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五年(前242)，将军蒙骜“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1]224，汉承秦制，略有损益。东郡以濮阳县为郡治，西汉领22县，东汉领15县。两汉时期东郡属于兖州，位于黄河以南、济水以北的区域内。^[2]55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东北部以及山东省西北部，具体而言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中心，包括安阳、新乡、山东省聊城和菏泽四市的部分地区。^{[3]7-8, 19-20, 46}

两汉时期东郡在军事上、文化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司马迁在《秦本纪》《六国年表》《燕召公世家》《卫康叔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刺客列传》《蒙恬列传》中提及东郡的设立。将东郡的设立作为时间坐标突显了东郡重要的地位。

军事上，东郡处于水路交通要地，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春秋时期该地区属于卫国，是“晋、齐两国交通必经的地方”。战国时期赵、魏两国迁都，“卫与大梁、邯郸之间的交通自然也有了新的发展”，卫地“处在四通八达的地位”^[4]121-122。秦汉时期东郡的交通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东郡位于司隶、冀州、青州、兖州的交界地带，是这四州之间交通的中心。(见图 1《秦汉东郡交通形势图》^[5]540)控制东郡，就掌握了这四个地区联系的核心区域，可以达到控扼四方的战略意义。东郡战略交通中最为重要的是白马津。黄河两岸南北交通中最为重要的区域是河内和河南、魏郡和东郡，分别有孟津、白马津。^[6]76白马津是东郡水路交通的核心，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楚汉之争时，郦生曾建议刘邦在军事战略上“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1]2694。顾祖禹认为，“自秦以降，黎阳、白马之险恒甲于天下，楚、汉之胜负由此而分”，东郡是“南北津途，咽喉所寄也”^[7]696。

图 1

图 1 秦汉东郡交通形势图

文化上，汉代以东郡为中心的卫地形成了独立的卫文化区。司马迁称：“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1]3264班固称:“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8]1665据此周振鹤^[9]122、王大建^[10]38、雷虹霁^[11]129、潘明娟^[12]116等多位学者认同汉代存在卫地风俗区。可见东郡在汉代具有特殊的地位。

东郡的地方行政长官为太守，总览该郡的行政、司法、财政、军政大权，在东郡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东郡的研究，考察东郡太守尤为重要。严耕望先生曾系统的梳理汉代东郡太守的任职情况^{[13]39-40, 156-158}，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东郡太守选任、职权等问题予以讨论。

东郡始设于秦时，秦始皇以“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1]224等二十城置东郡。有关东郡得名的渊源，司马贞曰“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地，故立郡名东郡也”^[1]1604。汉承秦制设有东郡，以郡守为行政长官。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以高祖子恢为梁王，“罢东郡，颇益梁”^[8]72。然司马迁称云：“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1]802说明东郡取消建制时间并不长，而是长期处于中央朝廷的控制范围内。西汉东郡属于兖州，是兖州的州治所在。东汉东郡仍属于兖州，但不再是州治所在地。严耕望先生考证两汉东郡太守担任者共28人，我们依据严先生所列东郡太守整理并制成表 1^{[13]39-40, 156-158}。

表 1

表 1 汉代东郡太守任职人员表   时期 人物   汉武帝(西汉) 弥仆   汉宣帝 韩延寿   汉元帝 严彭祖   汉成帝 王尊、陈咸、王赏   汉平帝 丙昌   汉少帝 翟义   未知具体时间 李武   汉光武帝(东汉) 耿纯   汉章帝 张酺   汉和帝 鲁丕、袁敞   汉桓帝 岑熙   汉灵帝 曹绍   汉献帝 桥瑁、王肱、曹操、臧洪、胡轸、夏侯惇、杨众、刘延、应项   未知具体时间 伏寿、李□、羊茂、□叔林、 合计 28人

表 1 汉代东郡太守任职人员表

从表 1可知，两汉可考的东郡太守有28人，其中西汉9人，东汉19人。我们注意到汉武帝时吾丘寿王曾以东郡都尉兼任太守之职。“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汉武帝诏赐寿王玺书曰“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颜师古注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寿王为都尉，不置太守，兼总二任，故云四千石也。”^[8]2795说明吾丘寿王曾行东郡太守之权。东汉时耿纯曾两次担任东郡太守。如此计算，则东郡太守可考者有29人30任。以下我们讨论任职人员籍贯和任期特征。

从籍贯分布来看，西汉时期可考9位东郡太守来自3州9郡国。其中来自豫州有陈咸(沛郡相人)、翟义(汝南上蔡人)、李武(颍川人)、丙昌(鲁国人); 来自徐州的有严彭祖(东海下邳人)、王赏(琅邪人)；来自幽州的有王尊(涿郡高阳人)、韩延寿(燕国人)；来自冀州的吾丘寿王(赵国人)。东汉可考14位东郡太守来自6州9郡国。来自豫州的有张酺(汝南细阳人)、袁敞(汝南汝阳人)、李囗(汝南人)、应项(汝南人)、桥瑁(梁国睢阳人)、曹操(沛国谯人)、夏侯惇(沛国谯人)；来自徐州的有伏寿(琅邪东武人)、臧洪(广陵射阳人)；来自荆州的有岑熙(南阳棘阳人)、曹绍(南阳新野人)；来自司隶的有鲁丕(扶风平陵人)；来自冀州的有耿纯(巨鹿宋子人)；来自扬州的有羊茂(豫章人)。

这些东郡太守的籍贯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两汉时期既没有东郡人出任本郡太守，也没有本州人出任东郡太守，说明两汉时期东郡太守选拔时严格执行了籍贯回避制度。其次，两汉时期东郡太守多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与黄河中下游是两汉时期全国最为发达的地区有一定的关联。最后，无论西汉抑或是东汉，东郡太守的担任者皆以来自豫州者居多，豫州与东郡所在的兖州相邻可能是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

从任期来看，两汉任期可考者有6人，其中西汉2人，韩延寿“在东郡三岁”^[8]3212；王尊“数岁，卒官”^[8]3238。东汉5人，耿纯第一次任职“居东郡四岁”^[14]764，第二次任职从建武八年至“十三年，卒官”^[14]765；张酺“视事十五年”^[14]1531；鲁丕任期一年^[14]884；袁敞任职从延平元年九月至永初年间^[15]111。岑熙在郡三年以上。^[12]157总的来说，在和平年代东郡太守的任期都相对较长，任期最长者达15年之久，除鲁丕任期1年外，其他人皆在3年以上。汉末战乱，虽然汉献帝时期东郡太守的任期多不可考，但汉末董卓、袁绍、曹操相继控制东郡，他们相继任命自己的下属出任东郡太守，先后有9人任东郡太守，复杂政治环境导致这些人的任期都不会太长。

汉代太守作为重要的地方官，其任职者的选授历来受到统治者重视。汉宣帝常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8]3624郡太守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可见一斑。东郡是汉代名郡之一，其太守的选拔尤为重要，任职者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东郡太守的担任者多与帝王或权臣关系密切。和平年代有韩延寿、陈咸、耿纯、张酺等人。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持政”，魏相向霍光推荐韩延寿，“光纳其言，因擢延寿为谏大夫”^[8]3210。韩延寿入仕与霍光有关系，此后他仕途顺利。汉成帝时，王凤掌控朝政，“大将军王凤以咸前指言石显，有忠直节，奏请咸补长史”^[8]2901。陈咸曾担任王凤大将军府首佐，与王凤的关系不言而喻。刘秀起兵河北，“纯即谒见，世祖深接之”^[14]762。耿纯受到刘秀的信赖被任命前将军，后屡立战功从前将军迁东郡太守。汉明帝时期，张酺“入授皇太子”，与太子刘炟有师生关系，“及肃宗即位，擢酺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数月，出为东郡太守”^[14]1529。在战乱年代这种特征尤为显著。汉末，兖州刺史“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16]8，刘岱以心腹将领王肱领东郡太守。夏侯惇是曹操心腹之一，曹操为奋武将军时以夏侯惇为府司马，曹操从东郡太守迁兖州牧时，以夏侯惇领东郡太守。^[16]267臧洪与袁绍关系密切，史称“绍见洪，甚奇之，与结友好。以洪领青州刺史”^[14]1886，后袁绍占领东郡，以臧洪任东郡太守。说明战乱年代，控制东郡的各方势力皆以各自信赖之人出任东郡太守。

就出身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东郡太守任职者的家庭出身愈来愈显赫。西汉时期出身可考者6人。仅王尊1人出身贫寒，其他5人皆出自官宦家庭。韩延寿，父韩义为燕国郎中。丙昌，祖父丙吉为丞相。陈咸，父陈万年官至御史大夫。翟义，父翟方进官至御史大夫。李武，祖父李哆官至上党太守，父李护官至酒泉太守。西汉时东郡太守的仕宦与家族影响有明显的关系。韩延寿父韩义虽仅为燕郎中，然延寿仕宦深受其父影响。魏相称“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霍光采纳魏相的建议，“因擢延寿为谏大夫”^[8]3210，可知韩延寿任官得益于父亲的光辉事迹。陈咸以“公卿子显名”^[8]3290。翟义“少以父任为郎”^[8]3424。东汉时期重视出身在东郡太守任职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汉献帝之前的东郡太守皆出自显赫的大族。耿纯，父耿艾曾任王莽济平尹。张酺是西汉赵王张敖之后。伏寿，从祖父伏湛官至太尉，祖父伏黯官至光禄勋，父伏恭官至司空。鲁丕祖上“世吏二千石”，祖父鲁匡官至羲和(大司农)，父官至武陵太守。袁敞父袁安官至司徒。岑熙，高祖父岑彭官至征南大将军，曾祖父岑遵官至屯骑校尉，父岑杞官至光禄勋。曹绍养父曹节官至中常侍、车骑将军。桥瑁是太尉桥玄族子。曹操养祖父曹历侍东汉四代皇帝，父曹嵩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尉。臧洪父臧旻，历任扬州刺史、中山、太原太守等要职。

东郡太守多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西汉时期可考的有吾丘寿王、韩延寿、严彭祖、陈咸、翟义4人。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8]2794。韩延寿“少为郡文学”^[8]3210。严彭祖与颜安乐早年跟随眭孟学习，两人后以治《春秋》著称，后人云“《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8]3616。陈咸曾作为太子祭酒，为太子“讲《礼》”^[8]4127。翟义“有父风烈”，他的父亲翟方进学《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8]3411，可知翟义当具备较高的儒学素养。东汉献帝之前的东郡太守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出自世代研习儒家经典家族的如伏寿、袁敞、张酺等人。伏寿出自琅琊伏氏，“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14]898，伏寿高祖伏理、祖父伏黯、父伏恭皆以儒者知名。袁敞，高祖袁良“习《孟氏易》”，父袁安“少传良学”^[14]1517，袁敞本人少传《易经》。张酺“少从祖父充受《尚书》，能传其业”^[14]1528。鲁丕“兄弟俱为诸儒所称”，他“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14]883。即便是武将耿纯也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耿纯年少时曾“学于长安”^[14]761。

就个人品质而言，东郡太守多具备刚正不阿的品格。虽然东郡太守多出自显赫的家庭，但他们的任职与自身的品质不无关系。陈苏镇认为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与历史机遇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17]14。只有刚正不阿之人治理地方时期才能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做到政平讼理。如严彭祖、翟义、张酺等人。严彭祖“廉直不事权贵”^[8]3616。翟义在王莽居摄，“心恶之”，并率先起兵反抗王莽。^[8]3426张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14]1528，可见他为人抗直。

东郡太守任职前多在其他地区有优秀的政绩。两汉时期东郡皆是中原大郡，西汉时东郡“户四十万一千二百九十七，口百六十五万九千二十八”^[8]1557，与司隶地区河南郡人口相当，高于司隶其他郡，东汉东郡人口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平。因此有丰富地方治理经验之人才得以胜任东郡太守一职。韩延寿、王尊、翟义、鲁丕等人任职前皆在其他郡有突出的政绩。韩延寿任职东郡前曾历任淮阳太守、颍川太守，在淮阳时“治甚有名”，在颍川时也取得了良好的政绩，“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8]3210。任职东郡前，翟义曾任行南阳太守，亦有突出的政绩，史称“吏民不敢动，威震南阳”^[8]3425。任职前鲁丕曾为“新野令。视事期年，州课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务在表贤明，慎刑罚”^[14]883。当然战乱年代，东郡太守选任多以军事政绩为主。如两汉之交，耿纯以军功出任东郡太守。^[14]764东汉末年，东郡处于四战之地，太守亦多选自军事将领。

汉代“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14]3621。严耕望先生提出：“汉世，郡守统治一郡，无所不综，而治民为要务。”。^[18]74薛瑞泽师提出汉代太守与所管辖郡的地位有一定的联系，如五原郡作为汉廷与匈奴交战的主阵地之一，“五原太守肩负着抗击匈奴、保境安民、管理罪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重任”^[19]21。东郡作为黄河中下游重要的郡之一，东郡太守肩负惩治犯罪、维持治安，为政宽简、发展经济，教化百姓、选贤任能，职掌军权、保境安民等职责。

惩治犯罪、维持治安。司马迁曾称“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1]3264，班固亦云卫地“俗刚武，上气力”^[8]1665。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东郡地区民众刚武好斗，严重威胁当地的治安。汉武帝时“东郡盗贼起”^[8]2795。汉成帝时“东郡庄平男子侯母辟兄弟五人群党为盗，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绶，自称将军”^[8]1310。郡内贼患频发，故惩治犯罪是东郡太守的重要职责。东郡境内的贼患不仅与当地的社会风气有关，与当地的交通形势亦有紧密的联系。四通八达的交通形势导致其他地区盗贼或叛乱民众波及东郡。西汉“永始三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8]323。东汉“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至厌次河，与贼合战。雄败，执雄……东郡太守捕得豪等”^[14]2672。说明东郡太守不仅要惩治本郡违法乱纪之人，其他地区盗贼等进入东郡亦需东郡太守整治。严延寿任东郡太守时, “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千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箠楚之忧，皆便安之”^[14]3211。他要求民众禁止为犯罪分子提供住宿场所，并配合官吏抓捕犯罪分子。他的方法行之有效，“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14]3212。其他东郡太守在任上也多履行惩治豪强、维持治安之责。陈咸曾任北海、东郡、南阳等地太守，任职期间“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14]2901，严厉惩治豪强犯罪。翟义历任弘农太守，迁河内太守、青州牧、东郡太守，“所居著名，有父风烈”^[8]3425。翟义父为翟方进，翟方进曾任京兆尹“搏击豪强，京师畏之”，说明翟义同父亲一样以打击违法乱纪的豪强为己任。张酺为东郡太守，“虽儒者，而性刚断。下车擢用义勇，搏击豪强”^[8]1529。

教化百姓、举荐贤能。东郡民风不正，朱熹曾评论卫地习俗时引张子曰：“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则其声音亦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20]41武力打压使得东郡的风气短时间内有所改观，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社会面貌终是靠教化来完成。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东郡太守肩负起教化百姓、举荐贤能的重任。韩延寿任东郡太守时，“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8]3211。他任职地方时，首先选贤任能，并充分尊重这些贤能之人，施政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其次，表彰道德良好之人，引领当地社会风尚。最后，他设立学校来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班固称“至今东郡号善为吏，延寿之化也”。张酺任东郡太守，“元和二年，(帝)东巡狩，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14]1530，可知他在东郡积极发展儒学，并培养了一大批门生。在教化百姓的基础上，东郡太守担负举荐贤能之责。东郡人王青祖宗三代曾起兵反抗王莽的统治，东汉立国后长期得不到重用，张酺任东郡太守“遂擢用极右曹，乃上疏荐青三世死节，宜蒙显异。奏下三公，由此为司空所辟”^[14]1530。鲁丕在东郡“数荐达幽隐名士”^[14]884。岑熙任职时“招聘隐逸，与参政事”^[14]663。

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东郡处于黄河中下游，黄河决溢频发，不仅危害东郡，而且多波及周边地区。孝文帝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1]1409。汉武帝时“河决瓠子”，此后“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1]1412。东郡段黄河的治理是汉代黄河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汉武帝多次亲自到东郡视察黄河情况，“往十余岁河决观(东郡下辖县)”^[1]1424。作为地方长官，东郡太守肩负兴修水利的重任。汉文帝时“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此次兴修水利当由东郡太守负责。孝武帝后“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8]1684，在东郡地区兴修水利必不可少的要有东郡太守的参与。东郡地区黄河治理成功后，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1]1414。汉成帝时王尊任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居堤上”，皇帝下诏曰：“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8]3237水患时东郡太守驻守堤坝第一线，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东汉王景治理后，黄河逐渐稳定。在黄河治理的基础上，东郡太守修建水利工程，引水灌溉。如鲁丕在东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14]884。

执掌军权、保境安民。东郡是白马津所在地，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和平年代，东郡太守以“治民”为主，战乱年代东郡太守军事职权加重。西汉末年，王莽掌控朝政，东郡太守翟义“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天子已立，共行天罚。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莽闻之，大惧”^[7]3426-3427。可见东郡太守首倡大义，对王莽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东汉末年，董卓控制洛阳，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困难”^[14]2367，桥瑁率领军队率先联络州郡，为关东军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两例事件说明东郡重要的战略地位及四通八达的交通形势，赋予东郡太守在军事上特殊的地位。战乱年代，东郡太守执掌军权、保境安民。建武初年，耿纯为东郡太守，“时东郡未平，纯视事数月，盗贼清宁。四年，诏纯将兵击更始东平太守范荆，荆降。进击太山济南及平原贼，皆平之”^[14]764。他不仅率领军队打击当地的盗贼，还打击东郡周边的东平等地盗贼，这一举措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东汉末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16]8-9，说明东郡太守负有保境安民的职责。

汉代东郡作为黄河中下游名郡之一，在军事上、文化具有独特的地位，因此中央政府重视东郡太守的选任。东郡太守任职者多与帝王或权臣有亲密的联系，通常出自显赫的官宦家庭，东郡太守多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刚正不阿的品格，任职前并具有优秀的政绩。经过严格选拔的东郡太守肩负重任。东郡民风彪悍，民众刚武好斗，严重威胁当地的治安。因为东郡处于交通要道，故其他地区盗贼或叛乱易于波及东郡，这加重了东郡的治理难度，并导致惩治罪犯、维持治安成为东郡太守的首要职责。严刑峻法甚至武力打压使得东郡的风气短时间内有所改观，但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社会风貌还得靠教化来完成，因此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东郡太守肩负教化百姓、举荐贤能之责。东郡地邻黄河，是黄河治理最为重要的地段，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成为东郡太守职责之一。由于东郡突出的战略地位，战乱年代东郡太守军事职权加重。