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是在学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史学典籍之一,其校勘与修订向来引人注目。《史记》中原本存在大量的干支纪日方面的问题,2013年修订本《史记》进行了许多修正,然而尚有遗漏。笔者发现若干条,不揣愚昧,草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在论述之前,先说一下朔闰表的使用。长期以来,陈垣先生编著的《二十史朔闰表》都是读史者的必备工具书,然而随着出土简牍的增多,学者逐渐发现该表与秦汉简牍有部分不合之处,主要表现为部分朔日相差一天,因此张培瑜、李忠林、陈久金、张闻玉等许多学者都进行过修正。其中,张培瑜先生发表于《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的《根据新出历日简牍试论秦和汉初的历法》、李忠林先生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的《秦至汉初(前246至前104) 历法研究——以出土历简为中心》,考证出的朔闰表均与简牍、传世文献一致,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鉴于秦汉历法的复杂性,只有在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才认为某条干支纪日有误:(1) 该干支纪日在所有的学者(不限于张培瑜、李忠林两位先生)考证出的朔闰表中都不成立; (2)《史记》《汉书》中存在(或者是,能通过确凿的证据得到)其他形式的干支纪日,且该纪日在所有学者的朔闰表中都成立。
1.《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以下简称“《惠景侯表》”)“魏其”条:“(景帝)三年六月乙巳,侯窦婴元年。”[1]1198景帝三年六月壬子朔,六月无乙巳。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以下简称“《外戚表》”)也写为“六月乙巳”[2]685,亦误。《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的相关记载与此不同,写为:“(景帝三年)六月乙亥……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1]555六月乙亥为六月二十四日,能解释通,当以《史记·孝景本纪》为是。
2.《史记》卷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建元侯表》”)“翕”条:“(武帝元光)四年七月壬午,侯赵信元年。”[1]1220元光四年七月丁酉朔,七月无壬午。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以下简称“《景武功臣表》”)的相关记载为:“(武帝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封。”[2]642十月壬申朔,十月壬午为十月十一日,能解释通,当以《汉书·景武功臣表》为是。
3.《史记》卷二○《建元侯表》“騠兹”条:“(武帝元封)四年十一月丁卯,侯稽谷姑元年。”[1]1247元封四年十一月壬午朔,十一月无丁卯。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七《景武功臣表》的相关记载为:“(武帝元封)四年十一月丁未封。”[2]660十一月丁未为十一月二十六日,能解释通,当以《汉书·景武功臣表》为是。
4.《史记》卷二一《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建元王子侯表》”)“陉城”条:“(武帝元朔)三年三月癸酉,侯刘义元年。”[1]1292元朔三年三月辛丑朔,三月无癸酉。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的相关记载为:“(武帝元朔三年)三月乙卯封。”[2]457(需要注意的是,《史记》《汉书》记载的刘义封地有所不同,《史记》写为“陉城”,《汉书》写为“陆地”)三月乙卯为三月十五日,能解释通,当以《汉书·王子侯表》为是。
5.《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辉渠”条:“(武帝元狩)三年七月壬午,悼侯扁訾元年。”
6.《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河綦”条:“(武帝元狩)三年七月壬午,康侯乌犁元年。”
7.《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常乐”条:“(武帝元狩)三年七月壬午,肥侯稠雕元年。”[1]1233-1235
元狩三年七月甲午朔,七月无壬午,以上三条干支纪日皆误。《汉书》卷一七《景武功臣表》也写为“(武帝元狩三年)七月壬午”[2]649-650,亦误。“三年”当改为“二年”。理由是:三人因跟随匈奴浑邪王投降而封侯,表中浑邪王受封时间为二年七月壬午,即七月十三日,三人受封时间不应晚于浑邪王一年整。且《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的相关记载为:“元狩二年……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辉渠侯,禽犁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1]3524-3528《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的相关记载为:“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雁庇为辉渠侯,禽黎为河綦侯,大当户调虽为常乐侯。”[2]2482除个别文字差异之外,《史记》《汉书》都明确说,三人与浑邪王同时受封,所以三人的受封时间也应当在元狩二年。
8.《史记》卷二○《建元侯表》“下麾”条:“(武帝元狩)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1]1233元狩二年六月庚子朔,六月无乙亥。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七《景武功臣表》也写为“六月乙亥”[2]649,亦误。“六月乙亥”应当改为“七月壬午”。通过上文所引《史记》《汉书》中的《霍去病传》可知,呼毒尼与浑邪王同时受封,均为七月壬午,绝不可能地位低的呼毒尼反而先于浑邪王一个月受封。
9.《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以下简称“《高祖侯表》”)“临辕”条:“(高祖)十一年二月乙酉,坚侯戚鳃元年。”[1]1125-1126高祖十一年二月丁亥朔,二月无乙酉。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也写为“二月乙酉”[2]604,亦误。“二月乙酉”应当改为“二月己酉”。理由是:表中诸侯以受封时间为序进行排列。其前,须昌侯赵衍封于二月己酉(二十三日),其后,汾阳侯靳强封于二月辛亥(二十五日),戚鳃的受封时间只能是己酉、庚戌(二十四日)、辛亥三者之一。很显然,“乙酉”是“己酉”之误。
10.《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汲”条:“(高祖)十一年二月己巳,终侯公上不害元年。”[1]1126高祖十一年二月丁亥朔,二月无己巳。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相关记载为:“(高祖十一年)二月乙酉封。”[2]605二月无乙酉,亦误。“二月己巳”应当改为“二月己酉”。理由是:表中诸侯以受封时间为序进行排列。其前,须昌侯赵衍封于二月己酉(二十三日),其后,汾阳侯靳强封于二月辛亥(二十五日),公上不害的受封时间当是己酉、庚戌、辛亥三者之一。很显然,“己巳”是“己酉”之误。《史记》“己”字不误,误“酉”为“巳”;《汉书》“酉”字不误,误“己”为“乙”。《史记》《汉书》都有正确的一面,也都有错误的一面,结合起来恰好可以得到正确答案。
11.《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成阳”条:“(高祖)十二年正月乙酉,定侯意元年。”[1]1136-1137高祖十二年正月壬子朔,正月无乙酉。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也写作“正月乙酉”[2]613,亦误。“正月乙酉”应当改为“正月乙丑”。理由是:第一,谷陵侯冯溪、庄侯许倩等击陈豨封侯者,均封于正月乙丑。成阳侯由于同样的原因受封,应是同日受封。第二,正月有乙丑,为正月十四日,且“丑”和“酉”形近,容易形近致误。
12.《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义陵”条:“(高祖)九年九月丙子,侯吴程元年。”[1]1116高祖九年九月乙未朔,九月无丙子。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也写作“九月丙子”[2]596,亦误。笔者认为,“九月”当改为“四月”,理由是:表中诸侯以时间为序进行排列。吴程前后诸侯受封时间均为四月,那么吴程也应受封于四月,而非九月。而且四月恰好有丙子,为四月九日。
13.《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轵”条:“(文帝)元年二月乙巳,侯薄昭元年。”[1]1180-1181本卷校勘记说:“‘二月’,景佑本、绍兴本、耿本、黄本、彭本、柯本、凌本、殿本作‘四月’。《汉书》卷一八《外戚表》作‘正月’。”[1]1214校勘记只罗列分歧处,未作判断。经查,文帝元年二月戊申朔,二月无乙巳。正文干支纪日有误。四月丁未朔,四月无乙巳,景佑本、绍兴本等的干支纪日亦误。正月己卯朔,正月乙巳为正月二十七日。当以《汉书·外戚表》为是。
14.《史记》卷二○《建元侯表》“缭嫈”条:“(武帝元封)元年五月乙卯,侯刘福元年。”[1]1244校勘记说:“梁玉绳《志疑》卷一三:‘元封元年五月丙寅朔,无乙卯,疑当作己卯。’按:各家历表并谓元封元年五月丁卯朔,梁说不确。”[1]1267校勘记所言不准确,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司马光《资治通鉴》所收刘羲叟《长历》、罗振玉《纪元以来朔闰考》等都说武帝元封元年五月丙寅朔。[3]184梁玉绳之说并非没有依据。更何况不管是丙寅朔,还是丁卯朔,都确如梁玉绳所说,元封元年五月无乙卯。正文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七《景武功臣表》的相关记载为:“(武帝元封元年)正月乙卯封。”[2]657正月戊辰朔,正月无乙卯,亦误。“五月乙卯”应当改为“闰月癸卯”,即闰九月十日。有两个理由:第一,《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中的相关记载为:“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嫈侯。”[1]3589-3590可见,刘福和东成侯、开陵侯等人应该是同时受封。第二,在《史记·建元侯表》中,东成侯、开陵侯、御儿侯等击东越有功者,均于“(武帝元封)元年闰月癸卯”受封,也说明众人是同日受封,受封时间为元封元年闰月癸卯。
15.《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东武”条:“(高祖)六年正月戊午,贞侯郭蒙元年。”[1]1071高祖六年正月丙戌朔,正月无戊午。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也写为“正月戊午”[2]555,亦误。“正月”应当改为“二月”,理由是:表中诸侯以受封时间为序进行排列。其前,新阳侯吕清封于正月壬子(二十七日),其后,汁方侯雍齿封于三月戊子(四日),郭蒙封于二者之间,二月的可能性较大。且二者之间仅二月有戊午,为二月三日。
16. 《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长修”条:“(高祖)十一年正月丙辰,平侯杜恬元年。”[1]1122高祖十一年正月丁巳朔,正月无丙辰。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相关记载为:“(高祖十一年)三月丙戌封。”[2]601三月丙辰朔,三月无丙戌,亦误。我认为,应当改为“正月丙戌”。理由是:杜恬前后诸侯受封时间均为正月,则杜恬也应封于正月。正月有丙戌,为正月三十日。《史记》月份正确,误“戌”为“辰”,《汉书》干支正确,误“正”为“三”,均为形近致误,将两者的正确部分拼凑起来,恰好可以得到正确答案。
17.《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垣”条:“(景帝)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赐元年。”
18.《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遒”条:“(景帝)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强元年。”
19.《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容成”条:“(景帝)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卢元年。”
20.《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易”条:“(景帝)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仆黥元年。”
21.《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范阳”条:“(景帝)中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22.《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翕”条:“(景帝)中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郸元年。”[1]1205-1207
景帝中三年十二月甲辰朔,十二月无丁丑,以上六条干支纪日皆误。《汉书》卷一七《景武功臣表》中的相关记载也都写作“十二月丁丑”[2]639-640,亦误。六人皆“以匈奴王降,侯”[1]1205-1207。《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中三年……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为列侯……三月,彗星出西北。”[1]559可见六人封侯的时间应该在景帝中三年春天,三月之前,即春正月或二月,而非十二月。我认为,“十二月丁丑”应为“正月丁丑”,理由是:正月有丁丑,为正月五日,且“正”字与竖写“十二”形近,易误。
23.《史记》卷二一《建元王子侯表》“皋虞”条:“(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丙午,侯刘建元年。”[1]1314校勘记说:“《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太初四年,穅侯定嗣。’知侯建始封于元封元年,此误上一格。”[1]1321-1322《史记》《汉书》的记载有冲突,校勘者在未有明确证据的条件下,倾向于认为《汉书》正确。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对《史记》有利的证据:元鼎元年五月壬寅朔,五月丙午为五月五日。《史记》的干支纪日完全正确。元封元年五月丁卯朔,五月无丙午。《汉书》的干支纪日肯定是错的。从干支纪日来看,《汉书》记载不一定准确,不应从《汉书》。
24.《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后元元年)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1]562《集解》注为:“徐广曰:‘丙,一作甲。’”[1]562景帝后元元年五月戊寅朔,丙戌为五月九日,五月无甲戌。《集解》的干支纪日有误,不足取。
另外,还有若干条干支纪日只能发现有错误,而不能明确正确答案是什么。姑且列出,并给出大致的推断,以供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25.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因而其卒日有考证的必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1]309日期的记载是清晰的,然而学者们所做的历表和出土秦汉简牍中的《历谱》均显示,始皇帝三十七年七月丙子朔,七月并无丙寅(出土简牍为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的《历谱》)。问题出在哪里?
《史记》记载,秦始皇到平原津就病了,强行西归,走至沙丘平台去世。北大简《赵正书》记载:“环(还)至白(柏)人而病……其亟日夜揄(输)趣(趋),至白(甘)泉之置,毋须后者。”[4]189《赵正书》记载的生病地点是柏人,而非平原津。笔者认为,《赵正书》的地点记载可能不准确。刘邦曾经路过柏人而不肯留宿,理由是“柏人者,迫于人也”[1]3116(《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赵正书》以柏人作为始皇帝生病地点,很有可能是取其受迫的寓意,暗示秦始皇走到此处就会受迫生病,不一定反映了事实。除去地点的不同,《赵正书》和《史记》都显示,秦始皇生病以后,很迫切地想回到关中,应属可信。综合二者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应该是:秦始皇在巡游的途中生病了,就紧急西归,走到半路,身体经不起颠簸,就在沙丘停了下来,时间是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可证,其文为:“其年(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1]3076-3077此时,秦始皇身体已经比较虚弱,但是意识还清醒,能够口授诏书,显然不会一到沙丘平台就去世,而是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如果我们假定《史记》的记载,意思是秦始皇七月到了沙丘,一直拖到丙寅日才去世,那么就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史记》中的“七月丙寅”这一错误。如果这一猜测属实,那么秦始皇去世的时间就应该是八月丙寅,即八月二十一日。这种解释和《史记》中的其他记载并不冲突,又能较好地解释“七月丙寅”,似乎较为可取。这是笔者最倾向的解释。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七月”二字无误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假定“丙”字无误,那么可能的时间组合有:“丙子”(初一)、“丙戌”(十一日)、“丙申”(二十一日);如果我们假定“寅”字无误,那么可能的时间组合为:“戊寅”(初三)、“庚寅”(十五日)、“壬寅”(二十七日)。从字形来说,“戊寅”(初三)、“丙申”(二十一日)的可能性最大。在获得进一步的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得出一些可能性较大的推测,而难以断定是哪一天。
26.《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柳丘”条:“(高祖)六年六月丁亥,齐侯戎赐元年。”[1]1081
27.《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魏其”条:“(高祖)六年六月丁亥,庄侯周定元年。”[1]1082
28.《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祁”条:“(高祖)六年六月丁亥,谷侯缯贺元年。”[1]1082
29.《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平”条:“(高祖)六年六月丁亥,悼侯沛嘉元年。”[1]1083
高祖六年六月甲寅朔,六月无丁亥。以上四条皆有误。《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也写作“六月丁亥”[2]563-565,亦误。由于缺乏其他旁证,我们只能进行合理推测。表中诸侯以受封时间为序进行排列。其前,故市侯阎泽赤封于高祖六年四月癸未(二十九日),其后,阿陵侯郭亭封于七月庚寅(初七)。这是我们进行推断的时间范围限制。假定“丁亥”二字无误,那么“六月”应当改为“五月”。五月乙酉朔,五月丁亥即为五月初三。假定“六月”二字无误,那么“丁亥”可以修正为“丁巳”(初四)、“丁卯”(十四日)、“丁丑”(二十四日)、“癸亥”(十日)、“乙亥”(二十二日)。从字形的角度来看,“丁亥”改为“乙亥”最合理,字形最接近,其次是“六月”改为“五月”。其余的字形差距较大,可能性较小。
30.《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衍”条:“(高祖)十一年七月乙巳,简侯翟盱元年。”[1]1129七月乙卯朔,七月无乙巳。此处干支纪日有误。校勘记注意到《汉书》作七月“己丑”[1]1157,与《史记》不同,但七月无己丑,《汉书》亦误。不能确定正确日期。若假定《史记》中的“乙”字不误,那么可能的正确日期是:“乙丑”(十一日)、“乙亥”(二十一日);若假定《史记》中的“巳”字不误,那么可能的正确日期是:“丁巳”(初三)、“乙巳”(十五日)、“癸巳”(二十七日)。若假定《汉书》中的“己”字不误,那么可能的正确日期是:“己未”(初五)、“己巳”(十五日)、“己卯”(二十五日)。若假定《汉书》中的“丑”字不误,那么可能的正确日期是:“乙丑”(十一日)、“丁丑”(二十三日)。从字形的角度来看,“乙丑”的可能性最大,它跟《史记》中的“乙巳”、《汉书》中的“己丑”,都非常接近。
31.《史记》卷一八《高祖侯表》“宁”条:“(高祖)八年四月辛卯,庄侯魏选元年。”[1]1109-1110校勘记说:“梁玉绳《志疑》卷一一:‘吴房之封是三月辛卯,安得四月又有辛卯?盖辛酉之讹也。’张文虎《札记》卷二:‘四月无辛卯。’”[1]1155除梁玉绳所说干支纪日错误的情况,还存在月份错误的可能性:“四月”可改为“五月”,高祖八年五月癸酉朔,五月辛卯为五月十九日。所以,不能确定到底错误出在哪里。
32.《史记》卷一一《孝景本纪》:“(景帝后元元年)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1]562这段记载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卫绾被封为建陵侯的时间是在景帝六年(前151) 四月丁卯,见《史记》卷一九《惠景侯表》[1]1200、《汉书》卷一七《景武功臣表》[2]636,而不是后元元年(前143),更不是当上丞相的时候封侯。“封为建陵侯”写在这里并不合适,会给读者造成误解。笔者怀疑这几个字本来是小字注释,后来误入正文。第二,景帝后元元年八月丁未朔,八月无壬辰。《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1]1336、《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也写为“八月壬辰”[2]765-766,亦误。《汉书》的相关记载为:“七月丙午丞相免。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七月丙午即七月三十日,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可见卫绾八月为丞相当属事实。如果假定“壬”字正确,那么可能的正确日期是:“壬子”(初六)、“壬戌”(十六日)、“壬申”(二十六日);如果假定“辰”字正确,那么可能的正确日期是:“丙辰”(十日)、“戊辰”(二十二日)。从字形的角度来看,“壬戌”的可能性最大。
干支纪日的问题比较复杂,当发现有错误时,一般有这么几种方法:(1) 查阅《史记》《汉书》,看是否有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而合理的时间记载; (2) 查阅《史记》《汉书》,看是否能根据各种限制条件,推导出相对合理的干支纪日; (3) 根据历表中的朔望情况,以形近为原则,看是否能找出尽量形近的干支纪日。(1) 是最可靠的,(2)(3) 需要配合其他方法使用,可靠性才会比较高,单独采用,就难以确定唯一的日期。本文的第25至32则就或多或少的存在这样的缺憾,有不足之处,还请专家们批评指正。
| [1] | [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 [2] | [汉]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 [3] | 方诗铭, 方小芬. 中国史历日和中公历日对照表[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
| [4] |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2017, Vol.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