，倡导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意识回归。随后的27年来，档案学界在外源性因素的推动下，对档案文化研究起起落落，选题盲目跟风，术语缺乏界定。对档案文化的定义“像风像云又像雨”：大到包括一切与档案有关的物质和意识，中到档案的一切规则，小到档案的本质和价值^[2]，这样的研究结果自然少有圈外人士关注。

档案文化分层论与档案文化论几乎相伴而生，它或是把档案文化结构分为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3]；或是把档案文化看作“多环形结构”，其同心圆结构由内向外分别是档案意识层、档案活动层、档案文化现象层^[4]；或是主张基于主导社会记忆的主体阶层，把档案文化分为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档案文化分层论相比档案文化论，就要“高大上”得多。档案文化分层论在一开始就引入了文化哲学，对档案文化进行结构剖析，在解构意义上深化了档案文化论研究的深度，且有明确清晰的发展主线。^[5]但是，由于档案文化范畴和分层标尺这两个分层过程的最基本前提，在认识上并不一致，因此，档案文化分层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即便如此，档案文化论和档案文化分层论还是通过解析档案管理工作的相关因素和档案文化的合理性，描绘了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愿景蓝图，为档案文化推广传承与档案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探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档案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和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文化事业更加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即使理论上不够成熟，学者们还是针对我国档案文化建设实际，形成了三种趋同的档案文化建构观：一是档案与社会主体之间建构的文化价值关系；二是通过档案推广与信息利用的共享关系，对公众进行文化教育；三是广泛地利用档案固化为一种稳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是社会主体心理机制上的一种档案价值意识，是社会文化的种属，需要用合理的途径和针对性的方法，去影响社会主体建构档案文化意识的心理形成机制。^[6]这种社会意识层面的革故鼎新，就注定档案文化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实上，在传统档案观的制约影响下，单纯的档案文化推广活动难以从文化价值选择上触动社会主体意识；政府单一主体推广档案文化又容易与社会公众产生文化认知上的隔阂，因此档案文化建设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形成了理论上繁荣与实践上萧瑟的背离。

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担负着“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培养人才和传播知识的重要基地。从“五四”运动以来，高校就始终以“精英文化”的姿态，上传“官方文化”，下达“大众文化”，始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潮头，承载着示范、引领、辐射和创新社会文化的特有使命。档案是建构“国家记忆”的重要工具和历史记忆最可靠的凭据。档案文化既是社会文化的重要形式，又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因此，高校建构档案文化不仅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高校推动档案文化创新的必然选择。

从语义角度理解，高校档案文化建设有两重含义：一是高校建构校内(又称校园)档案文化，这是高校自我文化建设的途径；二是高校发挥自身优势，利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推动社会档案文化建设，这是高校服务社会文化建设的途径。本文就在档案文化及其分层理论的基础上，围绕档案文化核心层的主体意识培养，探讨高校档案文化建构路径。

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信息化是当代社会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引起了整个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技术革命。它对档案领域的深刻冲击首先是信息技术手段产生的电子文件，为档案工作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材料”；其次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档案工作的基本模式，逐步使档案信息化纳入社会信息化范畴。^[7]这种档案文化“物质层”的变化，引起了“制度层”和“观念层”的深刻变革，推动档案逐渐向“信息资源化”发展，推动档案信息化建设上升到档案工作的国家战略，推动档案学界对档案本质特征和价值形态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档案价值的信息功能“升级”得到了社会的初步认可和广泛应用，并呈现出强烈的社会发散性，档案信息化已经成为实现档案工作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高校是社会文化主体的精英层，又是教育体系的高端层，理应在档案信息化变革中有所建树，为基础教育和其他社会主体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做出表率。在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高校数字化校园建设已经为档案信息化奠定了扎实的互联网基础，高校要把档案信息化建设列入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建设与学校各项工作全方位对接的“文档一体化”网络数据接口，加强数字档案馆和档案网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档案管理制度和标准化建设，加强档案队伍的专业教育，提升档案工作者的信息技术素质，大力推广档案的信息资源价值，以信息化的思维方式，为档案信息化管理与利用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高校档案资源是第一信息资源。^[8]没有档案文化的高校文化是不健全的，脱离高校文化的高校档案也是不存在的。高校文化是以“育人、科研、服务”为基本形态的高校文化生产力的源泉，它以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能力而成为高校文化实力的表征。高校档案是高校自我建构及社会功能实现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和现实积聚，是高校原始记忆的客观载体和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高校文化资源。高校档案工作的文化生产力主要表现为“知识性、教育性、传承性”^[9]，这不但是高校档案材料实体的客观特质，也是高校档案价值建构的目标愿景。

在“工具观”的价值取向中，高校档案主要来源于学校管理工作中产生的文件材料，档案工作也是学校管理工作的一个环节，承担着文件材料收集、管理和利用等基本职能，即“存史”和“资治”。近年来，随着档案信息资源价值的发掘，高校档案凝聚文化元素，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功能得到深刻认知，档案对于促进学校管理和职能形态建设的知识性价值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档案对于学校文化品牌建设的资源价值更加显现，据此，高校档案文化进入了学校文化建设的视野。与此同时，高校档案记忆简单的局限性也暴露了出来，其主要表现在档案内容不够全面，遗忘了许多知识文化的历史信息，即便有时可以采取访谈的方式补建“口述档案”，也难以弥补历史缺失的遗憾，何况有些久远的历史遗忘，根本无法补救。因此，高校要积极推广档案工作先进学校的成熟经验^[10]，围绕学校发展的总目标，明确档案工作方针，以基本档案信息为主体，充分扩大信息资源采集范围，注重收集学校各项活动的过程记录，注重收集师生个人信息和教育活动记录，注重收集学校各种主体开展社会服务的记录，从人文观、资源观、历史观等多个维度创建具有本校特色的“大数据”中心，为学校管理、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提供信息情报和数据支持。

高校在我国社会公众心目中是知识的天堂和教育的圣殿，是社会“精英文化”的园地。高校文化是最具有社会影响的文化力量，高校档案也是我国档案资源中最具有社会需求和最容易引起社会共鸣的重要部分。^[11]在自有、自用的封闭式档案管理模式中，高校一般采取提供档案证明或复制件的方式，开展档案的社会服务活动，而大量档案资源常年积存在库房，难以发挥社会性的文化功能，这不仅扼杀了档案文化自在的思想活性，而且削弱了档案工作的现实存在感。

档案源于社会活动，又服务于社会活动，这样才能增强档案资源的真实性、知识性、连续性、基础性等活力。社会利用无疑拓展了高校档案价值功能的辐射面，放大了高校档案文化的引领力。在信息资源观的带动下，档案服务社会化就成为新时期高校实现档案文化社会价值的主渠道，并推动高校档案工作由被动利用转化为主动服务。高校要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加强自身资源建设，构建高校档案工作协作组织，实现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资源共享，形成集团化的高等教育档案文化，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高校要借助网络信息手段创新档案服务方式，主动推介档案价值，拓展档案服务的覆盖面，在档案机构和主要用户之间搭建相对稳定的信息通道和交流平台，缩短与用户之间的“距离”，降低档案利用成本，提高档案服务的社会效应。

个体档案价值观是档案文化体系建构的根基^[12]。高校学生是高校教育对象和教育成果的承载者，他们的文化构成因素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他们的文化态度。高校毕业生是社会精英的主流阶层，他们的文化素养不仅影响自身的文化选择，而且影响社会的文化取向。因此，有必要在学生入学和毕业教育环节加入档案教育。

在我国现阶段的学生档案工作体制下，学生在高中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建立个人档案，学生被高校录取后按“档随人走”的原则转入高校，而这一切基本上与学生背对背进行。高校在新生入学教育环节加入档案教育内容既有弥补中学教育不足的功效，也有为大学教育铺垫的作用。通过普及档案知识，可以明确学生的档案知情权，让学生知道个人档案是自己在学校学习生活的原始记录，是用自己表现书写的，从而了解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引起他们基于个人尊严的行为警觉，走好自己的求学之路，也为发挥档案管理功能培养主体意识。同时，在学生毕业教育中加入档案教育，让毕业学生分享档案知情权，学会正确管理自己的个人档案，掌握档案在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力，学会将档案融入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强化社会大众的档案意识。

我国《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条件的高校, 应当在相关专业的高年级开设有关档案管理的选修课。”这一规定虽然是一种档案宣传的措施，但在档案文化建构中却赋予了培养学生档案文化性格的教育意义。一方面，学生通过档案基本理论学习可以初步形成系统的档案思维体系，塑造学生理性的档案价值观念，培植档案文化行为养成的核心元素；另一方面，学生的专业知识与辅修的档案专业知识相结合，迎合了档案信息资源化对专业知识的依赖。档案文化功能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篮子”文化，其价值取决于主体活动的专业文化信息。随着知识经济的繁荣，档案主体专业信息的情报价值将更加显现，档案事业也将更加昌盛，这也给一些非档案专业学生提供了成长的新选择。

随着高校自主教育氛围的渐行渐浓，档案宣传活动也日益活跃。除举办档案展览、陈列，建设档案网站等传统的档案宣传工作外，档案学术讲堂、社交媒体宣传、档案文化知识竞赛、学生档案助理、学生档案社团等档案文化教育体验活动在大学校园悄然兴起。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档案需要、欲望、愿望等个人动机，发展了满足这些动机所需要的知识文化，提升了创造评价这些文化的群体能力水平，养成了对档案自在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判断力和文化力。这在学生步入社会后将成为撒向各行各业的档案文化种子。

我国档案工作正处在“资政”工具建设走向“文化”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基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其与现实的冲突，档案文化总是表现出一种“曲高和寡”的悲凉。这既有档案工作的实践因素，也有档案理论不完善、档案文化理论不成熟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因素。高校是我国档案学科建设的主要阵地，集中了本专业大量的学术领军人物，担负着培养档案专业技术人才、创新档案学理论、构建社会档案工作“智库”的重要使命。面对中国档案学逻辑起点、学科性质等诸多“地道”的“元问题”依旧混乱^[13]的局面，高校档案学界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档案来源的广泛性和档案信息内容的主体性决定了档案学应当具有宽泛的包容性，而不应站在诸如历史学和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夹缝里“孤军奋斗”。问题就在于高校在设置“档案”及其相关专业的情况下或从事档案管理的个体工作者才有档案学科建设和档案学科研究的任务，这种“画地为牢”的学术风气，既制约了档案学研究向其他学科的渗透，也限制了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融合。在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普遍思潮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孤芳自赏”的“冷门”现象不能不说是档案学研究的“短板”，因此，高校要充分发挥档案专业人才集中、其他学科专业人才群聚的优势，形成具有学科自觉的“档案学共同体”，从档案文化的多层次开展学术研究。自从信息化成为档案工作的客观趋势以来，在实际工作中，档案信息存贮、保管、利用等管理工具，基本上都是采取有什么用什么的“拿来主义”，仅一个存贮载体和信息安全几乎阻挡了档案信息化的步伐，而不得不把电子文件转换成纸质文件进行“备份”，至于那些“元数据”文件不能转换成纸质文件，档案机构只好拒之门外。诸如此类问题必须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才能解决，从而为其他学科进入档案文化建设领域提供广泛的途径。

个体或学科的尊严，总是需要得到外部的积极评价和肯定^[14]。档案科研的尊严首先应当是其研究成果在档案实践中取得实际收效，为档案工作者及用户所赞赏。目前高校档案学术研究注重理论上的共性和适用上的一般性，崇尚形而上之“道”，漠视了档案工作操作性和技术性的特征，脱离了档案工作实践，也脱离了档案“群众”，这应该是档案学术研究缺乏社会共鸣的原因之一。档案学人要维护自身学术尊严，就不能无视基层档案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和切身感受^[14], 档案学理论也正是在对档案生命全周期管理和利用工作经验进行感性加工概括的基础上，经过理性化认知而得到的学术结晶。事实上，我国档案理论的初始来源是苏联的“舶来品”，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颇有嫁接之嫌。因“国情”之故，这种档案理论对档案实践的指导性就比较弱。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各种信息化建设措施纷至沓来，档案信息化步伐也进一步加快，这就给档案学术界提出了正面迎接信息化挑战的要求。高校档案学术研究群体作为本学科的领军群体，只有深入社会档案工作的基层，才能感受信息化条件下，档案材料形成的生命文化，在区域或地方档案事业发展的实践中，从档案软科学和各种先进技术应用的角度，开展档案建设与利用研究，开展档案管理与安全技术研究，在调查研究中积累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和感性认知，使档案学术研究立足档案工作实际，夯实档案学术研究的实践根基和学术成果的群众感召力。

社会需要是一切文化形态生存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因。人民大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深受自身政治经济地位、价值取向、审美心理等因素影响，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体系。高校档案文化本身具有非常鲜明的先进性、创新性、多元性及个性化特征，在打造丰富多样的档案文化产品、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方面更应走在时代的前列。档案文化品是档案编研工作中编制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的档案作品。在广义上指公众档案文化消费，狭义上则指蕴含档案文化元素的档案文化衍生产品。^[15]档案文化产品除具有档案本身的记忆功能，能够承载、传递档案本身的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 发挥档案文化的教育功能，增强公众档案意识外，还具备一定的艺术创意元素，能够给消费者以特有的艺术享受，拉近公众与档案之间的距离。档案文化产品大致有基于社会教育的公共档案文化产品和基于自身宣传需要的社会主体档案文化产品，这就给高校开展档案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化”载体，因此，高校档案科研工作，要与时俱进，积极靠近档案工作实践，不断探索与创新档案文化产品，开发反映高校文化发展和高校风尚变化等方面的档案文化产品；也要多角度地关注社会档案文化发展的现实潮流，立足社会用户需求，充分有效地发掘社会档案资源中具有时代意蕴的文化内涵，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推出更多的社会档案文化产品。积极协同社会企事业组织，开展档案编研服务，制作能够反映档案主体历史变迁和文化形象的档案作品，从社会学、史学、美学意义上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促进档案潜在价值的文化升华。

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是高校传统的社会服务渠道。就档案学科而言，高校集中了大量的学术科研团队，他们除培养档案专业技术人才外，还积极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工作，但是由于“远离”档案源地，在科研工作中常常发生“无米下锅”的尴尬。在地方综合档案馆和企事业社会组织档案馆，既有源源不断的档案来源，又有大量的档案馆藏，但由于工作人员疲于为国存史、为用户服务，所以，越是档案来源充裕、馆藏丰富的档案馆，人手越是紧张，档案编研和档案资源开发就越成为这些档案馆工作的薄弱环节。档案编研工作的不力制约了档案的资源价值和文化意义，影响了档案馆的社会职能和主体存在感，无法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档案工作的期望，导致档案馆“门前冷落车马稀”。这种状况，对到处寻找研究素材的高校而言，却是难得的大好机遇。高校可以通过专题合作形式的“纯学术研究”、重点资源建设的“项目化合作”、共建大学生实践和科研基地及开展校地档案教育活动、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模式^[16]，与各级各类档案馆开展全方位合作，一方面发挥高校在社会档案文化建设中的“知识”优势和“技术”力量，另一方面也为高校档案学术研究打开一个面向社会的窗口，为教育教学建立稳定的实践基地。

我国档案工作者职业培训分为档案管理干部培训和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培训”与“继续教育”两种形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用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等行政手段的推动下，档案专业培训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自上而下全面展开，并形成一种常态化机制，意在对培训者进行能力提升和知识更新。^[17]为此成立了“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各省市自治区和有条件的地市也成立了相应的专业机构，承担着大部分的培训任务。有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感觉自己跟不上知识更新和技术升级的步伐。九成以上调查对象认为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才能适应当前的档案工作。^[18]但是，受学习动机、培训经费、师资力量的制约，当前的培训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环节，这就需要扩大与高校的合作。首先高校档案及其相应专业毕业生是档案工作者的基本来源，高校的教育理念直接影响毕业生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取向；其次，高校可通过成人教育渠道帮助档案工作者提升学历；再次，高校可以为档案培训提供师资、教材、资料和教学设施等教育资源支持；最后，高校也可举办专题培训班，接受档案专业技术人员进修、访学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通过这些培训渠道一方面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强化培训实力，提高档案工作者的培训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高校培养档案工作者的文化意识搭建稳定的教育平台。

科学技术只有运用在生产活动中，通过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式改进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再先进的技术如果束之高阁，就不可能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高校技术转移就成为一个由来已久的老话题。“如何促进高校技术转移，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高科技投入的效益，是我国高校、政府共同面临的挑战。”尽管高校技术转移的渠道很多，但是技术指导，仍然是一个应用相对广泛的渠道。就档案专业而言，它要求高校要将成熟的科研成果，深入地方、深入档案馆所，进行推广普及，经常请专家作专题报告或技术讲座，有针对性开展技术辅导或技术咨询活动，帮助档案工作者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工作能力。同时，高校要利用公众的崇敬心理，积极开展档案宣传活动，向大众、特别是机关领导干部宣讲档案文化知识和创新成果，从感性认知上培养社会“精英”层的档案文化意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文化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